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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内容提要：鲍尔斯在对马克思、瓦尔拉斯和新霍布斯主义模型进行比较时，正确地提出了瓦尔拉斯模型没有生产过程的结论，但认为新霍布斯主义模型是一种生产过程分析的观点却是不合适的。鲍尔斯把资本主义企业看作是“小命令经济”，这种比喻似乎也表明了马克思所强调的资本主义个别企业的计划性和整个经济的无政府状态的特征，但这和西方经济学家们通常所说的“命令经济”也有本质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歧视是有社会性的，而不是技术的、自然的或个人偏好的性质。关于技术选择、非自愿失业等问题，鲍尔斯的分析不同于马克思的分析，也不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
关键词：马克思 瓦尔拉斯 新霍布斯主义 资本主义 生产过程
作者简介：杨玉生，辽宁大学经济学院，辽宁沈阳110036；
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萨缪尔·鲍尔斯(Samule Bowles)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1985年5月号的文章《竞争经济中的生产过程：瓦尔拉斯、新霍布斯主义和马克思模型》，阐发了一种暗含微观经济逻辑的马克思模型，并把它同瓦尔拉斯模型和新霍布斯主义模型加以对比。
鲍尔斯站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立场上，对竞争经济的生产过程的矛盾加以科学分析，这对于我们认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现实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分析力，把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观点的区别，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马克思模型的三个基本命题
依照鲍尔斯的看法，马克思模型包含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三个基本命题。
第一，资本家(企业主或他们的代表)一般选择在生产效率上经过重要改进的生产技术，以利于维持他们对工人的支配力。
第二，一般地说，构建支付规模和组织生产过程以培育工人中间的分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区别对待从生产资本家的观点上看是不同的工人。
第三，非自愿失业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永久的特征，中心是对其制度结构和增长过程的追求。在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中，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将不起作用，以致不能消除马克思所熟悉的“产业后备军”。
鲍尔斯在文章中阐发了一个竞争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简单模型。在人们所熟悉的瓦尔拉斯生产模型的两个等式(生产函数和成本函数)之外，增加了一个代表生产过程中的阶级矛盾的第三个等式。然后，由扩展的模型推导出上面的三个命题。
二、马克思模型的中心：从劳动力中抽取劳动
鲍尔斯在分析马克思模型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基本观点。
马克思模型构成对生产过程的三个方面的分析：市场交换(模型为自愿的结构，或者各类契约的相互作用)，物质投入产出关系(主要由工程生产函数代表)，工人中间和工人与他们的雇主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纳入模型)。
马克思方法的中心是区分两种社会关系：一方面，企业和其他所有权单位之间采取交换形式的关系；另一方面，在企业内部发生的支配关系。在市场领域发生按合同的交换，马克思称之为“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反之，企业的内部结构——马克思称之为“生产的荫蔽场所”——被表述为一种微型命令经济(像后来科斯所表述的)。
按照马克思模型，企业内社会关系的结构和影响——支配的、合作的和竞争的等等——虽然受技术和市场关系的影响，但不能完全归因于技术的影响，而且还决定于生产过程中的阶级结构，因此需要一种特殊的模型形式。反之，瓦尔拉斯理论则否认需要一种特殊的企业内社会关系的模型。虽然新霍布斯主义方法认为，作为支配经济的企业的特殊模型是必要的，但不是由于阶级结构，而是由于经理和工人之间的科层关系，这除了反映有效解决普遍的渎职问题之外，并不反映别的什么情况。
企业社会结构的重要性，对这些社会关系制定特殊模型的必要性，阶级结构对于其分析的基本作用，在马克思模型内可以追溯到生产过程的三个特征。第一，劳动体现于人身上，从而劳动服务可以根据提供服务的人来划分。第二，不管是由于技术的原因，还是由于监督的经济的原因，当生产是相当数量的工人在一个地方一起进行的时候，一般是花费较少的。第三，生产过程总是一个联合生产过程，工人的态度、能力和信条在生产过程中稳当地转变，像原料和其他产品在生产过程中转变为最终产品一样。
企业内的社会相互作用的两种类型是理解生产过程的基础：工人中间的关系(竞争关系，团结关系，以及其他任何关系)，工人和他们雇主之间的关系。在这两种关系中，第二种关系更为重要，因为这种关系代表资本—劳动关系。
工人和其资本家雇主之间的关系是通过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控制而构建的，因而它是(按照定义)一种阶级关系。资本和劳动关系具有两个重要特征：
第一，除了工资水平，雇主和工人在生产过程中也存在矛盾，这是在雇主以能够迫使工人以他们不能做另外选择的方式来强化其利益(以利润来测量)的特殊意义上而言的。这个利益冲突的概念不仅意味着雇主和工人没有共同的利益，或者，如果离开他们自己的设备，工人将完全不能生产任何东西。它简单地表明，在一个给定的法律的和经济的范围内雇主不能比简单地雇用工人并使之按照他们的意愿工作更好。因此，利润水平依赖于(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力。
第二，资本为了强化或实行其支配劳动的权力所采取的战略可能是有代价的。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的基础是雇主把成本强加于拒绝(或另外的消极对待)贯彻雇主意愿的工人身上的能力。在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强加这种成本的唯一手段是经由雇主对雇用条件(工资和其他条件)的控制，以及解雇工人的可能性，或简单地说，工人面临的丧失职位的威胁。
生产过程的这两个特征——资本和劳动之间利益的矛盾，雇主实行监管战略的成本线——形成了下面命题的基础。
三、失业后备军
鲍尔斯指出，非自愿失业或多或少永久地存在不仅对于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是基本问题，而且对于其利润理论(或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基础也是基本问题。由于利润在马克思的模型中不是对稀缺资源投入的回报，而是简单的从总产出中的扣除，这种扣除由于资本支配劳动的力量而成为可能。完全的马克思模型必须确切说明资本支配劳动的力量如何在经济竞争和政治自由的环境中被永久化。这种说明的基础是两种竞争形式之间的不对称：出售其产品的资本家间的竞争，寻求就业的工人间的竞争。由于利润不是对某种稀缺的资源投入的回报，在存在这种不对称的情况下，便有理由认为资本家间的价格竞争不会使利润率趋近于零。
失业后备军的内生的永久化，可能是按照一种机制的变动来确定的，或者，由于国内非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衰落导致的。上述的从劳动力抽取劳动的模型指出了另一种可能性，而且是一种同竞争经济更为一致的可能性，即在均衡状态劳动市场没有出清。换一个不同的说法，劳动市场中的额外供给并不意味着存在一个工资下降的竞争性的反应。
关于劳动市场的均衡，鲍尔斯所下的定义是，代理人没有动机和能力来改变的一种工资水平、就业和劳动强度。非出清的劳动市场均衡要求，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雇主向工人提供工资和一揽子监管。
除了排除作为一种可能的劳动市场均衡的市场出清，该模型不包含关于一般失业水平或再就业概率决定的含义。实际上，给定雇主和工人之间的利益的冲突，劳动市场出清意味着，或者工资自动上涨，或者工作努力减少到工人选择的水平。
四、资本主义技术
鲍尔斯认为，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心论点是这样一种思想，即雇主对利润竞争性的追求要求他们组织生产过程，以便保持其对工人的支配的力量，而且，至少可以把工作经验的令人生厌的、琐碎的和其他方面归因于这个事实。按照这种观点，流行的生产组织——包括应用的技术——不能唯一地从外生给定的技术可能性以及工人和消费者对于产品、闲暇和各种工作环境的偏好的相互作用衍生出来，而是资本的阶级利益的反映，因而表述为“资本的技术”。
鲍尔斯强调，资本主义技术概念的逻辑是，一种技术虽然可能是缺乏效率的，但如果它允许资本家降低某种投入的成本，便可能是使成本最小化的技术。在马克思的模型中这是可能的，因为企业在确定商品价格时并不考虑劳动的价格，而是通过选择不同的劳动抽取战略而改变劳动成本。这种情形的最明显的例证是把提高机器速度的生产用作提高劳动强度的手段来采用。在这种情况下，成本不仅由于以同样数量的投入生产更多的产品而减少，而且还由于从某种投入中抽取更多而减少成本。当然，在生产中提高机器转速也是有效率的。但是，它简单地表明，为了被采用，它不必是有效率的。
五、分而治之
雷奇、罗默、金惕斯(Herbert Gintis)，以及其他人，最近提出了一个竞争的歧视的资本主义的模型。鲍尔斯认为，这个模型对现在的从劳动力抽取劳动的模型，可以用非常简单的方式加以扩展。
我们说，当一个雇主确定不同的工资—监管的时候，他就在向虽然具有不同的归属特征(种族、性别、年龄)但在生产能力和脾性等其他方面完全相同的工人提供歧视，给定我们所假定的劳动同质性，那就完全等同于劳动抽取函数。现在，引进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工人们可能合作，从而或者使监管更为困难，或者使雇主花费更多(例如拒绝提供其关于同伴工人的工作或怠工的信息)，雇主将以一种被认为是不公平的或简单地反对另一部分工人的利益的方式来对待工人。在这种情况下，这部分工人便可能怠工。
工人合作的程度同工人的统一的程度成同方向的变化。工人的统一将取决于企业外部的一般社会条件，但它也受企业雇用和支付工资政策的影响。在向不同的工人——特别是主要由不同的种族、性别、年龄和其他特征的个人组成的工人团体——提供不同的工资和监管的情况下，雇主更有可能分别同每个团体进行集体的工资谈判，以培育竞争、忌妒，甚或不同团体中间的敌对，从而消除统一。简言之，统一是企业劳动力工资不平等尺度的反函数。
鲍尔斯对此做了一个附加的假定，这个附加的假定在某种程度上使这个模型强化了：雇主置换工人(企业特殊培训的，或其他工人)要花费某些成本，而且，由于这个原因，当一个工人被发现追求一种怠工战略的时候，雇主可能不选择中止这个工人就业。
六、新霍布斯主义模型和马克思主义模型
鲍尔斯在其文章中把新霍布斯主义模型同马克思主义模型做了比较。他所说的新霍布斯主义模型，是指自科斯以来所发展起来的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企业制度、产权制度的分析。
鲍尔斯指出，新霍布斯主义模型中所指的坏事(或非法行为)在马克思主义模型中是指阶级矛盾。二者的主要区别是：在新霍布斯主义看来，非法行为是普遍的人的癖性——在这里是基于工作的例如负效用的性质。相反，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劳动过程中的阶级矛盾则是社会制度的一种特殊的和易变的系列的结果；关于劳动强度的矛盾至少部分地是特殊的劳动组织的后果，并造成劳动的异化性质。
在这里，鲍尔斯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能够坚持新霍布斯主义的命题吗？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关于从劳动力抽取劳动的冲突——归结于一般的非法行为问题吗？抛开不同的思想含义，从劳动力抽取劳动是简单地提出“人们正在逃避的”普遍问题的另一种方式吗？下面是鲍尔斯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或解释。
涉及调和个人自私自利的理性和集体的理性的一般问题，很难说是一个新问题，至少可以追溯到霍布斯。通过市场对自私自利进行调节为解决霍布斯的问题提供了答案，而这个答案是在18世纪由曼德维尔(Mandeville)提出来的，并由瓦尔拉斯和20世纪的福利经济学家加以发展。如果一切经济的相互作用都是依合约进行的交换，那么，自私自利的理性和集体的理性的冲突就可能解决，或者至少基本削弱。
但是，当经济学家们现在都追求新的认识的时候，并非所有的经济的相互作用都是交换的。科斯的企业概念，作为一种非交换关系的命令经济，是一个必要的概念，但也给以一种雇佣关系为特征的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增加了麻烦。显然，科斯把资本主义经济看作是在市场交换的大海中运作的众多的微小命令经济的观点，基本上不同于瓦尔拉斯和福利经济学的基础，而且也不同于马克思的观点。
这样，便出现了关于科斯的观点(命令的)和曼德维尔的答案同霍布斯的问题(市场)的协调性的问题。企业的命令关系是协调个人理性和团体理性问题的一个合理答案吗？或者，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一个可以归因于对支配企业的利益的过分追求的市场失灵吗？这是区分新霍布斯主义分析和马克思主义分析的一个基本问题。
科斯把他的企业概念置于这样一个概念的基础之上，即当市场的交易成本超过命令和市场协调的类似成本的时候，命令关系便超越市场关系。这个概念引进了一个证实企业科层结构效率的文献。由于非法行为仅仅是人类自私自利本性的一个表述，不能把校正非法行为的成本看作是一种市场失灵。这个命题的逻辑可以在马克思模型的条件内加以说明。
依据新霍布斯主义模型，假定劳动抽取函数由人的本性给定。人们对工作的态度——广义地说，劳动的负效用——同支配工作过程的社会制度无关。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把劳动抽取函数看作是外生的，不仅对于企业如此，对于作为整体的社会也如此。所以，必须把雇主的各种战略及其结果看作是防止人们逃避工作的趋向的结果。然而，一个社会可能选择消除歧视，使非自愿失业最小化，或者选择消除监管设备和人力的应用。但是，他们这样做是以允许选择较高水平的新霍布斯主义文献所说的“搭便车”和“偷懒”为代价的，结果是降低每小时劳动的平均产出水平。
但是，鲍威尔指出，这个新霍布斯主义的假定，从概念上看是不可行的。正如在资本主义技术的分析中已经看到的，甚至在外生给定抽取劳动函数的情况下的技术选择(这种技术选择在于实现利润最大化)——包括监管的水平——一般是缺乏效率的：一般地说，这种技术选择将受某种其他较少盈利和较少监管—强度的投入组合的支配。
鲍尔斯指出，从本质上看，一个外生的劳动抽取函数的假定是相当随意的。如果工作过程的组织和决定净收入分配的原理来自于工人对待工作的态度的影响，那么，在抽取劳动的函数的决定因素中间，更重要的是企业主的监管战略和工人对待工作的态度，新霍布斯主义的结论便不能成立了。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存在某些不同的安排系列，在这些安排系列中，集体的工资谈判可能受到罢工的影响。
这个论点是直接根据马克思模型的生产过程的第三个特征，即商品的联合生产或者工人偏好的内生性质，得出来的。按照这个原理，工人对待工作的态度并非简单地是人性的表现，部分地是作为生产环境的社会制度的结果。
生产过程本身无疑直接影响工人对待工作的态度。例如，一个较为民主的决策结构和一个较为平等的企业净收益的分配，可能减少追求怠工活动的激励，并由此而避免了这种怠工所提高的成本。因为在怠工的情况下，雇主要拉拢一批工人作为工作速度更热心的主张者，或更愿意同监管制度协调，因而提高了成本。
这样，新霍布斯主义的命题在两个方面是可疑的：盈利性和效率之间的不一致，劳动抽取函数的内生性。如果承认劳动抽取函数的社会性质，就必须把企业内部的命令关系，以及伴随的非自愿失业、技术选择和歧视类型，看作是市场失灵，而不是简单地看作是交易成本。另外，由于劳动投入在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这种资源的数量在市场失灵中的重要性，可能掩盖普通认识的环境和其他外部性。
七、几点评论
第一，关于生产过程的分析。鲍尔斯在对马克思模型、瓦尔拉斯模型和新霍布斯主义模型进行比较时，认为，瓦尔拉斯模型没有生产过程的分析，这是对的。但把所谓以科斯等为代表的所谓新霍布斯主义模型也看作是一种生产过程的分析，却是不合适的。所谓新霍布斯主义模型，是以交易成本分析为基础探讨企业的形成和企业内部结构的，在分析企业内部结构时把企业内部的各种关系归结于合约关系。由于节约了交易成本，企业内部的合约关系实际取代了市场交易，本质上还是一种交易的关系。这和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家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而进行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占有是有本质的不同的。在所谓新霍布斯主义模型中，仅仅是合约关系，而看不到阶级剥削关系，即马克思所说的资本—雇用劳动关系。
第二，关于市场经济海洋中的众多的“小命令经济”。鲍尔斯把新霍布斯主义模型形象化地概括为市场经济海洋中的众多的“小命令经济”，并且颇为赞赏。这种比喻的确很新颖，似乎也表明了马克思所强调的资本主义个别企业的计划性和整个经济的无政府状态的特征。但资本主义企业是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或用马克思的话说，是以尽可能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为目标的。这和西方经济学家们通常所说的“命令经济”也有本质的不同。所以，把资本主义企业看作是“小命令经济”的同时，必须指出其作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基本性质。
第三，关于歧视的资本主义的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存在众多的歧视，例如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等。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看，首先是歧视的社会性质，而不是其技术的、自然的或个人偏好的性质。这一点，鲍尔斯在他的文章中也正确地指出了。
第四，关于技术选择。鲍尔斯在其文章中多处谈到，资本家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可能会选择效率不高或缺乏效率的技术。这种分析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分析是大相径庭的，也不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的和现实的情况。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看，充满了以先进技术代替落后的技术的事实。熊彼特称之为“技术创新”，把它看作是经济发展的杠杆或推进器。也许个别资本家有维护原有技术的偏好，但并不表明所有的资本家都如此，如果是那样的话，资本主义经济如何获得发展的呢？
第五，关于非自愿失业。鲍尔斯强调非自愿失业或多或少永久的存在对于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和对于其利润理论(或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基础都是中心问题。鲍尔斯关于非自愿失业在马克思分析中的作用的阐析，应该说是正确而有启发性的。不过，还应该指出，非自愿失业的存在表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固有的有效需求不足。当然，马克思是从更深的层次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造成有效需求不足、从而造成永久的非自愿失业存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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