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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作者简介：李京文中国社会科学院
“创新”概念被引入经济学并使之成为一门很有影响的理论，应首先归功于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J·A（1883～1950年）。他首先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创新理论”，以后又在其它著作中加以运用和发挥。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基本上限于生产技术与企业组织的创新，至于社会制度的变革，他只看作是创新的社会效应，并不是他研究的创新本身。因此，许多人把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基本上等同于技术创新——这仅是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实际上，创新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包括科学、技术、政治、经济、组织、金融和商业的一系列活动。
一、观念创新——一切创新的源泉
正如熊彼特指出的那样，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是有创新行为的人。人是由思想观念支配的高等动物，因此，一切创新皆源于人的观念的创新。
在人类历史上，经济繁荣，社会进步快的年代，都是以思想观念创新为先导的时候。例如，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群雄争霸，百家争鸣，最终导致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大统一，为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中世纪的欧洲，也是由于思想观念的变革而导致了社会的进步，当时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把人们的思想从宗教的禁锢下解放出来，带来了文艺的兴旺和欧洲科学新的繁荣时期，如环球航行、新大陆的发现，欧亚陆路和海路的交通，都大大拓宽了人们的视野，推动了商业和经济的发展。到了18世纪中叶，以自动纺织机和蒸汽机为标志的英国工业革命揭开了人类工业时代的序幕。
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强，跨国公司蓬勃发展，金融、贸易、信息的全球一体化和区域化在继续扩展，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现端倪。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需要经历一场更加深入更加广泛的观念创新，我认为重点是树立以下几个新观念：
一、知识价值观
历史上知识曾经是贵族、僧侣和有闲阶级的专利品，虽然劳动者也借助于他们仅有的少量知识和技能来生产财富，但知识通常是无价或低价的。只是到了工业经济时代，知识才被广泛地在生产和生活中应用，并成为生产要素之一。但它往往要通过硬件（设备、材料等）才能转化为生产要素，而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不是很大。二战以后，对知识（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的测度的研究逐步深入，开始用“余值法”来进行计算。但由于计算方法不同，计算结果出入也很大。到了后工业社会或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价值就大得多，表现形式也直接得多。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国家、企业、个人都面临着日益剧烈的国内外市场竞争。为了应付这些竞争，各类专业知识的价值受到重视，它们已被融入生产经营的组织程序和日常工作之中，“大脑”正在取代“体力”而成为主要的生产要素，特别是计算机网络化的普及，为人们提供了相互学习和共同工作的廉价工具，知识的价值正日益上升。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在各国的高科技园区（如美国的硅谷，北京的“中关村”），数以百计的创新企业拥挤在一起，他们的利润很大，收入不薄，靠的是什么？没有高大的厂房，没有庞大的设备，靠的就是头脑，就是知识，在这里，知识直接转化为价值，转化为效益。
在知识经济时代，人类似乎正以变形速度进入超时空，变化速度之快，使人们难以迅速适应。通过电脑，整个世界就在眼前，我们可以一边喝茶一边与地球另一端的朋友聊天。知识也同样以变形速度膨胀。一些全新的领域不断涌现。20～30年前根本无法想象的事已经成为司空见惯，例如，50年代初断臂再接手术已是极大的成功，而现在不仅心、肺、肾的移植十分平常，而且“克隆”动植物已成事实，甚至“克隆”人也完全可能了。这些成功主要也是知识及其应用的结果。
因此，改变对知识的陈旧认识，确立知识是创造价值的主要的、直接的因素的创新观念，具有头等意义。
二、竞争优势观
知识对于某些人来讲是一种享受，一种修养，对于另一些人来讲，是一种力量，也是一种生存和谋生的手段。然而，对于知识经济时代的企业和个人来说，知识的最重要作用是竞争的优势，是竞争取胜的法宝。
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 ）早就开始研究知识经济，并创造了“知识工作者”一词以指那些知道如何利用知识来提高生产率的管理者。德鲁克认为，知识的社会目的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在工业革命之前，对知识的探求纯粹是为了知识、启迪、智慧本身。第二阶段大约从300年前开始，随着技术的发明， 知识开始指有组织、有体系、有目的的知识，亦即应用知识。第三阶段是从1881年前后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对工作实行科学管理开始，这是将知识应用于知识本身的开始，知识经济时代得到进一步加强。在这个阶段里，应利用知识来找出如何把现有的知识最大限度地转化为生产力，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知识管理。这个转化的目的，就是使国家、企业和个人拥有更大的竞争优势，以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胜。同时，也是为了提高人本身的素质。
正是由于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在竞争中的重要地位，人们才努力更多地去学习、获取、吸纳知识，而且要尽最大努力去整合、去综合、去适应它们，使它们能够转变为学习与实践的能力。对于每一个参预追求的人来说，学习能力正成为新的核心竞争力。我们发现，学习和积累知识的能力越强，获得持续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现在，这不仅是适合个人的真理， 也是企业成功的基本准则。 瓦尔里·卡那瓦斯基（ValeryKanavsky）在《知识报告：知识的责任讨论会的报告》中指出：“现代公司的基本材料就是知识”。另一位学者劳伦斯·普鲁萨克（Lavrence Prvsak）则认为：“唯一能给一个组织带来竞争优势， 唯一持续不变的就是：知道什么，如何利用所拥有的知识和以多快的速度获取新知识！”
三、知识更新观
知识有很高的价值，知识是竞争优势。但知识如何才能增殖，知识怎样才是力量，才能成为持久的优势？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知识获取的最主要途径是学习，但学习的模式不同，效果也不同。彼得·森格（Peter Senge ）在他的著作《第五项规则》里指出：促进组织学习的五项规则或习惯作法是：个人掌握、系统思维、团队学习、共同展望、表现意念模型。这些概念是理解知识构建和理解对转变和学习起支持作用的认知过程的重要基础。在当今社会里，知识获取得越多越好。谁掌握的知识越多，谁就能获取最大经济效益从而拥有强有力的力量。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知识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因此，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将主要属于拥有知识的个人。在知识经济社会里，知识工作者拥有知识这一生产资料，并能带着他们的生产资料（知识）离开企业。
知识有一个老化问题，随着各个领域的知识爆炸，知识的有效期会不断缩短，因此，一个人必须不断更新、补充、增添和创造更多的知识，才能保持竞争的优势。知识的更新不仅包括创造新知识，而且包括摒弃旧知识。在一个组织内，新知识不是由个人创造的，而是在整个企业范围内通过团队或群体共享知识与专长来产生的。
综上所述，知识与力量关系的公式必须加以更换，即由过去的“知识＝力量——所以保存它”改变为“知识＝力量——所以共享它并使它倍增”。
二、技术创新——创新的主要形态
一、技术创新的含义
在观念创新的基础上，人们将进入新工艺、新产品的构思、设计及其后的生产制造直至销售、应用。因此，技术创新是创新中的最主要形态。具体说来，技术创新活动有这样几个特点：1、综合性。 技术创新是技术和经济（以及教育、文化）相结合的综合性活动，技术创新能力不仅是一种技术能力，而且是技术与经济、教育以及文化相结合的综合能力。2、系统性。技术创新是一个过程，一个系统工程， 不是某一种单项活动或某一个环节。技术创新能力不仅包括技术能力，还包括决策能力、工程能力、生产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3、创造性。 技术创新的整个过程是一个创造性过程。4、技术的开发、 生成同技术的有效应用的统一。5、与市场紧密联结。 技术创新的主要动力来自市场需求的拉动和技术发展的推动，又以市场应用的成功作为项目实现的重要标志。可见，技术创新是一项新工艺、新产品从研究开发到生产到投入市场并进入应用的一系列活动的总过程，它强调的是新工艺、新产品的首次商业应用，强调新技术与经济的直接结合。
技术创新与其它创新的区别在于：
一是创造性。技术创新是创新者通过创造性的思维、研究、发明、设计与制造，把各种资源重新组合，把技术潜能转变为现实产品或效益，并通过市场获得应用的过程。它或者表现为新工艺、新产品的第一次出现，即前所未有，或者表现为质量有了本质的提高，如增加全新功能，技术水平显著提高等。
二是高投入。技术创新一般都要求较大的投入，否则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因此世界各发达国家仅在研究开发上的资金投入就很可观。
80年代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研究与开发（R&D ）支出占GDP的比重一直稳定在2.3%左右。但不同的国家情况略有不同，日本和美国的R&D占GDP 的比例是最高的， 都曾经达到过3 %（日本在1990年达到，美国在80年代中期达到）。目前两个国家R&D支出占GDP的比例稳定在2.8%左右。加拿大R&D支出占GDP的比例为1.5%。尽管不同的欧洲国家所占的比例水平有所不同，但欧共体R&D占GDP的比例一直稳定在2%左右。因此，在主要发达国家的创新体系中，R&D支出在国家资源中占有相当稳定的比例。
三是高收益。技术创新一旦成功，收益是很大的。一方面是保证了GDP的增长，另一方面是促进了对外贸易的扩大。 根据澳大利亚的研究结果，这个国家在技术创新和销售及出口快速增长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在1991～1992年度到1993～1994年度，有29%的技术创新企业的销售额增长超过了50%；同时，没有开展技术创新的企业仅有15%实现了这一增长。有47%的技术创新企业的出口增加了50%以上，而仅32%的未开展技术创新的企业实现了相同的增长率。技术创新和出口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一些行业是相当明显的，例如食品、纺织、鞋袜和服装、机械和设备，以及其它的一些制造业行业。（参阅《澳大利亚与知识经济》，机械工业出版社）。
技术创新的成果也表现为技术出口的增加。1975～1985年10年间，美、英、德、法、日5个发达国家的技术出口平均增长是73. 1 %， 而1985～1993年8年间，技术出口平均增长速度达到206.5%，其中，日、法、美三国都超过2倍以上。
近年来我国的技术出口也发展迅速，据有关部门统计，1996年我国技术出口额约为47亿美元，比1991年增加2.7倍。 但增长速度波动较大、竞争能力仍较弱。
四是高人力资本存量。技术创新是高智力密集的活动，因此对高智力人才需求量较大。这不仅表现为高智力人才的数量较多，而且表现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各个环节人才的合理配置。发达国家用于研究开发的高级人才的比例都很高，而且还在逐年增长。
五是风险性。技术创新是一种试验、创造过程，不确定性多，风险大，有时还会受到政治、经济等因素的直接干预，即使准备充分的创新项目，也有失败的可能。一般来说，创新项目成功率超过30%就很不错了。
二、产品创新
产品创新是技术创新的重要内容。一个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只有不断开发新产品，不断地实行产品创新，才可立于不败之地。
产品创新的基础是市场和工艺设备。市场需求是产品创新的起因。每种产品都有其寿命周期。一般来说，一个行业或产品的寿命周期包括若干阶段——导入阶段、增长阶段、成熟阶段及淘汰阶段。这些阶段是分别以行业销售额增长率中的拐点来加以规定的。由于某种新产品的创新及传布过程，行业增长顺着一条“S”型曲线前进。 行业增长平坦的导入阶段反映了克服买主惰性及刺激新产品试制的困难性。一旦产品证明本身是成功的，随着众多的买主涌入市场，行业就会迅速增长。当产品进入成熟期，其潜在买主的渗透最终完成时，行业的快速增长会停顿下来，并且达到销售额的最高水平。最后，随着新产品的出现，增长终将逐渐减少，该产品逐渐进入淘汰期。由此可见，产品寿命的周期率对于产品的创新具有较大的刺激作用。
三、技术创新与研究开发
研究开发是技术创新的关键。它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三类科研活动。研究一般是指针对某个科学主题进行大量的、反复的探索、试验、分析，以揭示事物的本质与规律。开发则是指运用科学知识对基本思想、基本原理作进一步研究、试验、试制，以创造出某种新的物质，如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等。研究与开发包含了从科学研究到技术应用的全过程，即：
1、科学发现。即科学理论的构思与提出。2、科学实验，即通过实验检验科学理论的正确性，使科学预言得到证实。3、技术发明。 任何有独创性的理论的实验检验，都包含着实验技术上的某种改进或发明，而实践技术的新发展又可以转化为工程技术的进步。4、 工程技术的设计和试验。5、技术手段的研制与新产品、新材料的试制。第一、 二阶段属于基础研究，第三阶段属于应用研究，第四、五阶段则属于开发阶段。
三、制度创新——各类创新的保证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制度创新一般是指制度主体通过建立新的制度构建以获得追加利益的活动，它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参见科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
第一，是反映特定组织行为的变化；
第二，是指这一组织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变化；
第三，是指在一种组织的环境中支配行为与相互关系规则的变化。
制度创新一般要遵循“成本收益”原则，任何一项制度创新都应当坚持收益大于成本的原则，但由于制度主体的特点，因而判断标准也不尽相同。一般有三种成本收益需要进行比较。一是个人成本与收益的关系，它是从家庭、企业或某个行动团体的角度评价基本创新制度构建的成本与收益。二是社会成本与收益的关系，它是从经济行为互动的角度评价一项新制度构建的成本与收益。三是政治成本与收益的关系，它是从国家和政府行为的角度评价一项新制度构建的成本与收益。
在制度创新的过程中，“成本、收益”的三种评价结果大都不会完全一致。经常是个人成本低而社会成本和政治成本高，或者相反，这种不一致增加了制度创新的摩擦费用。
制度创新有多种形式，但每种创新都会导致某个领域的制度变迁。对这个问题，西方经济学中的《新制度经济学》对此有一系列研究。
就最一般的意义而言，制度变迁可以被理解为用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替代另一种制度的过程。科斯曾运用边际替代的方法分析了实际制度需求的约束条件。由于交易活动的稀缺性，市场作为一种制度构建，其运行是有成本的。当交易成本高到一定程度时，用企业替代市场是有利的；又由于管理活动的稀缺性，管理的运作也是有成本的。由于制度的边际运行成本递增，对企业的实际需求的约束条件是企业的边际管理成本等于市场的边际交易成本。
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视野中，制度变迁有两种形式：
（1）诱致性制度变迁。 “诱致性的制度变迁是指制度构建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构建的创造，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科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根源有四个：
第一，制度选择集合的改变。人们所具有社会科学知识的增长是制度集合改变的重要因素之一。社会科学的进步能改造人的有限理性，从而提高他领会和创造新制度构建的能力。
第二，技术的改变。生产技术对制度构建的影响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生产技术的变化影响制度结构发生相应的变化；其二，生产技术通过改变交易成本而影响制度构建。
第三，要素和产品相对价值的长期变动。某种要素相对价格的上升，会使这种要素的所有者获得更多的利益；例如，从对人的产权到土地产权的转变就是人口和土地稀缺性的变化所导致的土地相对价格提高的结果。
第四，其他制度要素的变迁。在制度结构的体系中，某项制度构建的变化会导致对其他制度构建服务的需求。
（2）强制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是由政府命令、 法律以及各项政策的实施所实现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根源有以下几个：
第一，统治者的偏好。制度供给的效率取决于统治者的收入与国民收入的比较。如果统治者的财富与国民财富成正比，他就会在其权限的范围内建立最有效的制度构建用以强化激励，如果二者不一致，统治者会推行一种新的制度构建。
第二，有限理性。由于受到有限理性和信息复杂性的限制，统治者即使遵循效用最大化的模式，仍然难以弥补其制度供给的不足。
第三，意识形态的刚性。意识形态的变化是有成本的。如果统治者不愿意承担“变迁”的成本风险，会导致制度供给的不足。
第四，官僚机构的问题。从最一般意义的角度看，统治者机器的正常维持，必须靠一些官僚机构来运转。然而，二者的利益并非总是一致的。它们之间的矛盾与协调，或者它们之间的“博奕”，会增加交易成本。如果新制度构建的额外利润被官僚集团吞侵，就很难建立新的制度构建。
第五，集团利益的冲突。新的制度构建会导致财富、收入和权力的变化。如果在变迁中受损害的利益得不到补偿，会成为制度变迁的阻力。如果受损者是统治者依赖的集团，新的制度构建难以顺利实行。
总之，制度变迁的实现表现为从起点模式向终点模式的替代、转换的过程。替代和转换过程要通过制度主体的创新行为来推动。
制度创新在整个创新体系中居于基础和保证地位。无论在哪一种社会制度下，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进行的。技术创新作为技术与经济联结，为促进经济发展而进行的新技术应用与商业化活动，更离不开制度的约束。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知识创新，如果不和制度创新相结合协调运作，其结果不是有名无实就是事倍功半。如果所有制结构不合理，产权不明晰，权、责、利不匹配、分配制度不合理或者组织治理结构不明确、管理混乱，则一切创新的成果都将会失效。因此，为了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我们在扎扎实实地搞好技术创新、知识创新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制度创新，把它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加以研究和推进。
四、管理创新——创新的关键
一、管理创新的含义
很长时间以来，管理的含义是指对社会再生产过程进行计划、组织、协调、指挥、监督的总括，并常常用大合唱团的指挥来加以譬喻。而管理创新则是为了实现上述管理内容所采取的形式的改进与提高。但随着科技进步与知识经济的到来，管理及其创新具有更深刻的含义。管理不仅是对生产经营进行计划、指挥与监督，而主要是协调人与人、人与物、机构与机构的关系，发现和重组各种资源，激发各方面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为全面实现整体目标而协同努力。
管理创新与一般的工艺革新不同，它强调创新是贯穿于整个管理过程中的基本活动。
第一，在管理领域中，创新不只是一种职能，而是管理思维的变迁所形成的新模式。具体地说，它不是把管理的创新理解为一种日常工作，而是对日常管理主持过程的“中断”，是通过“创新”达到管理目的的行为。
第二，管理创新的目的不是一般地实现管理的目标和责任。而是发现“创新机会”。它可以为组织带来潜在的利益，不创新就不能获得这种机会。在此意义上，管理效率服从于管理效益。
第三，管理创新不是管理者的随意的主观创造，而是受“创新成本”约束的活动。管理是有成本的，如果创新的“成本”很高或者“垄断性”很低，一方面，即使有创新机会，由于成本约束也难以抓住；另一方面，如果能“搭便车”而使利益均衡化，将导致创新动力不足。
第四，管理创新的形式有很多，在管理系统各个要素中都可以进行创新，如制度、组织、激励、绩效、技术、文化等，但从根本上说，创新的目的是对管理资源或要素的重新构建以获得创新收益。因此，管理创新的“创新”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发明”，及“新组合”的导入。不能把管理创新等同于“管理发明”。因此，在“管理创新”的视野中，不存在终身的“创新人”。
第五，管理创新的中心是“创新人”的产生，他不仅限于管理者或企业家。“创新人”的核心特征是创新“实践”，而不仅仅是“理论阐释”。
根据上述理解，可以把“管理创新”理解为，为了在市场竞争中赢得管理优势，重新组合管理资源，以更有效的管理行为，实现取得创新效益的过程。
二、知识经济时代的管理
“管理”有漫长的历史，从有人类社会以来就有“管理”。在前工业经济时代，管理是野蛮的，超经济的，强制性的。在工业经济初、中期，即资本主义发生、发展阶段，管理主要经历了两个模式：机械管理模式和仿生管理模式。机械管理模式是把人和各个机构都当作机器的零配件，一切活动都按照严格的规则与程序进行，不许有自己的目标与意志，泰勒制就是它的典型。这种模式对于大规模、标准化、流水线的生产方式，是十分合适的。但它过于集中与僵硬，不利于调动个人与各分支机构的积极性，也缺乏对外部环境的应变能力。
仿生模式是指虽有整体目标，各分支和个人都要服从和维护整体目标，但它们（他们）有一定的活动自主权。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管理内容和方式都应当创新，应实行“社会模式”的管理。即在统一的目标下，允许个体和部分（人或机构）保留自己的目标与愿望，要尊重人、尊重各分支的积极性。管理不在于去显威风，更不是指挥、监督人，而主要是去协调各种关系，培养提高人力资源素质，将人力、物力、财力资源进行重新组合，使之创造更高的价值和效益。
三、管理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关系
管理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关系十分密切。一方面，制度创新本身就包含着管理创新，因此制度创新直接制约和影响着管理创新；另一方面，管理创新会促进或阻碍制度创新的实现。有效性是制度创新的关键，强调有效管理在制度创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是因为，其一，由于市场经济的竞争会迫使组织要不断地在发展技术和知识方面进行投资以求生存和发展。这些技能、知识以及组织获取这些技能、知识的方式和方法必然要求进行管理创新。一系列创新的管理制度的变化，以时间为维度就表现为制度变迁的历史过程。其二，企业家利益最大化的活动决定制度变迁的方向和制度创新的方式，从社会发展角度看，制度变迁的轨迹实质就是企业的创新能力以及企业家决断精神选择、竞争、合作和均衡的结果。企业家的真正任务就是设计和发现市场、评价产品、技术，积极有效地管理雇员的活动。企业家的创造性作为有效管理的关键因素是由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所形成的压力决定的。
由此可见，制度与管理有着特殊的联系。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变迁中，制度变迁的重要内容往往表现在组织管理创新的事件中，而组织的管理创新又以一系列规则的“变革”为条件。在此意义上说，制度作为游戏规则，是由组织创造，用以规范人们相互交往的行为尺度。组织则是受这一“规则”制约的不同行为主体。因此，制度创新与组织的管理创新是一体化的过程。
根据制度与组织管理这种特殊关系的认识，一方面可以从新制度经济学“制度组织”的角度研究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把组织管理作为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变量加以研究。另一方面，也可以从“组织制度”的角度，把制度作为组织管理创新中的一个变量加以研究。因为组织不仅是制度约束，而且还是技术、收入、偏好等其他变量约束的函数。在此意义上，制度变迁和创新又是组织管理创新的组成部分，是影响组织管理创新的决策性变量之一。因此，应对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都给予高度重视，并使它们充分发挥互补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科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
2.埃格特森《新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