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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原文标题]劳动力外流对城乡养老风险的影响
[期刊责任编辑]朱犁
伴随着城镇化发展，劳动力外流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但由于户籍、成本等因素，流动人口往往很难把父母接到工作地居住。这就让外流劳动力父母的养老风险面临巨大挑战。已有劳动力外流与养老风险的研究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是互惠论，认为劳动力外流与子女提供的养老代际支持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如胡安宁（2017）认为，当代孝道的内涵已经从强调顺从义务转为相互亲情。具体而言，外出务工子女往往能够为其父母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对父母的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养老风险的抑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张文娟、李树茁，2004；王小龙、兰永生，2011；BaldassarL，2007；Cong等，2011）。
另一种是恶化论，认为随着劳动力大规模外流，拉大了子女与父母空间上的距离，自然会减少对父母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与情感慰藉，加剧了其养老风险。如有研究指出，发展中国家由于养老金制度覆盖面不完善、社会服务不健全等方面的原因，使子女外出对老年人养老风险产生不利影响（Matijascic等，2014）。具体来讲，农村大规模的劳动力外流及部分农村子女不孝行为，使留守老人无法获得足够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与情感支持（刘燕舞，2016；连玉君等，2015；方菲，2009；罗芳、彭代彦，2007）。以上两种争论表明关于劳动力外流与养老风险的关系尚未理清，劳动力外流对养老风险的影响是否存在城乡差异也亟待探究。
无论劳动力外流抑制还是加剧养老风险，都是在固定了双方居住距离的情况下进行的探讨，忽视了外流子女作为能动性的个体，可以通过经常性的家庭互动来照看父母，因此回家探望在中国养老问题上至关重要，也是从城乡差异的视角理清劳动力外流与养老风险基本关系的一把钥匙。无论是城—城流动还是乡—城流动人口，都与老年父母的居住地有一定的距离，那么外出子女是否回家探望就成了老年人获得代际支持的关键因素。之所以做出这种判断，主要基于两点原因：一是从法理层面讲，国家的法律规定已关注到子女尤其是长期外出子女对于老年人进行精神赡养的迫切性和必要性。2013年7月1日正式施行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明确规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问候老人。基于法律的强制性要求，外流劳动力可能会通过增加回家探望的频率进而满足老年人对于代际支持的需求。二是从学理层面讲，有研究发现，“常回家看看”可以改善老年人的物质保障、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和增加情绪宣泄渠道，更能增进老年人的幸福感（沈可等，2013；刘西国，2015）。
基于 2014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CLHLS）跟踪调查数据，利用实证分析回答以下3个问题：（1）劳动力外流对于养老风险的影响表现为加剧还是抑制的作用；（2）劳动力外流对于养老风险的作用是否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即乡—城流动人口与城—城流动人口对养老风险的影响是否一致；（3）劳动力外流对养老风险的作用机制是什么。为回答这些疑问，本文将养老风险操作化为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风险、生活照料风险、情感慰藉风险3个方面，运用回归模型分析劳动力外流对养老风险影响的城乡差异。
研究结论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城乡家庭面临的养老风险维度不同。与城镇老年人相比，农村老年人面临经济支持偏低、生活照料困难方面的问题，而与农村老年人相比，城镇老年人的精神慰藉状况堪忧。农村家庭养老风险在结构上更倾向于子女经济支持维度与日常生活照料维度，而城市家庭在养老问题上基本超越了经济风险，精神慰藉的风险更高。
第二，家庭劳动力成员外流对养老风险维度的影响存在结构性差异。从劳动力外流与老年人代际支持风险的基本关系看，劳动力外流对城镇老年人代际经济支持、生活照料、精神慰藉满足风险产生了明显的加剧作用；对农村老年人来说，劳动力外流对其子女的经济支持风险抑制会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对其子女的生活照料风险有加剧影响。这种结构性差异再次表明中国养老问题面临的城乡差异其实是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结构属性的社会问题。
第三，家庭互动等影响养老风险的具体机制存在多元化发展的可能。通过影响渠道的检验发现，子女经常性回家探望起到了调节作用，这证明“常回家看看”进入立法条文是具有社会实践意义的。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应根据城乡老年养老风险差异制定更加精准的养老保障政策。在既有的政策规定中，对于城乡老年养老保障方面并无差异，也缺乏相对的侧重点。依据研究结论，在劳动力外流的背景下，针对城市老年人养老风险的化解需要侧重精神慰藉方面，可以探索适合老年文化层次与兴趣爱好的文化建设活动，特别是要着力建设社区层面的文化娱乐活动。而对于农村养老风险的规避则应该主要从拓宽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面、提升参保者的缴费档次、进一步增强该群体基本养老服务的可及性等方面进行着手。
第二，应依据劳动力外流对城乡养老风险影响的不同采取差异化的流动促进策略。为化解城镇老年人的养老风险，政府可以鼓励城—城流动人口实现近距离流动，以便于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对农村老年人而言，为规避其养老风险，政府应该采取激励措施促进农村有家庭劳动力流动的老年人跟随其进行家庭化随迁；对于不能家庭化随迁进城的老年人，政府一方面可以将老人送进养老院进行集中供养，另一方面也可以结合家庭养老等条件实现老年群体之间相互照顾的“抱团养老”，这样既可以节省集体供养的经济成本，也可以满足老年人的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方面需求。
第三，拓宽渠道实现城乡老年与家庭流动子女的互动以实现养老风险的化解。这主要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是将法律条文中的“常回家看看”通过多种激励性方式落到实处，在这方面，韩国、新加坡等国对于经常进行家庭互动的流动人口予以适当的购房等方面优惠补贴的做法值得借鉴。另一方面是舆论应对加剧城乡老年养老风险的行为予以报道和监督，以为城乡老年生活改善提供舆论支持。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还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本文主要关注劳动力外流对养老风险影响的城乡差异，但由于数据限制，没有探讨劳动力外流的距离是否会对老年人的养老风险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本文对调节机制的作用研究探讨还不够具体，如子女与父母沟通、回家探望的频率多高才是合适、恰当的。这些均有待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