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频道,考生的精神家园。祝大家考试成功 梦想成真!
会员登录 会员注册 网站通告:

经济学

搜索: 您现在的位置: 经济管理网-新都网 >> 经济学 >> 微观经济学 >> 正文

制度变迁、政府行为与经济空间积聚:基于Hall and Jones“社会基础设施”的C-P-I空间模型分析(一)

http://www.newdu.com 2018/3/8 《制度经济学研究》(京)2011年1期第119~144页 文雁兵 张…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本文结合Baldwin and Martin(2003)“C-P模型”与Baldwin et al.(2003,2006)“Footloose Capital Model(F-C模型)”建立了一个两地区拓展的“C-P-I空间模型”。但不同的是,基于新经济地理学暗含的制度与企业同质假设的局限,本文转向强调包含制度变迁和政府行为的“社会基础设施”(Hall and Jones,1999)在集聚过程(Agglomeration)中的作用。通过分析区域“中心—外围”结构形成的演变路径表明:以外部性成本进入空间集聚模型的制度变迁与政府行为对经济集聚(扩散)具有重要作用,而影响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主要表现在社会基础设施价格的转化上,并在Baldwin(2002)的黑洞区位上影响集聚与扩散的黑洞条件,制度变迁与政府行为表现出明显的渗透效应。
    关键词:制度变迁 社会基础设施 经济集聚
    作者简介:文雁兵,张旭昆,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一、引言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Thomas L.Friedman(2005)“世界是平的”的观点已成为共识,而Peter Hall(2000)“世界是尖的”的论断亦得到认同。前者体现了经济扩散、专业化和区域一体化的过程,后者则表现了经济集聚、多样化和区域非均衡的过程。可以看出,经济的空间集聚(扩散)与非均衡发展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
    经济学的研究重心一再发生转移①:从价值论、生产论、分配论到增长,现代经济理论主要探索经济增长的源泉和经济差距的成因,经济学家们已发现了物质资源、人力资本、技术进步与制度等因素与经济绩效密切相关。而在面对现实经济时,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与新经济增长理论无法很好解决经济非连续性增长以及为何区域间非均衡态这两大难题。区域空间经济学前驱Walter Alsard(1949)抨击经济学分析是“在一个没有空间维度的空中楼阁中”进行的,空间经济学与新经济地理学随即转向“空间维度”,认为经济发展的空间状态存在多重均衡,前者将城市视为“漂浮之岛”而赋予政府和企业重大使命,后者则关注空间的自组织而忽视政府和企业,“空间维度”的纳入被认为是经济学第三次革命和最后的前沿(Krugman and Fujita,1991,1995,1999,2004)。新经济地理的一个重要思想是,经济集聚是运输成本与企业内在递增报酬作用下自发形成的,推动空间经济演化的是那些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人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而不是政府。新经济地理暗含的制度同质与企业同质的假设与现实,尤其是中国转型经济的现实显然不符,中国特色的行政体制和官员升迁制度使得各级政府自主推动经济空间演化,有些甚至不管科学和合理与否;同样,制度因素也被排除在理论分析之外,制度安排和制度环境对经济集聚与发展显然具有重大影响。因此,对含有空间维度“最后前沿”的批评来自两点:首先,空间经济理论模型的建立,依赖于“经济人”假设,强调人的理性与预期,这种个人主义与均衡的分析方法不切实际;其次,虽然空间经济理论模型将许多传统经济变量包括在内,但社会性变量仍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各种制度性的因素被忽略了,这导致空间经济理论的实际应用受到很大的限制。不同区域间具有鲜明不同的技术特征和非技术特征,地域特色的文化、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作为一种历史积淀,影响甚至决定着区域经济主体的决策与行为,②进而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增长模式,这些模式具有路径依赖(path-dependent)和历史依赖(history-dependent)特性,同时可能被低技术锁定(locked-in)。
    科学理论不适用于普世,只能做间接评测(Karl Popper,1934,1963)。③事实上,社会经济发展不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包括技术、制度、文化等多种因素相互交织作用,非均衡累积因果循环的结果,由于“回流效应(backwash effects)”和“扩散效应(spread effects)”,地区和国家间发展趋异(Myrdal,1970)。行为理论认为大脑的两个特点决定了个人决策与行为的范围或能力(Carter,1998;Alla A.Schmid,2004),④人类行为实质上是不可能理性的,即“有限理性”(Simon,1982),那么从社会科学角度出发,制度及其分析应该是建立在行为科学基础之上,制度形成、演化及绩效分析都应该在个人和群体行为的基础上进行。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增长(Romer,1986;Lucas,1988;Chow,1993;Hut and Khan,1997),但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要素的投入量,还取决于要素的配置效率,其效率依赖于制度环境、制度安排与组织行为。如果说制度和政策是一个经济体增长与发展更深层次的决定因素,那么作为这些制度和政策的执行者的地方政府和企业组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什么样在作用呢?
    中国演绎了怎样的故事呢?显然,经济增长的“空间维度”不仅包含地理向度,中国地方政府和企业组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一个非常积极、重要的角色。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在区域发展规划中着重于发展经济和城市中心,旨在改变开放前追求平衡布局所造成的人力、物资的巨大浪费的局面,⑤发挥经济集聚效益,推动落后地区经济发展,即追求所谓的“效率”阶段,从而区域呈非均衡态势。如今,随着经济发展,各种社会问题凸显,应是到了大力发挥经济扩散效应,先富“帮”后富的时候,即要注重“公平”之时。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国地区经济增长的差距呢?从理论上思考,集聚的成因仍未完全一致,从政策层面来说,拉大的区域差距已成为影响经济和社会问题发展的重要困境,如何缩小地区差异,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如何城镇化、城市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突出的现实问题。因此,研究城市化、一体化和经济增长过程的经济集聚与扩散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现实意义与战略意义。
    如何在全球化大背景的开放经济条件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地区之间均衡、协调发展,是21世纪初中国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需要指出的是,区域非均衡发展和空间集聚是个十分复杂的经济现象,通过对经济增长中适宜制度、组织行为绩效的再认识,我们试图将区域制度和组织行为特征纳入新经济地理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框架当中,在“空间维度”中考虑萨缪尔森的“冰山成本”式的制度绩效问题,进而探寻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的实质,并对区域经济的非连续性增长做出更加符合现实的理论判断。
    二、文献综述
    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是一个古老而普遍的经济现象,⑥对其关注源自于对经济增长的思考,从一个产业到特定区域范围内的增长,涉及分工、专业化、外部性、收益递增等经济学中备受关注的焦点。⑦解释集聚的形成原因及其内在机理的文献是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新增长理论、新马歇尔理论、新经济地理和演化经济学。
    (一)理论回顾
    古典和新古典经济时代的区域经济发展研究还处于萌芽状态。斯密(1776)《国富论》就指出“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斯密定理”)和“分工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斯密困境”),Young(1928)重新阐述了斯密关于分工与市场规模的思想:“劳动分工与市场规模相互作用和彼此增进”(“杨格定理”),并着重强调了规模经济带来的收益递增,“暗示”了专业化带来集聚的思想;Weber(1909)首次提出“集聚经济”(Agglomeration Economy)的概念,Marshall(1920)则提出投入共享、劳动力市场集中和知识溢出,即“外部性”是厂商进行区位选择并导致集聚的原因,⑧为集聚提供了微观理论基础。马歇尔强调“专业化”与Jacobs(1969)强调“多样性”才是经济集聚的重要原因和特点的争论成为上百年来集聚经济研究的由来(徐承红,2010)。
    在新增长理论中,Lucas(1988)、Romer(1990)分别采用外部经济分析法构建了他们的增长模型。Romer认为经济聚集是因为厂商追求“知识溢出”所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和技术创新带来的经济持续增长。Martin和Ottaviano(2001)综合新增长理论,建立了经济增长和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间的自我强化模型,证明区域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降低了创新成本,刺激了经济增长。
    在增长极理论中,主导产业因为技术创新和扩散、资本的集中和输出,一些地区或城市集聚或优先发展,从而形成经济增长的“磁极”,即规模效益和集聚效益形成“增长极(Growth Pole)”(Francois Perroux,1955),佩鲁进一步把上述效应发展为“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⑨;市场力的作用通常是倾向扩大而不是缩小地区间的差异,在增长极的作用过程中,如果不加强国家干预,回流效应(即极化效应)总是大于扩散效应(Myrdal,1970),由此便形成了政府是否应该干预的两种观点,但赫尔希曼(A.Hirschman)认为,增长的累积性不会无限的进行下去,从长期看,地理上的涓滴效应(即扩散效应)将足以缩小区域之间的差距。布代维尔(J. Boudeville)主张通过“最有效地规划配置增长极并通过其推进工业的机制,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⑩
    应当说,完全竞争假设下的均衡分析方法虽然代表了主流经济学关于经济增长的主要观点,但是由于其严格的假设条件越来越受到质疑,在现实条件下难以得到经验证据的确证。演化经济学继承了熊彼特非均衡分析的传统,结合进化论分析经济增长和技术变迁过程,重视历史事件、路径依赖的作用,在演化经济学指导下对于区域范围内技术变迁和创新过程的研究正成为近年来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一个新兴的领域,因其对于现实世界的解释力越来越受到关注。
    马歇尔(1890)就曾指出,“经济学家的麦加在于经济生物学而非经济力学”,经济学不过是“广义生物学的一部分”,经济集聚(扩散)现象与演化经济学有类似之处,拥有路径依赖、自组织、多重均衡等类似特征,正如生物基因一样,制度、习惯、惯例和组织结构等是历史的载体,它通过模仿而传递。Veblen(1899)最早把达尔文进化思想引入经济学研究领域,对组织演进和制度变迁进行了研究,并建立了一个基于累积因果的经济制度演进范式。凡勃伦观察到制度和惯例具有相对稳定和惰性的品质,因此可以历时传递其重要的特征,它是社会有机体的基因组织,是社会选择的基本单位,“社会结构的演进,是制度上一个自然淘汰过程”(Veblen,1899)。制度是人类的思维和行为习惯,因此,变异或新奇必定是新思想和新的做事方式的出现,它在经济系统中是如何扩散的?演化经济学采用进化生物学的群体观对此加以解释,“从群体层次来看,任何个体的决策,无论是创新、模仿或保守的,都影响到群体中全部行为的相对频率”,这就是“频率依赖效应”(Witt,1997)(11);演化经济学中的“新熊彼特”派则强调了非均衡和质变在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作用,突出了企业家和技术创新在“创造性毁灭过程”中的核心作用,提出了技术推动和技术、制度与产业结构共演的演化增长理论(12),市场规模扩大和技术进步本身是制度的函数,即制度安排是决定市场规模和技术进步(创新)的重要因素。
    发端于布罗代尔“年鉴学派”的法国“调节学派”(the Regulation School)则认为系统的各个不同部分或过程在某种条件下交互调整从而产生某些有序的动态,调节模式则是使资本积累结构得以稳定的习俗、制度、组织形式、社会网络和行为形式的突现性结构。20世纪80年代以来,“调节”学派最著名的工作就是运用其框架对美欧资本主义从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的转变进行了分析,它对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如经济地理学和社会学等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20世纪90年代,Krugman、Venables和Fujita等开创的新经济地理学,运用非线性的动态研究方把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自我繁殖的凝聚力、运输费用等纳入到一个一般均衡的框架之中。通过将地理空间因素纳入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解释了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规律和空间集聚机制(Krugman,1991;Krugman and Venables,1995;Martin and Rogers,1995;Fujita et al., 1999),该理论强调,区位因素作为产业集聚的起始条件,将会在交易成本和规模报酬递增相互作用下不断强化,最终形成“中心—外围”的产业布局模式,“空间维度”的引入大大增强了区域增长理论的解释能力。
    在上述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部分学者对中国的经济集聚问题进行了探讨(范剑勇、杨丙见,2002;Wen,2004;Ge,2004;路江涌、陶志刚,2006;Gao,2004;黄玖立、李坤望,2006;金,2006;梁琦、吴俊,2008等),本文关注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焦点是经济的空间集聚原因与效益,具体而言是中国区域经济空间聚集。近年来,关于中国经济(产业)空间结构的研究集中在集聚水平及其变化趋势进行实证分析和产业集聚的形成原因进行探讨两个方面。金祥荣、朱希伟(2002)探讨了专业化产业区的起源与演化,产业的发展都存在产业特定性要素和重叠性要素的竞争,而产业特定性要素在特定地理空间的大规模集聚解释了专业化产业区的起源与演化。制度等要素的空间惰性以致这种要素在空间上的不均匀分布状态在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中逐步累积、强化并固定下来。我国“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中心,以中西部为外围”的区域格局已经形成。柴志贤(2007)强调了区位特有的个体效应如区域文化积淀、区位优势与区域政府在经济集聚的兴起和衰落中的作用;朱其忠、卞艺杰(2009)根据不同地区企业相对生长几率的不同,计算企业分形维数和多重分形谱,得出不同地区的企业演进轨迹及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原因;杨盛标、张亚斌(2009)基于新经济地理分析框架的逻辑基础分析了经济活动的聚集与扩散的机制;吕冰洋、余丹林(2009)认为中国特有的梯度经济发展模式使得经济增长呈现高度的空间相关性,区域经济效率通过“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两种机制产生空间联系;唐根年、管志伟、秦辉(2009)发现一些制造业空间集聚过度并呈现生产要素拥挤现象,生产要素配置存在输入剩余和输出亏空,典型集聚过渡型制造业客观存在生产要素的输入过剩和输出效率损失问题,应适当调整生产要素配置策略或进行异地转移;黄玖立、黄俊立(2008)基于1990~1997年中国省份细分产业数据的研究发现,中国地区产业增长的“中心—外围”趋势在加强,但是历史布局的影响居次要地位,各省份的经济规模存在显著差异使得本地市场各不相同,地理位置和土地面积的差异使市场规模也各不相同,地理和政策的原因使东部省份事实上比内地有更广阔的国外市场。
    (二)现有文献的不足
    综上,国内外在研究区域经济非均衡方面已有许多颇有价值的研究,然而,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还存在一些局限性:
    (1)没有考虑制度变迁和政府行为因素。从理论上讲,经济增长理论表明,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本、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二是制度、技术进步等因素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集聚经济正是通过这两个方面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制度不是直接作用于各种要素本身,而是通过其特定的经济组织形式来组织和协调各种要素的生产与利用,从而最终促进经济发展。市场失灵需要制度和政府,而制度与政府行为同样明显具有外部性,我们认为它服从Pareto分布,也是一种Nash-Cournot均衡,由于有限理性,其经济效率不是帕累托最优均衡,存在“社会成本问题”(科斯,1960)。Acemoglu,Johnson and Robinson(2001,2002,2005)多次强调政治和社会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Rodrik and Trebbi(2002)也认为,制度相对于地理因素和国际贸易的影响而言在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制度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核心因素,一旦考虑到制度的影响,地理因素对收入碎片的直接效应很弱。”
    (2)多重均衡未能得到很好解决。新经济地理强调集聚这种特征产生了自我繁殖的凝聚力,对初始分布的微小扰动都会使经济走上一条全新的均衡道路,多重均衡存在可能。然而,大多数文献研究并不支持多重均衡的存在(Davis and Weinstin 2002,2008;Brakman et al., 2004;Miguel and Roland,2006;Bosker et al., 2008)。但不管怎样,不同水平上不同的集聚类型又被植入一个更大的经济体系中,共同形成一个复杂的经济体系,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重要经济现象,这也是我们研究的理论前沿,这对设计出有效的城市和区域发展政策是非常重要的(Fujita and Mori,2005)。
    (3)实证方法上过于片面。经济非均衡的决定因素或原因单一或者片面,过分强调第一自然因素(the Heckscher-Ohlin-Vanek Models)和第二自然因素(Krugman,1993;Overman,Redding and Venables,2000),新贸易理论(the New Trade Theory,NTT)则强调这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杨小凯,2000;Batisse and Poncet,2003;白重恩,2003),但仍未能综合考虑制度、文化、政府行为等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显然削弱了其解释能力和应用能力。
    中国经济变革和发展很重要的动力是“县际竞合”(张五常,1998),当前,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在政绩考核指引下,地方政府盲目竞争,地方政府行为具有过度作为倾向,都试图通过行政手段增强本地经济实力,使本地区成为空间经济集中地。这种政府盲目指挥并非起“催化剂”作用,而是意图实现政府主导的目的,其代价可能很高,其后果可能使经济资源分散,无法享受到本地市场优势、知识溢出等马歇尔外部性好处以及实现递增报酬。随着产业集聚的演进,集聚理论还有许多期待进一步拓展的问题。我们有理由认为正是区域经济的社会、制度、文化和政治上的深层原因在确定限制还是发展经济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在西蒙的“有限理性”假设基础上,借鉴把要素分为可移动性和非移动性,地区均具有空间惰性(制度、文化、习俗等)特征。
    综上,这些前瞻性的研究成果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思路:中国地区间的经济差异是否也受到地区之间制度差异的影响呢?中国正处于经济和制度转型的背景下,由于历史、文化、地理和自然禀赋条件的差异,中国地区之间的制度演化与经济收敛的初始条件显然会存在差异。本文接下来自传统新经济地理模型基础上,通过引入制度变迁和政府行为,建立一个两地区拓展的空间经济模型来分析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问题。
    三、基本模型:C-P-I
    本文结合Baldwin and Martin(2003)拓展的“C-P模型”与Baldwin et al.(2003,2006)的Footloose Capital Model(F-C模型)建立一个拓展的“C-P-I”模型,但不同的是,本文强调包含制度和政府政策的“社会基础设施”(Hall and Jones,1999)在集聚过程(Agglomeration)中的作用。本文假定有北部(N)和南部(S)两个地区,并事先假定两个地区经济基础“均质”(即在相对要素禀赋、市场规模、开放程度、技术和偏好上是完全相同的),有制造业(M)和农业(A)两个产业与两种生产要素K和L,且生产要素无弹性供给,资本可以自由流动但资本所有者不能跨地区流动,两种产品在两地间可以进行交换,农产品交易无成本而制造业产品交易遵循“冰山成本”,即在其他地区要出售一个单位产品,需运输τ单位的产品(τ>1)。文中带上标*的参数都表示南部,则北部制造业产品在南部销售价格p*=τ·p。引入制度变迁与政府行为后,不失一般性,模型由消费者偏好模型、生产者行为模型和两地区均衡模型组成。
    (一)消费者偏好
    我们假设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
    
    

 

(未完待续)

 

Tags:制度变迁、政府行为与经济空间积聚:基于Hall and Jones“社会基础设施”的C-P-I空间模型分析(一)  
责任编辑:admin
相关文章列表
没有相关文章
请文明参与讨论,禁止漫骂攻击。 昵称:注册  登录
[ 查看全部 ] 网友评论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网站地图 | 在线留言 | 联系我们 | 友情链接 | 版权隐私 | 返回顶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