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应对“未富先老”

    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在上世纪50 年代提出，许多发展中国家是二元经济体，其中农业部门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在整个的发展过程中，城市和非农产业发展有多快，积累了多少资本，能够创造多少就业岗位，就能有多少劳动力供给。但无论是因为人口的原因(劳动年龄人口终究要减少)，还是因为经济发展很快，吸纳剩余劳动力足够多足够快，到一个时点上就会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在中国叫做“民工荒”。在这种情况下，相应就会出现工资上涨，特别是普通劳动者工资的实际上涨，那么我们认为这就达到了一个转折点，即刘易斯转折点。
    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人口红利意味着从源源不断供给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中得到充足的劳动力以及高储蓄率，如果人口红利消失了，这些发展条件就没有了，必须探求新的经济增长源泉。
    很显然，上述两个转折点(刘易斯转折点和人口红利消失)是相关的，人口红利消失了，无限供给的劳动力没有了，但经济还要增长，靠什么源泉?
    打破资本报酬递减规律
    一般认为人口红利的含义就是劳动力充足，人口抚养比低，负担轻，可以实现高储蓄率，这样可以保证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源源不断，有利于经济增长。但这还不是人口红利的本质意义。本质意义应该从经济增长来看。经济增长要投入生产要素，投入资本、劳动、土地等资源，才会有产出。但是在西方占主流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假设劳动力是短缺的。假如生产过程中投入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在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不断地进行资本投入，其回报率是下降的，这叫做资本报酬递减。在西方新古典增长理论中，资本报酬递减是一个规律，甚至是一个铁律。因此，如果劳动力是短缺的，就不可能不断积累，不断增长，总要遇到瓶颈。解决资本报酬递减这一瓶颈问题的途径就是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曾经用这一理论批评东亚的经济发展模式，特别是质疑“四小龙”经济发展奇迹，认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只有资本和劳动要素的投入，但没有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因而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他是假设劳动力是短缺的，假设资本报酬递减。但事实上，在东亚包括中国，劳动力不是短缺的，而是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足够多。因此人口红利的含义打破了劳动力短缺的假设，在东亚和中国，就是因为有足够多的劳动力供给，使得资本报酬率不会递减，而生产率还可以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想象，研究人口红利不能只看人口数量，不能只看人口抚养比，不能只看劳动年龄人口，还要把它同资本积累的情况结合起来。我们知道，人口抚养比的趋势用图表示，是一个先下降后上升的U 字型，其大小正好和人口红利的大小相反。因此，我们可以把与人口红利有关的变化趋势，即人口抚养比的倒数，画成一个倒U 字型曲线。按照理论，看人口红利大小，不仅要看这个曲线本身，更要看它和资本积累的变化趋势的关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本积累、资本存量是不断增加和扩大的，所以资本积累是一条正斜率的曲线。我们可以把人口红利倒U 曲线与资本积累曲线之间的距离，看做是人口红利大小的示意，即资本积累水平越高，需要的劳动力供给也更多，也才能打破资本报酬递减规律。由于中国的资本积累速度是韭常快的，人口红利消失得也快。
    高速经济增长何时减速
    我们可以把经济发展过程看做是三个各有特点的时期，中国已经经历了两个时期，即将迎来第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农村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城市也有大量企业下岗人员，劳动力源源不断供给，工资不需要提高。假设这时的资本有机构成是100 个工人对应一台机器，虽然资本不断积累，但其作用是创造新的就业岗位，要素同比例增加。
    在第二个时期，经济增长把劳动力吸纳到一定程度，农村劳动力该转的都转出去了，这就意味着劳动力一定程度的短缺，这时候劳动生产率就应该提高，企业会增加机器，替代劳动力，如珠三角地区出现的企业家用资本替代劳动，用机器替代工人的投资。这时假设100 个工人对应两台机器。由于总体上来说还有人口红利，只要涨工资还能雇到劳动力，因此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尚未发生。
    在第三个时期，随着劳动力日益短缺，工人工资持续提高，企业家继续用机器替代劳动力，假设100 个工人对应三台机器，这样，工人忙不过来，操作不善等因素出现，增加的机器没有相应增加收益，这就是资本报酬递减。过去的解决办法就是再招工人，但由于没有工人可雇，有效的解决方法就是改善工人的体力，提高工人的智力，使其在操作上有更多技巧；改善机器本身，改善机器之间的配置以及机器和人之间的协调，这意味着提高效率。所有这些努力，就是提高经济学中所谓的全要素生产率。
    最近大家对中国很看好，IMF 预测，中国在2016 年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是一个乐观的预测。其实在遭捧杀的同时，我们还要考虑一个问题，中国经济什么时候减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有持续永远的经济发展。
    有一个研究是关于中等收入减速点的。摩根斯坦利发现了一个“魔幻数字”，即人均GDP(PPP)在7000 美元的时候减速。还有一个研究，用了很多国家的数字，即减速点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在人均GDP 大约17000 美元时出现。而我国目前按购买力平价算，人均GDP 在7000～8000 美元。另外，日本经济减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口红利的消失。在减速点时，日本老龄化水平(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11.9%。. 按照上述研究，中国具备了足够的减速条件。如果不想减速，如何实现经济增长?据世界银行的计算结果，就业增长对中国GDP 潜在增长率的贡献，从1978～1994 年的3.3 个百分点，降到1995～2009 年的1 个百分点。在2010～2015 年只有0.2个百分点，2015～2020 年这个贡献就是负的了。推动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就是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资源型经济的挑战与出路
    在这个可能的经济减速中，资源型经济可能率先减速。其原因，一是资源型经济的高投资率以及更高的资本劳动比，也就是资本密集程度更高一些，使其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发生更早。二是与特定发展时期相关的资源型经济受大宗商品稀缺性和涨价因素影响可能更大一些。在变化的国际市场上，可持续增长能力比其他地区低。三是尽管资源型经济资本密集程度可能更高一些，但就其发展阶段来说，在相关产业中是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会受到国际冲击，因此如果经济减速，资源型经济会率先减速。
    通常，有两种方法提高劳动生产率，一种是劳动力不变，增加资本，从而提高资本劳动比。另一种是提高每一种投入要素的效率。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水平低，意味着会遇到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中国的人口特征是“未富先老”，“先老”意味着人口结构发生变化，老龄化开始了，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下降了，意味着我们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开始丧失， “未富”意味着我们的技术还没有走在世界的先进行列，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也没有比较优势，老的比较优势开始丧失，新的比较优势迟迟不能获得，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
    因此，经济学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观察到这样一种现象，富裕国家在全球化中经济增长表现很好，获益很多，低收入国家获益也很多(可以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但中等收入国家不行。低收入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而高收入国家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中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中等收入国家的比较优势则不明显，形成中等收入陷阱。将这个道理引入中国，就变成国内版的中等收入陷阱，资源型城市最危险。
    应对挑战，我们需要哪些政策调整呢?首先，要发挥创造性毁灭的作用。政府必须放弃直接干预经济活动，要舍得企业在竞争中优胜劣汰(不要人为挑选赢家)，将如何提高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培训工人、改善管理等交给企业。其次，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十二五”时期最应该关注反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效果的两个指标，第一个是全要素生产率，包括技术进步、体制改革效率、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等。第二个是人类发展指数。改善上述两个指标，从而保证增长可持续及经济与社会发展协调，应该成为新时期的政绩工程。
    文章出处：中国人口报，2011 年6 月27 日第3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