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聚空间外部性、城乡劳动力流动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下）

    由表1的回归结果可知：
    (1)空间自回归系数ρ和空间误差系数λ基本上都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且为正，这表明各省区城乡收入差距确实存在空间相关性，相邻省区间的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正的相互依赖，产业集聚、劳动力流动等因素通过影响本省区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将作用传递和迭加到相邻省区城乡收入差距上；面板SAR的时间和空间双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最优。面板SAR模型和SEM模型较传统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更合理，因为面板SAR模型和SEM模型的拟合优度R2与对数似然值LogL均明显高于传统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主要解释变量也都要更显著。而SAR模型又比SEM模型更合理，因为SAR模型的R2和LogL均高于SEM模型。最后，在SAR的四个模型中，时间和空间双固定效应模型的R2和LogL为最大，因此为稳健起见，选择面板SAR双固定效应模型最适合。
    (2)面板SAR双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中，各解释变量的影响系数均通过了10 %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影响方向也与理论预期一致：人力资本存量比衡量的城乡全要素生产率比的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新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模型认为城乡收入差距形成的直接原因是城乡收入增长函数中人力资本存量与积累率的差距；城乡资本投入比的系数在5%水平下显著为正，城市体制与政策更宽松，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更丰裕，基础设施更完善，引起资本收益率递增，使得资本不断从农村向城市单向集聚，陷入城乡差距持续拉大的恶性循环；城乡劳动力比的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带来的城乡就业人数比的上升将缩小城乡差距。与城市居民相比，尽管农村整体劳动力数量占优势，但由于人力资本存量差异，这种数量优势并未转化成收入优势，反而成为提高农民收入的一大障碍。因此，如何扩大城乡就业人数比且提高其素质成为提高其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关键；农村中间产品投入价格的系数在10%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城市部门通过影响农业生产资料投入价格分享农村经济成果，农业生产中间产品投入成本越高，预期农业生产成本越高，农村部门更多收益流入城镇部门，农民实际收入越低，城乡差距拉大。
    (3)城市产业集聚过程中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集聚规模指数和空间产出密度分别与城乡劳动力流动率的交叉项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均为正，因此理论模型中θ＞1。农村劳动力流动通过加速城市产业集聚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城乡劳动力流动率与集聚规模指数和空间产出密度的交叉项均在5%水平下显著为正，在保持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集聚规模指数和空间产出密度每增加1%，通过劳动力流动，城乡收入差距将分别扩大8.9%和7.7%。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城乡居民收入的增加均受到集聚空间外部性的影响。伴随城市产业集聚规模效益的变动，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轨迹呈现倒U型的阶段性特征。由于集聚外部性的扩溢受集聚规模、阶段、距离和技术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城市产业集聚过程中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目前尚处于极化效应阶段，农村劳动力流动通过加速城市产业集聚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三、结论与政策启示
    1.结论
    城市产业集聚能产生很强的集聚规模效应和外部经济，给集群范围企业提供巨大的正外部性，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具有明显的拉动效应，对城乡经济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提高都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收入差距能引起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动，促进城市产业的进一步集聚。因此，产业集聚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重要途径，产业集聚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交叉作用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具有内生互动的关系。
    与现有多数文献研究视角不同，文章将新经济地理学产业集聚与地区差距的相关理论运用到城乡差距的研究中，不割断城乡间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及产业的联系，在城市生产函数中引入集聚空间外部性，推导出产业集聚、农村劳动力流动等因素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模型，并探讨了产业集聚、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具体路径与内在机理，认为伴随城市产业集聚规模效益的变动，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轨迹呈现倒U型的阶段性特征。随后在模型方程中纳入空间相关因素，基于中国省区数据采用空间面板计量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
    (1)产业集聚、农村劳动力流动等因素通过影响本省区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将作用传递和迭加到相邻省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之上；人力资本存量比衡量的城乡全要素生产率比、城乡资本投入比、中间产品投入价格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城乡劳动力比缩小了城乡差距。
    (2)集聚规模指数和空间产出密度分别与城乡劳动力流动率的交叉项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均为正，因此理论模型中θ＞1。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城乡居民收入的增加均受到集聚空间外部性的影响。由于集聚外部性的扩溢受集聚规模、阶段、距离和技术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城市产业集聚过程中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目前尚处于极化效应阶段，农村劳动力流动通过加速城市产业集聚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因此，加快集聚外部性向农村地区扩散，促进非农产业集群在城乡之间的合理布局，发挥其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拉动效应，对带动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意义重大。
    2.政策启示
    从以上研究结论和基本逻辑可得如下启示：
    我国相邻省区间的城乡收入差距有较强的空间相互依赖作用，因此，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应注重地区之间的空间联系和地理集群现象，加强地区间政策制定的协调与合作，带动区际间要素资源的流动与优化配置，促进东、中、西部合作与联动发展，开展区域内资源共享与整合，推进地区间一体化进程，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明显缩小。
    虽然目前我国的产业集聚尚处于不利于城乡公平协调发展的阶段，但长期内可发挥政府调节作用，切实建立起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长效机制，打破城乡分割壁垒，加强城乡间要素及三次产业链的互动联系，加快集聚外部性向农村地区扩散，辐射带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使集聚溢出效应更多地受益于农民，提高农民收入，从而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为此建议：
    一要继续加快发展城市非农产业集群，扩大集群规模，优化集群结构，培育和发展集团化连锁，大力推行品牌化经营，促使集聚规模经济效益的早日实现，产生足够大的扩散溢出效应。
    二是均衡非农产业集群在城乡间的空间网络布局。打破城乡产业分割的格局，推动城市现代产业对农村产业的有效改造。充分利用丰富而廉价的农村劳动力资源优势，积极发展乡镇企业和农业产业化经营，尤其是农产品加工业，提升农村产业集聚水平，吸引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加快城乡间产业链的联系和融合。
    三要引导大中城市、沿海发达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加工型企业向中西部农村梯度转移。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东部地区借助发达的商品流通网络和初始的政策倾斜，劳动力大量向该地区流动，形成了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塘等经济集聚区。但随着集聚程度的提高，这些地区集聚规模不经济必将出现，面临着产业的升级和转移。中西部落后地区应培育和增强本地承接产业转移和劳动力回流的能力，吸纳农村劳动力本地城镇就业，促进集聚规模经济的形成。
    四要理性选择城市发展模式。首先，适度的城市规模既有利于城市自身良性发展，又有利于辐射、带动乡村地区发展，实现城乡统筹，因此应重视中等城市的发展。其次，中小城市应走分散城市化道路。城市的发展要充分考虑资源制约和集聚效应的变动趋势，分散型城市化道路能使中心城市向外扩散更为突出，形成合理的集聚中心和城市层级结构，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有序转移，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最后，也要积极发展小城镇，在原有城乡之间形成梯次城镇，鼓励产业向这些城镇集聚。
    五是农村和农民自身也要加强吸纳集聚扩散效应和创造集聚的“内功”。推动户籍与就业制度改革，完善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健全城乡劳动力自由流动、公平竞争就业、平等享有公共服务的机制；改善农村交通、通讯等公共设施和投资、就业条件等软硬环境，促进城乡市场一体化，为资金、管理、技术、知识等要素以资本的形式从城市持续快速地流入农村疏通渠道，支持高素质人才前往农村创业，支持民工返乡创业；建立有效的城乡反哺机制，加大对农村人力资本、资本和科技投入力度，出台入资农村的优惠政策，使农民能够及时消化吸收集聚经济的知识、技术溢出与就业机会；稳定甚至降低农村中间产品投入价格，减少农民生产投入成本，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作者简介：蔡武(1983 —)，男，湖南宁乡人，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发展经济学；吴国兵(1980—)，男，安徽怀宁人，金融学博士，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职员；朱荃(1987—)，男，湖北天门人，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发展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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