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技术和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关系

内容提要：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已被史实和现实所证实。但技术革命发展的阶段性，并不能完全说明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在这一过程中，制度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正是由于技术和制度的相互促进和相互决定，才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持续性的保证。因而，技术和制度在经济增长中“互动论”的观点，为说明在相对较长时间里的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较为完整的依据。
    关键词：技术 制度 经济增长
    作者简介：赵放(1961-)，男，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吉林长春 130012
    在谈及经济增长时，人们很自然地会把人与技术的结合作为其基本因素。但还应强调的是，在技术与人的结合过程中，制度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讨论这一问题是为了引导人们重视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特别要重视高效率的市场经济制度对后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性作用。
    一、如何认识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的最简单定义是以GNP表示的“一国生产的商品和劳务总量的增加”。不仅GNP的绝对量要有所增长，人均GNP也要有所增长。这两种增长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这种不一致的关键一般被认为是根源于人口的变动。
    现代意义上的“增长”应该是两种增长的统一。道格拉斯·C·诺思及一些经济史学家认为，经济增长是始于17世纪的新现象。现代意义上的增长现象最早出现在17世纪的荷兰和英国，两个国家第一次能够向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准。从而逃脱了马尔萨斯危机的“陷井”。法国尽管没有发生经济萧条，但明显落后于英国；西班牙以前是欧洲最强国家，但此时陷入了绝对下降状态。17世纪正兴起的欧洲各民族国家之间出现不同增长率的原因，可以从每个国家建立的产权性质中找到。“在两个成功的国家里，所建立的产权激励人们更有效地使用资源，并把资源投入发明与创造活动之中。在不大成功的国家里，税收的绝对量和取得财政的具体形式刺激个人做相反的事情。”[1](P166)
    1971年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接受诺贝尔经济奖，发表题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演讲时，给经济增长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定义。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不断扩大地供应它的人民所需的各种各样的经济商品的生产能力有着长期的提高，而生产能力的提高是建筑在先进基础之上的，并且进行先进技术所需要的制度上和意识形态上的调整。”他认为这个定义的三个部分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持续扩大商品的供应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这种丰裕情况应该是由于应用各种先进的现代化技术实现的；然而先进技术只是潜在的必要的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若保证先进技术充分发挥作用必须进行相应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由此看来，经济增长确实要涉及到技术与制度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
    二、技术、制度与经济增长
    如果说真正意义的经济增长始于17世纪，那么，经济增长直观地表现为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推动，这种增长是在科学不断积累、技术不断更迭和创新中实现的，因而技术必然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内在因素。
    马克思曾指出：“随着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消耗的劳动量，……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2](P217)上述论断肯定了科学和技术已成为现代生产力系统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科学技术进步愈来愈成为现代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力量。
    熊彼特认为，长短不一的多种经济周期，都与技术创新有关。其中长达半个世纪左右的长周期根源于那些影响深远、实现时间长的技术创新活动。经济增长是通过经济周期的变动而实现的，经济周期变动的原因在于技术创新，创新刺激了投资，引起了信贷扩张，扩大了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从而推动经济走向繁荣。
    经济发展阶段说的创立者罗斯托在谈到经济增长时认为，经济增长总是先由某一部门采用先进技术而开始的，采用了先进技术的部门降低了成本，扩大了市场，增加了利润和积累，扩大了对其它一系列部门产品的需求，扩大了对地区经济成长的影响，从而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一旦先进技术及其关联效应已经扩散和遍布到有关产业部门和地区后，它的使命也就完成了，这时就要有采用了新的先进技术的新的主导产业来代替旧的主导产业。罗斯托强调指出：“一个社会要维持较高的平均增长速度、就必须要不断地进行反减速斗争，现代科学技术提出了这种潜力，它抵抗着李嘉图的收益递减规律，因而持续的经济增长就要求现有的主导部门不断引入新的技术创新，通过主导部门技术创新的扩散及其关联效应，直接或间接地诱发和带动经济增长。”[3](P11)
    上述各种论点都从不同侧面分析了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能动作用，肯定了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但应该着重指出的是，单纯从技术本身来看，技术并没有消除经济增长道路上的所有障碍，也不能自动地为自身充分发挥作用提供适宜的环境。特别是技术革命发展的阶段性，使得“技术本身不能说明一系列长期性变化，因为技术没有发生过具有深远影响的变化，或者说技术变化没有带来实现其潜力所需的那种最根本的组织变化。”[1](P86)从实际上讲，技术只是提供了可实现的经济增长的上限；而不能决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力度，否则就不会出现在大多数技术对每个国家都是可得的时候，仍然在国与国之间存在较大差距的现象。由此看来，技术并不能完全说明经济增长。尤其是在技术相对不变时，经济增长是否就无法实现呢？显然不是。例如，在1600-1850年间世界海运业并没有发生用轮船代替帆船之类的重要技术进步，但这期间海洋运输生产力却有了提高。研究的结果发现，尽管这一时期海洋运输成本没有大的变化，但由于海洋运输变得更完善和市场经济变得更完善，因此船运制度和市场制度发生了变化，从而降低了海洋运输成本，最终使得海洋运输生产力大有提高。因而可认为，在没有发生技术变化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创新亦能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一直忽略了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在那里制度至多是经济增长的既定前提，而不是原因。因此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下经济增长与制度变量的关系。
    在新古典理论中，制度或是不存在的，或是无关紧要的，即便是技术也常常被作为一个外生因素来看待，从未将两者整合到经济增长中去。新制度经济学家视制度为经济领域的一个内生变量，制度在长期经济增长的分析中至关重要。在为什么制度创新能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的问题上，诺思认为经济学家在构造他们的模型时，忽略了在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发展的情况下生产要素交易所产生的费用，而这些交易费用是制度建立的基础。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发展会增大交易费用，而不会自动导致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产生。结果，逐渐增大的交易费用会阻碍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致经济衰退。而制度的建立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减少个人收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差异，激励个人和组织从事生产性活动，最终导致经济增长。
    有关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还可以从史实和现实中得到一些证实。从史实上看，为什么首先实现现代意义上的增长的是荷兰和英国，其根本原因除了众所周知的技术因素外，还“因为荷兰和英国是当时在确定制度和所有权体系——可以有效地发挥个人积极性，保证把资本和精力都用于对社会最有益的活动——方面走在最前面的两个国家。”[4](P100)从现实看，当人们比较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时，一般都从技术、资本和劳动力等方面去寻找原因，而忽视了最基本的制度差异。实际上，后发国更缺乏一种具有激励机制的市场经济制度。我并不认为后发国必须在制度方面去照搬发达国的模式，但至少要结合自身实际，借鉴经验，涉取教训，逐步建立一种高效率的市场经济制度，以使技术充分有效地发挥作用。
    影响一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之间是相互关联的，资本、技术和劳动力是在特定的制度下组合和运作的，适宜的制度是保证上述要素发挥作用的前提。回顾我国建国后的经济发展历程，在以1978年为时点划分的两个时期里，我国所面对的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的内外环境并没有发生十分明显和迅速的变化，但却明显地表现出两种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人们往往把这种不同结果归结于改革开放。所谓改革，其实质是制度上的改革，是制度创新为生产要素充分发挥效用提供了前提条件。
    由此看来，制度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确实具有重要价值，这种价值来源于制度的基本功能。概括地说，制度的基本功能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1)制度可以降低成本。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有效率的市场只有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才存在，并使总收入达到最大化。当交易成本存在时，制度就会起作用。换言之，制度可以降低成本，这是制度的基本功能之一。(2)制度所执行的功能具有经济价值，它能为经济提供服务。每一种制度都有其特定的功能和经济价值。如货币的特性之一是提供便利；租赁、抵押贷款和期货可以提供一种使交易费用降低的合约；保险公司可以共担风险；学校可以提供公共品服务等等。每一种制度都有其特定的功能。[5](3)制度为实现合作创造条件。如果说竞争能够给人们带来活力与效率的话，那么合作能够给人们带来和谐与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讲，制度就是人们在社会分工与协作过程中经过多次博奕而达成的一系列契约之总和。制度为人们在广泛的社会分工中的合作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同时把阻碍合作得以进行的因素减少到最低限度。(4)制度提供激励机制。社会是为人们提供一个偶然的不确定的刺激机制，还是一个持续的制度化的激励机制，是事关经济增长的大事。有效率的经济组织能够把个人的经济努力不断引向一种社会性活动，使个人收益率不断接近社会收益率。在一种制度环境下人们之所以努力工作，不断创新，正是因为高效率的制度给这个组织里的人提供一种持续的激励。
    通过上述对制度功能的概括分析，我们可以窥视出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特别是在缺乏有效制度的后发国家，或者在一国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时期，此时此地制度效率是最高的；同时，在制度创新中经济增长率也较高。
    三、技术和制度的相互决定作用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技术变化是影响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因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起制度的变化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命题。我们可以从下述几个方面观察到技术变化对制度变迁的普遍性影响：
    (1)在过去两个世纪里，技术变迁使产出在相当范围里发生了规模报酬递增，因此，使得更复杂的组织形式的建立变得有利可图。(2)作为规模经济的一个副产品，技术变迁产生了工厂制度，也产生了使当今城市工业社会得以形成的经济活动之凝聚。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交通拥挤只是这场集聚革命中三个更为明显的结果而已，这些负外部效应又必然推动制度的创新。(3)技术变化不仅增加了制度变迁的潜在利润，而且降低了某些制度变迁的操作成本，特别是使信息成本（电报、电话、广播和计算机网络）迅速降低的技术发展，使得一系列旨在改进市场和促进商品流通的制度革新变得有利可图。(4)技术、技术变化决定制度结构及其变化。例如，技术的进步降低了交易费用并使得原先不起作用的某些制度安排起作用。产权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规则是：产权所有者得自产权的收益要大于其排除其它人使用这一产权的费用。当费用过高时，财产将成为共同所有。技术进步能降低产权的排他费用，从而使私有产权制度成为可能。上述事实表明，在经济增长进程中，对任何制度的要求，都不能离开技术这个因素。人类对“好”的制度的需求，除了受收益、相对价格等因素的制约外，还要受技术因素的制约。
    关于制度对技术的决定作用的论点，到目前为止仍然缺乏理论上的充分论证，不过以C·诺恩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这一问题上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他们主要是从产业革命的起因来探讨制度作用于技术的客观过程。
    以往人们总把以科技革命为基础的产业革命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原因，但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产业革命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不过是一种现象，即经济增长现象的一种表现形式，一个能说明问题的迹象，经济增长的起源可以远远追溯到几个世纪所有权结构的缓慢确立过程，该结构为更好地分配社会财富的社会活动创造了条件。”[4](P19)工业革命肯定不能离开技术革命，没有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工业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产业化并不是一回事，一些古代比较发达的文明古国并没有率先走上工业化道路，这就不能用技术之类的因素来解释了。波拉伊在西方比较早地注意到了工业革命与制度变迁的问题，他在分析工业革命的原因时指出，制度变迁（而不是技术变迁）是经济发展的动态原因。按着这一线索，C·诺思和P·托马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将西方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于在人口对稀缺资源赋予的压力增加时，那些支配所有权的规则的制度发生了变迁。这说明，工业革命是与有效所有权制度联系在一起的。
    在常人看来，产业革命的爆发无非是瓦特发明蒸气机和约翰·凯发明飞梭等之类的技术进步的结果，产业革命似乎是一种突变。可在诺思看来，则是一系列制度方面的变化给产业革命的变革铺平了道路，那就是：市场规模的扩大引起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进而引起了交易费用的增加；交易费用的增加意味着资源的浪费，也说明原有的经济组织出现了不适应，这迫使经济组织发生变更，从而降低了技术变革的费用，加速了经济增长。因而可以说，产业革命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二次经济革命（第一次经济革命是农业的产生）是一系列因素长期发展、变化所带来的渐进性的结果。
    关于制度对技术的决定作用这一问题，还存在较为丰富的实证材料。在14世纪，我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技术和经济进步，已经到达通向爆发全面科学和工业革命的大门。可是，尽管我国早期在科学、技术和制度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我国却没有再往前迈进。因而当17世纪西方的技术进步加快之后，我国却远远落后了。其答案是，我国“官僚体制”这一制度的存在主要是为了维护灌溉体系的需要，它最初非常适宜于科学的发展，然而，它却阻碍了重商主义价值观的形成。所以，它没有能力把工匠们的技艺与学者们发明的数学和逻辑推理方法结合在一起，同时也没有建立起一套有效保护创新、调动人的积极性的所有权制度，也就不能使我国在科技发展上迈出决定性的一步。
    纵观历史，17世纪是一个不解之谜，因为封建主义到1500年似乎已经结束了，但习惯上与产业革命相联的资本主义在近3个世纪里没有出现，即存在3个世纪的空白。有人解释说，新兴资产阶级花了3个世纪的时间才获得政治权力和创造了引导产业革命的基本所有权制度，英国的革命是打开资本主义大门关键性的突破。工业革命之所以发生在英国，在诺思看来，“它起因于一种适宜于所有权演进的环境，这种环境促进了从继承权完全无限制的土地所有制、自由劳动力、保护私有财产、专利法和其它知识财产所有制的鼓励措施，直到一套旨在减少产品和资本市场缺陷的制度安排。”[6](P19)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英国还率先建立了鼓励创新和鼓励技术发明的专利制度。1624年诞生的《独占法》是英国第一部专利法。新技术和纯粹科学知识的发展速度的决定因素是什么？是专利制度和知识产权制度。在人类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新技术不断地被开发出来，但步伐缓慢，时有间断。其中主要原因在于对于发展新技术的鼓励仅仅是偶然的，通常创新可以被别人无代价地模仿，而发明创造者得不到任何好处。人类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程度还远远不及对实物产品的保护程度。正如诺思所说，“改进技术的持续努力只有通过提高私人收益率才会出现。”[1](P186)
    总之，技术进步率的提高，既源于市场规模的扩大，又出自发明者能获取他们发明收益的较大份额的可能性，这一点需要一种有效的制度来保证。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应该认识到，在经济增长中，制度与技术一样，应该具有一个与之相称的位置，为此，必须明确两者之间的关系。
    四、“互动论”的逻辑
    经济增长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技术和制度在经济增长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马克思的生产力（技术）和生产关系（制度）之辩证关系理论，为人们揭示技术和制度在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中的相互关系奠定了基础。即使是西方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承认他的这一功绩。诺思指出：“这里的一个例外是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他企图将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结合起来。马克思最早阐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是将技术限制与制约同人类组织的局限结合起来所作的先驱性努力。”[7](P177)“马克思强调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中产权的重要作用，以及在现有的产权制度与新技术的生产潜力之间产生的不适应性，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贡献。”[1](P68)
    我们应该站在经济发展的客观历程的基础上去看待这一问题。在人类社会早期，技术的发明与发现虽然以人类生产劳动为基础，但多基于一些偶然的因素，它没有直接同生产过程相联系，也不是出于对成本收益的预先估计，带有自发性和随意性，因而也不需要组织制度与之相配合，这使得技术发明与发现以及组织制度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还表现得很不明显。随着社会发展，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提高，逐渐成为获取经济利益的主要手段。人们的发明、发现越来越在一种内在的刺激即对成本和收益的预计和外在激励即保护发明者利益下完成的。这时，科技发展和制度建立、经济增长与组织变迁就越来越成为相互依存的有机体，两者在交互作用中共同推动着经济增长。由此可以认为，技术和制度都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变量，两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决定。因而在技术和制度这两者的关系上，本文倾向于“互动论”的结论，即技术和制度在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是在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技术是生产力最集中的体现，制度是生产关系的具体代表形式。马克思对物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决定性作用的看重，并未否定或贬低生产关系在某些历史时期或条件下的决定性作用。这样说是因为马克思同时强调了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可能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相应的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的变革也就很必要了。如果这种情况的发生十分普遍，自然就会得出“生产关系决定论”的推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存在三种联系方式：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两者相互影响和互动。我认为后者更为接近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过程，进而得出了技术和制度互动论的观点。该论点为说明相对较长时间里的经济增长提供了较为完整的论据，因为从相对较长的时间来看，大规模的技术创新并不是持续的，制度创新也不是持续的。正是由于技术和制度的相互补充和相互作用，才保证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经济的持续增长，或使经济呈现长期增长趋势。
    “互动论”从总体上概括了技术和制度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相互关系，但具体到某一特定国家和特定的历史时期，技术和制度在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上却存在着某些差异，有时表现为技术因素更为重要，有时表现为制度因素更为重要。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运动的原因和结果这两个概念，只有在应用于个别场合放在它和世界整体的总联系中来考查，这两个观念就汇合在一起，融化在普遍的相互作用的观念中，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原因和结果经常是交换位置，在此时或此地是结果的，在彼时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8](P419)对于后发国来说，这种因果关系明显地表现为建立高效率的制度是技术充分发挥效用进而实现赶超的重要前提。因为后发国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引进和吸收发达国的技术成果，并使之更充分有效地发挥作用。能产生这一效果的最有效途径是结合自身实际，建立一种高效率的制度，通过制度把人和技术与经济增长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创造出一种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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