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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2.分代模型参数及解释
第一代和第二代广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农村推力与阻力Logistic逐步回归模型的拟合结果都很好。分代农村劳动力农村推力模型的预测精度分别由59.9%和56.7%提高到90.9%和91.1%，分组计算的Kappa系数分别为0.803和0.839，ROC曲线下的面积比例分别高达96.7%和98.2%，表明模型的拟合效果非常良好。农村阻力模型中，模型的预测精度分别由77.9%和71.5%提高到86.9%和81.1%，分组计算的Kappa系数也达到了0.628和0.594，ROC曲线下的面积比例为84.4%和85.6%，虽然没有推力模型的拟合效果好，可是也算不错。模型参数分别如表2和表3所示。
从表2和表3的广西农村劳动力分代对比可以得到如下结论：第一代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受农村制度因素的推动作用超过了经济因素，表明它们的推动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被动的成分，或者是因为历史和继承性原因（如家庭人口多）等客观原因的影响；可是第二代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经济推动却远远大于制度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而且他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感知要大于第一代劳动力。第一代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受农村人际网络的拉动和普遍社会观念的推动（没面子）具有一定的非理性成分，第二代农村劳动力身上这些因素的影响已经不显著，说明对他们而言，转移就业已经是一种普遍现象，或者说是他们人生过程中一种无法跨越的阶段和必备的经历。③第一代农村劳动力的回流主要是受到个人选择的影响，换言之是他们无法离开农村现行制度（关键是土地制度）提供的物质保障，以及他们对农村浓厚的精神依赖（农村根的观念），主观的成分较大；影响第二代农村劳动力回流的因素要广泛和分散得多，他们对农村的物质和精神依赖要远远小于第一代农村劳动力，但是他们也不敢完全放弃，相对而言客观的成分更加突出。第一代农村劳动力把自己定位在城市的过客层面，因此，他们对城乡收入差距和城市歧视的感知都较弱；第二代农村劳动力有着强烈的市民化意愿，可是由于他们无力改变自己在城市被歧视的现状，由此导致他们对城市有着一定的心理排斥，并强化了他们对农村的依赖倾向。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理论构建和实证检验，本文的分析结论揭示，农村结构性因素极大地影响了广西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与回流，而农村劳动力由于长期嵌入在这些因素构成的情境中，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也已经被打上了深深的农村烙印。研究结论对推动广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良性发展也有着积极的政策启示。
一是深化广西农村的制度改革，重点是通过政策组合，改革农村户籍与土地制度。尽管阿马蒂亚·森提出，一个没有土地的家庭就好比是一个肢体不全的人，没有土地就会使该家庭遭受进一步的经济与社会的剥夺。可是现行农村土地制度下农地细碎化导致的规模经营和产业化阻碍、家庭耕种带来的粗放经营对农业科技和资本投入的消极影响已经得到广泛认同。前面的分析结论也证明，土地不仅成为第一代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重要劳动力市场“退出保障”，而且由于土地在农村家庭的自然继承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第二代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与回流的动机。乐其顺指出，“恋土守常”已经成为少数民族地区农民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影响了他们到外面世界淘金、挣钱的勇气和冲动。事实上，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很多广西农村就已经冻结了土地的分配，相当多的第二代农村劳动力并未实现农村户口与土地之间的挂钩，而这部分人无疑也是市民化意愿最为强烈的群体。韦伊净的研究证实，广西农业生产对种植面积依赖程度高，亩均必要劳动时间的下降客观上要求减少滞留在土地上的劳动力。因此，在明晰农村土地产权、继承次序的基础上，建立竞争性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并通过城市的配套户籍改革，有条件地赋予没有土地的农村劳动力完全的市民身份与权益，既可以让没有勇气，也缺乏完全脱离农村土地保障能力的第一代农民工继续当前的转移就业模式，又可以促使实际上缺乏土地保障的第二代农村劳动力抛开对农村的依赖心理，全心全意投入城市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去。此外，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建设、提升农村土地的商品功能也有助于释放土地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推动潜力，从而将更多的第一代农村劳动力固定在域内流动甚至不流动，既为第二代农村劳动力城市转移就业创造了更多的发展空间，也在一定程度上分流了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市场上的压力和阻力。重庆的“地票”模式已经开了一个好头，但相关的经验需要提炼总结，是否适在合广西农村推广也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二是加大对广西农村教育的扶持力度，重点是义务（基础）教育阶段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戎建的研究深刻揭示了农村劳动力，尤其是年轻劳动力不愿留在农村背后的迁移与教育回报率之间的关系。中国人口流动迁移已呈现家庭化的普遍趋势，目前我国农民工随迁子女人数近1500万，而农村基础教育培养目标的内卷化却极大制约了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提升，并导致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教育回报率远远低于东部地区的农村劳动力。广西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遇到的最大困难中，没有技术专长、文化水平低的占到53.3%文化素质低，不能适应岗位要求也是广西农民工返乡的重要原因之一。樊中元从广西农民工用语的角度证实，农民工普通话水平进程比较慢，普通话运用水平不高，这同样可以看出是文化素质不高的一种体现。当前，大规模农村劳动力迁移以及家庭迁移的特点已经引发了广西农村教育格局的深刻变化，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农村中小学的大规模合并，一些地方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就已经需要住校，小学四年级就全部统一到乡镇所在地上学，初中以上全部迁往县城。从资源限制和投入效率上分析这是政策对现状的一种积极响应，可是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角度衡量，这种做法将会进一步削弱广西农村基础教育的质量，强化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动机。都阳的调查也显示，贫困地区初中教育得到的支持力度明显高于小学阶段的投入；庄孔韶归纳了目前学术界关于农村教育应该采取“离农”还是“为农”倾向的争论后提出，各地区应根据社会经济和文化特点选择适合路径，并随城乡二元结构的动态变化而不断调整。因此，重新审视广西农村基础教育的政策措施，加大对广西农村地区基础教育阶段的资金和政策扶持力度，整体提升农村劳动力的个人素质，将有利利劳动力转移就业效率和效果的提升，避免劳动力反复流动和低水平循环。
三是继续执行严格的农村计划生育政策，破除农村落后的传统生育观念。蒋乃华提出，经济不发达地区应更好地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努力提高人口素质和生活水平，本文的分析也显示，多子多福观念与农村人口制度的组合成为广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并且出现了第一代和第二代农村劳动力之间的代际传递。对经济收入较低、教育发展滞后的广西农村家庭来说，人口因素数量与质量之间存在必然的负相关关系，并且影响到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教育回报。因此，虽然目前出现了有关是否应该适时放开二胎生育的争议，一些研究也得出我国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刘易斯第一拐点已经出现的结论。可是对广西来说，继续执行严格的农村计划生育政策，并辅以宣传教育，让农村劳动力了解孩子数量与质量之间的辩证关系，以数量控制换取质量提升不仅必要，而且重要。
四是对广西分代农村劳动力实行差别化的帮扶措施。第一代和第二代农村劳动力在外出目的、身份认同、留城意愿等转移就业特征上的差异已是共识，本文的分析也揭示了广西分代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与回流受农村因素影响上的巨大差异，缑文学也指出，制约广西农民工就业的主要因素是新生代农民工已适应不了农村生活，但又不愿意留在农村就业。因此，也需要对他们采取差别性的政策举措，对“离土不离乡”的第一代劳动力可以采取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降低非户籍农村人口城市入学门槛等措施满足他们获得更高工资性收入和子女受教育机会的动机；对第二代劳动力则可以将重点放在加大教育培训力度上，在提高他们的个人素质与劳动力市场竞争力基础上，创建公平透明的就业竞争，倡导无城乡身份歧视的社会观念，实行强制性的社会保障制度（如强制性企业职工五险一金）、倾斜性的居住照顾（如保障性住房指标分配）等举措，为他们提供更好的职业竞争和发展平台。个人素质的提升在帮助提高第二代农村劳动力教育回报的同时，也有助于他们顺利跨越二级劳动力市场门槛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渐进式消融市民和农村劳动力两个群体在文化和心理上的主观隔阂，缩小双方之间的意识与文化鸿沟，当二者的差距降低到一定程度时，第二代农村劳动力无论在物质上和还是在精神上都能与城市实现一种融合的自然机制，实现真正、完整的迁移而不再是简单的转移就业的经济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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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闫春（1973-），广西桂林人，管理学硕士，桂林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农村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