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城镇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分析,认为随着中国人口转变的快速完成,农村劳动力转移正成为城镇劳动力供给的主要来源;同时,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得城镇部门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激增,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工资开始快速增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应该抓住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大好时机,通过实施优先向人投资的战略,提高农村人口的素质和能力,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步伐,促进城乡的均衡发展。
关键词:劳动力转移 劳动供给 新农村建设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城镇劳动力供给的主要来源
随着中国人口转变①的快速完成,劳动力供求形势正在发生一些根本性的变化。根据最新人口预测结果(张为民等, 2004)推算, 2005年之后, 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将大大减缓,2006年将新增750万人, 2007年将新增550万人, 2010年新增数量将减少到210万人左右。劳动年龄人口增长趋势的减缓意味着劳动力供给压力正在逐渐减轻。从劳动力需求来看,就业人口在过去几年中快速增长, 2005年仍继续这一良好势头,实现新增就业人口970万人,年末登记失业率维持在4. 2% ,与2004年持平②。考虑到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向失业人群并轨的影响,登记失业率没有上升就意味着失业形势正在进一步好转。可以预料的是,随着以国有企业改革为标志的结构调
整接近尾声,以及劳动力资源市场配置能力的增强,经济结构已经向着更加有利于劳动力利用的方向转变,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吸纳作用会进一步增加,就业需求在今后会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总体上看,中国劳动力资源数量上的优势不会在短期内消失,而且,随着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劳动力资源这一优势必将进一步转化为经济优势,并继续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奠定稳定的基础。但是,劳动力供给压力的减缓必将成为推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动力,过去看似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形势也将发生变化。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迄今为止一直面临着人口过多的问题,从来也没有出现过劳动力短缺,今后是否会出现劳动力短缺,就成为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重要问题。
从国际上来看,当一个国家的人口转变完成、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停止后,会很快面临着劳动力数量短缺的问题。但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使得中国的这种状况会有很大不同,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仍然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为城镇提供劳动力资源。要回答中国是否会出现劳动力数量短缺的问题,必须弄清楚农村劳动力还能够以什么样的速度向城镇地区转移,转移多长时间。因此,城镇化速度将成为决定今后城镇劳动力供给的主要因素。
为了预测城镇的劳动力供给,笔者估计了1990年以来中国的城镇化速度。1990~2002年期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而1995~2002年期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更是达到了年均提高1. 36个百分点(张车伟、吴要武, 2005) 。从世界范围来看,超过1%的城镇化速度已经属于高速城镇化过程。可见,中国1995年以来的城镇化是多么迅速!
按照上面所提到的两种城镇化速度,笔者估计了城镇每年新增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如果按照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的城镇化速度(方案1) , 2006~2016年,城镇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每年维持在1000万~1340万人之间;如果按照年均提高1. 36个百分点的城镇化速度(方案2) ,则一直到2020年,城镇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每年都在1200万~1700万人之间(参见表1) 。
表1 全国和城镇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变动状况 单位:万人
年份 | 全国新增劳动年龄人口 | 城镇新增劳动年龄人口 | |
方案1 | 方案2 | ||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 903 794 764 675 616 538 445 353 105 -32 161 -186 -14 -172 -177 | 1341. 4 1312. 4 1315. 4 1290. 7 1277. 1 1252. 4 1218. 7 1182. 2 1064. 8 996. 8 1097. 0 915. 0 1004. 9 917. 2 910. 6 | 1686. 1 1660. 8 1668. 4 1646. 2 1635. 2 1611. 9 1578. 0 1540. 4 1413. 5 1339. 1 1449. 8 1248. 5 1347. 9 1249. 7 1241. 5 |
从劳动力需求来看,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初步形成,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市场扭曲正逐渐得到矫正,其结果,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部门的发展速度大大快于其他部门,而且这样一种趋势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还将继续下去。上述趋势意味着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将会增强,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将会有所增加。如果今后经济增长能够保持7%左右的增长速度,则第二、第三产业每年创造的就业岗位将会超过1000万个。在这样情况下,如果城镇化速度能够保持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城镇劳动参与率保持在65%左右,则2010年之前的就业和失业趋势就可以被大致判断出来。表2就是根据前面的推算所预测的就业形势。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预测结果反映的是劳动力供求总量的变化形势,实际失业率并不必然和劳动力供求总量的变化趋势相一致。在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减轻的情况下,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仍然可以造成失业上升。失业问题并不总是体现为劳动力供求总量的矛盾,相反,失业在更多的情况下是由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所引起的。从总量上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很早就出现了劳动力供给短缺的现象,但这些国家至今仍然被高失业问题所困扰。究其原因,就在于劳动力市场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
通过前面的分析,也许可以得到这样几点认识或者看法:一是中国的劳动力供求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这一变化正在使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基本形势发生变化。二是过去所认为的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形势似乎正在远离中国。从现在开始,我们不仅应该思考如何为更多的人提供就业岗位,而且也应该思考如何应对在某些地区、行业和部门所出现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劳动力资源从数量上来说也不再是取之不尽和用之不竭的了。三是如果无法保持适当的城镇化速度,城镇地区就会受到劳动力数量不足问题的困扰。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中国劳动力供求变动的趋势预示着就业的总量矛盾正在得到缓解,但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正变得日益突出。始于2003年年末的沿海地区缺工现象已经从个别事件上升为一种经济现象。据粗略的保守估计,广东省劳动力短缺数量超过100万人,而在上海、北京和深圳等城市,有一定技能的生产工人都严重短缺,熟练工人和技术工人的工资水平可以高于简单劳动者十倍甚至几十倍。但是,劳动力市场的另一面却是,那些没有一技之长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简单的体力劳动者、城镇下岗职工甚至部分大学毕业生找工作相当困难。这部分人的劳动力供给仍然过剩。目前劳动力市场的这种结构性矛盾可以从劳动力市场上正在发生的最新变化中得到进一步验证。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6年1月份在北京、天津、大连、青岛、烟台、威海、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常州、杭州、宁波、温州、福州、厦门、泉州、广州、深圳、东莞、佛山、惠州、武汉、成都、西安等城市针对企业的用工状况进行了调查,共调查企业3543家,调查的行业涉及建筑、机械制造等使用外来工相对集中的10多个行。在这些被调查的企业中,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构成了其用工的主体,外来务工人员占其员工的比例平均超过50% ,在有些行业的企业中,该比例超过了70% (参见图1) 。与此同时,这些被调查的企业在2006年对外来务工人员的需求非常强劲,其中, 80%以上的企业表示,在2006年将进一步扩大招用外来工的数量;平均来看,企业预计增加用工的比例将超过20%;从行业用工的角度看,部分行业例如制衣、制鞋行业和交通运输等行业增加用工的比例将达到或者超过50% (参见图1) 。
与企业对外来农民工需求强劲相对应的是,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的工资水平开始快速增加。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工资长期徘徊在低水平上而难以增长。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农村年轻外出务工人员只能拿到和十几年前其父辈们一样多的工资。但是,这种状况在2005年发生了明显变化。根据前面所提到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6年的《企业春季用工需求调查》的结果,招用外来务工人员的企业在2002年和2003年愿意支付给新员工的工资分别只有612元/月和655元/月,但到了2005年,这一数字上升到947元/月。从2003年到2005年,企业愿意支付给新员工的工资增加了近50%。
从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得到的实际工资来看,企业用工需求形势强劲而直接地体现为其工资的增加。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6年的《企业春季用工需求调查》和《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就业情况调查》①结果, 2005年,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平均工资首次突破了1000元/月,达到1044元/月,其中,收入最高的几个行业例如矿山采掘业达1387元/月,交通运输业达到1271元/月,机械制造业达到1142元/月(参见图2)
分区域来看,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得到的工资最高,达到1150元/月;超过1000元/月的地区还包括闽东南地区,为1100元/月;珠江三角洲地区,为1051元/月(参见图3) 。
与农民工就业市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2003年是中国高校扩招后本科学生毕业的第一年,全国共有高校毕业生212. 2万人,比2002年增加67万人,增幅达46. 2%; 2004年,全国本科毕业生有280余万人,比2003年增加68万人; 2005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338万人,比2004年增加58万人,增幅达20. 71%。预计2006年全国将有超过410万大学生毕业,比2005年增加70万人。大学毕业生数量的快速增加使大学生的就业形势异常严峻,大学毕业生就业越来越困难,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水平难以增长。根据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劳动力市场”课题组(2006)对2005年的大学毕业生进行的问卷调查, 2005年高校毕业生的平均月收入为1588元,仅仅比2003年高出37元。大学毕业生的工资从2003年到2005年几乎没有增长,这和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工资水平在同一时间段内增加了近50%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与大学毕业生所面临的截然不同的就业形势充分反映了目前劳动力市场上的结构性矛盾。这一结构性矛盾突出地表现为劳动力市场对生产性人员的需求旺盛,而对非生产性人员的需求疲软。分析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的变动趋势可以看出, 2006年以及以后的若干年内,只要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劳动力市场上对拥有一定技能的生产人员的需求还将进一步增加,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工资和收入水平有望继续增长;同时,大学毕业生的就业仍然会比较困难,工资难以增加。
总体上看,中国目前及今后几年的就业形势仍然会比较严峻。虽然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已经大大减缓并很快会停止,但教育事业的发展会使劳动年龄人口变动对劳动力供给的直接影响滞后若干年。具体来看,高中和大学教育的普及也许会使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减缓对就业的影响滞后3~7年左右时间。这样看来, 2010年之前中国的就业压力仍然比较大。根据各级各类学校的毕业生推算,每年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人数依次为: 2006年为1734万人, 2007年为1752万人, 2008年为1724万人, 2009年为1744万人, 2010年为1835万人。但是,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压力对于不同的人群来说差异很大。最新的劳动力市场变化表明,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就业状况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这样一种有利局面必将大大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民收入提高。然而,当前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并非一帆风顺,而是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
首先,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依然严重,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长效机制难以形成。中国目前城镇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相对完善,而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基本上被排斥在现行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法规之外。他们一般都从事那些城市居民不愿意从事的工作,干那些最脏、最累和最危险的工作,但很少能够得到应该得到的各种保障。现行的养老、医疗、失业和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保障制度,有些干脆把农民工排除在外,即使那些不把农民工排除在外的保障制度,农民工的保障也很难落到实处。进城农民工缺乏保障的根源在于农村人口缺乏保障。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主要是针对城市居民设计的,而农村人口因为拥有土地,其保障问题往往被忽视。在社会保障这个问题上,农村人口和城市居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由于缺乏起码的保障,即使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的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也是最弱势的群体。他们所面对的劳动力市场有可能是世界上最“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工来说,过度“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不仅直接造成其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工资难以增长,甚至还经常被随意拖欠,而且,还会进一步导致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和收入差距被不断拉大。
其次,农村转移劳动力的素质越来越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2000年,中国15~59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农村为6. 85年,城镇为9. 60年,农村比城市低2. 75年。较低的素质和技能水平严重地影响着这些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就业机会。东南沿海地区所出现的缺工现象主要是缺乏有一技之长的劳动者,而那些缺乏劳动技能的简单劳动者队伍仍然呈现供大于求的状况。目前,中国每年有1100万人左右的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其中绝大部分都集中在农村。这些初中毕业生无论从身体发育、年龄还是从能力来说,在劳动力市场上都处于劣势,他们的就业面临着极大困难。这些低教育水平、低技能水平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即使费尽千辛万苦找到一份工作,也基本上都是收入低、缺乏保障和工作条件差的工作。因此,农村劳动力能否顺利转移出去,以及转移后能否成功地融入城镇社会,关键就在于农村转移劳动力的素质和能力是否能够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应该说,目前农村转移劳动力显然与这一要求有较大差距。
如果不能采取有效措施正确应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则农村劳动力就不能顺利和有效地转移。这不仅会影响城乡的协调发展,而且也会从根本上影响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必须从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认识。
三、从农村劳动力转移看新农村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央最近出台的关乎城乡协调发展并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的并非要把农民束缚在农村的土地上,而是要从各方面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之间更加均衡的发展。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仅不能限制或者减缓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相反,新农村建设必须以农村劳动力顺利转移为重要前提。
目前,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刚刚超过40%。如果中国人口要达到一个相对发达和富裕的生活水平,城镇人口所占比例至少应该达到或者超过70%的水平。这意味着,如果城镇化水平以每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提高,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过程还将持续20~30年的时间。因此,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地区转移将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发展的主旋律。
在农民外出务工的工资性收入已经成为农民收入增加的主要来源的情况下,一方面,农村劳动力转移可以为城镇地区的发展提供合格的劳动力,这实际上也是中国经济保持长期持续增长的重要源泉;另一方面,农民外出务工还有助于农村人均占有土地量增加,有利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因此,农村劳动力转移是连接城镇和农村经济的桥梁和纽带。
旨在协调城乡发展的新农村建设应该充分发挥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用人的发展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而农村劳动力转移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个人的发展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考虑到不同农村地区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实施不同的投资策略。新农村建设的投资不外乎这样两类:一类是涉及对物的投资,主要包括对村舍、道路、水电、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另一类则是涉及对人的投资,主要包括对教育、培训、保健和医疗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资。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不同农村地区投资的侧重点应该有所不同。对于那些相对发达的农村地区来说,加大村舍以及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对于那些偏僻、落后以及自然条件恶劣的农村地区,投资和建设的重点显然应该和较为发达的农村地区有所区别。对于这些农村地区来说,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应该更多地倾向于对人进行投资,加大这些地方的教育、培训、医疗、保健投资的力度,大力提高其人力资本积累的水平。
事实上,现代经济学的大量研究早已证明,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两类投资中,投资于人总能够得到较高的收益。因此,在新农村建设中,无论是相对发达的农村地区,还是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都应该把对人的投资放在优先的地位,造就新一代农村人。
从人的发展的角度来看,目前,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最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二是提高农民工的素质和技能水平。为此,国家可以考虑这样几条措施:
一是尽快建立可携带的农民工社会保障专用帐户。农民工缺乏起码的社会保障,这是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键因素。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从制度设计上就基本上把农民工排斥在外。因此,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差异也是造成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最重要的因素。因此,消除农民工在社会保障方面遭受的制度性歧视,统筹城乡劳动力市场,关键就是如何把进城务工农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然而目前,农民工的流动性很强,工作的稳定性也很差,要把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存在许多困难。为此,可以考虑在全国范围内为农民工建立一个可以携带的社会保障专用帐户。在这一帐户中,可以把对农民工来说最重要的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和工伤等几项保险包括进来。这样,在农民工从流出地到流入地,或者从一个流入地到另一个流入地就业的时候,他们可以随身携带。针对这样一个可以携带的社会保障帐户,国家可以出台相应的配套管理政策和措施,由地方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对帐户进行统一管理。
二是实施针对农村(包括镇)初中毕业生的职业技能培训的补贴计划。在巩固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基础上,鼓励在中小城市和乡镇建立针对农村初中毕业生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对参加培训的农村初中毕业生给予必要的补贴。补贴可以直接补给个人,也可以通过政府购买培训成果的方式补贴到培训机构或者中介机构等。
三是鼓励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区域协作。城市和发达地区存在着对技术工人的巨大需求,这种需求主要靠农村劳动力转移来满足。为此,可以考虑在农村劳动力输入地和流出地之间,建立起政府、企业以及培训机构等之间的多层次、多方位的合作机制和渠道,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引导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提高转移效率。
虽然最近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对农民工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但是,农民工问题是一个涉及政府多个部门例如劳动部、农业部、教育部、建设部等部门的复杂问题。“政出多门”经常会使很多政策措施难以得到有效贯彻和执行,甚至在有些问题上,例如农民工工资和社会保障等问题上出现相互推诿的现象。鉴于此,为了更好地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国家有必要整合各部门资源,建立一个农村流动人口就业与管理协调委员会,负责制定、落实并实施国家有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大决策和政策。
参考文献
1. 张为民等:《人口变动预测》,载田雪原、王国强(主编)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人口与发展问题》,中国人口出版社, 2004年。
2. 张车伟、吴要武:《城镇劳动供求形势与趋势分析》,《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5期。
3. 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劳动力市场”课题组:《2005年中国大学生就业调查》,中国网( http: / /www. china. org. cn) , 2006年3月24日。
文章出处:中国农村经济,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