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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演化经济学主张用具有历史时间概念的“共同演化”模式替代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模式，将主流经济学忽略的诸如制度、文化、习惯等因素纳入经济学分析，为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演化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的挑战在于主张以动态演化的视角理解社会经济过程，研究揭示经济发展的动力。演化经济学对现代经济学发展的影响主要在于它意味着经济学研究范式出现了新的转向，意味着经济学研究范式多元化时代的到来。事实上，经济学研究应该提倡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多样性是进化的动力源泉，失去了多样化研究范式的竞争，经济理论的进化就会停滞。
【关 键 词】演化经济学/共同演化/多元化时代
［中图分类号］F06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09)11-0067-08
20世纪80年代以来，演化经济学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在演化经济学的形成中，美国的两位学者纳尔逊(Richard R.Nelson)和温特(Sideny G.Winter)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合著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是演化经济学形成的重要标志。由于演化经济学与居于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相比在研究范式上强调“变迁过程的无止境性”①，主张用具有历史时间概念的演化模式替代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模式，同时将主流经济学忽略的诸如制度、文化、习惯等因素纳入经济学的分析，这就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框架，并以全新的范式诠释了一个不同于新古典的经济学世界。演化经济学被认为是主流经济学理论面临的一次“充满希望、极有希望的挑战”②。
演化经济学在研究范式上除受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外③，也深受复杂性科学的影响。复杂性科学被称为是“21世纪的科学”，其重要代表性人物保罗·西利亚斯提出经济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人的经济行为是复杂系统中的一个要素。④演化经济学接受复杂性科学思想的影响，并采用复杂性的科学观来分析经济现象。演化经济学与复杂性科学的共同之处是都把“演化”作为学科研究的核心范式。复杂性科学在某种意义上是针对简化论而来的，演化经济学也可视为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简化论的一种挑战与革命。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奉行一种简化论的研究范式，它以理性——个人主义（经济人）——均衡这种简化论的分析框架为基础。这一研究范式认为个体是独立于其他实体的，作为个体的“经济人”是同质的。这是典型的人类行为的简化论假定的研究范式，它完全排除了对人类经济行为复杂性进行研究的可能。演化经济学提出现实经济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系统，强调分析影响系统演化的基本因素（包括系统内部成员之间的差异性、易变形和系统的选择机制），探讨系统的选择机制受内部压力和外部压力的影响过程。演化经济学批评新古典经济学的最大化假说：“我们应该记得在几十年以前，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就警告过，任何以企业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正式的规则都必定是有缺陷的。我们也许可以确定能够增进企业长期收益的一系列因素，但由于企业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的复杂性，这些因素是无法加以准确地模型化的。”他们“强调了行为人——环境相互作用的重要性，强调了对行为和选择机制加以详细说明的必要性，也强调了选择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他们认为“经济学中的演化理论正在对突变理论和混沌理论的发展给以更多的注视，并寄托其能够增进我们对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的理解”；“值得称道的是，现代演化理论直接地提出了使最大化思想尽可能有效的各种环境条件。只有进一步的详尽的理论考察才能告诉我们更多的东西”。⑤
演化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挑战还表现在如何认识经济过程的非线性本质、经济过程的非演绎特性和时间观上。演化经济学家提出，经济世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时间是不可逆的，内部的关系是非线性的，看不出明显的因果联系，因而也就难以预测。例如多西(Dosi)和梅特卡夫(Metcalfe)分析指出，个人和组织等行为者目前的行动将对未来决策过程或系统的未来结构及其变化路径产生重大影响。时间不可逆，即使系统发生了变化，虽然导致这种变化的力量已经消失，系统也不会完全回到最初状态，这是社会经济系统的重要特征。社会经济系统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演化过程。由于经济系统中不确定性和新奇事件的出现，社会经济发展并不是以目的论的方法展开的，演化过程未必会趋于有效率的和最优的结果。正因为经济系统是一个难以处理的不可逆的复杂系统，现实经济生活中运用主流经济学分析范式对经济世界的验证、预测和指导政策都暴露出了越来越多的困境和难题。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一些演化经济学家开始引入简单的混沌模型替代线性随机方程来讨论经济学的纯理论模型。他们发现，传统的数理经济学方法总是把非线性问题用线性化的方法来处理，假设非线性系统仍然处于稳定的或优化的轨道上运动，但引入非线性力学的方法之后，运动的图像就根本不同了。参数的变化一旦越过线性稳定区，就可能发生分叉现象，产生多周期或非周期的复杂运动。引入非线性思维来分析经济现象，就会发现经济波动的非线性、个人与环境的非线性、制度演化的非线性等许多相关问题的存在，使得主流经济学几十年来都力图证明的市场经济的稳定型、优化选择的合理性等理论均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如今要承认市场经济的不稳定性和经济行为的复杂性，便意味着要重新考虑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前提假定。⑥
主流经济学的经济计量模型是典型的演绎推理方法的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对人类总体行为的理解和预测完全可以通过对孤立地来看的“代表性行为者”的理解和预测来达到。但引入演化分析后人们就会发现，这是一种“合成的谬误”，它没有认识到在总体行为中所发生的“深层次的”交互作用。演绎推理的方法无法解释经济系统是一个具有高度动力的系统，均衡只是一个一个不断被超越的时点，均衡是动态系统中的极端现象而非普遍现象。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强调均衡是经济科学的基本出发点，演化理论则强调非均衡过程才是科学的基础。从演化思想看，经济系统呈现出不规则的特征，不存在简单的规律。这一特点在金融市场如股票的走势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经济问题的解是多重的，一个微小的变化就会导致其中某一个解的实现。科尔曼(Kollman)、米勒(Miller)和佩奇(Page)就分析了当一个系统处在次优的局部均衡之中时，如何在多重均衡的世界中寻找一个更好的解。新凯恩斯主义的多重均衡理论也强调了结果的难以预测性。演化经济学认为主流经济学的经济计量模型对经济现实的“简化”，其实仅是对自然科学的数学上的一种形式模仿而已，由于它大大脱离了经济现实的本质特性，并且其“科学”的外衣极易给人以迷惑，从而给经济学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基于经济计量模型对经济发展的未来进行预测，更使得经济学声名狼藉。
从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一直到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经济学都一直接受牛顿时间观的影响。在牛顿看来，时间只是运动的一个外在参数，它同物质及其运动本身并没有内在的联系。牛顿的时间还是一种“可逆的对称时间”，“未来”同“过去”没有区别，对时间只有量的规定而没有质的区别，更没有方向性的规定，它只是标志着运动和变化的量的大小。这是一种脱离了物质运动、独立存在、均匀流逝的绝对时间观。从古典经济学到主流经济学受牛顿时间观的影响和自身发展的需要，一直维持着这一机械的时间观，认为时间是同质的、对称的、可逆的——任何一个交易同另一个交易没有任何不同，时间是与经济行为无关的量。在经济理论中则直接表现为均衡思想与均衡分析方法的运用。演化经济学挑战这一观念，认为时间是一维的、不同质的、不可测的、流变的。从这种流变时间的视界去观察真实世界的经济现象，创新就成为研究的主题，并主张采用动态演化的观点看待经济发展的过程。在演化经济学看来，经济过程不完全受必然性的控制，许多偶然性因素常常会对经济过程起着关键作用，经济过程中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在演化经济学的视界里，历史和时间是经济过程中直接影响经济绩效的内生变量，两者在制度演化中的意义特殊。制度的演化是一个由本能、习惯、习俗变化和技术变迁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人类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反应，这个反应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学习和选择的过程。技术创新、学习与选择都是在时间中进行，时间是制度演化的纵轴。正如历史不能重来一样，时间也是不可逆的、不同质的。这种独特的时间历史观构成了演化经济学路径依赖理论的哲学基础。⑦
演化经济学家断言“主流经济学因走向形式主义死胡同而失败的现实”⑧，终究会为人们所认识。他们提出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受制于利润最大化和均衡这些经典假设的限制，在客观经济世界迅速变化的现实面前面临着诸多的危机和挑战，比如新古典经济学在严格的“经济人”、“最优化”、“完全理性”等假设条件下与经济现实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疏远；新古典经济学将复杂的经济整体还原分解为部分之和的研究范式，使其对宏观经济现象的解释显得力不从心，其解释力也大大降低。演化经济学家们提出演化范式将“替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在经济学中应用一种演化的方法，似乎含有很多胜过正统经济学和力学范式的优点和进步。例如，它强化了我们对时间中不可逆的、不断前进过程的关注；使我们关注长期发展，而不是短期的边际调整，既关注数量变化，也关注质量变化；关注变化性和多样化；既关注均衡形势，也关注非均衡形势；关注出现持续的、系统性的错误的可能性，进而关注非最优化行为的可能性。简言之，演化范式为静态约束下力学意义上的最大化这种新古典‘硬核’思想提供了一种替代。处于主流经济学核心的理性选择理论依赖于静态假设，依赖于决策环境最终恒常不变的观念和整体理性的思想，而这一切都受到了演化理论的挑战。”⑨演化经济学在“理论上和政策导向上都已提供了丰富资料的一个考察方向。沿着这一方向的进一步探索与发展，是我们在21世纪改革经济学的最佳机会之一”⑩。
演化经济学在经济理论上的主要成就是使用演化范式分析经济活动，并从单一层级的演化理论扩展到了多个层级的共同演化理论。“共同演化”的分析范式构成了演化经济学挑战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核心。
演化是自然界和社会领域中的一种普遍现象。最早在生物学里研究了进化和协同演化，后来这一研究方法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非生物学领域的研究中，如地质学、天文学等，且其概念被翻译为“演化”和“共同演化”。M.邹迪尔(Jouhtio)对生物学的共同演化的定义是：共演是指持续变化发生在两个或多个相互依赖、单一的物种上，它们的演化轨迹相互交织，共同适应，其中物种的相互依赖关系包括共生关系、共栖关系和竞争关系。在物种的竞争过程中，竞争的结果可能是一个物种淘汰或驱逐另一个物种，也可能是演化出不同的细分环境，弱化原先的竞争压力。(11)在人类的经济活动中，也存在类似的机理，例如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所共存的企业种群形成的企业群落，一定地域范围内的行业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适应的共同演化关系。
演化经济学借鉴生物学上的“共同演化”分析范式来研究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劳尔戈德(Norgaard)是第一个明确将共同演化分析范式运用于生态经济领域的学者，他提出共同演化是人类物质、思想和价值观与非人类环境相互依赖、相互交织的变化。(12)他批评新古典经济学将自然与社会二分，认为将自然视为是科技进步的被动作用对象的观点是错误的，“自然是社会的，社会亦是自然的”。(13)纳尔逊认为，演化经济学提到的演化“其一般含义包括下面的要素。它关注的焦点是某一变量或一组变量如何历时而变化，如何在理论上理解所观察的变化背后的动态过程；……演化理论认为，这些变量或系统要经受某些随机变异或扰动，但也存在着对变异进行系统性筛选的机制。演化理论的预测力或解释力主要在于它对系统性选择力量的详细说明。演化理论假定，存在着强有力的惯性趋势使选择过程中的幸存者得以保留。然而，在许多情况下，也存在着持续引入新变异的力量，进而为‘选择磨房’提供谷物”(14)。
引入“共同演化”这一分析范式不仅为演化经济学增加了新的研究内容，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强有力的分析工具。与达尔文主义对生物演化的解释一样，演化经济学关于社会经济演化的完整分析框架，包括有遗传、变异和选择。正如生物基因一样，制度、习惯、惯例和组织结构等是历史的载体，它通过模仿而传递。纳尔逊和温特在《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中讨论了类似基因的企业惯例的作用，认为它是企业的组织记忆，执行着传递技能和信息的功能。但企业惯例又不同于达尔文意义上的基因，其突变是有目的地而非随机的，获得的新惯例是可以遗传的。有目的地创造新奇和多样性是人类社会演化的重要特征。新奇的创造取决于个体认知模式的不同和社会制度是否鼓励创新，这两个方面都需要一种知识理论。在纳尔逊和温特的经济演化大纲中，知识就是惯例的核心要素，新奇创生是现有要素组合的结果。新奇创生也有其路径的依赖。选择机制研究的是变异或新奇在经济系统中为什么、什么时候才能被传播。威特采用进化生物学的个体群观念对此加以解释，认为一个个体对创新者是模仿还是反对，依赖于群体中有多少成员已做了这种选择：“从个体群层次看来，任何个体的决策，无论是创新、模仿或保守的，都影响到个体群中全部行为的相对频率。”(15)纳尔逊还认为，演化理论的“理论范围将包括个体、组织或文化学习和适应的理论。确实，正如将要看到的，我们要考察的许多演化理论的一个特征就是个体学习、组织适应和组织的环境选择，它们同时存在”(16)。纳尔逊概括演化范式的上述特征：“第一，它的目的是解释变量如何历史变化，或通过说明它是如何达到当前状态的来解释为什么它现在是这样的；即运用动态分析。第二，解释的内容既包括产生或再生出变异的随机因素，也包括对现存变异进行系统性筛选的机制。第三，惯性力量的存在为筛选中的幸存者提供了持久的保证。”(17)
共同演化的分析范式强调经济系统具有明显的复杂系统特征，互动者之间存在有互动的反馈机制，具有双向或多向的因果关系，往往呈现出非线性或自组织的形态，一个变量的变化对于另一个变量的变化的作用往往不同于简单的因果关系。经济系统演化的动力也是交织在一起的，一个互动者的适应性变化会通过改变另一个互动者的适应而改变其演化轨迹，后者的变化又会进一步制约或促进前者的变化。在多层级的共同演化中，经济系统的演化将呈现出更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得经济系统变得不稳定，同时也意味着系统本身具有创造新奇、传递新奇和扩散新奇的能力，系统总是处于不断扩展之中。这种正反馈效应构成了共同演化的一大特征。莱温(Lewin)和瓦北达(Volberda)认为在一个复杂的关系系统中，任何一个变量的变化都有可能是由多种变量互为因果关系内生引起。(18)在共同演化的过程中，由于正反馈影响的存在，系统的演化轨迹也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今天的‘制度’几乎总是表现出昨天的、常常是一个世纪以前的或更早的制度强烈的联系。”(19)在正反馈机制的作用下，随机的非线性系统可能会受到某种偶然事件的影响而沿着一条固定的轨迹或路径演化下去，形成一种“不可逆转的自我强化趋势”。(20)路径依赖还源自个体认知结构，当个体认知的心智模式比较稳定时演化的路径依赖程度就越大。(21)在经济演化的过程中，时间（历史）、知识（认知）和演化轨迹（路径）交织在一起共同决定系统演化的路径（方向和速度）。因此，路径依赖包含着历史（时间）依赖和认知依赖。(22)
共同演化的分析范式强调经济系统演化的制度性差异特征。纳尔逊就考察过制度“演化过程”中这种差异性特征：“不同种类的制度具有不同的演化方式。早期的制度经济学家强调集体决策的作用，现代制度经济学家则强调无计划的自组织。在许多情况下，实际的演化过程看起来要涉及市场、专业组织和政治过程的交互作用。”(23)正是基于这一看法，纳尔逊赞成诺斯的看法：“第一，不同国家在经济表现上的差异主要源于它们的制度差异及其不同的演化方式。没有什么制度可以在任何地方都称为最优，一些制度在有些国家沿着有益于经济进步的路径演化，但在其他国家则不然。第二，先进的工业国在制度方面极其幸运；我们不能把它们的优异表现归功于任何特殊的美德和智慧，而应是文化及政治的偶然性的结果。”(24)他的结论是：“在现代先进的工业国，存在着一种促使技术、产业组织和广义上的制度共演的机制，其运动方向是引发持续的经济进步。”(25)这种制度性差异的共演研究，为演化经济学家理解微观行为动机与宏观秩序演化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演化经济学坚持将个体的行为嵌入在更为广阔的文化、历史、政治和意识形态等社会制度环境之中进行研究。从演化经济学的嵌入性的理论看，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是一种“社会化不足”(undersocialized)的观念，这种经济人应称之为“低度社会人”。“低度社会人”的特点是把人的行为看做只是原子式的个人的孤立活动，而不是既定社会关系和结构的产物，无视行为者当下所处的社会环境，无视人与人之间行为互动的事实，因而最终无法把握个人的行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真实关系，无法解释行为背后的真实原因。嵌入性不仅具有时间维度的含义，也具有空间纬度上的含义。霍奇逊(Hodgson)就认为，任何社会经济现象都不能仅由原子式的独立个体来解释，还必须包括个体间的互动关系（即社会制度的环境）。个体和社会制度的环境是共生的，经济学不能抛开个体谈社会制度环境，也不能抛开社会制度环境谈个体，两者间不是一种谁决定谁的单向关系，而是社会制度环境构成了个体的内在和外在约束、个体又能推动社会制度环境演化的双向关系。社会制度环境以一种累积性的方式演变，个体的认知（诸如目标、偏好和价值观等）也随着社会制度环境的演变而发生变化。两者间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交互作用，个体与社会制度环境处于共同演化之中。(26)波兹曼和弗仁肯强调真实的经济活动必定是在特定时空制约前提下发生和演化的，也是嵌入在更为广阔的历史文化、制度背景和地理环境中的，同时本地产业不仅与本地产业技术和制度环境发生互动，还与区域外的国家层面和全球层面的产业技术和制度环境发生一定的联系，尽管这些互动联系在不同的产业和区域上表现的程度不同，但正说明了跨地界多层嵌入演化机制比单一的同一组织和地理层面共同演化更有利于人们认识共同演化的规律。(27)纳尔逊还对“国民创新体系”进行了开创性的分析，提出创新和技术变革不仅仅是单个企业家的事情，而且涉及国家层次上的文化和制度特征。纳尔逊“在这一领域内的工作是目前政策导向的经济研究中最富有成果的工作之一”。(28)演化经济学的“嵌入性”理论把行为人的选择置于既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不仅点到了主流经济学“经济人假设”的个人主义方法论的缺陷，也击中了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中对人与环境的简单线性认识的要害。
演化经济学利用“共同演化”范式挑战、替代主流经济学的“均衡”范式分析经济现象，已取得了十分显著的研究成果。国际熊彼特协会将2004年度的熊彼特奖授予默尔曼尼(Johann Peter Murmann)，就是为了奖励他在企业、技术和国家制度的共同演化研究中的贡献。默尔曼尼尝试性地将产业、技术和制度动态地连接起来进行分析，认为技术和制度的共同演化主要是通过企业群体和国家大学群体的互动来推动的。在他获奖的著作《知识和竞争优势：企业、技术和国家制度的共同演化》中，他检验了1850-1914年英国、德国、法国、瑞典和美国合成染料业在国家制度、技术和企业之间的共同演化过程，阐述了不同国家背景下产业演化模式的差异，揭示了德国合成染料能取得领先地位的重要原因是德国的国家、产业和市场等制度对技术创新具有很强的推动力，同时技术的进步又进一步推动了制度的创新，认为这些因素无疑是德国合成染料业能居于领先地位的重要原因。
演化经济学运用共同演化这一范式分析在产业与产业之间的共同演化、制度和组织之间的共同演化、产业与环境之间的共同演化、企业和产业的共同演化、技术与制度的共同演化等相关问题，都取得了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例如，在技术与制度的共同演化上，纳尔逊发现技术进步的速度和特征都要受到支撑它的制度结构的影响，制度创新也是强烈地以新技术在经济体系中是否和怎样被接受为条件的。制度可以被理解为社会群体所掌握的标准化的社会技术，是一种协调联合操作的知识。在技术创新和扩散的过程中，物质技术和社会技术是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的：物质技术的复杂结构需要一个团队来运用，团队中成员之间的行动协调需要社会技术的支撑；新的物质技术的发展会带来新的理解、认知和规范等社会技术，社会技术的发展也会给物质技术的发展提供新的机会和线索。(29)培利坎(Pelikan)进一步分析了技术和制度共同演化的机制。他分析技术变迁对制度的影响一是通过有效利用新的生产方法或新的技术产品需要一个新制度来协调和提高成员间的新技能，二是新技术可能会降低制度的实施成本使得原先无法实施或者实施成本过大的制度得以实施这两个途径发挥作用的；他还进一步分析制度变迁对技术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组织的自由程度将影响各种可能的技术创新；二是制度会对技术创新产生激励；三是制度会对旧技术的粘性程度或消亡速度产生影响，影响技术的创新或扩散速度；四是制度会影响技术选择的正确性。(30)
演化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的挑战与革命就在于主张以动态演化的视角理解社会经济过程，以历史动态的观点研究揭示经济发展过程和动力。他们强调制度的演化和选择是典型的非线性、非平衡和非稳态的机制，认为经济世界在某一时间和地点所能观察到的经济现象必须被解释为是一种持续不断地演化过程中转变的产物，演化还意味着在时间进程中新质会突现，强调新技术是经济演化的根本动力，认为共同演化的分析范式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经济变化的动力，揭示经济变迁复杂现实的真实面目。因此，他们主张经济学研究必须抛弃主流经济学机械还原论的简化法，抛弃新古典以牛顿力学为理论基础的静态均衡分析，运用系统的、演化的、整体的观点建立动态的经济演化模型。演化经济学由于对时间、历史、制度之于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对微观个体差异性、技术创新中技术的多样性及创新过程的路径依赖性的重视，从而“为经济学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31)和方向。演化经济学所创导的研究范式，说明经济学在突破了新古典的研究范式之后仍会有极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并且是向着更加真实世界的方向发展。
综观经济思想史的发展，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每一次转换的根源都要从其时代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去寻找。当代经济世界和经济现象的复杂性提示我们理论经济学的发展必须把发展演化作为经济分析的出发点，而不是硬把它塞入到新古典的均衡分析的框架中。新古典的均衡分析范式来自于几个世纪之前的牛顿模式和笛卡儿二分法的研究范式。几个世纪以来，基于牛顿模式和笛卡儿二分法的理性主义科学观一直占据着理论界的主导地位。在理性主义者的视野里，那就是以经典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的结构模式，这是一种超越历史、永恒不变、最好的科学理论结构。这一思维模式对经济科学的影响就是在于人为地设置了经济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鸿沟，还使得经济学为着“科学化”的梦想而在刻意模仿自然科学的过程中沿着纯粹理性公理化的“科学”逻辑走向了封闭和僵化。其结果就是造成了主流经济学从其狭小的“理性世界”出发只能提供一个关于真实世界的局部而不真实的认识。新古典研究范式的缺陷还在于把演绎的出发点（前提或假设）视为不证自明或来自纯粹的天赋观念、心灵内省的产物（如穆勒），或把演绎的规则看成是现实经济活动唯一可靠的范式，用理性逻辑的范式来演绎、设定、剪裁现实经济的过程（如李嘉图）。拉卡托斯对这一研究范式的缺陷有过十分深刻的揭示：“这种体例一开始是不辞辛苦地列一张公理、引理和（或）定义的清单。公理和定义往往像是生造的，是复杂得神秘不堪的。无从得知这么复杂的东西是怎么钻出来的。跟在公理和定义清单后面的是措词审慎的定理。其中塞满了繁而又繁的条件，看上去谁也不可能有幸获得这样的条件。跟在定理后面的是证明。……按演绎主义体例，凡命题都真，凡推论都有效。……反例、反驳、批评，严禁入场。开讲便是化装过的怪物，除了定义，便是羽毛丰满的定理，什么原始猜想啦、反驳啦、证明挨过的批评啦，都给封存起来了，因此，不用担心这个学科摆不出权威气派。演绎主义体例把斗争掩盖了，把冒险掩盖了。全部的来龙去脉都不见了，定理在证明过程中先后改换过的暂用表述命里注定要被埋没，而最终成品也就被捧成了万无一失的神物。”(32)新古典的研究范式是对边际革命时期经典物理学的类比和模仿。例如，经济学理性主义思维方式在纵向上具有历史时间的封闭性，即架空了制度背景，排除了时间维度的变化；在横向上具有学科领域的封闭性，即脱离了社会、政治、法律、伦理等因素对经济问题的影响而孤立地研究“纯”经济问题。这样一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的“理性分析”所建立的只能是一个关于理论逻辑世界而非现实真实世界的经济模型，他们关于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多半是片面的而非真实的。时代在发展，物理学在20世纪已取得了许多突破性的发展，例如量子力学、相对论和耗散结构理论的先后提出。经济学的理论理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西方学者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曾批评主流经济学忽略了这一时代科学的重大变化；“正当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开始为现代经济学奠基时，物理学一场惊人的革命扫荡了自然科学和哲学中的机械论教条。奇怪的是，‘效用和自私自利的力学’的建筑师，甚至是晚近的模型设计师，看来都没有及时地察觉到这种没落。”(33)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应回复到人类的社会实践和历史之中来，消除新古典研究范式中理性的至上性和绝对性，意识到理性逻辑认知功能在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的缺憾，注意汲取现代心理学等认知工具和生物学的演化方法来充实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演化经济学对现代经济学发展的影响不在于它能否替代新古典的研究范式（这需要假以时日的观察才能作结论），而在于它昭示着经济学研究范式多元化时代的到来。经济学研究应该提倡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多样性是进化的动力源泉，失去了多样化研究范式的竞争，经济理论的进化就会停滞。可以断言，21世纪经济学发展的趋势，必将打破人为设置的学科壁垒，加强经济学与其他学科之间交流，摈弃传统理性主义封闭的局部性思维，确立开放的综合性的思维方式，顺应复杂科学发展观的新趋势，通过与整个社会文化的复合来开放自己，以适应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而经济学研究范式多元化时代的到来，必然要求经济学研究“复活”长期被压制的文化、信仰、制度、道德、心理等因素应有的理论地位，将理性分析和制度分析、历史分析和心理分析结合起来。马克思也认为，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是一个十分复杂多样的综合系统，社会经济问题应纳入人类实践的宏大背景中加以考察，科学的经济学体系也应是一个开放的学科体系。马克思的这一看法，代表着21世纪经济学发展的趋势。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在对21世纪经济学的走向进行展望时也断言：“到2091年，经济学在挫败许多批评的同时，这门已得到公认的学科形式仍将存在。但是，它的研究方法和目的肯定会发生变化。”(34)
参考文献
①［瑞士］库尔特·多普菲：《演化经济学纲领与范围》，第43页，贾根良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②［英］杰弗里·霍奇逊：《演化与制度》，第15页，张林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③演化经济学家理纳尔逊就认为，“经济学中的演化理论明显地受到生物学中进化论的影响”。演化经济学家把经济学与生物学联系起来，是基于人类也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这一认识。他们提出“已经与生物世界脱离联系的社会科学是很危险的，有必要再一次探索这种关联性，但不是要把所有的话语简化为单一层次的分析”。
④［南非］保罗·西利亚斯：《复杂性与后现代主义》，第8-9页，曾国屏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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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陈平：《古典经济学的危机和非线性经济学的发展》，载《经济学动态》，198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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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Pelikan, P. "Bringing institutions into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other view with links to changes in physical and social technologies",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2003,p.237.
(31)［瑞士］库尔特·多普菲：《演化经济学纲领与范围》，第291页。
(32)［英］伊姆雷·拉卡托斯：《证明与反驳》，第171-172页，方刚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33)N. Georgescu-Roegen. N. (1971), The Entropy Law and the Economic Proce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2-3.
(34)［英］《经济学家》主编，《21世纪的经济学》，第118页，刘锦秀译，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
【原文出处】《学术月刊》(沪)2009年11期第67～74页
【作者简介】马涛(1957-)，男，陕西省三原县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经济学研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上海200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