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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贸易、收入波动与高学历劳动力集聚——基于我国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下)

http://www.newdu.com 2018/3/7 《国际贸易问题》2012年第12期 陈昊 参加讨论
三、经验检验
    
1.基本回归结果
    表3报告了以高中学历作为高学历划分标准进行检验的结果,得出如下三个结论:第一,出口贸易显著提高了高中及以上劳动力的比重,即出口贸易会吸引高学历劳动力集聚。具体而言,出口贸易每增加1%,高中及以上学历劳动力在该行业的集聚比重就提高0.3%以上;第二,比较表3的第四、五两列,可以看出在分别控制行业国际直接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后,出口贸易对高学历劳动力集聚的影响得到了显著增强,即边际影响从0.3提高到0.6;第三,收入波动的当期水平并不对高中及以上学历劳动力的集聚程度产生显著影响,但其一期滞后对劳动力的集聚却呈现消极作用。当然以上结论还仅限于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劳动力。
    

结论一与现有研究成果的结论基本一致,如Helpman等(2010,2011)就分别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证明了出口贸易水平的提高会促进高学历和高技能劳动力的集聚。但是本文的研究结论并不仅仅停留在此,因为结论三表明高学历劳动力集聚不仅受到开放程度的影响,还将受到对未来行业收入波动预期的影响,换言之高学历劳动力将更加重视未来收入的增长潜力而非当期收入的绝对值,这一结论将在后文的稳健性检验中得到更进一步的强化。陈昊(2011)在考察封闭条件下高学历劳动力集聚影响因素时也得到了类似结论。如果我国劳动力市场确实存在这样的特点,就意味着国家有可能通过偏向性政策支持来促使高学历劳动力产生目标性集聚,这对于国家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大有裨益。
    2.稳健性检验
    如前所述,高学历的划分标准本身存在争议。为了保证本文检验结果的稳健可靠,将逐步提高高学历划分标准,以考察出口贸易、收入波动对受教育程度提高后的劳动力集聚是否起到同样的作用。表4、5分别报告了出口贸易、收入波动与大专及以上和本科及以上劳动力集聚程度之间的关系。显而易见的是出口贸易与劳动力比重依然保持同向变化的趋势,这表明本文的稳健性检验目的已经达到,即出口贸易促进高学历劳动力集聚的作用并不随着高学历划分标准的变化而变化。但是除此之外的其他结果也同样有趣:第一,随着劳动者学历水平的提高,工资增加对劳动力集聚的促进作用正在显著减弱。这可以通过比较表3、表4和表5的第五行发现,即工资对劳动力集聚的边际影响程度从0.95以上逐渐降低至0.3左右。笔者在前面已经做了解释,即随着劳动力学历水平的提高,劳动者更加重视事业发展的潜力和工资的稳定性,而对工资当期绝对值的重视程度将下降;第二,国际直接投资(FDI)不再能够显著提高高学历劳动力的集聚程度,这从表4、表5的第9行可以看出。前面已经提到过,FDI之所以会促进劳动力集聚,是因为行业FDI水平往往展示着行业受到国外投资者关注的程度,这直接体现了行业的对外开放能力及发展潜力。但是随着学历水平的不断提高,劳动力将更加能够体会到行业内不同工作的特异性,开始更加关注本职工作的发展潜力,因而行业整体的开放程度对劳动力的择业影响将更不显著。此外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控制了行业出口贸易变量后,劳动者会普遍认为行业的开放程度更多地应该表现在行业向外输出商品和服务的规模上,这也削弱了FDI的作用。
    到此得出如下几个结论:第一,出口贸易规模的增加和行业收入波动程度的降低,都会促使高学历劳动力向该行业集聚,且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越高,出口贸易规模和收入波动程度的影响就越显著;第二,随着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行业国际直接投资和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对劳动力集聚的影响逐渐削弱,尤其是对本科及以上劳动力集聚几乎不再具有显著影响;第三,传统理论认为工资收入是影响劳动力就业的核心因素,但是本文的实证研究则发现,对于高学历劳动力而言,行业的开放程度(用出口贸易规模来衡量)与行业的职业发展潜力(用收入波动来衡量)比当期收入的绝对值更加重要,这也反映出高学历劳动力更加关注职业生涯整体规划的特点,Nordin等(2010)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四、结论与启示
    

    1.结论
    本文创新性地采用最终商品分类法手工计算得出了我国分行业的出口贸易数据,并进一步考察了出口贸易、收入波动对高学历劳动力集聚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由于高学历劳动力更加关注职业生涯的整体规划,因而行业出口贸易规模的提高和行业收入波动的降低都会显著提升高学历劳动力的集聚程度。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越高,这种影响就越明显。
    2.启示
    (1)为了促使高学历劳动力向特定的行业(如高新技术行业)集聚,一方面,国家应该尽可能培养这些行业的对外开放能力,提升行业产品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另一方面,通过适当的补贴(如收入风险补贴)保证行业收入的稳定增长,让高学历劳动力对该行业未来的发展形成良性预期,从而促使他们向高新技术行业集聚。这些政策支持在一定意义上要比单纯提高行业当期回报更加有效。
    (2)本文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劳动力越重视自己职业生涯的整体规划。因而国家在提倡企业对技能型员工经常进行相关培训的同时,也应重视对高学历劳动力进行职业生涯规划的相关培训,这有利于将高学历劳动力尽可能留在需要的行业中。从劳动力市场整体而言,这也是最大可能减少劳动力资源“错配”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陈昊,(2011)“收入波动、风险规避与学历误配——来自中国行业面板的证据,”《南开经济研究》第6期。
    葛玉好、曾湘泉,(2011)“市场歧视对城镇地区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经济研究》第6期。
    李汉君,(2010)“对外贸易与收入差据——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国际贸易问题》第5期。
    李小平、卢现祥、朱钟棣,(2008)“国际贸易、技术进步和中国工业行业的生产率增长,”《经济学季刊》第2期。
    毛日昇,(2009)“出口、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制造业就业,”《经济研究》第11期。
    李玉辉,(2011)“经济开放影响我国收入分配的实证研究,”《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第4期。
    Alfonso, A., (1993) “Mismatch in the Spanish Labor Market: Overeducation?” The Journal ofHuman Resources 28, 259-278.
    Arellano, M., Bond, S., (1991) “Some Tests of Specification for Panel Data: Monte Carlo Evidence and an Application to Employment Equation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58, 227-297.
    Bernard, A.B., Jensen, J.B., (1995) “Exporters, Jobs, and Wages in U.S. Manufacturing: 1976-1987,”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Microeconomics 1, 67-112.
    Blundell, R., J Bond, S., (1998) “Initial Conditions and Moment Restrictions in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s,” Journal of Economics 87, 115-143.
    Helpman, E., Itskhoki, O, Redding, S., (2010) “Inequality and Unemployment in a Global Economy,” Econometrica 78, 1239-1283.
    Hersch, J., (1991) “Education Match and Job Match,”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73, 140-144.
    Nordin, M., Persson, I, Rooth, D., (2010) “Education-occupation Mismatch: Is There An Income Penalty?” Economics of Educational Review 29, 1047-1059.
    (作者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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