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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人口红利”即将消失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一个低生育阶段。随着用较短的时间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人口年龄结构也相应地发生变化，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历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65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1953年为4.4%，1964年为3.6%，1982年为4.9%，1990年为5.6%，2000年上升到7.0%。按照定义，中国目前已处于老龄化国家的行列。
人口生育水平和年龄结构的这种变化，自然会影响到未来的人口动态，从而对中国享受人口年龄结构优势的时间长度设定了较早的时限。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最新预测（见图1），本世纪中叶之前的人口动态有三个转折点：第一，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从2006年开始进入稳定期，而从2010年起趋于下降；第二，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从2011年即趋于稳定，2022年以后则大幅度减少；第三，总人口在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为14.39亿，随后绝对减少。这个预测表明，中国人口总量增长和结构的转折点，比大多数人所预期的要来得更早。相应地，人口转变形成人口年龄结构三个阶段的交替也较早来临，有利的人口结构将会提前发生变化。从人口结构变化趋势看，劳动力供给高峰即将结束。
另外，人口转变发生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一事实，固然提前为中国提供了利用人口红利加速经济增长的机会，但同时少儿抚养比下降与老年抚养比上升之间的间隔也很短，使得总体抚养比，即少儿人口（0-14岁）和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占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的比例，只在相对短暂的时期内处于较低的水平上，即在本世纪只会再继续一个较短的下降，最低点为2013年的38.8%，随后将以老年抚养比提高为特征大幅度回升（见图2）。其结果是社会总体养老负担迅速加重。到2017年，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10%，在少儿抚养比仍然高达26.4%的情况下，老年抚养比超过14%。虽然老龄化的人口结构并不必然阻碍经济增长，但这种变化毕竟意味着经济增长可资利用的人口红利，即经济增长的一个额外优势将逐渐弱化乃至最终消失。
劳动力短缺终将成为现实
按照联合国中方案人口预测，从2015年开始，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在达到10亿之后，绝对数量就从提高的趋势转而逐年减少。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的快速下降，则已经开始。今后20-30年期间，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将逐渐减慢，不仅低于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北美发达国家。在这个趋势中，劳动年龄人口内部的年龄构成也同时发生变化，即趋于老龄化。2005-2030年期间，中国50-64岁之间的年老劳动人口将增加67.1%，而15-29岁的年轻劳动人口则减少18.8%。从这个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看，人口转变的较早完成及其引起的人口结构变化，不仅意味着人口的日益老龄化，也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相对减少和绝对减少的相继发生，以及劳动年龄人口的老龄化，从而劳动力的短缺或迟或早终究会成为现实。
判断劳动力是否出现绝对的短缺，还可以从工资的相对水平和变动趋势来观察。现实是，目前不仅作为吸收就业的主要载体的非正规部门的工资没有实质性上升，正规部门工资的上升趋势也是一种扭曲现象，随着改革的深入甚至可能会得到制止。在一个开放经济中，观察工资水平可以通过国际比较来进行。图3显示的是以美国为参照系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制造业相对工资水平及其变化情况。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制造业工资大大低于美国，但无一例外皆高于中国。
根据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理，劳动力短缺的经济含义是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在这个现象是由于提前完成的人口转变所引致的情况下，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就是超越发展阶段的，一旦生产率提高的增长源泉不能及时替代人口红利源泉的话，则导致中国经济过早丧失比较优势。长期以来，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市场获得的竞争力是以低工资取胜的。例如，比较1995-1999年期间制造业中平均每个工人的劳动力成本，在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可以获得数据的79个国家中，中国居倒数第四，仅为这些国家平均数的7.3%（World Bank, 2003）。
迄今为止，中国的工资水平仍然很低。观察2002年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制造业相对工资水平，如果以美国为100的话，墨西哥为11.2，巴西为12.0，韩国42.9，台湾省25.4，香港特别行政区27.3，新加坡34.1。而同年中国正规部门的工资水平仅为美国的2.9%，非正规部门的工资则更低，仅仅为美国的1.9%左右。但是，在绝对工资水平低于所有发达国家和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同时，中国制造业工资的增长速度却异常迅速，无论是与发达国家进行比较，还是与发展中国家或者转轨国家进行比较，都有更快的增长率（见图4）。这表明，随着劳动力短缺的出现，中国很难继续保持低工资水平及其所带来的国际竞争力。
文章出处：中国企业家，200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