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文：人口转变后劳动生产率如何提高？

    从二战后世界经济发展历程来看，虽然一些国家经历了人口抚养比的多次变化，但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往往是持续增加的。像近期中国大陆这样的人口转变：人口抚养比快速提高和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下降同时发生的情况是很少见的。供给侧的条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旧的模式不再适用，新的模式正在建立，我们要认识和寻找新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办法。
    有一些有利因素在未来能够帮助中国大陆提升劳动生产率。中国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且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的巨大市场，而在新增长理论看来，市场规模是一个对创新结果有着放大作用的重要因素。同时，传统行业和新兴行业的增加值占比和就业占比不均衡，劳动力重新配置因此仍然大有空间，劳动力市场的改善能够有力地托升稳态增长率。缩小与世界前沿生产率的差距仍将是重要的增长源泉。人力资本水平的稳步提升也能够帮助提高劳动生产率。
    根据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国大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资本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结果，以上这些有利的因素并没有完整和清晰的体现在增长核算中，因此也不清楚其各自贡献的大小程度。在新增长理论看来，这些因素可以说都是人口因素的具体化表现。对于中国大陆这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即将实现现代化的经济体来说，人口因素对于长期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着怎样的影响，具体怎么实现这种影响，在增长核算上怎么体现出来，还没有答案。
    文章用二元经济发展的现实拓展了新增长理论框架，引入人口抚养比和劳动就业率变量，构建一个稳态增长核算方程，使得人口红利和二元经济理论能够与新增长理论的框架相衔接；解释了中国大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路径，并通过另外11个经济体的经验加以佐证。
    研究发现，1978年到2016年，中国大陆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7.66%，其中资本贡献率为13%，产品多样性贡献率为1 %，人力资本贡献率为11%，创意研发贡献率为49%，稳态增长率贡献为27%。与其他经济体相比，中国大陆在资本、人力资本、产品多样性上的贡献度类似，既非最高也非最低。中国大陆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明显高于其他经济体的来源，是稳态增长率和创意研发的贡献。这两者均与人口规模因素密切相关，尤其是劳动力市场的改善带来的市场规模的扩大。
    研究发现，由于人口规模巨大，劳动力市场的改善对于提高稳态增长率和创意研发贡献具有重要意义。人口因素与经济发展之间有规律可循：除了资本积累、劳动供给这些要素条件外，产品多样性和创意研发都是人口因素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作用机制。尤其是得益于二元经济中剩余劳动力的重新配置为广义生产率带来的配置效应，劳动力市场改善的因素对稳态增长率的贡献是第一位的。
    研究发现，由于人口规模巨大，创意研发能够与市场规模形成正向反馈相互促进。这是创意研发因素发挥超常作用的重要原因。最终体现在成功缩小与世界前沿生产率的差距上。中国大陆缩小与世界前沿生产率的差距，最大的来源是劳动力市场的改善，即二元经济结构的破除，其次是创意研发，而后是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即人口红利的作用。
    未来，劳动力市场的改善程度决定了中国大陆与世界前沿生产率差距能否继续缩小。由于劳动力配置仍然大有空间，劳动力市场的改善将为广义生产率带来配置效率，能够有力地托升稳态增长率，缩小与世界前沿生产率差距，这一贡献将远超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传统要素的贡献。
    中国刚刚结束了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发展阶段的劳动力配置方式，正在进入第二个阶段。随着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二元结构消失，城镇原住民的“职工”收入、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和务农收入的差距在逐渐缩小，但不同行业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距依然很大。因此，对一个具体的劳动者来说，行业间流动或许收入相差不大，但对于劳动生产率来说，可能相差很大，只是劳动者在增加值中分得的份额较小。这就为劳动要素的配置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长期的。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中国必须转型为创新型经济体，以劳动生产率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创新型经济中，创新本身将创造出新的配置效率的空间，人口年龄结构的因素相对弱化，人口规模和劳动力市场的因素相对强化。若人口、创新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联系果如历史经验展示的那么多元和显著，则我们需要淡化工业经济起步阶段的思维模式，从更广阔、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待2010年前后中国人口形势的历史性变化：虽然失去了人口红利光环的加持，中国在创新之路上可以依靠其他经济体无可比拟的人口规模优势带来的要素重新配置的空间、产品多样性提升空间、活跃的创意需求和创意供给来提高稳态增长率，缩小与世界前沿生产率的差距，实现均衡保底中速增长，稳步构建新发展格局。而实现这种配置效率，需要政策能够引导劳动要素在行业间和地区间继续优化配置。
    文章出处：经济学动态,202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