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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摘要：文章基于巴西、印度的比较分析指出，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贫困问题依然突出的发展中国家人口老龄化必然会带来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挑战与影响。其中，贫困是老人劳动参与的直接原因，养老金对老人正规就业有着显著的挤出效应。因此，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为确保老年人口群体晚年生活质量，老人劳动就业相关政策的重点应放在两个方面：一是确保老年劳动经济收入有保障，二是加快养老金等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关键词：老人劳动参与，影响因素，社会影响，巴西，印度
进入21世纪，世界主要发展中国家渐次进入人口老龄化，“未富先老”成为当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进程中不可回避的新课题。经济贫困、社会保障覆盖不全势必会对那些处在社会弱势地位的老人的经济福利产生重要影响。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老人到达正常退休年龄之后还不得不继续从事各种有经济报酬的高强度劳动，而且，老人这种正常退休年龄之后的高强度劳动行为特征往往会因为其所处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公共福利政策不同而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作为“金砖四国”成员国的巴西、印度，分别是南美和南亚最重要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也更是当今世界新兴经济体的重要代表。据世界人口预测数据，两国将分别于2012年、2022年进入老龄化社会①，老年人口群体逐渐成为两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角色与力量，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与社会经济制度，两国的老年劳动参与行为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因此，比较归纳巴西、印度两国的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口劳动供给经验对理解发展中国家老龄化背景下老年经济及政策问题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通过挖掘有关巴西、印度两国的公开调查数据与相关文献资料，在比较分析两国老年劳动参与结构及变化趋势的基础上，重点比较研究两国老年劳动参与相关的经验规律和影响因素，最后在总结本文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老人劳动参与现状、变化趋势及主要规律
巴西和印度的人口结构相对年轻，人口老龄化只有进入21世纪才成为一个真正问题(参见图1)。关于巴西的人口预测数据显示，1970年、2010年、2011年巴西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分别为5.0%、9.8%、10.07%，相应地，巴西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依次为3.07%、6.56%、6.73%。印度老龄化进程相对缓慢一点：据人口预测数据分析，到2019年印度60岁及以上人口占到总人口的9.98%，到2022年印度65岁及以上人口占到总人口的7.07%。然而，印度是世界级老年人口大国，2010年65岁及以上人口约为0.64亿，仅居中国之后[1]。
图1 1990—2050年巴西、印度老年人口比重及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据美国人口普查局世界人口数据库计算整理。
但是，两国老年人口劳动参与情况差异显著。据巴西学者Queiroz测算，1950—2000年巴西65岁及以上人口劳动参与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且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1950—1960年缓慢下降阶段，1960—1980年快速下降阶段，1980—2000年的平缓下降阶段[2]。而且，进入21世纪以来巴西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率平缓下降的趋势尚未逆转(参见表1)。然而，印度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率极高且平稳上升趋势明显(参见表1)，据2002年《亚洲人口之未来》报道，1950—1995年印度65岁及以上人口劳动参与率远远超过日本、中国而稳居世界第一位[3]。
而且，通过表1对比两国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率及变化趋势可以发现如下规律：
(1)相对50-59岁劳动人口劳动参与率稳步增加而言，60-69岁低龄段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率则在波动中保持平稳，但70岁及以上高龄段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率增长趋势稳定。
(2)男性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率较高，但其变化趋势随着年龄段的增加而呈现负相关关系，即越是年龄高的人群，劳动参与率反而变得越来越高。
(3)女性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率整体偏低，但稳健的上升趋势却十分显著。
(4)劳动参与率的性别差异比较大，但这种两性差异会随着男性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和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上升而逐渐减少；而且在同一年内，两性劳动参与率差异会随着年龄段的增加而略有下降。但是当年龄超过80岁，男性劳动参与率会远远高于女性；
(5)就巴西、印度两国而言，巴西老年劳动参与率要低于印度许多，相近年份相同年龄阶段巴西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率大约只有印度的2/3。
三、老人劳动参与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以及养老制度的改革，巴西多数劳动者一到有资格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就离开了工作，使得老人劳动参与率呈现持续快速下降的趋势[4]。这是因为社会保障体系的扩张、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为越来越多的工人退出劳动市场提供了可能。而且，针对老年人口商品与服务供给的改善，让老人退休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就老年人口劳动退出决策的个体影响因素而言，养老金、老人经济状况是首要因素[4-5]。例如，一些针对巴西农村养老金与老年农民退休决策的实证研究显示，养老金对老年农民退休决策有着决定性影响：增加养老金数量，不但会提高劳动退出概率(约提高38%)，而且减少周劳动时间(约减少22.5小时)[6]；自我雇佣的工人和雇主退休倾向要低于雇佣工人[7]。
受教育程度、有工作正规与否、工作地域也是老人退休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些因素对不同群体老人(如不同年龄组、性别组、地域组等)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4]。但总体而言，受教育程度高、在正规工作、以及工作地为大城市的老人选择退休的概率要相对高[4，7]。
健康状况对巴西老年人口劳动参与也有着重要的影响。Perez et al.(2006)的研究发现，老人身体健康状况差则意味着较低的劳动参与率和较短的周工作时间[5]。
从家庭单元出发，家庭人口结构、夫妻年龄结构、夫妻健康状况等也都会对老年人口就业与退休决策产生重要影响。Queiroz(2005)发现，家中有14岁以下小孩需要抚养的话，夫妻同时就业的概率明显偏高，没有小孩抚养负担的家庭，夫妻双方至少一方就业的概率要比同时退休的概率高些；夫老妻少的家庭，妻子就业率显著要高，但是，妻老夫少的家庭，丈夫就业率相对高些(但不显著)；丈夫健康状况差会明显提高妻子退休概率，但是，妻子健康状况差会明显降低丈夫退休概率，而且，就配偶一方健康状况对另一方劳动就业参与决策的影响程度而言，妻子要明显高于丈夫[4]。
（作者：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西安财经学院管理学院 宁泽逵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王征兵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宁攸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