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经济学对企业产生问题的解释：一个批判

    内容提要：经济学是最早开始涉猎企业产生问题的学科，主流经济学分别从企业的生产与成本角度对该问题进行解释。由于研究视野与研究方法上的问题，主流经济学理论在对企业产生问题的解释上存在着明显缺陷，表现为缺乏社会的、动态的研究视野。
关键词：主流经济学/企业产生/批判作者简介：张扬(1976-)，男，湖北武汉人，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博士后，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管理学博士，主要从事企业战略管理与组织理论研究。湖北武汉430074 
        一、引言
    企业产生是一个在很大范围内被激烈讨论的问题，经济学的众多理论对该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这些研究有主流与非主流之分，其中，主流理论包含两类：一是从企业的生产功能着手进行的研究，包括新古典企业理论与钱德勒的“有形的手”理论；二是按照交易与合约的研究思路所展开的一些理论，其代表人物包括科斯、阿尔钦、登姆塞茨与威廉姆森。对这些理论进行分析与比较，有助于我们发现在企业产生问题上主流经济学理论解释的缺陷，为企业产生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方向。
    二、新古典视野内企业产生问题的理论解释
    1.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生产而非产生
    20世纪初，随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把企业当作研究前提而非研究对象的研究方式得到进一步强化。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所有企业都是同质的生产函数，拥有相同的知识集，同样都追求单纯的企业整体的利益最大化。企业既没有内生的经验学习过程和历史，也没有理解和吸收知识的能力。因此，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对企业产生问题基本没有涉猎。尽管如此，新古典经济学在该问题的研究上并非毫无建树，它发现并诠释了企业的一个基本功能——生产功能，也正是在这一发现之上，新古典经济学提出了一些可用于解释企业规模的相关概念，包括规模经济等等，这些概念为钱德勒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基础。
    2.钱德勒：有形的手
    钱德勒是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研究企业产生问题的第一人，他把企业与市场性质进行对比，得出了企业产生的原因在于企业中存在着有形之手的结论。正因为有形之手的存在，企业才表现出高于市场组织的效率特征。有形的手为什么会存在呢?钱德勒提出了被新古典经济学者广泛接受的两个立论：一是规模经济。大型工业企业可以把很多资源更有效的组织起来，通过有效率的组织管理来达到提高效率的目的。二是范围经济。大型企业可以通过扩展生产服务范围来提高效率。除对美国现代工业企业产生的基本原因进行解释以外，钱德勒还对这种企业产生的深层原因进行了分析。他在《看得见的手》一书中进一步指出，企业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速度经济”，“基本的组织创新是对协调和控制高额通过量需要的反应。生产率的提高和单位成本的降低，更主要地是来自通过量在数量和速度上的提高而不是工厂规模的扩大。这种经济效益更多的是来自结合和协调通过工厂的物质流量的能力，而不是来自工厂内更高程度的专业分工”(Chandler,1977/1987)。“通过量”是如何在数量与速度上得到提高的呢?钱德勒认为是通过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而“管理革命”与两个方面密切相关：第一是协调生产和分配上的高通过量的需要促使企业大量雇用职业经理，从而促进了管理层级的发展；第二是产权革命，即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导致领取薪水的职业经理逐渐控制了企业的管理。钱德勒认为，由美国大企业与职业经理人的成长所带来的“管理革命”使企业在很多方面取代市场成为了现代工业经济中的主要资源分配者。从1840年到1880年的40年内，以市场协调和小企业为特征的传统经济平衡被3项划时代的技术经济所打破：铁路、电报和无烟煤。通过这3项技术，全美的交通、通讯网络的完成加速了市场的扩张，蒸汽力取代了风力与畜力。钱德勒特别强调了铁路对现代企业管理方式的深远影响，他的研究表明，为了安全可靠的运营，铁路公司是历史上第一批雇用受过专业训练的职业经理的企业，发展了最早的管理层级。在此同时，交通、通讯革命带来的市场扩张以及生产技术的变化不仅增加了贸易量，而且大大提高了贸易和生产的速度。到19世纪70-80年代，单个工商企业的规模因实行大批量分配和大批量生产已迅速扩大。钱德勒用历史事实揭示了现代工业企业产生的原因：“正是新技术的发展和新市场的开放，导致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并使交易成本减少，从而使大的多种单位工业企业在那个时候、那个地方并以那种方式产生。这些技术和市场的变化说明了为什么这种企业制度在某些工业里而不在其他工业里出现，并且不断地集中出现；为什么它是通过把大规模生产的单位与大规模经销单位集合起来而形成的；最后，为什么这种多职能企业是通过多国企业和多种产品来继续发展的（尽管并不是在一切情况下都是这样的）”(Chandler,1992/1999)。
    三、交易与合约视野内的理论对于企业产生问题的解释
    1.科斯：长期合约与行政权威
    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科斯对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当作生产函数的做法提出质疑：既然市场（价格机制）能协调劳动分工，为什么还需要企业?他做出大胆假设：“企业的主要标志是价格机制被取代了”(Coase,1937)，在企业内部，协调并非是直接通过价格实现，而是通过“不通过价格机制干预”的企业家工作实现。他说：“之所以建立一家公司是有利可图的，主要原因似乎是使用价格机制存在成本。由价格机制‘组织’生产的最明显的成本就是发现可能的相关价格所需的成本”(Coase,1937)。所谓价格机制存在的“成本”被后来的研究者引申为“交易成本”。科斯的发现是：在真实世界里的市场机制并不免费，交易成本为正；而“企业”组织正是由于节约交易成本而存在。企业之能够节约交易成本，是因为“在企业内，市场交易被取消”(Coase,1937)，组合在企业内的各生产要素，不必彼此签订一系列买卖合约，原来用于签订和执行这些市场合约的成本，因此被节约了。在科斯看来，市场和企业是资源配置的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手段。它们的不同表现是：在市场上，资源的配置是由非人格化的价格来调节。而在企业内，相同的工作则通过权威关系来完成，“权威”是伴随“科层”的产生而出现的。因此，“企业的存在在于用以科层命令(Hierarchical direction)替代自愿的市场交易所带来的好处”（米勒，2002）。
    总的来说，科斯关于企业产生及其本质的思想可以被总结为以下三点：(1)企业的本质是一些长期合约，这些长期合约不同于市场上的短期合约，其物化表现形式是“科层”，因此，企业的协调机制是行政协调，即科层。(2)企业的产生是由于其内部的交易成本低于市场的交易成本而导致。(3)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低于市场的交易成本原因有二：一是节约了签订合约的成本。这种成本的节约是由于很多较短期的合约（市场）被相对少的较长期的合约（企业内部）所取代，从而节约了签订每一份合约所需要的成本。对于这点，科斯说到：“确实，当存在企业时，契约不会被取消，但却大大减少了。……一系列的契约被一个契约替代了”(Coase,1937)。二是企业的产生会伴随“权威”的出现。权威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节约交易成本，其节约表现在企业家可以根据这种“权威”指挥他们雇佣的要素在最有价值的用途上运作。必须强调的是，科斯认为企业的交易成本低于市场的最根本原因在于伴随那些长期合约的签订而产生的“权威”，这才是他所谓的真正的“企业的性质”所在。
    2.阿尔钦与登姆塞茨：那仅是一种团队
    阿尔钦与登姆塞茨沿着科斯开辟的交易成本的分析方向探讨问题，他们认同科斯所提出的市场运作是有成本的观点，同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市场交易的成本越大，在企业内部组织资源的比较优势就越大。但是，他们对科斯关于行政权威(Political authority)的观点提出挑战，在他们看来，企业的实质不是雇主与雇员的长期合约，而是“团队生产”，企业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团队生产的需要。一组与市场中的合约并无本质差异的合约方式在企业内扭结在一起，处于集权位置的团体充当合约代理人，统一使用所有投入。究其实质，企业的这种合约方式就是团队生产诱致的（费方域，1996）。
    阿尔钦与登姆塞茨利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对企业的产生问题进行了解释：团队生产由于利用了专业化分工和规模经济的好处等（生产纬度），其产出减去合作生产的成本之后（成本纬度），通常仍大于在市场上分别生产的产出之和，因此，企业就产生了。“团队生产”可以解释企业的协作生产为什么比市场好的问题，但是相反，“团队生产”也会带来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搭便车(Free ride)、偷闲(Shirking)、欺骗(Cheating)，这些问题的出现如何能够保证企业的产出减去成本后的收益依然比市场生产高呢?阿尔钦与登姆塞茨这样进行了解释：企业中专门设立了监督者的岗位，团队中的诸多问题由监督者或是监管专业工作者来解决，他们的任务是“分配报酬，观察投入品的投入行为以测试或估计它们的边际生产率，以及布置任务并就做什么与如何做给出指导”(Alchian & Demsetz,1972)。这种监管允许激励机制发生变化，其中更努力的人得到奖励而卸责的人则被惩罚。科层的目的在于重新改变激励，使得在团队生产情况下的个人觉得卸责不再符合他们的利益。而对于监督者，阿尔钦与登姆塞茨指出应该使用激励的方式。给监督者的奖励必须安排得使他有激励去尽其职责。
    阿尔钦与登姆塞茨对企业产生问题的解释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1)企业的本质仍然是一组合约，但这组合约并非科斯式的带有社会意义的合约方式，它们与市场中的合约并无差异，只是为了有利于生产而相互“纽结”。因此，更确切的表达是，企业的本质是一组“纽结”的合约——“团队生产”。相对于科斯所理解的企业是行政协调的方式而言，阿尔钦与登姆塞茨认为企业依然是市场协调。(2)企业的产生是由于企业的产出与成本之差大于通过市场协调的一组松散合约的产出与成本之差。(3)关于企业为何优于市场的解释，阿尔钦与登姆塞茨也认为是科层。但与科斯不同的是，他们认为科层真正发挥作用的不是“权威”，事实上他们也不接受科层会产生权威的观点。在他们看来，科层是一种增进效率的制度形式，它可以通过为下属与上级创造激励来重新协调好个人对自我利益的追求与群体效率之间的关系。
    3.威廉姆森：市场失败与企业产生
    承于科斯的思想，威廉姆森也认为企业是替代市场而出现的一种组织形式。但与科斯、阿尔钦和登姆塞茨不太相同的是，他把研究重点一开始就放在对于市场而非企业性质的研究之上。其初期的研究思路是“因为市场会失败，所以企业出现”，威廉姆森提出了四组中心概念去研究市场失败问题，这些中心概念包括：“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与“交易频率”(Frequency)、“机会主义”(Opportunism)、“小数目条件”(Small numbers condition)。这四组概念两两分别描述涉及合约的两种事物，其中“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是对合约的签订者与执行者——人的描述；“不确定性”、“复杂性”与“小数目条件”是对合约所处的环境——市场条件的描述。威廉姆森解释市场失败的真正原因在于“信息的阻滞”，市场之所以会失败，是由于交易双方与交易所处环境的属性相结合所导致的。因此，这四组概念又必须两两相结合才能够发挥作用。其中，“有限理论”与“不确定性”、“交易频率”结合导致所有市场交易都会面临的“信息阻滞”问题。①而信息阻滞又会给“机会主义”提供条件，在“机会主义”与“小数目条件”相结合的情况下就会导致市场失败，或者说导致市场协调的效率不高，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寻找其他的协调方式。最典型的例子是通用汽车公司对其合作方费舍公司的兼并，市场协调最终被企业内部的行政协调所取代。1985年，威廉姆森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成熟的交易成本理论的分析框架，“一种有预见性的经济组织理论将能说明，哪些交易将会被怎样组织，交易成本经济学把它的许多预测性内容归功于有差别的匹配假说，即把属性各不相同的交易与成本和效能各不相同的治理结构匹配起来，以产生有所不同的（主要是交易成本节约的）结果”(Williamson,1985)。在该框架中，威廉姆森认为，科层制组织形式能够专门针对不完全合约，减少市场中存在的不确定性，有效的解决市场中的信息阻滞问题，避免市场交易中出现的机会主义倾向。因此，科层制企业实际上是解决市场失灵的一个重要手段。
    四、一个批判
    尽管钱德勒等人的研究方式与研究结果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但我们依然认为，这些理论之间依然存在着共性，对于这种共性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探寻主流经济理论在企业产生问题解释上所存在的缺陷。
    1.不同理论解释中存在的共性。
    (1)“效率”的研究逻辑。
    尽管以上对企业产生问题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它们的解释逻辑基本一致，即都采用了成本—产出分析方法（如表1)，赋予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目标，突出企业的效率所在，从而体现企业存在的价值。钱德勒理论中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速度经济；科斯理论中的科层、权威，阿尔钦与登姆塞茨理论中的团队、激励，威廉姆森理论中的交易成本，这些概念都是在“效率逻辑”下经过各自的研究视角所产生的。
     
    (2)市场—企业的研究模式。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企业产生问题的解释很大程度上集中在对于企业性质的讨论之上，而对于企业性质的讨论，主要从三个纬度进行：交易、资源配置与合约（如表2)，其中交易纬度与合约纬度可以归为一类。这样看来，研究纬度的不同将研究者划分成两个阵营，科斯、阿尔钦、登姆塞茨、威廉姆森紧守制度经济学的传统分析方法—把交易作为分析单位；钱德勒则高举新古典经济学的大旗，把生产作为研究的重点，他自己也完全承认了这一点：“我和威廉姆森的基本区别在于，对他来说，‘交易是基本分析单位’，而对我来说则是企业及其特定的物质和人力资产。如果企业而非交易成本是分析单位，那么企业设施和技能的特定性质就成为决定什么由企业做、什么由市场做的最重要的因素”(Chandler,1992)。研究方法的不同导致钱德勒与以交易分析为主的研究者们对于企业性质的看法有着巨大差异，钱德勒认为企业的本质在于管理与组织，而科斯及其追随者则认为在于权威、激励或者秩序②。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难发现这些理论在研究模式上存在的共性，即都是通过企业性质与市场性质的对比去寻找企业存在的原因。
     
    2.由共性所导致的缺陷
    (1)过分依赖于“效率”机制，没有从企业的社会属性角度研究企业性质，从而去解释企业产生问题。
    利用效率逻辑进行企业产生问题研究，会使研究者能够找到经济学分析的“归属感”，从而达到强化其理论研究“信度”的目的。但“信度”的提高并不意味着这些理论解释都有“效度”，哈耶克指出：“思想不是一种指导，而是演化的结果”(Hayek,1988)。理论研究的推进有着“自生”的现象，其理论解说并不一定都是“真知灼见”。正因为此，依赖于“效率机制”的经济学企业理论受到了很多质疑。华林(Stephen P.Waring)批评钱德勒有功利主义倾向，即把组织和管理形式的选择看成完全是由经济效率决定的，而忽略了社会冲突的作用(Waring,1991)；波斯纳从对科斯讨伐发展到对经济学方法论产生疑问，他从法学的角度提出效率本身就是一个短视的概念，如果完全不考虑分配正义，一时的有效率可能转变为长远的无效率(Posner,2001)；贝克、简森与穆菲同样对经济学的假定表示了困惑，他们指出，经济理论假定市场竞争压力的存在将促使企业采取最有效率的合约形式。然而，企业中的激励制度却并非经济理论中所认为的那种最有效率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福特公司日工资5美元③的例子(Baker, Jensen and Murphy,1988)。这样看来，仅仅依赖于效率逻辑去解释企业产生问题无疑是有问题的。
    (2)在对市场缺乏全面认知的前提下，从市场到企业的分析模式导致对于企业性质的认识不彻底。
    采用市场—企业对比模式去研究企业性质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学无疑是有进步的，这种研究模式能否真正有效地揭示企业的本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研究者对市场的认识是否正确，如果对作为参照系的市场性质都没有理解清楚，对于企业性质的认知必然会产生偏差。什么是市场?据霍奇逊(G.M.Hodgson)考证，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在经济学著作里却找不到答案。他抱怨道：“即使在推崇亲市场政策建议的奥国学派传统中也找不到一个令人满意的市场定义”(Hodgson,1993)。他认为，简单的把“市场”定义为交易发生或者商品交换的场所与区域是不准确的，因此他给出了市场的定义：“我们把市场定义为一套社会制度，其中大量的特种商品的交换有规律地发生，并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那些制度的促成和构造。……交换包括契约性的协议和产权的让渡。市场部分地包括构造、组织交换活动并使其合法化的机制。简而言之，市场就是组织化、制度化的交换”(Hodgson,1993)。如此看来，简单把市场看作为一种经济产物是不可取的，在经济属性之外，它还有强烈的社会性烙印。在早期的科斯、阿尔钦与登姆塞茨那里，对于市场的社会属性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尽管后期的威廉姆森加大了这方面的研究力度，交易成本经济学对于市场的社会性认知仍然不全面。在这种情况下，从对市场本质研究过渡到对企业本质研究的研究模式必然会导致对于企业社会性本质考量的缺失。尽管科斯谈到了“权威”，威廉姆森谈到了“有限理性”，他们都不及钱德勒对于市场与企业的社会属性的关注，钱氏对于美国18-20世纪的市场中的社会性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包括从同业公会到谢尔曼反垄断法等，即使这样，他在研究中对于企业社会性关注的缺失依然受到批评。拉左尼克(Lazonick,1991)认为钱德勒因排除劳动和车间现场问题而忽略了管理控制的社会关系内容；社会学家弗利根斯坦(Fligstein,1990)则认为政府管制对多部门结构在美国企业中的扩散起了重要作用，而钱德勒并未对之重点研究。
    (3)过多依赖于静态研究，缺乏动态研究，不能完美解释企业产生的真正原因。
    企业这种组织形态并非自从有人类社会就存在，它是伴随着社会化大生产、劳动分工与技术进步而产生的，钱德勒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证实了这一点。正因为此，企业是随着历史进程慢慢出现的，很多学者把这种过程称为“演化(Evolution)”(Nelson,1995)，既然企业在历史中产生，那么对于企业的研究就应该在历史中进行，脱离历史与动态的研究方式，企业理论的正确与否是无法得到验证的。早在19世纪末，凡勃伦就发表了《经济学为什么不是演化科学》一文(Veblen,1898/1919)，提出经济学应该放弃静态的古典均衡分析而向动态分析的方向发展。而钱德勒的研究也在事实上证明了历史的动态研究的力量所在。潘罗斯于1959年出版《企业增长理论》一书，在书中她用抽象的理论推理得到了内部组织能力对于企业增长的中心作用，但她说：“还没有足够的、系统的信息能对这个理论加以全面的验证”(Penrose,1959)。但随着钱德勒的《战略与结构》的出版，潘罗斯的理论被历史地证明了④。因此潘罗斯后来说到：“钱德勒的书是在《企业增长理论》出版之前完成的，但该书进行历史分析的分析结构和我的书出奇的一致，在许多地方使用了非常相同的概念和相同的术语”(Penrose,1959)。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历史分析与纯粹理论分析相互得到验证的例子，同时也证明了钱德勒的分析方法会得到大范围的肯定。尽管钱氏理论在很大程度上采取了动态研究的方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主流经济学的其他关于企业产生问题的解释却紧紧依赖于静止分析的方法，这种方法的采用是无法解释企业产生的真正原因的。
    收稿日期：2006-11-14
    注释：
    ①确切地说这个问题在市场交易之前就已经存在，因为它是由交易双方与市场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在交易尚未发生时，“信息阻滞”问题不会产生，但交易一旦发生，前面提到的两种本性相结合就会导致“信息阻滞”的问题。
    ②科斯、阿尔钦与登姆塞茨、威廉姆森都认为企业存在比市场更低的交易成本，但在其成因的解释上有差异。科斯认为是权威，阿尔钦与登姆塞茨认为是企业存在激励，威廉姆森的观点不太容易归纳，但基本可以“秩序”一词概括，因为企业的秩序减少了市场的不确定性。
    ③1915年，福特实行日工资5美元的制度，远高于市场的平均薪水水平，因而受到广泛追捧与赞扬。1929年，这个数目被调高到7美元，但随着1932年经济大萧条的开始，福特公司的日工资降低为4美元，反而低于其他汽车企业的工资水平。福特的5美元制度被很多学者认为是反效率原则的，克雷纳评论到：这只不过是福特常常做的、精彩的、虚张声势的工作（参见［美］斯图尔特·克雷纳：《管理百年》，海口：海南出版社，第32页）。
    ④钱德勒在《战略与结构》的前言中也证实了这一点，认为自己的理论与潘罗斯的理论极为接近。
    参考文献：
        [1]Alchian, Armen, Harold Demsetz. Production, Information Costs,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2,(62):777-795.
    [2]Baker, George B., Michael C. Jensen, Kevin J. Murphy. Compensation and Incentives:Practice vs. Theory [J]. Journal of Finance, 1988,(43):593-616.
    [3]Chandler, Alfred D.Jr.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 and theEconomic History of the Industrial Enterprise[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2,(3).
    [4]Chandler, A.D.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M]. Cambridge, Mas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5] Coase R. H. The Nature of the Firm[J]. Economica,1937, (4):386-405.
    [6]Debreu G. Theory of Value: An Axiomatic Analysis of Economic Equilibrium[M]. New York and London: Wiley, 1959.
    [7]Fligstein, Neil.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rporate Control[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
    [8] Hayek H. A. The Fatal Conceit: The Errors of Socialism[J].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8.
    [9]Lazonick, William.Business Organization and the Myth of the Market Economy[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10]Nelson R. R. Recent Evolutionary Theorizing about Economic Change [J]. Journal of Economics Literature,1995.
    [11]Penrose E. T. The Theory of the Growth of the Firm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
    [12]Veblen T. L. The Place of Science in Modern Civilization and Other Essay[M]. New York: Huebsch,1919.
    [13]Waring, Stephen P.Taylorism Transformed:Scientific Management Theory Since 1945 [M]. Chapel Hill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1.
    [14]Williamson O.E.Markets and Hierarchies: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M]. New York:Free Press,1975.
    [15]［美］波斯纳.超越法律（美国法律文库）[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16]费方域.团队生产、监控和激励—评阿尔钦和登姆塞茨的古典企业理论[J].外国经济理论，1995,(7):36-39.
    [17]G.M.霍奇逊.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18]［美］盖瑞·J.米勒.管理困境—科层的政治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6.
    [19]［美］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企业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