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杰、朱钰凤：劳动供给弹性估计：理解新时期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变

    劳动供给弹性是劳动经济学中的一个基础性议题，也是判断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转变的重要依据。劳动经济学中描绘了一条经典的“向后弯曲”劳动供给曲线，但这一理论假说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完全竞争且市场出清，劳动要素均质且有限供给等假设，对于中国这样的典型转型经济体有必要做延伸讨论。新古典增长理论把经济增长看作单一、匀质的过程，具有局限性，理解中国经济发展需要将马尔萨斯贫困陷阱、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刘易斯转折点和新古典增长等几种类型或阶段融入一个贯通的理论框架（蔡昉，2013）。中国是一个多重转型经济体，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与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转型同步推进，劳动供给曲线可能呈现出更复杂而丰富的特征。
    从二元经济向新古典经济转变的“四阶段”劳动供给曲线假说为我们理解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和劳动力市场转变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背景。在二元经济阶段（即第一、二阶段）城乡两部门劳动力迁移弹性是劳动供给弹性的重要构成，在进入新古典经济阶段（即第三、四阶段）之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殆尽，流动人口在城市稳定居住和就业并成为城镇劳动力供给重要主体，城乡经济和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基本实现，城乡劳动力迁移弹性的影响逐渐弱化，新古典经济意义的劳动供给弹性成为经济发展阶段和城镇劳动力市场变化的重要反映。
    中国人口与经济结构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经济发展进入到新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尤其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经济加快融入全球，城镇劳动需求迅猛增加并超过劳动供给增速，中国已经逐渐从二元结构的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劳动供给弹性无限大）向劳动力相对短缺阶段转变，“刘易斯转折点”到来意味着劳动力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转移过程中必须伴随着工资持续增长，劳动供给弹性开始为正。随着中国经济迈入中等偏上收入阶段，城乡居民生活需求层次提升，在追求工资收入增长的同时，开始更加看重消费和闲暇，工资水平提高对于劳动参与率和劳动时间的激励作用逐渐弱化，劳动供给弹性将趋于下降。
    流动人口是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重要的供给主体，高度集中在市场化部门决定了这一群体对于劳动力市场变化反应更为灵敏，估算流动人口劳动供给弹性对于理解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和劳动力市场转变具有启示意义。利用2011-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和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研究表明，2010年以来中国流动人口总体劳动参与弹性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流动人口劳动参与对于工资水平的边际效应2005年的1.23下降到2018年的0.53；2005年流动人口劳动时间对于工资水平的弹性值为0.15，2011-2018年下降到0.09。劳动供给弹性快速下降反映出中国劳动力市场从二元经济阶段向新古典经济阶段转变。
    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利用全国代表性的微观数据估算出中国流动人口的劳动供给弹性。全国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2011-2018年）是为数不多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微观数据，为总体劳动供给弹性估算提供可能，这项研究丰富了劳动经济学领域的基础性工作。（2）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在统一分析框架下进行估算，保证两套数据的全国代表性和可比性，对流动人口劳动供给弹性做出趋势性判断。（3）利用工资方程估计出劳动力市场中“影子价格”，再估算劳动供给弹性，在考虑到个体和家庭供给层面因素同时，同时控制城市层面劳动需求因素，劳动供给弹性估计的经验模型得以改进，这也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供给侧和需求侧都在加快转变的现实。（4）从劳动供给弹性视角观察中国劳动力市场和经济发展阶段转变，2010年之后有关中国劳动供给弹性估算尚未开展，这项研究对于理解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内涵具有启示意义。
    劳动供给弹性变化对于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与劳动力市场变化富有重要寓意。中国正在从二元经济阶段向新古典经济阶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趋向于摆脱传统生产要素驱动型，更加依靠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一过程中劳动供给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将逐渐被技术进步替代。城镇劳动力市场供给形势发生深刻变化，通过工资增长激励流动人口继续提高劳动参与率、增加劳动时间的空间越来越小，流动人口的劳动供给潜力已经释放殆尽，城镇本地人口应该成为挖掘劳动供给潜力的主要方向。可以预见，未来城镇劳动供给将持续偏紧，依靠新增劳动供给驱动经济发展的空间有限，经济发展方式向依靠生产率驱动的内在压力持续增强。
    劳动供给弹性是经济学领域的基础概念和重要参数，结合经济发展现实进行解读，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新时期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其相关政策变化带来的劳动力市场影响。例如，劳动供给弹性是资本与劳动要素收益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当供给弹性小于需求弹性，意味着企业新增劳动力成本将主要由雇主负担，资本相对收益下降，近些年企业对于社保缴费负担较重的呼声很大，其根本原因在于新增劳动力成本不再能够像劳动无限供给时代那样轻松地转嫁给工人。
    （程杰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副研究员；朱钰凤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博士研究生）
    文章出处：世界经济,202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