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登录
会员注册
图3 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流出(部门划分：六部门)
说明：a11对应左坐标轴，其他系数对应右坐标轴。
数据来源：同表3。
(二)城镇所有制结构的调整
在城镇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中，劳动力从城镇公有制部门流向城镇非公有制部门是主要的流动方向。但是我们想知道，城镇公有制部门的劳动力具体流向了哪些部门？城镇内部的劳动力流动又反映了城镇所有制结构什么样的变化？
根据六部门详细的计算结果，我们详细列出了吸纳城镇公有制部门流出劳动力的部门(见图4)。从中我们发现：(1)城镇公有制部门的劳动力主要流动去向是城镇民营经济部门，公有制部门的大量冗员为民营经济的兴起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这一点也可以从前面的相关系数判定看出来。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不仅吸纳了大量的公有制部门冗员，而且也打破了公有制部门的垄断，公有制部门的劳动力可以在不变换自己产业的情况下转换自己的所有制部门。(2)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和90年代末期，公有制部门劳动力的流出出现了高峰。这两个高峰的出现都是大规模国有企业改革的结果。当时，大量的城镇公有制劳动力离开了公有制部门，形成劳动力大规模的下岗。(3)城镇现代企业部门是实现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改组，建立比较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效载体，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也吸纳了大量城镇公有制部门的冗员。(4)城镇民营经济的诞生和发展意味着城镇所有制结构的调整。虽然民营经济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但是城镇民营经济的兴起则是90年代初国有企业大规模改革之后的事情，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国有企业改革三年攻坚阶段的表现尤为突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城镇公有制部门释放冗员的过程逐步结束，民营经济的发展所需大量的劳动力主要来自农业部门。
图4 城镇公有制部门的劳动力流出(部门划分：六部门)
说明：a33对应左坐标轴，a34和a36对应右坐标轴。
数据来源：同表3。
七、结论
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主要是指经济结构中的各所有制部门地位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深刻影响着劳动力资源在各部门间的配置；对劳动力在不同所有制部门间的流动系数严谨科学地计算，是我们评估劳动力流动背后所有制结构变迁因素的第一步。基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修正后的城乡各种所有制企业就业数据，本文测算了改革开放以来所有制部门间劳动力流动系数。我们的计算表明：
1.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流向城市。但是，城镇公有制部门对农村劳动力都是封闭的，城镇民营经济部门是农村劳动力最主要的吸纳部门。
2.乡镇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的兴起，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伴随着乡镇企业的衰落，其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在90年代中期开始下降，进入21世纪10年代后半期才缓慢开始上升。
3.城镇现代企业部门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非常有限，这一部门主要吸纳了城镇公有制部门释放的劳动力，成为城镇公有制部门冗员的主要流向部门。
4.城镇公有制部门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后半期释放了大量的劳动力；但是进入21世纪，公有制部门改革减缓，劳动力释放越来越少；这一变化与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进程紧密联系。
5.从计算结果来看，外来投资部门对劳动力的吸纳一直非常有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虽然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但是对外经济活动的背后是国内非公有制企业的兴起，并不是依靠外来企业完成的。
劳动力流动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变迁，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各种所有制部门吸纳就业的能力和发展趋势。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深刻影响着劳动力资源在各部门间的配置，而劳动力在不同所有制部门间的流动与中国所有制改革进程紧密联系。
本文得到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源后发优势与经济追赶研究”(编号：08JJD79014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东道国制度环境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机制：基于地方市场分割的研究”(项目批准号：70902055)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区域经济分割、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资本积累效率增进：基于随机前沿模型的实证研究”(项目批准号：09YJC790204)的资助，特此感谢。同时感谢匿名审稿人富有建设性的意见，但文责自负。
注释：
①《中国统计年鉴》在“按城乡分的从业人员”中没有标出农业劳动力，我们根据乡村劳动力与分项乡村所有制部门之间的差额来推算。
②本文以《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分类方法为基础进行合并处理。但是，严格意义上的公有制经济包括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以及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
③在分单位类型统计的就业人数和城镇全部就业人数之间有一个“差额”。这一差额没有在分所有制的劳动力统计中反映出来，我们认为这一“差额”是各式各样的民营经济冲破公有制垄断的产物，蔡昉(2007)称这个差额为“就业余项”，认为这个差额是解释就业增长和就业结构变化的重要部分)，将这一“差额”命名为“城镇其他部门”，将之归于“民营经济”。同样农村劳动力也出现了这一庞大的差额，这一差额实际上是农业部门的劳动力。
④对于在我国转型期少数几个年份出现的劳动力从城镇大规模回流到农村的特殊经济现象，在实际计算中以异常值来处理，此时，农业劳动力不会再流向城镇所有制部门，即a11=1，a1i=0，i≠1。
⑤自2001年以来，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乡村所有制部门吸纳农业劳动力的能力却一直在增长。钟宁桦(2011)基于1987年到2008年28个省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乡镇企业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在不断增长，而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却在递减，这也侧面反映了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依然顽固。这与文献综述部分相关学者的研究发现相一致(蔡昉，2001；陈钊、陆铭，2008)。
⑥由于篇幅所限，文章省去了六部门计算的详细结果。有兴趣的读者请向作者索取。
作者简介：代谦，电子信箱：daiqianecon@yahoo.com.cn；田相辉，电子信箱：xianghui@whu.edu.cn。
参考文献：
1.蔡昉，2000：《中国城市限制外地民工就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
2.蔡昉，2001：《劳动力迁移的两个过程及其制度障碍》，《社会学研究》第4期。
3.蔡昉，2007：《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与就业变化》，《经济研究》第7期。
4.蔡昉，2010：《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经济研究》第4期。
5.陈钊、陆铭，2008：《从分割到融合：城乡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的政治经济学》，《经济研究》第1期。
6.邓曲恒、古斯塔夫森，2007：《中国的永久移民》，《经济研究》第4期。
7.范剑勇、张雁，2009：《经济地理与地区间工资差异》，《经济研究》第8期。
8.刘伟、李绍荣，2001：《所有制变化与经济增长和要素效率提升》，《经济研究》第1期。
9.刘学军、赵耀辉，2009：《劳动力流动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经济学(季刊)》第2期。
10.农业部课题组，2000：《21世纪初期我国农村就业及剩余劳动力利用问题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第5期。
11.沈坤荣，1999：《改革二十年我国所有制结构变动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分析》，《管理世界》第2期。
12.孙文凯、白重恩、谢沛初，2011：《户籍制度改革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经济研究》第1期。
13.夏纪军，2004：《人口流动性、公共收入与支出——户籍制度变迁动因分析》，《经济研究》第10期。
14.于立、姜春海，2003：《中国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就业的实证分析》，《管理世界》第3期。
15.袁志刚，2006：《中国的乡-城劳动力流动与城镇失业：一个经验研究》，《管理世界》第8期。
16.周靖祥、何燕，2009：《城镇农村劳动力“吸纳”与区域经济增长实证检验——基于1990-2006年省际所有制变革视角探析》，《世界经济文汇》第1期。
17.钟宁桦，2011：《农村工业化还能走多远？》，《经济研究》第1期。
18.钟笑寒，2006：《劳动力流动与工资差异》，《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19. Fujita, M., P. Krugman, and A. J. Venables. 1999. The Spatial Economy: Cities, 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 Hanson, G. H. 2005. “Market Potential, Increasing Returns, and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67(1): 1-24.
21. Knight, J., Quheng D., and L. Shi. 2011. “The Puzzle of Migrant Labour Shortage and Rural Labour Surplus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22 (4SI): 585-600.
22. Knight, J., and L. Yueh. 2009. “Segmentation or Competition in China' s Urban Labour Market.”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33(1): 79-94.
23. Krugman, P. 1980. “Scale Economies,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Pattern of Trad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0(5):950-959.
24. Lewis, W. A. 1954.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 The Manchester School, 22(2): 139-191.
25. Li, C. 2010. “Labor Mobility within China: Border Effects on Interregional Wage Differentials.” China & World Economy, 18 (2):60-72.
26. Lucas Jr., R. E. 2004. “Life Earnings and Rural-urban Migr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2(1): 29-59.
27. Ranis, G., and J. C. H. Fei. 1961. “A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1(4):533-565.
28. Sjaastad, L. A. 1962. “The Costs and Returns of Human Migr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0(5): 80-93.
29. Stark, O., and D. E. Bloom. 1985. “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5 (2): 173-178.
30. Stark, O., and J. E. Taylor. 1991. “Migration Incentives, Migration Types: The Role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Economic Journal,101(408): 1163-1178.
31. Todaro, M. P. 1969.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9(1): 138-148.
32. Todaro, M. P. 1970.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Repl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0(1): 187-188.
33. Todaro, M. P. 1980.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Southeast-Asia: A Demographic Perspective.”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6(1): 167-168.
34. Zhang, H. F. 2010. “The Hukou System's Constraints on Migrant Workers' Job Mobility in Chinese Cities.” China Economic Review, 21(1): 51-64.
35. Zhao, Y. H. 2003. “The Role of Migrant Networks in Labor Migration: The Case of China.”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21(4): 500-511.
36. Zhu, N. 2002. “The Impacts of Income Gaps on Migration Decisions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13(2-3):213-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