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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3 劳动力转移背景下梅州市人口城市化分析
3.1 劳动力转移背景下人口城市化特征
3.1.1 劳动力转移导向型人口城市化。区别于发达地区投资推动型人口城市化，以劳动力转移为核心，剩余劳动力与非剩余劳动力转移、劳动力本地转移与异地转移共同推动人口城市化发展是梅州市人口城市化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
一方面，以就业为目的的剩余劳动力与非剩余劳动力转移加快了梅州市劳动力非农化进程，有效地促进了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变。另一方面，劳动力跨区域异地转移降低了梅州市人口总体水平，两者共同作用有效地促进了人口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在劳动力转移贡献下，与户籍人口口径的人口城市化水平相比较，2000年以后梅州市常住人口口径的人口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表现出显著的劳动力转移贡献型人口城市化特征(表4)。
3.1.2 人口本地城市化与人口异地城市化并存，人口异地城市化活跃。人口本地城市化与人口异地城市化并存、人口异地城市化活跃是梅州市人口城市化的另一个显著特征。
图2 1978—2009 年梅州市产业结构偏差与产业协同发展趋势
Fig.2 Industrial structure deviation degree and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trend in Meizhou City from 1978 to 2009
表4 不同口径下梅州市人口水平与城市化水平
Tab.4 Population level and urbanization level under different calibration in Meizhou city
资料来源：广东省统计局，广东统计年鉴(2010)；梅州市统计局，《梅州统计年鉴》(2010)。
在劳动力就业转移和空间集聚作用下，梅州市城市化集聚发展特征明显，中心城镇规模不断扩大(表5)。1978—2009年，梅州市完成本地城市化的人口162.9万人，平均每年增长6.33%，其中有户口计划城市化人口96.58万人，占完成本地城市化人口的59%，非户口自发城市化人口66.32万人，占完成本地城市化人口的41%。
由于梅州市工业化水平较低，城市规模发展不足，城镇容纳能力未能满足劳动力本地转移与人口本地城市化的发展需要，人口本地城市化受阻，异地转移劳动力以劳务输出方式在异地实现人口城市化。2000年以来，梅州市常年异地转移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比重越来越大(表3)，在常年异地转移劳动力带动影响下，常年外出人口占户籍总人口的比重保持在18%—20%，是典型的人口净迁出区，常年外出人口在异地完成城市化，人口异地城市化活跃。
表5 梅州市城镇发展规模
Tab.5 The town and city development scale in Meizhou city
注：①梅县县城与梅州市属市县同城，统计为同一城市；②2000年城市人口统计口径有变动。
资料来源：梅州市建设局：梅州市城乡建设统计年报。
3.1.3 劳动力异地转移背景下人口城市化与劳动力非农化趋于均衡。利用人口城市化与劳动力非农化偏差系数[3]来考察梅州市1978—2009年人口城市化与劳动力非农化偏差情况。公式为：Ue=|ΔPu/ΔPa|-1，Ue为城市化偏差系数，ΔPu为观察期内城市人口比重变动额，ΔPa为观察期内农业劳动力比重变动额。Ue为负值，表示人口城市化进程滞后于劳动力非农化进程；Ue=0，表示人口城市化进程与劳动力非农化进程同步或均衡状态；Ue为正值，表示人口城市化进程超前于劳动力非农化进程。从户籍人口口径看，1978—2002年梅州市人口城市化与劳动力非农化为负偏差，人口城市化进程滞后于劳动力非农化进程，2002—2009年人口城市化与劳动力非农化为正偏差，人口城市化进程超前于劳动力非农化进程。从常住人口口径看，2000—2009年人口城市化与劳动力非农化为正偏差，人口城市化进程略超前于劳动力非农化进程，两者处于相对均衡(表6)。表明劳动力异地转移有利于促进梅州市人口城市化进程，使梅州市人口城市化与劳动力非农化趋于均衡。
表6 梅州市人口城市化与劳动力非农化偏差系数
Tab.6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labour non-agricultural deviation coefficient in Meizhou city
资料来源：梅州市统计局：梅州统计年鉴(2010)、梅州五十年(1949—1999)。
3.2 劳动力转移背景下人口城市化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3.2.1 劳动力资源存在数量与质量的结构性矛盾，影响和制约劳动力转移。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欠发达山区劳动力转移具有明显的单向选择性，即转入地对转移劳动力素质的选择，劳动力素质的高低决定劳动力转移是否实现。而劳动力整体素质偏低正是梅州市欠发达山区的社会特征之一，表现为劳动力人力资源不足[18]，出现劳动力资源数量与质量的结构性矛盾。
一方面，以就业为目的的剩余劳动力与非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从劳动力资源数量来看，梅州市劳动力数量丰富(表2)。从人口资源承载力来看，梅州市人口资源环境处于超载状态[16]。从产业结构协调分析结果来看(图2)，梅州市第一产业面临劳动力转移压力，需要通过劳动力转移缓解人口资源压力[17]。从区域协调发展来看，梅州市农村积淀的农村劳动力需要通过劳动力转移实现就业。另一方面，转入地对转移劳动力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梅州市劳动力人力资源未能满足转入地对转移劳动力的素质要求，劳动力本地转移与异地转移困难，需要转移的劳动力未能实现转移愿望，从而引发“招工难”。梅州市也因此陷入“劳动力转移难”和“承接产业转移招工难”的“两难”困境。
3.2.2 人口城市化进程不完全，人口城市化质量水平低。实现人口的职业转移、地域迁移和身份转变是人口城市化的最终目标。完全式和两栖化非完全式是我国人口城市化主要模式。梅州市以就业为目的的劳动力转移特征突出、劳动力异地转移活跃，出现第三种人口城市化模式：非两栖化非完全式人口城市化[12]。
在现行城市化政策与制度安排下，非两栖化非完全式人口城市化并没有完成劳动力职业转移、地域迁移、身份转变三位一体的城市化过程，转移劳动力游离于城市与农村、非农业与农业之间，成为城市边缘人，甚至被排斥在城市之外，半城市化和隐性城市化现象突出，影响人口城市化质量水平的提高。梅州市不同口径下人口城市化水平的偏差较大(表4)，显性城市化水平偏低，隐性城市化水平较高，隐性城市化系数高达0.414[19]，最终表现为人口本地城市化弱化、人口异地城市化活跃，在产业转移的导向下，出现人口与劳动力回流现象，人口城市化的可逆性和脆弱性特征明显。
3.2.3 人口异地城市化带来人口质量危机和社会发展危机。人口异地城市化给梅州市欠发达山区发展带来负面影响，面临人口质量危机和社会发展危机：在以就业为目的的劳动力转移过程中，首先实现劳动力的就业转移和空间迁移的是文化素质较高、具有一技之长的那部分人口，而留在本地和本区域的是文化素质较低、生存发展能力较差的弱势人群，劳动力异地转移和人口异地城市化产生的“虹吸效应”加剧了劳动力低素质与劳动力转移之间的矛盾，引发人口质量危机。由于人口素质低下、发展后劲不足，造成社会经济发展弱化和空洞化，在劳务经济“回流效应”的作用下，陷入“消费型”社会的发展危机[12]，影响和制约梅州市可持续发展。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梅州市人口城市化是劳动力转移导向型人口城市化，劳动力异地转移导向下人口异地城市化是梅州市人口城市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劳动力异地转移和人口异地城市化促进了梅州市人口城市化与劳动力非农化协调发展，同时也制约着梅州市人口城市化发展。广东“双转移”战略要求梅州市必须加速以“提高劳动力转移能力、增强转移劳动力吸纳能力、提高人口城市化质量水平”为内容的人口城市化进程。
4.2 讨论
4.2.1 加强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提高劳动力转移能力。加强劳动力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提高劳动力素质，克服劳动力转移中劳动力素质和人力资本的瓶颈制约，提高劳动力转移能力，有效缓解劳动力资源数量与质量的结构性矛盾，满足梅州市实施“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战略对劳动力转移的要求，加快劳动力转移进程。
4.2.2 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增强吸纳转移劳动力的能力。将人口城市化发展从强调劳动力转移转向强调承接产业转移，以广东实施“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战略为契机，积极承接产业转移，提高工业化和产业化发展水平，增强梅州市吸纳转移劳动力的能力，加速劳动力本地转移和集聚，提高梅州市人口本地城市化水平。
4.2.3 提高城镇设施水平，增强容纳转移劳动力的能力。坚持以人口集聚为核心的集中城市化道路，加快城镇建设步伐，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提高城镇设施水平，扩大城镇容纳能力，增强城镇吸引能力，为梅州市承接产业转移和实现劳动力转移提供载体和平台，为人口城市化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和条件保障。
4.2.4 推进转移劳动力“市民化”进程，提高人口城市化质量水平。解除包括户籍制在内的各种阻碍人口城市化发展的制度约束，承认转移劳动力的“市民身份”，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各项社会福利事业，给予转移劳动力应有的“市民待遇”，让转移劳动力实现完全的社会融入，实现转移劳动力职业转移、地域迁移、身份转变三位一体的人口城市化过程，提高梅州市人口城市化的质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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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俞万源(1972—)，男，广东平远人，硕士，副教授，注册城市规划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规划与旅游发展。E-mail:yuyuwanyuan@163.com。
（作者单位：嘉应学院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