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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提要：本文通过梳理国外剩余劳动与刘易斯转折的实证研究，发现剩余劳动和非充分就业是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的现象，不仅广泛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也存在于发达国家的某些地区或部门中。由于城市非正规经济也是剩余劳动的重要蓄水池，农业剩余劳动的减少和消失不宜作为判定刘易斯转折的直接证据。由于经济发展过程和现象的复杂性，判断是否已经跨越了刘易斯转折，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标准和方法。
关键词：剩余劳动，刘易斯转折，国际经验
一、引言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工农和城乡的分割与对立被认为符合古典二元经济结构的典型特征，庞大的农村人口规模和相对有限的耕地面积使剩余劳动成为普遍现象。自2003年以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出现的民工荒和工资上涨现象逐渐蔓延至中西部内陆地区，似乎预示着中国劳动供求的总体结构正在发生重要变化。蔡昉认为，中国已经接近甚至超越了刘易斯转折点。他还从剩余劳动数量和结构、劳动市场的供求变化、非熟练工人工资上涨、工资收敛等方面不断提出新的经验证据。但是，农村地区和农业生产中仍有数量可观的剩余劳动力，也是不争的事实。剩余劳动和民工短缺、工资上涨并存的悖论引发了有关中国经济是否已经实现了刘易斯转折的大量争论，争论双方几乎在所有重要的经验证据方面都存在分歧。
刘易斯转折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这意味着经济发展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的成功，而且意味着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根据经典的刘易斯一费景汉一拉尼斯（Lewis-Fei-Ranis）古典二元经济模型，伴随着刘易斯转折的到来，边际产出为零的剩余劳动逐渐减少乃至消失。随着剩余劳动的进一步转移，如果不能实现技术进步或者增加其他替代要素，农业等原来发挥剩余劳动“蓄水池”作用的产业其产出将会下降。近年来农产品和食品价格的上涨为此提供了有力的注脚，中国二元经济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另一方面，劳动供给不再具有无限弹性，现代部门若要吸引剩余劳动，就不得不提高工资水平，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将会诱致一系列的生产技术、产业结构和经济制度的变迁。剩余劳动由农业和农村地区转移到非农产业和城市地区，提高了劳动参与率和经济增长速度，这可以视为另一种意义的“人口红利”，刘易斯转折意味着这种“人口红利”也将逐渐消失。因此，刘易斯转折的到来，会使经济长期增长趋势和经济结构发生重要变化，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也需要及时调整，影响不可谓不大，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和经验研究。
刘易斯提出的古典二元经济模型，以英国经济发展早期阶段的经验为依据，并参考了当时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事实，因此，刘易斯经济理论的出发点与新古典主义抽象的经济理性假设并不完全一致，而是带有更多的经验色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刘易斯的理论模型缺乏解释能力，恰恰是因为基于经济发展的实践，刘易斯才能敏锐地捕捉到貌似与新古典经济理性相悖的经济现实，如工资水平高于边际产出的剩余劳动的存在，从而使其理论对经济发展过程有较强的解释能力。迄今为止，刘易斯提出的剩余劳动和刘易斯转折仍然是经济发展理论中重要的核心概念，而二元经济也是理解经济发展的重要范式。
正是由于古典二元经济的这一特点，理论的发展与实证研究的联系更为紧密。在剩余劳动的规模和比例乃至剩余劳动是否存在，以及刘易斯转折的判断等方面，国外学者都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这些研究丰富了二元经济发展和转型的内容。本文在对这些实证研究进行梳理和归纳的基础上，进一步反思剩余劳动和刘易斯转折理论，以期为中国的刘易斯转折问题提供更广阔的视野和更丰富的比较经验。
二、剩余劳动与非充分就业是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的现象
如果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表征是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那么，从总体上提高劳动效率就是经济发展的本质内容。在新古典主义的一元世界中，劳动效率的提高有赖于技术进步和其他要素投入的增加，如人均资本水平的提高；在古典二元经济条件下，劳动效率的提高有赖于现代部门不断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实现劳动力由相对低效的传统部门向相对高效的现代部门转移。虽然剩余劳动曾被冠以不同的称谓，如过剩人口（abundant population）、剩余劳动（surplus labor）、隐蔽性失业（disguised labor），以及非充分就业（underemployment）等，但是，究其本质，都是由于未能在效率更高的现代部门创造和提供足够多的就业机会，使这些劳动者处于非充分就业的状态。这种介于就业与失业之间的非充分就业状态是经济发展中的普遍现象。这些劳动者可能从未有机会进入劳动市场，因此，这种非充分就业的现象与发达国家的周期性、摩擦性或结构性失业有着本质的区别。
实际上，早在刘易斯剩余劳动理论提出之前，一些关注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学者已经注意到，由于受到土地资源的约束，农业人口远远超过了农业生产所必需的劳动数量，因而存在着大量的“过剩人口”。罗森斯坦罗丹（Rosenstein-Rodan）估计在东欧和东南欧地区，农业过剩人口大约为2000万人-2500万人，这意味着总人口的1／4处于完全失业或隐形失业状态中。由于农业产出的增长潜力有限，而单独的私人投资很难获益，必须依靠大量的国家投资和借贷资本来实现该地区的工业化，以解决劳动过剩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使其成为早期工业化理论的重要先驱。莫瑞（Morre）估计东欧地区农业人口过剩率为45%，西南半岛为23%。他进一步指出，通过组织和技术的改善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进而增加农业产出可以减少剩余人口的数量。比如，如果将东欧农业生产水平提高到与法国相同的程度，剩余人口比例可以降至35%。东南欧地区的人口增长和劳动力比例的提高都使人口过剩问题更加尖锐，而落后的制度结构、农业生产组织和技术水平都限制了效率的提高和产出的增长。早期的研究表明，广泛的工业化是实现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唯一出路，而刘易斯理论是这些研究的合乎逻辑的深化和延伸。
印度和巴基斯坦等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剩余劳动实证研究的重点对象。厄普尔（Uppal）用维持当前农业产出水平需要的劳动投入和实际的投入劳动来估算印度旁遮普邦隐蔽性失业的比例，估计隐蔽性失业约占劳动力的8.4l%，这比原先的估计要低得多。罗宾逊（Robinson）拟合了巴基斯坦1951年和1961年的生产函数，分别估计出各自的劳动边际产出和平均产出，发现在这两个时期，最终投入劳动的边际产品均为负值，这表明剩余劳动确实存在。而且，随着单位耕作面积工人数量的上升，工人的平均产出和边际产出都大幅下降。1951-1961年，巴基斯坦种植面积增长了130万英亩，即使按照1951年每公顷投入的劳动者比率，也只需要增加60万劳动力，而在此期间农业劳动力增加了360万人，因此，有300万新增劳动力为剩余劳动，这占到了1961年劳动力总数的20%。这些剩余劳动通过工作分担，即缩短每个工人工作时长的方式“被掩饰”了。
关于印度的实证研究引发了舒尔茨（Schuhz）和森（Sen）之间关于剩余劳动是否真的存在的争论。舒尔茨宣称剩余劳动是一个伪命题，因为虽然普遍认为印度是劳动过剩经济的典型，但他的研究表明印度的农业生产并不存在剩余劳动。森不同意舒尔茨的观点。他认为舒尔茨所用的剩余劳动概念忽视了经济诱因。如果遵循经济诱因，劳动的减少会首先剔除家庭中边际生产力最低的成员。然而流感疫情不会遵循经济原则。剩余劳动的比例为N%，并不意味着任意抽出N%的劳动者都不会使产出下降。劳动力减少以后，需要进行土地和劳动力的重新分配，才能使产出恢复到原来的水平。1918-1919年流感疫情的影响，不仅在特定地区的家庭间分布不均，在特定省份的不同地区间也是分配不均的。由于舒尔茨观察的年份是紧随流感疫情之后的1919-1920年，市场很可能还没有完成土地和劳动力的重新分配，甚至当时疫情本身也还没有结束。实际上，在疫情结束以后，印度农业产出很快就恢复到原来的水平。
通过与舒尔茨的争论，森正确地区分了劳动者与劳动时间的区别。剩余劳动主要指劳动者数量。当存在剩余劳动的农业部门有劳动者转出时，未转移的劳动者人均土地面积增加，边际劳动时间的收益率上升，从而诱使其增加劳动投入。如果未转移的劳动者增加的劳动时间可以弥补已转移劳动者减少的劳动时间，不必增加其他要素投入或者存在技术进步，农业产出也可以保持不变。区分劳动者数量和劳动时间，使剩余劳动的概念可以更好地与经济理性的假设协调起来。
刘易斯剩余劳动理论的提出，以英国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为经验依据。他发现英国在工业革命以后，直至1820年之前，在长达50多年的时间里，虽然产业工人的数量迅速增加，工人工资水平却保持了相对稳定，刘易斯以此作为剩余劳动存在的佐证。威廉姆森（Williamson）通过对大量文献的梳理和对英国工业革命时期数据的分析，证实了刘易斯的结论。剩余劳动理论的发展还激发了对现代发达国家农业生产和农村地区剩余劳动的研究。威廉姆斯和格拉斯哥（Williams and Glasgow）分析了美国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南方七州的经济数据，从性别、种族以及从事农业劳动或非农业劳动等方面，分析了农村劳动者的非充分就业状况。他们发现，非充分就业是导致农村劳动者收入低的主要原因：如果以全国劳动者的平均收入作为衡量标准，这七个州农村地区剩余劳动的数量为80万人；如果以其平均收入的85%作为衡量标准，则剩余劳动的数量为53万人。
经验表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剩余劳动不仅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或发达国家发展的早期阶段普遍存在，在现代发达国家的某些地区或某些部门也仍然存在。如果将经济发展视为就业水平和劳动效率不断提高的过程，那么，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剩余劳动比例将会逐渐下降，非充分就业状况得以改善，但是，这些现象将会长期存在。当然，发达国家非充分就业更多的是局部的、地区性的现象，而我国当前城市化水平较低，农村劳动者规模庞大，农业从业者比例较高，而且农业产值比重较小，这都意味着加快发展现代经济部门，创造更多高效率的就业机会，仍是需要长期面对的严峻挑战。
三、农业剩余劳动的消失不意味着刘易斯转折的到来
按照劳动在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分布情况，刘易斯及其理论追随者明确地将经济发展划分为不同的阶段，并论述了相应的转折点特征，如刘易斯转折点以传统部门中边际产值为零的绝对剩余劳动耗尽为标志；商品化点以传统部门中边际产值低于现代部门的相对剩余劳动耗尽为标志。目前关于转折点的争论集中在第一个转折点，即传统部门边际产出为零的剩余劳动是否已经消失或接近消失。关于剩余劳动的研究也以分析农业剩余劳动的数量、比例和结构为主，但是，问题在于，剩余劳动和非充分就业不仅存在于农业生产中，在城市非正规经济中也存在大量剩余劳动。
刘易斯并不是根据产业或区域来区分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而是根据是否按照资本主义方式从事生产和经营，因此，剩余劳动不仅存在于传统的农业生产中，在城市非正规经济中，如传统服务业，也广泛存在。剩余劳动从农村地区或农业生产中，转移到城市地区的非农部门，仍有可能面临就业不充分的困境。正是基于这一观察，托达罗及其合作者（Todaro et al）分析了二元经济条件下劳动力转移和城市部门的失业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先转移到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随着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现代部门的扩张，再逐步转移至城市中的正规部门就业。由此，城市非正规经济成为经济发展中剩余劳动“蓄水池”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外经验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城市非正规经济中的非充分就业问题是非常严重的。豪斯（House）对内罗毕的非正规部门调查结果表明，63%的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所有的受访对象中，只有一半是定期雇用的，12%为临时工，34%为学徒工，其中只有一半有名义上的现金工资。这主要是由于非正规经济资本投入较少，而劳动投入较多，因此劳动生产率较低。一些学者还发现城市地区另一类经济部门也存在隐性失业的现象。艾里和希尔兹（Aly and Shields）分析了埃及31家国有纺织企业，结果发现，没有一家企业的劳动边际产出低于生存工资水平，但有20家纺织企业的劳动边际产出低于工资水平。因此，埃及国有纺织企业中不存在剩余劳动力，但是存在隐性失业。
发达国家的非充分就业现象也得到了广泛的研究。詹森和斯莱克（Jensen and Slack）分析了1990-2000年美国非充分就业特征。美国20世纪90年代早期非充分就业率从开始的17%上涨到20%以上，到2000年平稳下降至14%左右。非充分就业有四种主要类型，按照比例高低分别为低收入型、失业、兼职和退出劳动市场。其中，低收入型占非充分就业劳动者的比例达到40%，有时甚至接近50%，占全部劳动力的7%。显然，如此高的非充分就业比例与由于经济波动导致周期性失业或摩擦性、结构性因素导致的自然失业率有重要的区别。
正是认识到城市非正规经济中存在的剩余劳动和非充分就业问题，白（Bai）分别测算了韩国农业部门的刘易斯转折点和经济整体的刘易斯转折点。他认为，城市传统部门可以作为非充分就业的蓄水池，聚集比单纯的农业部门更多的剩余劳动。城市传统部门的劳动边际产品在经济发展初期保持较低水平，增长速度慢于农业部门。当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产品已经超出生存工资水平，实现了刘易斯转折时，城市传统部门仍处于生存工资的水平，因此整个经济的转折点会晚于农业转折点出现。白对韩国农业的研究表明，1969年左右农业劳动边际产品超过了农业实际工资；农业劳动的产出弹性和农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差距不断缩小，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两者已经十分接近；农业贸易条件在1966-1974年大幅改善并在其后轻微下降。这些证据表明，韩国农业刘易斯转折点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白通过观察现代部门劳动市场的变化来估计整体经济的刘易斯转折。他发现现代部门的劳动供给弹性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降低，在1975年达到最低点；70年代出现了工资收敛的现象，非熟练工、城市传统部门工人和农业工人的工资差别，以及规模不同的公司工资差别都呈现缩小趋势；在1975年左右，劳动收入比重开始快速上升；招聘人数与应聘人数的比例也从1975年开始迅速上升。这些证据表明，韩国经济在1975年左右通过转折点，这比农业部门的刘易斯转折晚近10年。
四、判断刘易斯转折需综合运用多项标准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东亚一些经济体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除韩国以外，日本和中国台湾也先后实现了刘易斯转折。但是，正是在这一时期，新古典主义思潮对发展经济学的结构主义理论提出了严峻挑战，东亚经济的刘易斯转折未能得到充分的关注，只留下相对有限的文献。对刘易斯转折的经验研究表明，转折点的准确判断需要综合运用多项判定标准，任何单一的标准都不足以作出充分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