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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摘要：在分析广西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其转移就业现状的基础上，提出探索适合广西特点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路径的重要性。然后剖析了现有研究主要从城市视角关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忽视从农村视角进行解读的不足。借鉴格兰诺维特嵌入理论的观点，在文献分析基础上提炼出农村嵌入影响广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结构维度，以收集的1177份有效问卷分别进行了劳动力整体分析和分代对比，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村嵌入，广西，转移就业
2006年全国农村劳动力分布在西部地区比重最高（36%），在西部地区分省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排序中，广西排名第三（前两位分别是云南和四川），但如果结合总人口数量分析，广西剩余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例在西部地区非常靠前。根据张国胜的测算，广西在劳动力跨省流动数量方面甚至超过了四川省。从2000年以来，广西每年新增农村劳动力40多万人，造成农村和农业劳动力过度供给，加大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压力。胡德巧的调查显示，截至2009年底，广西全区农业人口占到总人口的83%，其中有就业需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仍有300多万人。本文在总结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现有研究理论和实证观点的基础上，收集1177份广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有效问卷，从农村嵌入的视角剖析了农村结构性因素对广西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推动和阻碍作用，并据此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虽然本文的研究样本来自广西，可是研究结论对西部地区其他省份，甚至国内其他省份也都有着较好的借鉴价值。
一、农村嵌入对广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影响的结构分析
1.农村嵌入的内涵
现有研究在解释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动力与模式时，“推一拉”理论应用较为广泛，而且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征及政策措施识别出了更符合我国国情的推力和拉力因素。可是整体而言，在已经识别出的推力和拉力因素中，绝大多数仍然没有跳出“农村推力和城市拉力”的框架，而且又以城镇的拉力研究占据主导地位，缺乏从农村视角对推动和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相关研究。推一拉理论本身也有局限性。吴兴陆的研究表明，经济收入虽然是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首要因素，但农民的迁移决策，特别是持久性迁移，更多地受到社会、文化、心理和个人特征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城乡独特的经济、社会、文化、政策等组成的社会情境决定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定然有其独特模式。李明桥指出，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各种问题是难以运用西方农村劳动力转移理论来加以解释的，尤其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钟摆现象”。
格兰诺维特（Grannovetter）在提出嵌入观点时指出：理性行动理论本身并没有错，只是其假设太狭窄，需要补充以社会情境的解释变量，并且批判了从社会情境中抽离出行动主体的“社会化不足”及忽视个体行动者能动性的“过度社会化”两种观点。罗家德将Grannovetter的嵌入观点分为两种：一种是广义的，即把经济行为放入社会与文化的架构之中去探讨，另一种是狭义的，也是Grannovetter原初的观点。从本质上看，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可以视作一种经济行动，因此，在分析中抽离劳动力长期生产和生活所处的农村情境因素违背了Grannovetter的嵌入观点。嵌入是一种社会形塑机制，劳动力由于长期身处农村或城市中与农村相似的边缘化环境，他们的转移就业行为决策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并且也会因为嵌入的社会形塑功能而形成对转移就业相关因素的固化认知。墨菲提出，深植于社会的价值观强化了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庭成员的一种期许，外出打工和返乡是社会行动者为实现目标所采取的策略，只有在一个更广阔的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语境下进行解读，社会行动者的能动才有意义。钟德友也指出，社会文化因素是进城农民工由农民向市民转化、融入现代城市的过程中影响更为长远和深层次的决定性因素。从这个角度来说，农村嵌入就是从广义的视角探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行为受到哪些农村固有因素的单独和／或联合影响（积极和消极），也可以理解为劳动力农村嵌入性特征对他们转移就业的推力和拉力。
2.农村嵌入影响广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结构
张宗益指出，由于我国特殊二元经济的存在，农民工的迁移决策被置于“农村推力＋城镇拉力二继续外出”与“农村拉力＋城镇推力二回流或留在农村”两个各自封闭的循环圈内；秦方兴构建了由农村本地推力、本地拉力、流入地拉力和流入地推力构成的转移空间选择次序判别矩阵。本文认为农村因素对广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同样存在推和拉两方面的影响，并分别构成了农村推力和农村阻力。
农村推力构成主要包括经济、制度和社会三个维度，其中尤以经济因素最为重要。蔡防指出收入的绝对差距与相对贫困构成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双层动因，改革开放以来扩大了的地区收入差距为劳动力流动提供了追加的动力；盛来运研究指出城乡收入差距扩大1%，外出可能性相应扩大1.2%；黄素心的研究揭示，在考虑了城镇居民部分隐性补贴及城乡生活费用的差异之后，广西城乡收入差距仍然在2倍左右；朗佐拉（Lanzona）对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研究表明教育在影响农村劳动力收入的同时，也影响年轻人的迁移倾向；刘传江指出追求数量的生育动机和行为所导致的人口快速增长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重要因素，特殊的少数民族生育政策以及落后的家庭保障制度强化了养儿防老的意识和多生多育行为；程名望分析表明，较多的农村劳动力数量和较少的土地资源禀赋是促进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原始动力和内在根本原因；周大鸣证实，农民工有意识地培育和扩展的以业缘关系为基础的新的社会关系网络在他们投资型输出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并且此类关系网络与他们的城市融入与发展呈正相关性；钱文荣指出迁移社会网络对劳动力外出务工决策有很重要的影响，并且往往与农户的农业生产没有关系。
农村阻力则可以从制度、社会和符号三个维度进行解读。庞丽华证实了扩展家庭劳动力迁移的概率低于核心家庭和直系家庭；刘传江认为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都没有割断自己与农村承包耕地的“脐带”，而且将农村和耕地作为“退可谋生”的底线；墨菲认为土地对农民工外出打工发挥了“失业保障”的功能，由家乡提供的心理上和经济上的保障加强了农民工及其家庭对最终必定返乡的信念；罗明忠指出农村转移劳动力还基本保留着转移前的社会交际网络，而且偏爱原有的生活模式，成为导致他们回流的重要因素之；郭云涛的研究显示，家庭整体责任、利益是影响成家后的农民工回流的最重要因素；孙文凯的研究中，反映外出务工的社会网络环境的变量——所在村外出务工人数，几乎在所有方程中都有显著的正的影响；张国胜指出城市市民的傲慢形成了对农民工群体的排斥，而农民工本身由于这种排斥而逐步产生了自我群体的认同周大鸣得出结论：恋乡是农民工返乡的主要动因之一，农民工在表述广东本地人排斥外地人的同时，潜意识里其实也排斥着广东本地人；段进朋曾经形象地概括了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状态：传统的户籍制度使农民望城兴叹，现行的土地流转制度使农民欲走不能，落后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农民心有余悸。
据此，本文提炼出影响广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农村因素的推力和阻力维度结构：推力因素包括3个分类维度9个细分指标：经济（农业收入低、农村收入来源窄、乡城收入差距大）、制度（农村人口制度、农村教育制度、农村土地制度）和社会（多子多福观念、农村人际网络、没面子）；阻力因素包括3个分类维度11个细分指标：制度（农村户籍制度、农村人口制度、农村教育制度、农村土地制度、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社会（多子多福观念、农村人际网络、个人素质）和符号（农村根的观念、农民工被污名化、对城里人的看法）。
二、农村嵌入对广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影响的二项Logistic分析
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是研究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用得较多的一种方法，二项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可以在一定的筛选标准下得到预测精度相似的简效模型，本文也采用这一方法进行分析。考虑到第二代农村劳动力已经成为劳动力市场主力军的现状，本文在对广西农村转移就业劳动力进行整体分析后再进行劳动力的分代研究，为最后的政策建议提供更有价值的参考。
1.整体模型参数及解释
按照CI=0.95进行变量筛选，转移就业推力模型的9个自变量全部进入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模型（见表1）。变量进入后模型的预测准确率从57.8%提高到了90.4%，-2Log（1）值为302.462，Cox&Snell RSquare为0.597，Nagelkerke R Square为0.803，对数据集分组后计算的Kappa系数为0.803，ROC曲线几乎沿着理想预测模型的轨迹发展，说明模型的拟合非常好（见图1）。阻力模型回归分析中，11个自变量有10个进入最终模型，模型的预测准确率从73.3%提高到82.5%，-2Log（L）数值较高（598.294），Cox&Snell R Square和Nagelkerke R Square的值分别只有0.298和0.434，对数据集分组后计算的Kappa系数为0.508，整体来看模型的拟合度一般但还可以接受；ROC曲线也验证了这一结论（见图2）。
从表1可以看出，广西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受农村因素的影响不仅广泛，而且深厚。所有维度的自变量全部通过了显著性筛选进入模型，而且每一个维度中细分维度的因素载荷都不低。其中经济维度的因素影响最大，主要是农业收入低和农村收入来源窄，表明经济目标依然是现阶段广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最重要动机，可是劳动力对乡城收入差距大的感知不是很强烈；制度因素的影响同样深厚，尤其是农村教育和人口制度；社会因素的影响相对弱些，然而与农村人口制度紧密相关的多子多福观念也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在农村阻力因素方面，制度维度的影响最大，尤其是农村人口、农村户籍以及与农村户籍挂钩的农村土地制度；社会因素的作用虽然较弱，可是个人素质与其他变量的作用方向相反，说明整体文化程度偏低的广西农村劳动力因为自身素质不满足城市需求而被迫回流是一种普遍现象；符号维度对广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消极影响同样不容忽视，尤其是农村根的观念和对城里人的看法。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提炼广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受农村因素影响的6个特征：①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最强烈动机依然来自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可是他们感知的出发点是农村收入的绝对水平和收入来源渠道，或许是因为劳动力在城市生活的边缘化状态所致，他们对乡城收入差距的感知并不强烈，这与现有研究中城乡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首要推动力的结论不完全一致。②向农村倾斜的计划生育制度以及多子多福的观念共同作用导致农村劳动力的家庭人口数量普遍较高，并且成为诱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重要动因，而且由于家庭人口多、整体迁移难度大，家庭人口数量也成为劳动力回流的最重要原因。③与农村户籍挂钩的农村土地制度在广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上的推动作用不是很大，可是它对劳动力的回流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或者说，劳动力对农村土地的心理依赖比较重。④劳动力已经认识到个人素质与转移就业之间的紧密关联性（转移就业阻力因素中个人素质符号与其他变量相反），所以广西农村教育发展滞后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重要推动因素，可是它对劳动力的回流影响作用较弱。⑤社会因素对广西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与回流影响都比较小，尤其是得到多次验证的农村人际网络也是如此，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劳动力已经习惯了当前转移就业过程中的农村人际网络环境，因而感知不强烈。⑥在城市受歧视和被边缘化已经内化为广西转移就业农村劳动力的一种文化认知，并且形成了与城市和城里人较为严重的群体心理对立，由此在回流归因时劳动力把城市因素摆在一个远远高于自身原因的位置，而对自身素质的不足却显得认知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