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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一)数据说明
我们从2001年和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中收集整理了中国1978-2010年劳动力分所有制部门的就业数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劳动力的城乡分布是按照城乡所有制部门划分的，包括城镇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城镇股份合作单位等13个部门，此外根据城镇劳动力和乡村劳动力的余项，我们推算出农业劳动力和城镇其他部门的劳动力水平。我们根据这15项分类各自的性质，按照研究需要，将它们统一分为3类和6类，具体的分类如下：
(二)先验系数的判定：假定与相关系数
精确测度劳动力流动系数需要大量的约束条件，而现实中的统计数据基本上无法满足。根据中国劳动力流动的现实，我们进行如下假定，这样也能够方便计算。
假定一：如果某部门的劳动力在扣除掉自然增长之外还有增加，则我们认为该部门的劳动力将全部留在该部门，即aiit-1=1；该部门还要从其他部门吸纳劳动力。
由于不同的行业对劳动力的要求不尽相同，劳动力在进入新行业的时候，会招致额外的成本。这种成本的存在使得劳动力在进行流动的时候，首先会考虑自己所熟悉的行业。劳动力的这种偏好，导致了这一假定。
假定二：如果扣除自然增量后就业人口比上一年度减少，我们称之为有劳动力流出的部门；为了简化计算，我们假定劳动力流出部门之间没有劳动力流动。aijt-1=ajit-1=0，i≠j，其中i和j均为劳动力流出的部门。
假定三：根据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假定城镇所有制部门的劳动力不会流向乡村所有制部门④。
在具体的计算中，即便使用前面所述的假定，仍然会出现系数过多无法求解的状况。在这一情况下，我们需要借助其他方法对劳动力的流动做事先的判断，此处我们利用城乡六个所有制部门的各年度就业增量减去自然增量后的净增量为基础，计算六个部门的就业相关系数，根据部门间统计显著性，来判断部门间的劳动力流动方向。我们认定，如果部门间的相关系数高度负相关，并且在统计上显著，那么就可以判定劳动力流动的方向。在具体的计算过程中，我们以显著性水平的相对高低为标准。
全部样本数据的皮尔逊相关系数结果如表3所示：与农业部门显著负相关的部门有乡镇企业部门和外来投资部门；与城镇公有制部门显著负相关的部门有城镇现代企业部门和城镇民营经济部门。需要强调的是，城镇民营经济部门与农业部门的相关系数虽为正，但不显著；这样我们在统计上并不认为城镇民营经济部门是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部门。
基于我国城乡所有制改革的阶段特征，本文将1978-2010年分为两个阶段分别考察部门间的相关系数。第一阶段(1978-1987年)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所有制结构调整为主要特征(如表4所示)，而第二阶段(1988-2010年)则以逐步深入进行城镇所有制结构改革为主要特征(如表5所示)。
通过两个阶段的相关系数表格，我们发现乡镇企业部门在两个阶段一直是吸纳农业劳动力的主要部门，而城镇民营经济部门也一直是吸纳城镇公有制部门冗员的主要部门。
我们在这里重点分析劳动力主要流出部门：农业部门和城镇公有制部门。劳动力从农业部门的流出反映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转移的特点；而城镇公有制部门劳动力的流出则重点反映出中国所有制结构的变迁。我们从乡村所有制部门和城镇公有制部门两个角度讨论中国的劳动力流动。
(一)农村所有制结构调整
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起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建立和完善，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突破了农村单一的集体经济所有制结构，形成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农村劳动力的流出，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普遍现象，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所有制结构的变迁。具体来说，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建立，农民获得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释放了农业生产力，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基于市场理性开始转向非农生产。基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现实背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主要有“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式的就地转移和“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式的城市化转移。其中，农业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的主要方向是乡镇企业、乡村私营企业和乡村个体企业。为了有效刻画这两种转移途径，我们依据方程组(1)构建农业部门、乡镇企业部门和城镇所有制部门三个部门间劳动力流动方程组(表1三部门A)。
图1说明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方向和途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乡村和城镇所有制部门对农业劳动力的吸纳情况。(1)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中期和21世纪10年代中期出现了劳动力流动的高峰；进入21世纪以来，从劳动力流动系数来看，农业劳动力转移显现出加速转移的趋势，每年留在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越来越少。(2)总体上来看，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乡村和城镇所有制部门的占比趋势都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但前者波动的幅度明显大于后者。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在2001年之后，两条曲线基本上保持平行增长的态势。(3)中国的乡镇企业部门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乡镇企业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吸纳部门；但是伴随着乡镇企业的衰落，乡镇企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不断减弱(农业部课题组，2000；于立、姜春海，2003)。⑤(4)乡镇企业部门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减弱后，城镇部门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开始加强，并超越乡镇企业部门对剩余劳动力的吸纳。我们不禁想问，到底是哪些城市部门吸纳了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
图1 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乡村和城镇所有制部门的占比趋势(部门划分：三部门A)
说明：(1)aij代表所有制部门i到所有制部门j的劳动力流动系数，以下同；(2)左纵轴表示农业部门劳动力留在本部门的流动系数(a11)，右纵轴为农业部门劳动力转移到乡村所有制部门的流动系数(a12)和转移到城镇所有制部门的流动系数(a13)。
数据来源：同表3。
(二)城镇所有制结构调整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改革的主要阵地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其中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改制是城镇所有制结构调整的重点。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增强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在这一改革过程中，城镇国有和集体所有制部门的大量冗员被释放出来，城镇公有制部门成为重要的劳动力流出部门。城镇一方面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出的目的地，另一方面城镇公有制部门又有大量的冗员需要释放。城镇公有制部门的劳动力流出是城镇所有制结构变革的体现。
毋庸置疑，城镇非公有制部门成为吸纳城镇公有制部门冗员最重要的部门。在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镇的同时，城镇内部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也使得劳动力从城镇公有制部门流向城镇非公有制部门。据此，我们依据表1中三部门B划分标准构造了乡村所有制部门、城镇公有制部门和城镇非公有制部门三个部门间劳动力流动方程组。
同样，我们根据假定计算出相关的劳动力流动系数值，如图2所示。(1)城镇非公有制部门是城镇公有制部门劳动力流动最主要的吸纳部门，城镇公有制部门转移到城镇非公有制部门的劳动力占比r23和留在本部门的占比r22的走势基本相反，特别表现在1985年前后和1997年前后的波动。这说明了城镇公有制部门释放的冗余劳动力基本上都转移到了城镇非公有制部门。而且在大部分时间段，r23的值要大于r13的值，说明了城镇非公有制部门主要吸收了来自城镇公有制部门转移过来的劳动力。(2)进入21世纪以来，城镇公有制部门劳动力流出开始减缓，这一方面是因为公有制部门(特别是国有部门)在前期的改革中释放了大量的冗员，另一方面也与近些年来国有企业改革放缓有关系。从图形中我们可以看到从2006开始r13的值开始高于r23，而且r23的值下降至0。城镇公有制部门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封闭又一次得到了证实，这也为城乡分割文献做出了进一步的说明。(3)反观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镇非公有制部门的劳动力流动系数r13的演变趋势则一直保持较为平稳，并没有出现与r23此消彼长的态势。1995年之前有平缓的下降趋势，1995年之后则缓慢的上升。这说明城镇劳动力和农村剩余劳动力两类劳动力市场彼此分割，两者并不存在严重的冲突或者竞争，这也与相关文献的研究结果相一致(袁志刚，2006；钟笑寒，2006；Knight and Yueh，2009；刘学军、赵耀辉，2009)。
图2 乡村所有制部门、城镇公有制部门转移到城镇非公有制部门的劳动力占比趋势(部门划分：三部门B)
说明：r22对应左坐标轴，r13和r23对应右坐标轴。
数据来源：同表3。
六、六部门计算结果
如果我们想进一步知道农村劳动力到底流向了城镇哪些部门，城镇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如何影响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城镇公有制部门释放的劳动力到底流向了哪些非公有制部门，城镇内部劳动力的流动反映了什么样的城镇所有制结构的变迁？显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更细的计算结果。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
毋庸置疑，城镇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出目的地之一；在乡镇企业部门衰落之后，城镇部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地位开始上升，从图1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我们想知道：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底流向了哪些城镇部门？二是城镇内部各个所有制部门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反映了什么样的所有制结构变迁？显然，三部门的计算很难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需要更细的部门划分，更详细的计算才能够回答这些问题。这样，我们就从三部门的计算转向六部门的计算。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