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开发背景下的精英劳动力迁入与本地社区边缘化（上）

摘要：“投资拉动经济”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与外来精英劳动者的就业替代竞争往往会同时出现于欠发达地区的现代化发展初期，二者之间的交互作用有可能导致经济不断发展而本地社区却被不断边缘化的现代化困境。文章以旅游开发背景下的海南三亚为例，从“外来者—本地人”关系结构视角考察欠发达地区的现代化进程，通过对精英劳动力迁入的经济社会影响分析，发现造成本地社区边缘化趋势的根源是粗放型经济政策、市场化公共政策及其交互作用所引发的复杂效果，而不是直观印象中单纯由精英劳动力迁入带来的冲击。
    关键词：精英劳动力迁入，本地社区边缘化，欠发达地区，旅游开发，海南三亚

1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旅游开发背景下的本地社区边缘化问题开始凸显，尤其是在许多欠发达地区，由跨国公司主导的飞地旅游发展模式或本国政府与财团主导的垄断开发模式有可能使本地原住民在旅游发展决策中逐渐失去话语权。在以往的研究中，本地社区的这种“非中心化”、“非主流化”趋势通常被认为是由旅游开发的社区参与机制不健全和权利配置不均等原因所导致，根源是原住民在旅游就业和资本投入能力上的双重弱势。但本文在案例地的调查却发现，外来精英的不断迁入及其对原住民的就业替代效应同样也有可能引发和加剧本地社区的边缘化发展趋势，而这种现象目前尚未引起国内外学术界重视。
    海南三亚是我国近年来发展最快的旅游城市。自1987年升格为地级市以来，全市GDP总量已由最初的3.6亿元剧增至2010年的230.8亿元，其中，旅游业总收入相当GDP比重高达60.5%①。在三亚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过程中，由于世世代代以农业和渔业为生的本地原住民普遍缺乏从事旅游开发所需的知识与技能，而且人均受教育程度偏低，职业技能转换难度很大，因此接受过系统学历教育和职业训练的外来精英劳动者从一开始就占据了主导地位。而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全面启动，旅游发展对劳动者技能素质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外来精英劳动者的数量势必会越来越多，本地居民的就业竞争压力也将随之不断增大，由此导致的社会经济地位差距扩大化有可能使本地社区陷入更加严峻的边缘化困境。本文通过对旅游开发背景下的三亚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分析，试图回答在现有制度环境下，本地社区是否会因为外来精英的大规模迁入而不断陷入边缘化发展困境这一问题。
    2国内外研究现状
    “边缘化”一词最早见于移民社会学，特指在多元文化冲突中的边缘群体因不被主流社会接纳而产生的心理失落现象[1]，后逐渐扩展为对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所有领域里的“非中心”、“非主流”现象及其形成过程的描述。在旅游研究领域，边缘化概念及其理论主要被用于描述和解释旅游全球化发展对目的地居民，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国家）原住民群体的冲击与影响[2]。
    旅游学者对原住民“边缘化”问题的关注起始于旅游开发带来的文化冲突。为满足游客的好奇心理，欠发达地区的传统文化习俗通常会被要求保持“原汁原味”。当这种“舞台化”重现演变为纯商业化模拟时，原住民对传统文化的自尊和自豪会被严重削弱，而且过度模仿和迎合游客生活方式可能会使卖淫和吸毒等恶习蔓延开来，从而使年青一代的原住民逐渐沦为缺乏文化自觉和自信、被主流社会所排斥的边缘化群体[3]。随着旅游全球化的不断深入，研究者还发现原住民在经济和政治权利上的边缘化趋势也非常明显，其中被提及最多的是“旅游飞地”现象[4]。由于跨国公司控制了资本、客源和发展主导权，攫取了大部分旅游开发收益，而原住民仅能通过低层次就业来获得少量工资性报酬，因此从长远来看，本地社区最终将陷入“新殖民主义”的边缘化困境[5]，来自加勒比地区、东南亚以及中部非洲等地的案例已对此反复证实。此外，即便是从制度上限制了跨国公司的掠夺式开发，原住民被边缘化的现象也同样可能发生，例如王汝辉发现由于旅游资源产权界定模糊，政府和开发商的垄断式开发导致了四川桃坪羌寨村民的门票分红被侵占、事务决策权被无视的现象[6]，而麦克贝兹（Macbeth）则描述了另一种边缘化情形——开发商鼓动原住民出售旅游用地后，失地农民将被迫进行职业技能和谋生方式的转换，而转换一旦失败，职业前景黯淡的原住民会很快退化为新的边缘化群体[7]。
    社区参与和旅游增权等理论的引入为上述现象提供了初步的成因解释。阿卡玛（Akama）的研究显示，在一个由开发商、社区和政府共同参与的权力博弈过程中，界定资源产权的政府和掌控物质资本投入的开发商将合作攫取尽可能多的剩余控制权，而随着社会资本的持续弱化，原住民的剩余索取权将逐渐沦为非对称的名义收益权，这种“无权”局面最终导致了“边缘化”结局[8]，解决这一难题的根本出路是从政治、经济、心理和社会等多个维度对社区进行“旅游增权”[9]。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权力是自己创造的，而不是别人给予的”[10]，而在原住民的旅游就业和决策参与能力较弱时，即便是通过行政立法进行“自上而下”的外部增权，也很难改变其“边缘化”命运[11]，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使原住民通过自我提升来实现“自下而上”的内部增权。
    刘俊以海南三亚黎族社区为例，首次进行了边缘化问题的原住民视角探析，发现“相对保守的就业心理和落后的受教育水平”是导致本地社区边缘化的主因[12]，这种扎根社区内部的原住民视角研究使对“边缘化”现象的成因解释比以往更具说服力。但受案例尺度影响（仅限于村庄），原住民的心理调适失灵被直接当做“边缘化”现象的动因，而缺乏对失灵现象本身的形成过程分析。实践中，原住民的心理调适失灵既可能与自身初始能力素质偏低等内因有关，也与特定的政策环境和社会关系结构等外因妨碍了其能力素质提升有关，比如外来精英的大量迁入使开发商有了更多的用工选择，从而间接减弱了原住民转换职业技能的内在动力[13]。据此，本文将继续遵循原住民视角，通过扩大案例尺度（由村庄扩大至城市）和增加新利益相关者（外来精英劳动者）等方法来研究本地居民边缘化的深层原因，并借助公共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进一步探索政府政策设计、外来精英迁入与本地社区边缘化三者间的内在联系与规律。
    3研究案例及研究方法
    3.1研究案例
    海南三亚拥有世界级的热带滨海旅游资源，也是近年来国内投资规模最大的旅游城市，但人才与技术匮乏一直是制约旅游发展的最大障碍。一方面，本地原住民平均受教育年限较短，如2000年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为19.1%，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3.1%）②，很多适龄劳动者达不到旅游企业入职门槛；另一方面，受旅游就业能力弱、基层薪酬低以及“好逸恶劳爱面子”社会风气影响，本地人普遍缺乏主动学习新职业技能的积极性。由此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三亚旅游发展对外来劳动者的依赖非常严重，外来人口数量始终在不断增长。
    迄今为止，三亚的外来精英迁入已出现5次高潮，分别是：①1988年建省升格“十万人才下海南”，尽管很多人迅即撤出，但留下来的都成了政府与国有企事业单位骨干；②1996年前后，随着旅游发展提速与旅行社“登记制”改革，来自湖南、四川等省与海南其他县市的熟练劳动者开始成为行业骨干；③2000年前后，批量处置“泡沫”房地产吸引了来自北方各省的近20万“候鸟”移民，跟随而来的大批内地下岗职工开始进入家庭旅馆、个体餐饮和出租车等行业；④2003年大众旅游兴起后，大批高校毕业生与内地农民工的到来填补了中基层岗位空缺；⑤2009年国际旅游岛建设以来，更多高素质的海内外专业人才进入，本地大中专学校的外省籍学生开始将三亚作为就业首选。
    据三亚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全市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高达20.1万，而常住人口中2010年较1990年增加31.5万，其中半数以上是通过购房、投资入户或毕业分配等途径迁入的外来人口③。时至今日，外来人口不但在职业分布和生活质量上显著优于本地居民，而且数量上也已基本相当，如主城区的外来人口占比就已超过本地人。对此，本地居民普遍认为旅游发展真正的受益者是外地人而不是自己，因此有很强烈的失落感。
    3.2研究方法和过程
    自2009年年底以来，笔者曾3次前往三亚进行田野调查，获取了大量一手和二手资料。一手资料主要来自深度访谈，受访对象有市旅游局副局长、旅游协会秘书长、房产物业公司管理人员与旅游企业的人事经理等。此外，2011年5月笔者在海南省旅游学校师生的协助下，在外来人口密集的凤凰岛、丹洲小区以及本地人聚居的槟榔河、崖城等地进行了拦访与入户调查，采集有效访谈样本32户（含本地原住民与外来新移民），涉及人数约160人。二手资料则包括当地历年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公报、各种政府文件、统计年鉴、专项报告与新闻报道等，还有一些素材取自当地最有人气的网络交流社区，如海南在线和天涯论坛等。
    4精英劳动力迁入对三亚本地社区现代化发展的影响
    4.1本地居民在就业市场竞争中的劣势逐渐凸显
    自1996年亚龙湾国家度假区建成开业以来，三亚旅游业逐渐形成了“度假酒店＋旅游地产＋高尔夫”发展格局，而这些高端旅游企业最初都为本地居民开辟了绿色就业通道，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我们开业前（1997年）专门拿出50多个岗位给本地村民，特意降低了英语和写作等很多能力要求，但全村来应聘的连高中生都没一个，多半人连普通话都听不全、更不会说”。在此情形下，企业不得不大量聘用来自内地省市的高素质劳动者，尤其是在一些重要的管理与技术岗位上，本地人更是凤毛麟角，“我在珠江大酒店（四星级）做了十多年，如果没记错的话，我应该是近10年来3个曾经做到部门经理的本地人之一”。
    在32户调查样本所涉及的76名适龄劳动力中，55名本地人中有34人目前有工作，除5人从事管理或自主创业外，其余29人均在酒店、景区或商场从事最基层的服务操作工种；而21名外来适龄劳动者中有19人在岗工作，其中13人担任较重要的管理或技术职务（如部门经理、资深导游等），因此单从就业层次来说，本地人与外来劳动者之间的差距非常显著。进一步的调查显示，目前在三亚旅游行业工作的本地劳动者以年轻女性为主，主要从事餐饮服务、清洁绿化、保安和后勤等低技术工种，不但收入低（平均月薪1100元左右），而且“吃的是青春饭，年纪一大就得由前台转到后台，工资还会更少一些”。
    与很多旅游城市相似，本地居民的另一种就业途径是经营小型旅游企业或流动摊点等。在本文调查的20个本地家庭中，半数以上曾在20世纪90年代从事过摩托载客、工艺品叫卖或景区带路（逃票）等非正式经营活动，那时“天涯海角（海滩）还没有封起来，我们这（天涯镇）男的跑摩托，女的提篮子卖点贝壳海螺，收入不比去酒店打工少”。但随着外来精英不断迁入，本地人的自主创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笔者与多名出租车司机交谈得知，20世纪90年代的出租车市场由三亚、万宁与陵水籍海南司机把持，但随着近年来运营牌照费用飞涨，东北籍新移民凭借资金优势成了新的行业主导者，本地司机仅在机场往返市区等少数线路上保有优势，“外地人，尤其是东北人，快把我们的饭碗抢光了”，而类似情形在家庭旅馆、海鲜餐馆与瓜菜运输等行业也曾反复出现。
    4.2本地居民获取优质公共产品的能力显著下降
    旅游者数量的连年递增与外来劳动者的大规模迁入，使三亚原本脆弱的城市基础设施与公共产品体系更加供不应求，“一个前后只有一条街的小渔港突然变成了容纳近百万人的大城市，自然什么都不够用了”。目前全市每万人中仅有不到20名执业医师，不及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又比如从2009年开始，最大设计值23.5万吨的城市供水系统每天需承担至少25万吨负荷，从而不得不“全城分片停水”……“三亚3大难——读书难、看病难、坐车难，没想到连喝水都那么难了”。
    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使价格机制成为协调各方关系的主要准则，拥有就业竞争优势和更高收入的外来精英劳动者因此可以占有比本地居民更多的优质公共产品。以教育为例，2007年市教育局公布了多家重点中小学的“就近入学”范围后，范围内的“学位房”价格应声而涨，“一小、九小和实验中学一带房价天天涨，随便一套小两房都能到郊区换别墅了”。“学位房”价格暴涨主要是因为外来高收入劳动者争夺优质教育资源，而这场争夺的另一后果是各大名校的计划内指标越来越少而赞助费标准却不断提高，最终导致大多数本地居民的子女只能进入普通学校就读。笔者在调查中发现，70%以上的本地居民表示最不能容忍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这一现象，“看病难无所谓，大不了多排会队；坐车难也不要紧，挤一挤就过去了；但读书难怎么能行，外地人抢了我们的饭碗，怎么连我们下一代的饭碗都不肯放过呢”。
    4.3外来精英劳动者与本地居民的社会生活空间渐呈分化趋势
    近年来，三亚已成为我国旅游房地产发展的标志性城市。在职业炒客、“第二居所”购置热和外来精英的改善型置业等多种力量推动下，商品房均价已接近每平米25000元（国内一线城市标准）。更令本地居民无法接受的是，房价暴涨带动了物价指数全面上扬，如笔者在丹洲小区菜市场和福乐多超市看到，蒜台每斤8.6元，生菜、豆角、西红柿等蔬菜每斤3元，而绿豆价格居然高达每斤12元……
    对于人均月收入2000元左右的本地人来说，如此昂贵的物价已经严重影响到生活质量，因此很多在主城区没有理想工作的本地人开始主动迁往生活成本较低的郊区。家住和平街的市民老符2010年年底将自己的房子放租，然后全家搬回在崖城镇的祖屋，“不搬不行啊，一家五口一个月吃饭就要2000多块，我们这一片好多人都搬回老屋了，我还算是晚的”。在本地低收入人群不断聚拢的拆迁安置区或城郊原住村落，不但商业服务设施的经营者不愿进驻，而且学校、医院、交通与治安等公共服务质量难以保障。笔者造访亚龙湾六盘村时发现，尽管1995年整体搬迁时的还建住房标准并不算低，但由于缺乏物业维护保养，房屋破损相当严重，而且周边几乎没有商业配套设施，因此“就算是贴钱给我们（亚龙湾度假区的酒店员工），也绝对不会去六盘村租房”。
    相比之下，外来精英劳动者大都会通过购房、租赁或单位安置，加速集聚于地段好且配套完善的优质商住区。如来自湖南的李先生是一家四星级酒店的部门经理，每月单位补助住房津贴1800元，他用这笔钱租住了碧海蓝天小区的一套两居室。尽管还需自己贴补600元，但小区商业服务设施非常齐备，而且治安秩序令人满意，因此他一次性付了全年租金，“这笔钱花得很值，生活质量有保障，还可以认识很多今后有用的商业伙伴”，而在小区里还有很多和他情形相似的外来白领或投资者。
    4.4本地居民的社会心理落差不断加大，融入现代化进程的难度越来越大
    2011年3月，市委书记姜斯宪在人大会议上提出，“团结就是力量，这个真理对三亚尤为适用”，将“本地市民和外来人员的团结”明确提升到与“民族团结”、“军民团结”同样的高度，这说明外来精英大量迁入使本地居民的心理落差正在不断加大。
    笔者与多名本地中老年人交谈时发现，20世纪90年代本地人与外来者相处非常融洽，“你搞你的旅游，我卖我的水果，大家一起发财啦”，“大家赚的钱差不太多，好多大陆人（本地人对外来者的俗称）在我们村租房子，我们处得很好啊”。双方矛盾起端于2000年前后，随着20万候鸟移民与大批下岗职工的到来，本地人与外来人在餐饮、交通与旅馆等行业展开激烈竞争，多次发生冲突，本地人从此开始抱怨，“外地人抢走了本属于我们的发展机会”，“海鲜一条街上三亚老板越来越少，东北人从街头占到街尾，我们喊也喊不过，打也打不赢”，“外地人实在太多了，医院排队看病要半天，公交车也没有了空座位”。由于外来劳动者在工作与生活等所有领域都对本地居民构成了强有力的竞争，因此本地人的心理落差从无到有，始终在不断加大。尤其是2009年国际旅游岛建设启动后，天价房、高尔夫与游艇会等奢华级休闲度假业全面进入三亚，人们的心理落差急剧上升，并演变为对外地人的集体不满与对抗情绪，“为什么他们（外地人）那么有钱，我们却越过越穷，三亚到底还是不是三亚人的三亚”，“那些事情（宰客）都是在三亚的外地人干的，你看看海鲜一条街上哪里还有半个三亚老板，钱都被他们外地人挣了，黑锅却要我们来背”。
    本地人与外来者之间的隔阂不断加深，客观上阻碍了本地社区的现代化进程。一方面，逐渐掌控了企业用人权的外来精英劳动者会更加“差评”本地居民的职业潜能。比如在海棠湾众多酒店的开业招聘中，同等条件下企业优先聘用外地人，因为“本地人成天喝茶、买彩票，只想一夜暴富，学不进新东西，也不肯踏实干活”；而另一方面，部分本地人为快速谋利，铤而走险从事黑车黑导等违规业务，如多次曝光的“天涯海上游”就是周边村民集资自办的无证经营项目。这些对抗性的情绪与行为使本地人与外来者之间越来越难“融合”，也使本地人从旅游开发中获得的发展机会越来越少，直至沦为边缘化群体。
    （作者单位：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