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森：转型与创新，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共同挑战——在“增长、转型、改革——未来10年的新兴经济体”国际论坛的演讲

    编者按：2013年11月1日－2日，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德国国际合作机构合作举办的以“增长、转型、改革——未来10年的新兴经济体”为主题的2013’新兴经济体经济政策论坛、第78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在海口召开，会议邀请亚洲转型国家的政府官员和改革发展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深入讨论新兴经济体面临的挑战及其迫切需要推进的转型、创新与改革。中国改革论坛网进行现场报道，以下是全国人大常委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彭森演讲：
    (一）新兴经济体面临共同挑战
    以2008年9月雷曼兄弟宣告破产为标志，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已整整五年了。当前，从全球形势看，世界经济巳从金融危机前的“平稳发展期”，危机后的“应急政策刺激期”，转为“深度转型调整期”。国际经济走势依然错综复杂，充满不确定性。今年全球经济复苏格局的最大特点是“西升东降”，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增长趋势开始分化。一方面，发达经济体形势持续改善，美国经济连续14个季度正增长，欧元区经济由温和衰退转向复苏，二季度出现0.3%的增长，日本安倍经济刺激计划实施后，也出现了增长和物价双上升局面。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则风光不再，正遭受经济下行和通胀双重压力，受美国QE3退出预期影响，国际资本大幅流出，货币贬值，资产价格大幅下降。特别是中国经济的下行，引发了全球的关注。对这种全球经济复苏格局的转变，有机构形容为“经济增长势头一升一降；物价水平一低一高；国际资本流动一进一出。”最近，国际货币基金和世行调低了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分别由3.5%调到3.3%，由2.4%降到2.2%。下调的理由包括中国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下行和硬着陆的风险，也包括对QE3退出带来的不确定性的担忧。新兴经济体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还要从头说起。
    新兴经济体这个概念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产生的。长期以来，新兴经济体既受益于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过程中的国际分工的大格局，又受制于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不平等地位。但是自新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五国，以及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取得了世人瞩目的进步，正在成为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重要一极。据有关统计，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上升，正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世界经济的重心持续向新兴经济体转移。
    新兴经济体包括金砖五国、新钻11国等，其自然、历史、发展阶段以至政治制度各不相同，但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分析，依其自然稟赋和产业结构等方面特征，大体可以分为几种不同的经济类型：一类是单纯的资源型国家，严重依靠能源、资源的出口，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内生动力不足，对国际市场的贸易依存度高，受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影响较大。一类是出口加工依赖型国家，是“世界工厂”的一个“车间”。主要是依靠廉价的劳动力保持国际竞争力，通过低附加值的产品出口参与国际分工，处于全球产业链下游位置。此类国家如果资源、能源能够自求平衡，则可在全球化分工的格局下轻松取得高额贸易顺差，如中国贸易顺差最高时曾一度占GDP的10%；如果资源、能源不能自求平衡，则在国际经济大循环中会沦为从属地位，高度依赖国际市场，严重受制于国际能源和国际资源价格的变动。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在经历了金融市场秩序混乱和市场信心动摇等短期危机应对期之后，新兴经济体一度异军突起，经济表现优于发达经济体。2010年发展中国家平均增长率为7.4%，其中中、俄、印、巴的经济增速分别为10.4%、4.5%、8.5%和7.5%，明显高于发达经济体3%的增速，其中美国和欧元区分别只有1.8%和1.4%。主要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一是国际游资涌入，特别是发达经济体普遍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流动性偏好流入金融监管薄弱、套利预期较强的新兴经济体。二是地区安全局势紧张，造成能源价格高企。一些依靠能源出口的新兴经济体加大出口，经济取得了超常规增长。三是中国在应对危机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投资力度，稳定经济增长，创造了大量的需求。随着中国相继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体，其资源、能源需求迅速增长,巳成为新的最大初级产品世界市场。如,中国于2008年成为煤炭净进口国，2012年进口高达2.88亿吨，今年以来进口增速不减；2012年石油进口近三亿吨，而今年9月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石油进口国，这很可能成为一种长期趋势。而随着中国最低工资水平不断提高，一些高度依赖低人工成本的加工工业正转移扩散至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带动了这些出口依赖型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
    新兴经济体出现的短期繁荣带有一定的虚假性。一方面，在各国竞相釆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过度宽松货币政策刺激下，新兴经济体率先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另一方面，这种反弹恰恰迟滞了经济结构调整的进程，延续了原来主要依赖投资与出口拉动的经济发展模式。由于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转变，产业结构仍然较为单一，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在同时面临着发达经济体进口需求萎缩和流动性泛滥的双重影响下，经济下行和通货膨胀的压力和挑战必将长期并存，债务和资产泡沫的风险也终将浮出水面。可以说，随着去年以来中国经济下行加快，以及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预期加大等因素的影响，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势头呈现疲态，通胀压力继续加大，潜在的压力和挑战正在变为现实。IMF10月8日公布的“世界经济展望”将印度的经济预期下调到3.8%，远低于2010-2012年7.6的平均水平。俄罗斯二季度增速下滑至1.2%，为2009年经济复苏以来最低水平。巴西二季度增长短期反弹，3.3%的增速为三年来最高，但为对抗通货膨胀所釆取的加息政策将进一步加大融资成本，削弱经济增长的动力。
    从长期看，这种下行的压力在原世界经济格局下是新兴经济体成长的题中应有之意，也是世界经济复苏路途曲折漫长的体现。但是从短期看，在增长放缓、资本外流和本币贬值“三碰头”效应下，部分国家金融乃至实体经济可能出现危机并将影响区域经济的稳定。一些投行分析家开始将新兴经济体划分为好的新兴市场与坏的新兴市场。外贸严重失衡、主要依靠短期外资抵消贸易逆差的经济体，如双赤字严重的印度、印尼、巴西、南非都可能遭遇麻烦和打击。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证明，过去的国际经济、贸易和金融格局是不可持续的。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利用高负债、高逆差、高福利模式来扮演囯际大市场的角色陷于困境，巳难以为继。在应对金融危机的同时，美欧等发达经济体深刻反思，主动调整产业政策，致力于推行再工业化和结构调整，以解决长期以来自觉和不自觉的去工业化、工业空心化等问题。“页岩气革命”为美国提供了新的契机，美正在成为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同时，新一轮工业革命也为发达经济体降低生产成本，振兴高科技领域的制造业提供了可能。新世纪以来，既有的国际经济、贸易和金融格局正在发生调整和变化，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资本与贸易往来明显增加，经济内部循环比重加大，而跨大西洋自贸区（TTIP）谈判为这种调整和变化提供了助推剂。这很可能成为一种新趋势，将对世界经济、贸易和金融格局，特别是对新兴经济体产生重大影响。
    结论：国际经济在经历五年的危机应对和缓慢复苏时期以后，正在进入一个深刻的调整转型期。在经济全球化继续深化的同时，地区一体化趋势在加强，各种自贸区在发展，各类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也在抬头。原有的国际经济、贸易、投资、金融格局和世界治理结构面临重大考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全球专业化分工呈现出向各个国家内部分工转变的倾向。美欧经济在增加内部循环成分的同时，新兴经济体内部的贸易投资活动也大量增加。新兴经济体之间跨区域和区域内往来增加，为新兴经济体挖掘出新的市场潜力和经济增长点。
    发达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率先启动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除私人和公共部门持续“去杠杆化”外，美欧等国“再工业化”等结构性调整措施也初见成效。美国作为发达经济体的代表，仍然是一强独霸。但是转型之路并不平坦。美国今年以来虽然私人消费重启，房地产市场持续复苏，但内需动力总体不足，经济增速一直在左右徘徊。特别是近期债务违约风险致使美国的国际信誉严重受损，国家软实力大打折扣。欧元区经济整体仍然低迷，虽然欧债危机高峰已过，出口竞争力回升，但失业率高企，政府支出困难，金融体系功能萎缩，复苏步履维艰。日本经济虽有起色，但给经济乱打强心针造成汇率不稳，币值下降，贸易逆差未减反增。
    新兴经济体发展转型相对滞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外部需求萎缩或变化，内部需求增长动力不足，产业结构较为单一，产能严重过剩，债务和金融风险正在积聚，通货膨胀更是长期面对的压力。各国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刺激需求的做法巳走到极限，本身不可持续。一些高度出口依赖型经济短期内难以指望外部需求的迅速繁荣，唯一的出路是加快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重点从出口主导转向内需主导，从加工型转向创新型。新兴经济体作为世界经济的一极,必须加快转型发展与改革创新，着力推动世界治理结构重塑和国际分工调整。唯有如此，才能继续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二）中国的转型与创新
    中国经济的总体特征也可以用三句话概括：经济增长巳进入换档期，经济发展模式已进入转型期，经济改革已进入攻坚期。首先看看增长情况。新世纪以来，中国的GDP保持了10%左右的增长，其中6年是10%以上，2007年达到峰值14.2%。即使是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的2009年，依然实现了9.2%的增速，2010年达10.4%，但这也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年两位数增长。自2010年一季度12.4%的高点后，中国经济开始一路回落。2011年逐季下降，全年增长9.3%。2012年一季度8.1%，从二季度开始，巳连续6个季度在7.4%至7.9%之间徘徊。去年全年7.7%是新世纪最低的一年。今年前三季度7.7%，全年预计7.6%左右。与此同时，过去与高增长相配套的一些相关指标也下了一个大台阶：财政收入过去最高年份增长超过30%，平均20%多，2012年下降为12%。今年中央财政一季度负增长，前三季度增长4.5%。外贸增速长期20%以上，今年前三季度外贸出口同比仅增长8%，其中9月份出口出现负增长。工业增加值长期是15%左右，今年前三季度9.6%。投资和市场也是逐步放缓。同比上涨2.5%，但工业生产者价格（PPI）。连续19个月负增长，预计全年下降2%左右。
    中国经济的增速开始下了一个大台阶，这巳逐步形成了共识，但在国际上还是引起广泛的关注，中国是否还能保持稳定增长？中国发动机是否巳熄火？其中不乏恶意的炒作，唱衰中国，也有比较中肯的分析。前不久，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发表文章，题目是中国经济未来荆棘密布。文章引用专家观点，认为中国增长将逐步放缓，从2000-2010年的10%到2013-2022年的6.5%的年均增长率。文章指出：“中国政府的计划是顺利转型为更加平衡、增长放缓的经济。这是有可能实现的，中国政府掌握着所需的所有要素，且中国经济依然有很大潜力。然而，在不引起投资崩溃和金融动荡的情况下实现增速放缓，比任何一般均衡模型所显示的都要棘手的多。”
    中国经济为什么放缓？为什么面临下行的压力？政府的解释是外需不足、消费放缓和主动调控等三大因素影响，实质上则是目前的发展模式之路巳经走到尽头。人口的红利、资源的红利、WTO的红利，以至于改革政策的红利已吃的差不多了。目前的中国经济内生动力不足。经济下行的压力、产能过剩、企业经营困难、债务和金融风险积累、环境生态恶化，
        
    等等，都是结构性问题的表现。因此，转型既是中国的一项长期任务,也是当下的迫切需要。
    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是中央确定的重大战略，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同时也是被迫的、痛苦的调整。必须认识到转型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为什么说是被迫的？因为经 济潜在增长率下降、增速放缓是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客观规律。经济高增长、财政高收入、国企高利润的好日子谁不愿过？但是过去的“三高一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1/10，但要消耗全球40%的能源和原材料。我国水泥、钢铁、煤炭消耗分别占全球的60%、49%和50%。这种增长模式不转怎么行呢！所以，往往是有了压力、有了挑战、有了矛盾和困难，才会统一认识、下决心转型发展。
    为什么说是痛苦的？因为经济转型是要付成本、冒风险的。中央提出正确处理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关系，但增长和转型确实是“两难”选择，必须有所予、有所取，有所失、有所得。经济增长可能要让位于转型发展。新的发展模式产生前会有所阵痛，不可能实现无痛转型。长痛不如短痛，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如果讳疾忌医，增速有所波动就调政策、放货币，总有一天要算总账，对前期刺激政策进行消化，短痛变为长痛，付出更大的成本和代价。最近，中央巳明确提出，不再以GDP论英雄；宁可放慢增速，也要转型改革。国家统计局日前来人大汇报时说，中央和地方政府已提高了对经济增速回落的容忍度。但有些地方还存在高增长的冲动，还存在无痛转型的幻想。主要的办法还是高投资，高投资的背后是高负债。在这些同志看来，投资是个好东西，既可以增加总需求，又可以提高社会总供给能力。但反思一下，现在经济运行中的大部分问题，包括产能过剩、效益低下、债务危机、房地产泡珠，都是与过度投资这种旧的增长模式相联系的。因此，靠投资来 保增长是很危险的。
    转型向哪里转？前不久，李克强总理在夏季达沃斯有一个表述很精彩。“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必须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前提，必须以资源节约和生态环保为支撑，必须以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为动力，必须是有就业保障和居民收入相应增加的增长。”这就是说，转型发展必须摒弃长期以来我们严重依赖的高投资、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益的增长模式，而走一条效益和质量更高、绿色、清洁、以人为本的发展道路。这也涉及增长的最终目的问题。发展是为了人，而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第一需要。对长期以来忽视人的发展的饥渴症要有一些制度性的改变。比如，弱化直至取消省以下GDP的考核，首先是取消对生态功能区中禁止和限制发展地区的考核。希望“十三五”时有所改变。
    转型靠什么？是靠政府，还是靠改革创新，靠市场？是不是靠政府主导或政府的力量就能够成功实现转型呢？当然，我不否认政府在转型过程中应发挥引导作用，但过度依赖政府的力量很危险。例证一，“九五”时期，政府就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多年来举步维艰；例证二，“十一五”政府出台了大量调结构的产业政策，2009年四部委联合发文，抑制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2010年又出台淘汰落后产能的规定，但实际产能过剩愈演愈烈，钢铁、水泥的产能都以亿吨级的规模在扩张。与之相反，政府出台了一些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又造成光伏和风电等产业的恶性竞争和产能过剩。因此，结论一，转型发展事关中国思想观念、利益格局、体制机制的深刻调整，仅靠政治号召和政策引导是难以落实的。结论二，调结构、转方式，目的是培育经济内在新的动力，使资源配置更有效率，必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必须靠改革创新，突破现有的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如果说，上半年的工作是稳中有进的话，那么稳中有“为”，就要靠改革的突破才能实现。不搞改革，不从体制机制上解决问题，光靠政策和号 召，是难以有“为”的。
    改革，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改革创新是一个国家发展的不竭动力，面对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矛盾和挑战，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正所谓，发展无止境，改革亦无止境。党的十八大号召全党，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改革。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时提出，要正确把握全面深化 改革的重大关系，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这是我们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和原则。
    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部署，新一轮的改革大潮呼之欲出，我们对改革创新为中国发展可能释放的巨大红利充满了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