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用性的内生化：一个制度视角的解释①（二）

(四)经验现象
    如果交易的缔约性(contractibility)较差，即交易费用(信息费用与治理费用)较高，那么现实中观察到的契约安排将是空合同。此时，由模型一可预测出交易的均衡专用性水平，令人遗憾的是这个专用性水平是无效率的(命题1-4)，但为什么现实中我们也能够观察到有效率的专用性水平呢?例如聂辉华(2008)通过中国人口的健康状况分布(15％的健康人群、15％的非健康人群、70％的亚健康人群)推断出现实中存在大量有效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按模型二的解释，这是契约安排所带来的效率改进。根据命题5，均衡契约结构出现在契约替代率与特定控制和剩余控制的边际费用比率相等时。这一命题可以从经验中契约安排的不同特征加以印证。比如木料加工行业的雇佣契约往往使用特定控制的方式保护专用性人力资本产生的租金(Duncan & Wernerfelt，2005)，而互联网行业的雇佣契约往往使用剩余控制的方式保护专用性人力资本产生的租金(Elfenbein & Lerner，2003)。因为在木料加工行业劳动力交易并不复杂，木工的专用性人力资本及其租金容易识别，即契约特定控制的边际交易费用(信息费用)较低，从而容易在契约中明确约定，然而互联网行业的情况恰好与此相反。Baker和Hubbard(2002，2004)对美国卡车运输业调查发现，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期“车载计算机”(OBC)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卡车的产权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影响交易价值的司机的活动也得到了改善。根据模型二的解释， OBC技术的应用使得承运人能够持续记录汽车操作与保养的各种参数，即契约特定控制的边际交易费用(信息费用)较低。因此，他们之间的契约更多地使用特定控制的方式保护专用性租金，而对剩余控制(如产权)的依赖较少。卡车与司机服务的专用性水平也因契约安排而得以改善。
    四、制度环境中的专用性模型
    (一)基本假设
    模型一作为一个基准考察了无任何制度因素交易中的专用性情况，模型二考察了微观层面上的契约安排对专用性的影响，这两个模型都没有考虑外部制度环境⑦因素，这也是包括TCE和NPRT在内的主流不完全契约理论的缺陷⑧。任何交易都发生在某个特定的制度环境之中，那么制度环境对专用性究竟有何影响呢?
    与法经济学界的干预学派、补偿理论以及履约理论对制度环境的假设⑨不同，本文将制度环境假设成为信息集⑩与权力结构(11)。将制度界定为信息集是基于信息学视角的考察。比如Neale(1987)从三个方面对制度做了界定：首先，应有大量的人类行为(people doing)；其次，应有相应的规则对个体行为进行重复的、稳定的、可预期的规范；再次，应有大众观念(folk views)。布瓦索(2000)非常明确地将制度视为一种信息空间，其三个维度分别是编码水平、抽象程度、扩散性，并包含认识空间(epistemological space，由编码水平和抽象程度两个维度构成)、实用空间(utility space，由抽象程度和扩散性两个维度构成)、文化空间(culture space，由编码水平和扩散性两个维度构成)三个子空间。许文彬(2010)干脆直接将制度界定为“一组已被编码、并且类似于公共知识性质的信息集，前者保证了制度的可学习性，后者则体现了制度的群体约束性”。一般来讲，储存在制度中的信息也是极易验证的。因此，交易参与人不必为每个交易建立全新的数据库，相关信息可以直接从制度中解读。制度环境越良好，交易参与人越能够以更低的费用获得更多的交易信息。因此，我们假定制度环境会影响契约特定控制(X₁)的边际交易费用(信息费用)。
    将制度环境视为权力结构意在说明契约的剩余控制受其影响。特定控制源于交易双方在契约中的可证实的约定，而剩余控制实是契约中无法约定的决策控制权(Hart，1995)。根据新产权理论的观点，剩余控制源于交易标的相关的产权。交易的标的一般涉及产品、资产、服务、活动等等，因此剩余控制可以来自物质资产的产权(Hart & Moore，1990)，也可以来自人力资本产权(Rajan & Zingales，1998)，还可以来自与标的相关的无形资产的产权(Aghion & Tirole，1997)。剩余控制除了受到产权、法律、政策等正式制度的影响，本文认为其还受到诸如关系、文化等作为社会资本的非正式制度的影响。社会资本所包含的结构资源(如网络连带、网络结构)、认知资源(如共有语言、共有叙事)、关系资源(信任、规范、认同、义务)(Nahapiet & Ghoshal，1998)会产生交易的“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正是在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强加于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之上的决定因素中，这些位置得到了客观的界定，其依据是这些位置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的分配结构中实际的和潜在的处境，以及它们与其他场域之间的客观关系(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对应关系，等等)(Bourdieu，1986)。这种交易“场域”会成为契约中剩余控制的来源，尤其是正式制度所界定的产权缺失时。比如，在法律并不健全的国家，获得公司剩余控制权的往往不是靠股权而是靠社会资本(赵晶、关鑫、高闯，2010)。因此，制度环境越良好，交易参与人能够以更低的费用获得更多的剩余控制，即制度环境会影响契约剩余控制(X₂)的边际交易费用(治理费用)。
    (二)制度环境的影响
    
    命题7：制度环境的变化会对契约结构产生替代效应。
    根据命题7可做出的预测是，在那些包含丰富信息的制度环境中，交易参与人能够以较低的信息费用从书面文件以及习俗惯例中解读出较多的交易信息，因此可以观察到的契约结构特征会偏向于采取特定控制的方式，即交易更大程度地依赖书面合同或口头协议以及约定俗成的心理契约。在那些产权健全的法律环境中以及社会资本发达的网络市场(12)上，交易参与人能够以较低的治理费用从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环境中获得更多的剩余控制，因此可以观察到的契约结构特征会偏向于采取剩余控制的方式，即交易更大程度地依赖产权以及个体的社会资本。总之，替代效应意味着制度环境的多样性会加剧契约的多样性。这里可以发现其实契约的多样性并不影响专用性或效率，尽管契约安排本身对专用性或效率有重要影响(命题5)。由此可得到：
    推论7-1：契约的多样性并不影响专用性或效率。
    这一推论说明现实中观察到不同的交易组织方式，比如市场式的交易或企业式的交易抑或中间形态的组织形式等等，是因为制度环境的使然，但与此同时它们都是有效率的组织方式。
    再回到式(4)所得到的最优契约的一阶条件，将其对k求导并以矩阵形式表示，得：
    
    
    图6制度环境的影响
    命题8：制度环境的变化会对均衡专用性水平产生影响。
    命题8意味着制度环境具有强烈的专用性效应，其可从两个方面来解释：其一，制度环境的变化影响边际交易费用(边际信息费用或边际治理费用)进而对契约结构产生替代效应，若保持专用性水平不变时，就可以节约一笔交易费用(在图6中(13)，节约的交易费用为；其二，也可以用这一笔节约来的交易费用，如图6中的，去改善契约结构，提高均衡的专用性水平，如图6中，提高的均衡专用性水平为，根据命题8可做出的预测是：相同的参与人交易相同的标的，但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中可以观察到其不同的专用性水平。在那些包含丰富信息的制度环境中，参与人能够以较低的信息费用从书面文件以及习俗惯例中解读出较多的交易信息获得更多的特定控制；在那些产权健全的法律环境中以及社会资本发达的网络市场上，参与人能够以较低的治理费用从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环境中获得更多的剩余控制。因此，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更有利于保护专用性租金，从而均衡的专用性水平就会更高。
    综上，制度环境实质是一种信息集与权力结构，其通过影响边际交易费用，进而对契约结构产生替代效应，提升有效率的专用性水平产生福利效应。替代效应加剧了契约多样性，专用性效应解释了相同的交易在不同制度环境中可能存在不同的专用性水平。
    (三)经验现象
    日本汽车行业中的专用性水平显著地高于其他国家同行，这里就用这一颇具代表性的经验故事印证模型三的解释。日本汽车产业中的交易关系颇为错综复杂，纵向上表现为整车组装企业为顶点，一级或多级零部件企业为基础的系列分包交易；横向上表现为组装企业以及零部件企业之间的水平交易。日本主要的几大汽车品牌的部件很大范围来源于外部供应商(见表1)，也因此每个整车组装企业都形成了自己的零部件供应体系。这个供应体系的交易网络就构成了整个汽车品牌的价值链，在价值链节点上的每个交易关系都是高度专用的，其专用性不仅仅体现在中间产品上，在技术、人才、知识以及管理等方面都是高度专用的。这种由高度专用的交易关系构成的价值链正是日本汽车企业全球竞争优势的源泉。为什么惟独日本汽车产业中的专用性水平会如此之高呢?模型一、二难以给出解释，因为日本人做交易时也要遵守美国和西方国家所遵守的同样的合同原则(Williamson，1985)，其原因需要用模型三所分析的制度环境差异来解释。
    
    首先，日本制度环境的信息特征有利于参与人以较低的边际交易费用(信息费用)解读出更多的交易信息获得更高的特定控制。相比于美国、法国、英国，日本制度环境的编码水平、抽象程度、扩散性较低，也因此比美国、法国、英国的制度环境所包含的信息容量要大得多；相比于中国，日本制度环境的编码水平、抽象程度、扩散性较高，也因此比中国的制度环境更容易解读出信息(布瓦索，2000)。
    其次，日本制度环境的权力结构也有利于参与人以较低的边际交易费用(治理费用)获得更多的剩余控制。相比于欧美，日本具有强烈的东方人情关系社会的特征，其产生的社会资本相当丰富；相比于中国，日本拥有西方社会较为完善的法律产权体系。根据命题7，日本这样的制度环境可能会产生更高水平的专用性。当然，如果将制度环境从国家层面降低到产业层面可能制度环境的福利效应会更为显著。日本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独特的制度环境与其制度变迁的路径和文化态度分不开：从大化改新(645年)到明治维新(19世纪末)时期的日本基本上是东方社会的制度环境，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开始向西方制度环境靠近。与此同时，日本对东西方以及传统和现代制度环境的文化态度都是融合的。
    五、结语
    “专用性内生化”一直以来都是个既重要又难解的问题。本文尝试从制度而非技术角度对专用性做了较为系统的内生化解释。模型一作为一个基准分析了无契约交易中的均衡专用性水平，发现专用性水平是专用性租金分配的反应函数，并且是正向敏感的。从单边角度来看，专用性投资者对交易对手敲竹杠行为的弱反应会减少效率损失；从双边角度来看，专用性投资者对交易对手敲竹杠行为的强反应会减少效率损失。模型二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契约安排对专用性水平的影响以及契约设计的特征与原则，发现在一定条件下契约安排能够提高有效的专用性水平，最优契约设计的契约替代率必须与特定控制和剩余控制的边际费用比率相等，否则可以调整契约结构以节约交易费用。模型三分析了制度环境可能产生的替代效应与专用性效应，替代效应解释了制度环境的多样性可能加剧契约的多样性，专用性效应解释了相同的交易在不同制度环境中可能存在不同的专用性水平。
    在模型一的基本假设中，我们可以看到“专用性”能够给客户带来价值。在经验现象中，我们也可以观察到高的专用性水平正是日本汽车行业竞争优势的来源。根据本研究的结论，这一独特的经济效率来源于微观层面的契约安排与宏观层面的制度环境，但契约安排的有效性又取决于制度环境的质量，而改进制度环境质量的途径又关键在于改善制度环境的信息质量与权力结构。这就是本文最核心的政策建议。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