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经济学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内容提要：从新古典一般均衡——历史无关紧要的假设前提出发，将历史纳入经济学分析中，既可以解释历史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的理性逻辑，也可以在此基础上获悉历史重要的各种因素。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由于偏离新古典完全竞争市场环境，有限理性、交易成本、沉淀成本和环境不确定性等因素普遍存在，历史很容易发挥作用，从而我们会看到不同背景条件下的演化路径，无法寻找单一、均质、收敛的新古典市场和价格模式，逐渐向契约行为以及契约行为的法律、社会和政治环境转变，全面理解历史发挥经济功能的机制、后果，以及改进无效率的制度长期存在措施，对于我们认识历史经济学具有重要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历史经济学/路径依赖/交易成本/沉淀成本
    作者简介：汤吉军(1971- )，男，辽宁凤城人，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从事产业组织与制度研究长春130012
    一、问题的提出
    新古典一般均衡经济理论认为经济问题是，通过市场价格竞争合理配置已知的稀缺资源的最优配置，从而使稀缺成为经济学的中心问题。为此，新古典经济学提炼出完全竞争模型，它主要包括三个条件：一是完全理性、买卖者数量极大和产品均质。在这种情况下，仅仅强调当事人采取向前看的理性选择，突出静态和比较静态分析，忽略了历史对理性选择的影响。即使考虑动态过程，仅仅涉及逻辑时间，而不是真实的历史时间，同样接受时间完全可逆的假设，以及缺乏序贯行动的因果关系，强调路径独立。因此，新古典完全竞争市场环境是一种强调完全理性的选择科学，是一个无历史(Ahistorical)的社会科学。
    然而，从经济现实角度看，历史是重要的，每个人和每一个社会都带有过去的痕迹。经济演化建立在历史残存的基础上，这些残存会阻碍当前的行动。技术和制度演化中存在的锁定效应和路径依赖已被人们所熟知。如果历史是重要的——至少在社会发展具有路径依赖特性——那么我们在分析问题时就必须了解过去的特定事件，必须理解制度变迁的动态过程，需要考虑当事人的制度环境及其发生和演变。在这个意义上说，新古典经济学就有它的局限性。人们在进行选择或者决策时，往往会考虑历史或者过去的资产和制度等，无法简单地“让过去的事情过去”。这些“反常”(Anomalies)现象或者被认为是特例不值得研究，或者被认为是非理性行为应该被排除在新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围之外。然而，正如埃克伦德和赫伯特曾指出的：“历史是向后看的，虽然经济学的主题——人类的决策——是向前看的。因历史学专注于过去，它们对错误和进步同样关心。这种关心是浪费时间、困扰于不相干的琐事，还是会产生建设性的结果呢？……毫不奇怪，其答案是‘视情况而定’。仅仅因怀旧而向后看是没有什么特殊益处的。不过，为了学到教训或获得洞察而研究过去则可能是收益巨大的。人类只能按照他们曾经所处的位置来判断现在所处的位置。”[1]
    二、历史无关紧要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
    在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体系中，人们决策时仅仅需要向前看，根本无需考虑历史或过去，看不到历史对人们现在和未来的选择约束。其中，新古典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前提主要包括：
    第一，个人完全理性假设，决策者能够毫不费力地迅速把握和解决问题。完全竞争市场中个人理性假设必须满足：(1)决策者具有稳定的偏好。理性的决策者能够按照偏好顺序排列结果，消费者对结果的排列由每个人的效用函数来表示。为了排列结果，必须有稳定的偏好。(2)他们追求偏好时受到约束，决策者受到约束以至于他只能达到其部分目的，而非全部。在市场竞争中，消费者的约束条件是其收入预算约束。(3)他们在约束条件下尽量实现个人的目的，按照偏好次序已经排列好的结果，决策者自然选择其最可行的结果，只关心自身利益并且是诚实可信的。
    第二，信息完全，没有任何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性情况。每个决策者拥有关于其选择的性质和结果的完全信息。如果决策者能用完全信息考虑决策，但是只用部分信息决策，看起来理性的决策可能被证明是非理性的。因此，在完全竞争市场中，完全信息意味着买卖之间了解所有商品的价格及其质量。不仅指市场上所有信息都是真实信息，在市场上不存在任何虚假信息。而且还指在信息的生产、传递和验证等一系列过程中存在完全信息，并不存在任何不确定性或意外。
    第三，交易过程没有成本或说交易成本为零。虽然购买一件商品本身是昂贵的，但是关于商品的谈判和讨价还价被假设成无成本，此时市场交易无摩擦和风险可计量。市场无摩擦是指市场中不存在任何交易成本，任何投资者都可以畅通无阻地进行套利交易，而且套利交易可以毫无风险。而风险可计量性是指未来的不确定性或风险投资均服从一定的概率分布，将不确定性转换为风险，具有理性预期特征。
    第四，没有外部性和公共产品，看不到任何生产或消费外部性，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外部性，从而不包含规模经济状况。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科斯定理的存在，当事人讨价还价自行解决外部性问题。由于讨价还价成本或交易成本极低或者为零，产权很容易界定清晰，对于交易双方总是在外部性出现情况下有激励进行谈判，同样看不到历史对当前或未来决策的影响。
    第五，存在足够多的买者和卖者，他们可能是实际的，有可能是潜在的，没有垄断。结果每个人都有可选择的交易伙伴，从而没有人拥有价格和数量的垄断势力。由于没有垄断权，它不会削弱自由交换得以履行的条件。
    第六，所有的资源具有完全通用性，具有充分流动性，大多情况下，规模收益递增可以忽略不计。这意味着所有资源可以在各厂商之间和各行业之间完全自由地流动，不存在任何障碍。这样，任何一种资源都可以及时地投向能够获得最大利润的生产，并且可以及时地从亏损的生产中毫无成本损失地退出。
    实际上，新古典阿罗—德布鲁模型和科斯定理都忽略了制度约束的环境，关注完全理性的个人在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行为，所以，仅仅根据理性选择原则——预期成本和预期收益的大小进行决策，这是一个无历史的经济学[2]，看不到决策的时序过程和路径依赖。
    实际上，历史重要是指那些与路径依赖概念密切相关的东西，因而本文力图从经济学角度探讨历史为什么重要，在什么条件发挥作用。历史重要的基本优势是它导致经济体系的稳定，同时它也有劣势，它阻碍了必要的和合意的制度变迁。在一个无摩擦的世界里——完全市场，历史毫无作用，竞争性均衡瞬时形成。然而，在一个真实世界里——市场不完全，我们会看到路径依赖、滞后效应或锁定效应。相反，如果历史不重要，我们就难以解释：转型经济国家为什么没有趋同，而是走不同的发展道路，为什么难以收敛于单一、均质制度之中？为什么无历史的新古典经济学思想转变起来非常困难？
    三、历史重要的新解释
    事实上，如果真实世界符合新古典完全竞争市场假设前提，那么历史不重要就是正确的，任何事情都可以在效用最大化的假设前提下重新开始。然而，由于完全竞争市场假设前提在现实条件下难以得到满足，市场不完全十分普遍，所以，很容易出现路径依赖。我们从经济学角度分析造成历史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技术上的原因，也可能是制度上的原因，还可能是参与者主观认知上的原因，以及初始状态、收益递增、有限理性和多重均衡等等。但是不管怎么说，历史重要本身有其合理性，从而摆脱新古典经济学无历史的均衡分析，让我们再次回到历史演化的不确定性世界里。
    (一)继承过去留下来的资产导致历史重要
    新古典经济学假设人们在每个时期都要重新开始实现效用最大化。然而，由于过去继承下来的资产或者多种能力对后来的事情具有重大(但不是绝对)的影响，往往很难重新开始，从而需要找出实用或改良的方法，这就是格雷夫提出的根本不对称性[3]，它意味着过去继承下来的制度要素导致新制度产生过程的部分初始条件，反映当事人对过去制度要素的认知、信息、协调和规范等。这些能力通过他们的作用可以获得，主要包括管理、信息、人际关系和沟通模式、信息处理能力、技术知识、人力资产和社会资产以及物质资产。这些资产一旦开始运行，正反馈机制就会导致组织和可供选择组织之间产生不对称性。过去继承下来的资产或组织导致新制度产生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从而决定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的大小。
    (二)决策者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完全导致历史重要
    在新古典经济模型中，我们无须区分事前和事后差别，路径依赖根本没有任何作用。这是因为完全理性假设，意味着人们将一劳永逸地对技术、组织和政治制度进行无成本地最优选择。因为他们可以获得所有可能的选择及其后果。然而，在现实条件下，由于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完全，历史很可能发挥作用。
    当决策者的认知能力不足以把握整个问题的复杂性时，就属于有限理性。由于个体行为“主观意图是理性的，但只能有限地做到这一点”[4]，或者是由于努力做出最佳决策的成本太高，决策者在决策时不可能把所有与决策相关的有关方面都考虑到，有限时间和手段往往妨碍决策者从所有事实中提取有关信息，所以当事人会选择有限理性或理性无知。
    (三)交易成本会导致历史重要
    新古典经济学模型是直接建立在零交易成本这一假设之上的。在这样一个理想世界里，决策者被认为是，只要他们想要，他们就能够不花费任何成本即可获取和拥有任何信息。他们具有完美的预测力，能够签订完全契约——这些契约能够在毫不出错的情况下被监督和执行。于是，事情变得非常简单，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经济活动处于一个非常确定的环境中，完全看不到政治、法律、货币和其他制度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制度被认为是配置中性的，此时决策者仅仅考虑优化行为。
    然而，一旦走进正交易成本的世界里，我们发现，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普遍存在，人们可能采取各种手段，如撒谎、偷窃和背信弃义，也可以采取更复杂的非诚实手段，如只说出事实的一部分、过于乐观地估计新产品等，此时优化行为降为次要位置，制度环境显得十分重要，从而使考虑过去的行为，如声誉就显得十分重要。没有良好的制度环境，决策者不会进行优化投资。因此说，制度结构会对交易成本和激励机制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影响经济行为。
    诺斯认为，制度①变迁受到人们关于什么是好制度信念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制度在边际上进行变化，所以路径依赖是制度变迁的重要特征，所以这些制度是次优或者功能失常，包括习惯、常规和大拇指规则。常规给出了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因素，充当体系的基因。哈耶克认为，社会运行就是因为人们是规则的接受者。社会中规则的演化，大部分是通过自然选择的自发过程——由好的规则趋向于更加成功。个人面临规则有限认识能力，许多都是习惯、风俗和隐性知识问题。由于他们无法认识规则的全面性，所以它们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以这样的规则为基础的经济体系有较强的路径依赖性。
    (四)有限认知心理导致历史重要
    新古典经济学假设是个人完全理性假设，不是基于心理学或社会规则进行选择。因此，在有关认知能力理论发展方面，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存在着巨大差异。心理学家从有限理性出发，允许特定的环境扮演重要角色，这种方法使人们能够分析决策中的参照点、偏差、社会地位、妒忌和行为一致性。这些议题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很难得到讨论。相比之下，行为经济学将心理学原理运用到经济现象上，使人们支持现状，或者进行调整适应改变的环境非常昂贵。
    (五)沉淀成本与滞后效应导致历史重要
    新古典经济学假设资源具有充分流动性，所以看不到沉淀成本的存在，从而也就不存在任何滞后效应(Hysteresis Effect)。然而，由于资产专用性、信息不对称等因素，沉淀成本普遍存在，往往会产生滞后效应。它是指一个处于均衡的经济初始状态在受到外部冲击后，不能再恢复到原来的均衡，而达到了与原来均衡状态不一致的均衡，这就表现出系统的多重均衡性，以及经济在时间和历史上的依赖性，正所谓“你去何处取决于你如何达到这里”。仅仅通过研究当前的技术和偏好还不能充分理解当前的均衡特征，至关重要的是要了解历史，即当前状况的由来过程。一般说来，专用性资产和可信性承诺都可以产生沉淀成本。当承诺是可信时，这是因为违背承诺招致不可逆成本。在关系专用性投资的情况下，承诺是可信的。这表明，当违背承诺时，就会招致巨大的投资损失。这种调整成本阻碍调整过程。换句话说，在实际经济中，均衡应该是路径依赖的，而且均衡也不是唯一的，存在多重均衡的可能。这样，当经济系统受到冲击后，由于内生变量的改变，经济体制不能自动恢复到初始均衡状态，而是达到一种与历史事件相关的均衡状态，从而揭示出路径依赖相关的信息。因此，在经济体制演化过程中即便受到大大小小的震荡，但制度、习俗等具有惯性，很难改变。这种惯性的产生既因为不可能所有人都做出最适当的反应，也是因为一旦确认了某种选择，就会产生沉淀成本。只有在遇到大震荡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从原来的进化轨道上脱轨。于是在新的轨道上惯性发挥作用，造成不可逆变化，从而产生滞后效应。换言之，即使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沉淀成本也会导致滞后效应。
    (六)未来不确定性导致历史重要
    任何决策都是在真实时间或历史时间中做出的，此时客观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决策主体认知能力有限性，使未来预期可能存在偏差，决策可能失误，从而导致预期结果与实际结果不一致。由于不确定性的环境是以未预期到的或不可预期的方式发生变化，因此调整是一种无休止的动态过程。不确定性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影响所有的经济活动。在现实生活中，各项实施的决策都将沿着不可预期的路线演化，这意味着决策者不可能事先知道各种决策的未来结果。决策仅仅是在不确定性条件下根据决策者的主观预期做出的，而且未来的结果也是不可知的。因此，以前的经历常常构成当前或未来决策的基础，无法将过去发生的一切一笔勾销，经验或惯例成为获得信息的重要来源。这样，过去的经济活动的积累影响人们对未来的预期，而预期又会影响现在和未来的经济发展。预期的变化由此导致经济在短期中的无常波动和长期中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与历史时间概念有着密切联系。就这个世界和现实来说，过去是不能召回的，未来是不能确知的。在未来客观上充满着不确定性和当事人主观上认知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往往依靠过去或历史信息进行决策。个人对他们身居其中的制度和常规有更多的了解，变迁的后果往往变得不确定性，风险厌恶成了保持当前制度的动力。特别是当一项投资是不可逆的，并且当收益的因素是变动的，那么在等待新信息时有期权价值，就会延期退出，这种等待的收益也会传递体系路径依赖相关的信息。
    (七)资产互补和网络外部性导致历史重要
    在经济变迁过程中，一般说来，往往具有网络行业的特征。其中网络行业区别于其他行业，主要有四个特征：(1)互补性、兼容性和标准型。互补性是指消费者买了该产品，必须同时买互补品，否则没法使用，例如购买电脑必须购买软件。同时，为了合作，组件必须是兼容的，也就是说必须按照同一标准制作，使互补品兼容，比如轨道之间的距离规格。(2)消费外部性。在网络行业中，对潜在消费者来说，商品或服务的价值取决于现有消费者的数量。如果其他人不使用这些服务，你也不会使用，越多人使用这些服务，对你来说就越有价值。这种副作用就是外部性，来源于网络效应的被称作网络外部性。(3)转换成本和锁定效应。大多数人不喜欢学习使用一个新的操作系统，一种新的文字处理工具或者新的制表软件。服务行业也会产生转换成本，包括毁约、培训和学习新系统的成本、搜寻成本等。由于转换成本的存在，使用某些特定服务或商品的消费者被锁定了。(4)生产上的规模经济。网络行业的服务或商品的生产都伴随规模经济。虽然发明新的文字处理系统需要花费成千上万个小时，时间成本本身就是沉淀成本。然而，一旦这个程序完成，那么拷贝这个程序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这种高沉淀成本低边际成本的结构存在于每个信息行业，此时市场通常被一个或几个企业所支配。尽管其他体系理论上都发展很快，但对于单个企业来说过去在硬件上的投资和对于体系的培训都使变化十分昂贵。只要体系中的各部分互补运行在一起，体系的因素共同演化——它们不仅适应外部环境，而且还相互适应，变化起来就比较困难，从而会导致历史重要。
    四、历史重要的不利后果及其改进
    综上所述，当历史发挥作用时，它不仅与信息不完全、有限理性、交易成本和外部性有关，而且还与当事人之间复杂的互补关系有关，从而发现，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一方面，在以历史路径依赖为基础的旧制度为依据；另一方面，又根据技术变化、规制，以及外国不同的经济体制相互作用，而向新的体制转变。在思考改革和转型的程序时，最应重视体制内存在的活力。这些因素都影响历史，往往会出现历史支配未来。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历史重要取决于市场不完全的各种因素，而且，历史重要往往具有两种结果，一种是好的路径中，另一种是坏的路径中，尤其是在不确定性条件下，意外事件往往带来不利的后果。
    第一，历史重要约束了经济体系变迁的方向。这一抵制导致较大的稳定性，以及较小程度的适应性。在外界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这可能是优势。例如，企业因有沉淀成本带来承诺而获得先动者优势——成本优势和竞争优势，更好地阻止潜在企业的进入。但是，另一方面，由于环境中较大变化可能给适应性增加成本，在这种情况下，沉淀成本带来风险，路径依赖是一种劣势，无法瞬时适应外界不利变化。
    第二，当路径依赖体系是演化的，那么历史约束作用有利于增量变化而不是间断变化。较大的变化受到抵制，部分因为他们倾向于打破相互依赖体系的平衡，反对波动；另一方面，当有巨大变化时，这个体系很难适应或者消亡了。例如，生理习惯是一个好的路径依赖。认知心理学家认为，思维习惯非常像生理习惯。
    第三，学习做事情的新方法很困难。当学习新方法时，往往带来新学习者和在位者之间心智模式之间的冲突，这些包括事物是怎么运行的，新方法与旧的常规和规则之间的冲突等。调整和学习必须在不同的边际上发生。如果发生较小变化，许多现存的常规都会适合。然而，当变化很大时，那么常规的方式必须经过变化。有时会出现新的常规。学习这些新常规是很困难的，需要支付相应的稀缺资源，或者说这些新常规无法通过支付成本完全知晓，所以很容易造成路径依赖。
    在路径依赖的世界中，最优政策并不是进行积极选择，相反，需要改进信息状态，使私人主体和政府进行理性选择。历史越重要，在跳跃前信息方面的投资越值得，避免互补性资源导致不可逆性。
    五、结论及现实意义
    尽管新古典经济学没能给我们提供一个思考问题的理论框架，但它在发展理论演变中起到关键作用。例如，过去常常抱怨忽视制度，成就了科斯、诺斯、奥尔森和威廉姆森等人；过去模型大多假设信息完全，也得到了斯蒂格利茨、斯彭斯和阿克洛夫的发展；过去宏观经济增长强调报酬递减，卢卡斯和罗默创立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由于排除文化对偏好影响受到批判，贝克尔进行了新发现。马歇尔曾经说过：自然界不会跳跃前进。他认为，他的分析和生物学上的达尔文的理论相似，因而在他的著作中充斥着生物学的类比。历史重要表明历史约束现在和未来变化的选择。这意味着，变化是增量、演化的，而不是激进性的。它也意味着体系有惯性和稳定性。虽然有时这是合意的，但是它也会阻碍体系的适应性，以及创新发生的困难性。政策制定者既可以强化锁定在好的变化中的路径依赖，也可以保护路径依赖的不合意影响，采取改进经济及其制度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首先，将历史纳入经济分析，使我们超越了新古典完全竞争市场环境下的理性选择，将演化思想、认知心理学、交易成本(制度)思想等市场不完全因素引入，更加贴近现实。
    其次，将历史纳入经济分析，使我们充分理解历史重要的约束条件，人的认知能力有限和环境不确定性，二者如同一把剪刀，缺一不可。所以，主观(有限理性)和客观(环境不确定)是统一的，并不能简单用主观支配客观，也需要主观服从客观，深层次理解理性逻辑。
    再次，将历史纳入经济分析，再次回归古典经济学家研究的视野，并不局限在静态、封闭和原子式分析，而是着眼于动态、有机和演化，在这个真实时间流逝的过程中，更多关注技术变迁、制度演化，认为这些演化的、增量的变化，都是理性的结果，需要将事前理性与事后理性区别开来加以研究，尤其是事后理性问题。
    最后，将历史纳入经济分析，并不否定新古典路径独立经济理论，而是将其变为一种特例，使历史经济学变成常态。在无摩擦的世界里，市场完全，没有任何历史记忆，所以新古典市场理论适用。然而，由于市场不完全，不论是技术变迁还是制度变迁，新古典市场理论不适用，所以，路径依赖是常态，需要考虑现实条件与理论假设前提之间的关联性。
    总之，新古典经济学热衷于“完全性”，到处充满着完全竞争、完全信息、完全理性等假设，只是把经济理论置于均衡分析，不适当地抽象掉某些重要因素，诸如时间、预期及未来不确定性、摩擦性和规模收益递增等，虽然理论完美和谐，但是却缺乏现实性。或者说，很多新古典经济学家深知这些批评意见只适用于某些特定场合，看不到它们的普遍意义。正是这些因素限制了有效竞争程度，还会导致制度的僵化，由此使得表面看来无效率的制度长期存在下去，实际上都是理性选择的结果。不过，我们强调历史重要，并不否定社会科学家追求普遍规律的传统。实际上，对于促进我们理解何种制度是重要的以及为什么重要，哪些制度增加了福利，以及哪些制度更有可能满足不断变化的需求，使社会和经济沿着特定的制度路径发展的原因和过程及它所产生的影响，有望得到更好地理解。通过历史经济学研究，我们发现比较经济学的重要性，这是因为不同社会环境需要不同的背景假定，因而需要不同的模型，使我们不得不认识到，一个经济模型的有效性依赖于社会环境，转向历史经济学研究已经势在必行。否则，我们无法真正解释现实经济体制的动态过程，这或许是因为学者已经在无历史新古典经济学上进行大量的人力资本沉淀投资，自然会抑制历史经济学研究倾向，从而阻碍经济学科的发展。
    注释：
    ①汉密尔顿第一次引入制度经济学术语，而新制度经济学术语在1975年由2009年诺奖得主威廉姆森首次提出。
    参考文献：
    [1]埃克伦德，赫伯特.经济理论和方法史[M].张凤林，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6.
    [2]DAVID P A. Clio and the Economics of QWERTY[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5, 75(2): 332-337.
    [3]格雷夫.大裂变：中世纪贸易制度比较和西方的兴起[M].郑江淮，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141.
    [4]SIMON H. Administrative Behavior[M].New York: Free Press, 1961: 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