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解释世界市场的形成、劳动力集聚以及国际贫富差距等现象时,新经济地理学得出了一些创新性结论。由于阶级立场和分析方法等方面的原因,新经济地理学与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的分析结论存在一定差异性。马克思认为,世界市场的形成既是国际分工的产物,也是资本逐利本性的必然结果;劳动力集聚的实现是国际劳动力价值得以实现、劳动者与资本家利益分配动态协调的过程,是工人依附于资本家的程度得以强化的过程;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体系以及严重的国际剥削是造成国际贫富差距呈现出拉大趋势的重要原因。马克思的国际价值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在分析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等方面也存在一定的互补性,其理论和分析方法对我国当今的发展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关键词:新经济地理学,国际价值理论,世界市场,劳动力集聚,中心-外围模型
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创建是基于工业革命后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的国际考察,而当今国际社会出现许多新变化、呈现出许多新特点,在此前提下,利用国际价值理论研究和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经济现象,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国际分工的纵深发展,国际贸易呈空前发展的态势。以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以及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学说为代表的传统西方国际贸易理论,较好地解释了资源差异较大的那些国家之间基于比较优势而发生的贸易现象和原因。但近年来,一方面,执行比较优势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出现了贸易条件恶化和贫困化的“比较优势陷阱”现象;另一方面,大量的国际贸易行为突破了在要素禀赋差异较大的产业间进行的定律,呈现出要素禀赋基本一致的产业与国家间进行贸易的新特征。传统的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对这些现象的解释显得乏力。在围绕解释产业内分工及其贸易现象的基础上,诞生了以保罗·克鲁格曼等学者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进而解释了当今出现的一系列新的贸易现象。
国际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理论解释国际商品交换现象的理论基石,新经济地理学也是围绕解释国际贸易现象而诞生的西方经济理论。显然,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都可以用来解释国际贸易问题。但是,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是不同的理论体系,这也就决定了它们解释国际贸易新现象的深度和层次是不同的。同时,能否解读国际贸易新现象也将直接检验马克思经济学的现实解释力。
一、世界市场形成:国际价值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的不同解读 1.新经济地理学对世界市场形成的解读 首先,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分工是世界市场得以形成的前提条件;“历史某种偶然性”使得某一区域获得专业化分工得以强化、劳动生产率得以提升的先发优势,这一优势使得大量生产要素在这一区域得以集聚。由于集聚又使得这一区域获得通过大规模生产、大量节省运输成本和贸易成本的好处,从而生产要素又会进一步集聚,形成核心区;同时,核心区的市场需求远大于外围区,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性有助于核心区在满足本地需求的同时又能大量输出商品,而运输成本和贸易成本的节省又能促成核心区具有相对于外围区拥有成本低廉的优势。各种生产投入品和生活消费品具有成本低廉的优势将成为吸引生产(者)和消费(者)以及各类非农经济活动进一步集聚的动力,而人口的集聚带来人力资本的集中也有利于核心区的技术进步,促进生产、运输、贸易和生活方面的成本降低,这就进一步促进经济集聚。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这种“自我强化效应”和“累积效应”使全球范围内的生产要素在核心区集中,并成为国际商品交易的场所。由此可见,新经济地理学认为,资源和要素跨越国界在一核心区域的局部空间集聚从而形成世界市场。
其次,新经济地理学利用规模经济与分工带来的运输成本,分析了世界市场规模的决定。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中,运输成本和规模经济之间的权衡是决定经济活动空间结构的关键因素,当运输成本较低时,规模经济效应使得生产在空间中发生聚集;当运输成本较高时,规模经济效应将受到较大的甚至是超越规模经济效应的成本效应的反向制约,厂商进一步集聚的动力将被削弱,厂商的经济活动空间将会分散在两个地区。这意味着当厂商率先在一个地区获得规模经济时,随着运输成本的提高,聚集动力将会逐渐被稀释,直到成本效应达到超过规模经济效应的临界值时,经济活动空间就会发生由聚集变为分散的“瞬间突变”,从而呈现“跳跃性”特征。克鲁格曼于1979年发表的“报酬递增、垄断竞争与国际贸易”一文中指出:规模经济是国家进行专业化生产的结果,这也验证了分工的规模与深度成为决定世界市场规模大小的重要因素之一。[1]在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中,一个区域的世界市场是在规模经济不断扩大、运输成本不断上升的过程中得以均衡而呈现。因此,新经济地理学对世界市场规模的分析是建立在社会制度是一成不变的静态分析基础上,通过企业的微观行为来研究国际资源的配置问题,而对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演化规律缺乏分析。
最后,新经济地理学围绕企业发展的主线探讨了世界市场形成的最根本原因。西方经济学认为,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企业获得的利润为零。企业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组织,必然有谋求获得一定垄断势力的内在动力,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则是以企业获得垄断利润作为国际贸易研究的出发点。在“一个相互倾销的国际贸易模型”的论文中,克鲁格曼和布兰德把不完全竞争和获取垄断利润作为国际生产要素流动和贸易产生的原因。[2]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中,中心区由于国际分工而降低成本获得一定规模经济优势,这种规模经济优势有助于获得垄断势力,从而达到获得垄断利润的目的。这种追求垄断利润的动机,在新经济地理学中逐渐演化为基于国家竞争优势的战略性贸易理论。因此,在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脉络中,企业的行为仍然是研究主线,企业追求垄断利润的内在动机是推动国际分工深化和国际贸易范围扩大的最根本原因。
2.马克思经济学对世界市场形成的解释 首先,马克思认为“世界市场不仅是同存在于国内市场以外的一切外国市场相联系的国内市场,而且同时也是作为本国市场的构成部分的一切外国市场的国内市场。”[3]“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4]在这里,马克思把世界市场看作是国际流通过程的一个因素,看作是国内市场向国外的延伸,是在各国国内市场基础上形成的各国国内市场的有机整体,是商品交换关系突破国家界限扩充到世界范围的结果,是国际交换关系的总和。当一国商品向世界市场出售时,在国内市场上形成的价值转化为国别价值或国民价值。因此,世界市场成为国际价值实现的基础和平台,一国生产劳动所创造的商品价值能否实现,将是国别价值能否在世界市场得到承认的过程。
其次,马克思经济学认为,国际分工是世界市场形成的基础和条件。马克思曾对集聚与分工做过如下论述:“分工的基础前提同扩大资本的基本前提一样,是协作,是工人在同一地方的密集,而这种密集一般来说只有在人口密度达到一定程度的地方才可能”。[5]331,332“人口和人口的增长是分工的主要基础”,“随着工人人数的增长,社会生产力由于分工和知识的增加而同工人人数的增长成复比例地增长。”[5]334因此,马克思的分析把分工与工人的集聚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方面,分工的扩大需要大量工人,另一方面,人口的密集又会带来知识的增长,推动分工的深化。分工的深化和工人的集聚是在生产中相互推动并形成自我强化的过程,这一自我强化的过程在某一地区不断深化时,将形成中心区并逐渐成为世界市场。由分工的产生到世界市场的演变过程,马克思经济学给出清晰的思路: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使产业内每单位商品的国别价值量降低,而分工所带来的产业集聚引起的生产成本的节约,又能更进一步降低区域内每单位商品的国别价值量,从而使该区域商品在参与国际竞争时,以全球生产该单位产品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卖出,获得超额利润。另一方面,专业化生产促进本地市场产品的差异化并产生本地市场效应,形成一定的垄断地位,这不仅降低了区域市场的交易成本,而且有利于延伸产业价值链,发挥区位规模经济的正外部性作用和促使区位优势的自我强化,进而降低区域内商品的国别价值量,在国际贸易中获得有利地位,中心区将在这一地区得以确立,而分工-中心区-世界市场的演变轨迹也逐步得以显现。
再次,在对世界市场扩大的内在动因上,新经济地理学和马克思经济学也有相似之处。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市场“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而是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的“结果”,它是以近代地理大发现为历史契机、以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的扩张为基本动力而逐渐形成的。而资本的本性就是最大限度地攫取剩余价值,有着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和地域去占有更多剩余价值的冲动和欲望,资本的逐利本性使世界市场范围不断扩张。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中,国际生产要素流动和贸易产生的原因,是由于企业获取垄断利润的内在动机所推动。在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中,垄断利润和超额剩余价值是同一东西,只是由于阶级立场的差异而呈现出的不同表达方式而已,从本质上来看,新经济地理学和马克思经济学都认识到资本家追逐利润的本性对世界市场形成的最根本推动作用。
最后,马克思经济学对世界市场规模的认识是建立在动态分析基础上的。马克思经济学对世界市场规模是一种动态的考察,这一考察将国际分工体系的产生、发展和深入的过程和与之相伴随的生产力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分工的扩大使得每一国家无法在世界中独立生存,各国家间基于商业贸易上的交往与联系不断扩大,世界市场随之形成。同时,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分工的扩大加速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机器大工业生产等方面的先进生产方式应运而生,生产资料的大量需求和更广阔的商品销售市场与传统封闭的封建社会显得不相协调,人类更加开放的社会制度成为时代发展的必需,也成为扩大世界市场外延的强有力的“润滑剂”。因此,相对于新经济地理学以社会制度一成不变的静态分析世界市场规模,马克思经济学则是在基于社会制度变迁和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世界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的趋势,从而更具科学性和客观性。
二、劳动力集聚:动态均衡的不同解读 1.新经济地理学对劳动力集聚的分析 克鲁格曼在其经典论文“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化和贸易模式”一文中指出:当存在关税或运输成本等阻碍贸易的因素时,就会产生要素流动以替代商品贸易。在此过程中,劳动力会流向已经具有较大规模劳动力市场的国家和地区以获得更高的实际工资和消费品种类,最终的均衡就是所有劳动力集中在一个中心地区。[6]新经济地理学的这一思想意味着,劳动力这种要素的跨国流动是劳动者追求高工资的必然结果,因而其逻辑结果是:这一进程是有利于劳动者和资本家双赢的合理现象。但新经济地理学并没有探讨在这一过程中劳动者和资本家的利益分配状况。
同时,新经济地理学并不认为劳动力集聚是一个持续深化的发散行为,劳动力的集聚将在垄断竞争厂商不断加入和跨地区(跨国)的劳动力流动中实现动态均衡。克鲁格曼在“递增收益与经济地理”一文中同样是借助于中心—外围模型来分析这一过程。在该模型中,跨国劳动力可以大量进入,而垄断竞争企业为了获得垄断利润也会不断进入,这一动态过程将在劳动力进入和垄断竞争厂商大量进入直至垄断利润消失而趋向均衡。在中心—外围模型中,垄断竞争厂商根据其在不同区位的获利能力决定生产区位,而其生产区位的决定将产生三种不同的经济效应。一是市场准入效应,即垄断厂商将其生产安排在大市场中以便获得规模经济优势,同时由于成本优势,通过向较小市场出口获得垄断利润;二是生活成本效应,即大量厂商和劳动力的集聚产生较大的规模效应,厂商和劳动力获得较低的生活成本,从而会吸引大量的劳动力和厂商的进一步集聚;三是市场挤出效应,即在不存在完全垄断的条件下,垄断竞争厂商为了避开竞争对手的冲击,会选择向竞争厂商相对较少的地区移动。前两种效应利于厂商和劳动者在地理上的集中,并且在相互促进中产生一个不断自我强化的循环累积聚集过程;后一种效应则形成离心力,促使厂商在地理空间上的扩散。当本地区市场准入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累积所产生的向心力大于市场挤出效应所产生的离心力时,经济活动趋向于在本地区集聚,由于集聚,厂商进一步被吸引到本地区,从而这一地区演变和发展成富裕的中心地区,而其他地区发展成贫穷的外围地区。当本地区市场准入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所产生的向心力小于市场挤出效应所产生的离心力时,经济活动趋向于扩散,各地形成类似的生产空间结构,呈现出多个中心区。[7]因此,在新经济地理学中,劳动力的集聚与厂商的集聚是一相互对应和同步的过程,只是在这一过程中,劳动力的集聚是由厂商集聚所推动,劳动力的集聚与扩散归结于中心区所具有的规模经济与垄断竞争之间的平衡。
参考文献: [1]Paul R.Krugman.Increasing Returns,Monopolistic Competition,and International Trad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79,(9),469-479.
[2]Brander,J.,Paul Krugman.A'Reciprocal Dumping'Model of International Trad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vol.15(1983),313-321.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9。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三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278。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6]Paul R.Krugman.Intra-Industry Specialization and the Gains from Trade[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1,(5),959-973.
[7]Paul R.Krugman.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Journal of Political Geography,1991,(99),183-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