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工资理论（上）

内容提要：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工资理论，以分析市场交易双方的博弈行为为出发点，通过构建劳动供给函数和劳动需求函数来解析工资决定过程。由于局限于交换行为，而不问这种特定交换行为的资本主义特征，因此有关现实工资运动的历史性的本质规律被完全掩盖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工资理论，则强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理解工资运动。这样，工资在表象上虽然体现为劳动市场上的交易价格，但本质上却是劳动力价值的歪曲的实现形式。在这种表面平等的形式下，是资本剥削劳动，劳动力价值与剩余价值矛盾运动的真相。从技术进步的动态角度看，劳动市场并非以价格调整的方式实现长期均衡，并非工资变动引发就业量相应变动；相反，资本技术构成提高趋势造成的内生性失业，对工资运动施加了显著的压力，剩余价值率因此不断提高。工资增长日益落后于利润增长的现实趋势，造成了积累与消费的对抗性矛盾，并导致资本主义宏观经济打破均衡的持续企图。如果从更长远的历史观点看，生产力的进步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调整，物质资本与活劳动相结合的现实形式包含了“革命性”要素，这展示了工资相对运动的乐观前景。
    作者简介：王生升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局限于现象层面，将工资的决定过程归结为劳动市场交易双方的博弈式讨价还价行为，由此，隐藏在交换行为背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规定性被完全排斥掉了，资本主义经济中工资运动所特有的历史性的本质规律也因此被完全掩盖，工资的波动似乎变成了适用于商品经济所有发展阶段的一般规律。与这种缺乏历史观的静态均衡分析方法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辩证法原则的尊奉，使得其中的工资理论在以下几个方面凸现出其独特的视角和深邃的洞察。
    第一，工资在表象上体现为劳动买卖过程中的交易价格，即劳动价格；与此同时，这种市场交换行为更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可变资本与劳动力使用权之间的等价交换，使得工资不再成为劳动的报酬，而转变成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歪曲的表现形式。因此，工资的本质，只有在资本主义特定生产方式及相应生产关系的框架中，才能得到理解。第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是单纯的利益辩护学说，工资的绝对运动——无论是以名义工资还是实际工资衡量，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工资与利润间的相对运动不仅构成了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基本矛盾运动，而且也为社会总生产过程中一般规律内在矛盾的展开奠定了基础。因此，只有在工资与利润的矛盾关系中，才能理解工资运动的本质规律。第三，工资变动与就业量变动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价格调整模式，失业的出现并非源自工资的过渡增长；相反，技术进步引发的资本技术构成的提高，造成了劳动市场上内生性的劳动供给过剩，并因此有助于压低工资的增长。第四，工资水平的变动，不仅仅是关涉到劳动市场均衡如何实现的微观问题，它更与资本主义宏观经济波动存在着紧密的内在关联；以何种尺度从新价值中分割出一部分作为劳动力价值，会对资本主义经济中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并进而为资本主义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路径提供基本规定性。因此，工资运动不仅是一个微观的、局部的经济现象，更是一个宏观的、整体性经济现象。第五，关于工资水平的长期运动趋势，无论是从劳动者供给偏好的变化出发，还是从资本对劳动需求偏好的变化——源于生产函数因技术进步而发生的改变——出发，都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动态历史过程中，在生产力进步和生产组织方式变革的背景下，才能真正洞悉工资运动的长期历史趋势。
    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工资的本质
    资本主义经济首先表现为庞大的商品生产与交换。但与简单商品经济相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仅实现了规模的扩展，而且还根本改变了简单商品经济的运动规律。在从简单商品经济阶段脱胎的过程中，劳动市场的普遍出现——自由的雇佣劳动力成为商品，无疑是最为基本的条件。就此而言，工资不是一般性商品交换过程中的经济现象，而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特有的经济现象。因此，工资的决定过程必定具有不同于一般商品价格决定的特殊规定性。
    从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中的分析开始，古典经济学关于工资的解释，一直关注于隐藏在现实工资表象背后的自然趋势，即“劳动的自然价格”。按照古典经济学的逻辑，劳动的自然价格并非仅仅是一个关于劳动市场价格上下波动的事后的、统计性的结果；相反，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为工资变动的自然趋势提供了某种解说，这种自然趋势进而成为统摄现实工资波动的基本中心。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古典经济学的重要贡献，即透过劳动市场交换过程的表象，而进入到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探询工资的本质及运动。显然，本质—现象这种二分法的分析逻辑，是古典经济学最重要的方法论特征，这种逻辑使得经济学的分析从交换过程进入到生产过程，随之而来的是构成古典经济学基础的劳动价值论的确立。
    然而，当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逐渐展开其影响时，无论是杰文斯、门格尔，还是瓦尔拉，都清楚地知晓所谓新学说对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颠覆性影响。在此以后，边际分析原理被马歇尔成功地运用到了供给与需求行为的分析中，成为解剖两类基本经济行为的标准工具。这种转变，使得古典经济学关于“自然趋势”的本质性分析——立足于劳动价值论——变得完全多余，价格的运动仅仅通过市场交换行为的分析就可以得到充分的说明；而且，价格波动的中心——均衡价格，也完全取决于供求双方交换行为的特定模式，即所谓的供给曲线（函数）和需求曲线（函数）的形状和位置。工资也不例外，劳动者的劳动供给曲线和企业的劳动需求曲线，确定了相应的均衡工资水平，并规定了现实工资运动的趋向。换言之，仅仅考察劳动市场上的交换行为，仅仅考察交换双方的行为模式，就可以充分说明现实工资运动的过程及其趋向，工资的决定仅仅是劳动市场交换过程中的经济现象。和古典经济学相比，边际革命以后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基本上放弃了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劳动价值论成为过时的理论包袱；由此产生的一个重要后果是，这些主流学说丧失了古典经济学的历史观，商品交换活动成为一般的、抽象的普遍经济活动，供求行为模式也成为关于人类行为的一般性规律。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分析传统，强调生产的首位性，从而使得其理论分析具有明显的历史主义色彩。如果仅仅关注于市场交换过程，那么我们根本无法甄别前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行为和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行为的差别。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以前，商品交换活动已经长久地存在于人类的交往活动中，但在如此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凭借商品交换来实现的价值增值，却一直局限于相当狭小的范围里。当历史的脚步走到18世纪时，科学与技术的革命性突破为近代工业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提供了条件。经由血腥暴力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以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在西欧建立其统治地位；也恰恰是在此以后，价值增值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普遍而持久的特征。这种关联促使我们进入到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通过考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特殊性来寻找价值增值的源泉。①和简单商品经济不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生产中采取了资本雇佣活劳动的特殊组织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资本购买了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即活劳动的使用权，而这种劳动能力在生产过程中的使用，正是一个社会新价值得以创造的过程。显然，如果在购买活劳动使用权所费成本与活劳动创造的新价值之间存在一个差额，那么价值增值过程也就得以实现了。与简单商品经济相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依赖特有的生产方式来实现的价值增值过程，不仅仅意味着这种价值增值现在以会计簿账的方式显现出来②；更重要的是，剥夺劳动力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使得这种价值增值以剩余价值——利润是其更现实的表现形式——的形式在资本所有者那里积累与集中起来，这就为扩大再生产的不断展开以及随之而来的剩余价值生产的扩大提供了物质基础；在这一基础上，科学技术进步最终演变成产业革命，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的基本微观模式，价值增值和资本再积累也相应步入了高速增长的快车道。③
    如果认同上述理论阐释的说服力，那么关于工资本质的合理结论，当然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结论：资本主义的工资在表象上是劳动的价格，但实质上却不过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将工资的本质归结为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构成了从劳动价值论过渡为剩余价值论的重要中介条件；正是依据这一基本条件，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最重要特征——增值与积累，才能得到合理的解说，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因此获得了区别于早期简单商品经济的历史特征。
    将工资本质归结为劳动力价值或价格，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实现了两个重要的理论突破：第一，在分析的深度上，超越了劳动市场交易对象——劳动——的表象，明确揭示了劳动能力才是劳资双方市场交易的真实对象；第二，在分析的广度上，超越了劳动市场上的交易行为，从更为广阔的社会再生产的角度揭示劳动力价值的决定过程。
    第一，劳动市场上劳资双方的交易行为，在现象上表现为资本家以货币与雇佣劳动者的劳动相互交换；对于雇佣劳动者，他们出售的是劳动；对于资本家而言，他们购买的也只是劳动。对于坚持劳动价值论的经济学说而言，如果停留在这一表象上，将劳动视为交易对象的话，那么价值增值过程就无从谈起。根据劳动价值论，价值的形成唯一地来源于劳动，同时，坚持劳动价值论的经济学家又无一例外地坚持等价交换的基本原则；这样，劳动市场的交换意味着一定量的货币购买到了等值劳动，这个劳动在生产中又会创造出等值商品。根据这一逻辑推理过程，一个自然的结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不会形成价值增值，这显然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格格不入。理论结论与现实的冲突，使得经济学家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对经济理论本身作出调整：一些经济学家执著于劳动市场上货币与劳动平等交换的表象，这意味着，他们只能放弃劳动价值论，而重新选择生产要素价值论来为价值增值确定可能的源泉；确切地说，货币与劳动之间维持等价交换关系，价值增值过程和劳动无关，而是源于以生产工具为实物载体的资本本身在生产过程中的运转和使用。和上述经济学家的选择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超越了劳动市场交易对象的表象——劳动，揭示出劳资双方交易的真实对象为劳动能力。在经济关系上，这种劳动能力的买卖表现为劳动使用权交易：雇佣劳动者让渡劳动使用权以便获得货币收入，而资本家支付货币以便获得这种劳动使用权。显然，劳动使用权的买卖与劳动创造价值的过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过程，尽管这两个过程在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前后相连。在劳动使用权交易过程中，劳资双方遵循等价交换原则，等值货币与等值的劳动力相交换；而在随后的生产过程中，这个劳动力的使用能够生产出大于其自身价值的商品，从而实现价值增值。这样，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逻辑推理过程中，选择劳动价值论作为前提假设，完全可以得出价值增值的理论结论，理论与现实的冲突因此被消解掉。
    第二，从现象上讲，作为一种交易活动，工资的决定过程仅仅关乎劳资双方的讨价还价能力，以及特定的市场结构对这种能力发挥的制约。当经济学分析囿于这一现象层面时，那么决定劳动市场交换行为的根本因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被自然而然地放逐了，而这恰恰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要特征。我们看到，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中，劳动的供求双方没有任何历史性、制度性特征，他们仅仅是超越了特定生产方式的抽象的理性经济人。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进展”——人力资本理论——的合理推论，理性经济人在劳动市场上进行替代抉择，通过比较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回报率，来决定劳动需求者或劳动供给者的身份选择。显然，在他们的分析框架中，劳动市场的供求双方和一般商品市场的供求双方完全相同，不仅地位完全平等，而且还在不断互换身份。从抽象的理性经济人的角度解构劳动市场，则劳动市场的交换行为最终被简化还原为两个基本的函数：劳动供给者的偏好函数——在闲暇与劳动收入之间进行替代抉择的函数，和劳动需求者的生产函数——代表给定的生产技术组合。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视野中，完成了上述简化还原工作以后，关于劳动市场交换行为的经济学分析就回溯到了最初的起点，劳动供给者的偏好函数和劳动需求者的生产函数，作为既定的外生变量而成为经济学分析的前提条件。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市场交换行为表象的超越。按照马克思的分析逻辑，关于劳动市场交换行为的本质理解，只能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分析基础上，交换行为的特殊性在根本上取决于与之相对应的生产活动的特殊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定性是资本雇佣劳动，这意味着：第一，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不是在人际间均匀分配的，而是集中在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雇佣劳动者是没有生产资料的自由人，仅仅拥有劳动力的所有权；第三，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拥有和行使，使得资产阶级获得了社会生产活动的主导控制权，而雇佣工人则处于被动从属地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规定性，使得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过程不同于简单商品经济的生产过程。从现象上看，资本主义生产和简单商品生产都是劳动和生产资料结合创造出新商品的过程；但在价值分析的本质层面上，前者则具有重要的特殊性，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过程不仅是价值形成过程，同时更是价值不断实现增值的过程。其一，资本的主导控制权要求活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新价值必须大于劳动力本身的价值，剩余价值必须要生产出来；其二，活劳动的被动从属地位意味着必须不断地再生产出合适的活劳动力，劳动力价值必须因此作出相应调整和实现，以便满足在技术进步的动态过程中资本不断获取剩余价值的要求。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生产过程中内在矛盾的不断展开，使得劳动市场上劳动力价值和工资的决定过程具有重要的特征：首先，劳动力价值不同于一般商品价值，它体现的是资本和雇佣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相对地位，以及由此决定的新价值分割关系，因此，只有在工资（劳动力价值的现实形式）和利润（剩余价值的现实形式）的矛盾运动中才能洞悉工资运动的本质规律。其次，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为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提供了可能，并进而在劳动市场上造就出内生性的劳动供给过剩，劳动供给过剩的不可逆过程，对工资运动的方向和路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再次，工资与利润的对立运动，随着资本积累过程在规模和形式上的变化，最终外化为资本主义宏观经济运动中积累与消费间对抗性矛盾的不断深化，这种体现为市场交换受阻的整体性矛盾，以及通过危机或萧条的方式对这一矛盾的强制性解决，都对工资运动的方向和路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最后，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生产力的发展引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与活劳动的结合形式——的不断变化，这种演进与变迁为工资的相对运动提供了乐观的前景。
    二、工资相对于利润的矛盾运动
    在《国富论》中，斯密肯定了劳动价值论在“初期蒙昧社会”的适用性，但他同时认为，当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权产生以后，当“进步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来以后，劳动产品就不仅仅归属于劳动者本人，而必须与资本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共同分享。当劳动产品在工人、资本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三个阶层之间分配后，斯密进一步认为，价值的决定过程因此同时发生改变，现在，“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入和一切可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④。斯密的这种论证转换，意味着价值决定过程与价值分配过程的同一性，这被马克思称之为“斯密教条”而予以批判。但在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斯密教条”则成为重要的遗产被后来的学者继承下来。萨伊是斯密学说的重要布道者，在他那里，“斯密教条”演变成了“三位一体公式”。边际革命以后，“三位一体公式”在J.B.克拉克的努力下被精致化为边际生产力理论，并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要素分配论的核心内容。简而言之，要素分配论认为，“第一，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配决定于各生产要素在联合生产中基于生产的技术条件而对产出的实际贡献，因而，收入分配是一个与制度结构或制度安排无关的价格决定过程。第二，各要素在分配过程中取得的收入总和恒等于各要素在生产中对总产出的实际贡献的总和”⑤。按照这种分析框架，工资的运动首先是由特定的生产技术条件决定的，这种生产技术条件规定了劳动的边际产品，并因此决定了厂商愿意支付的工资序列。接下来，通过引入劳动者的心理规律，分析劳动者在闲暇和收入间的抉择，劳动者愿意接受的工资序列也得以确定。这样，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市场上工资与就业量决定的标准模型就建立起来了。在工资的决定过程中，工资的变动仅仅取决于生产技术条件和心理规律，这两者对于经济分析而言又恰恰是外生给定的参数。总结来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工资范畴——实际工资——具有绝对的、确定的意义，工资的决定过程与利润的决定过程相互独立，工资的变动轨迹与利润的运动轨迹也不存在任何内在关联性。
    与这种绝对主义研究进路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遵循辩证法这一方法论原则：这意味着，任何一个范畴都没有绝对的、确定的意义，其意义必须依赖于其所归属的矛盾共生体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价值是经济主体之间关系的体现。但和一般商品相比，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体现了一种特别的、甚至更为重要的经济关系。一般商品的价值，在形式上表现为不同商品间的交换比例，在本质上是不同商品生产者之间比较劳动、交换劳动关系的反映。但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体现的却不是该商品生产者之间比较劳动、交换劳动的关系，因为劳动力的再生产是人体力脑力的恢复，它从来不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再生产出来的，将劳动力再生产归结为必需消费品的再生产，将劳动力价值归结为工资品价值，不仅是武断的，而且也是令人误入歧途的简化方案。按照马克思的方法论要求，劳动力价值确实同样是某种经济关系的体现，但却不是工资品生产者之间劳动比较和交换关系的体现，而是资本和雇佣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相对地位以及由此决定的新价值分割关系的体现；进而言之，只有在劳动力价值与剩余价值的相对运动和相对关系中，只有在利润与工资的相对运动和相对关系中，劳动力价值与工资的运动规律才能得到理解。
    无疑，这种矛盾分析方法的应用，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是相互衔接的。依据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的新价值分割为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在现实的经济运动中分别采取了工资和利润的形式。当雇佣工人所创造的新价值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分割为工资和利润两部分时，它们之间就成为两个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的范畴。因此，在马克思经济学体系中，工资本身不具有绝对的、确定的意义；它只有在和利润所构成的矛盾统一体中，换言之，只有在对照利润运动的同时考察工资运动，工资才是一个具有理论分析价值的范畴。
    工资与利润之间的对立运动，不过是资本和雇佣劳动间对立关系在分配领域的直接表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处于主导的、统治的地位，雇佣劳动处于从属的、被统治的地位，这导致在工资与利润的对立运动中，工资运动本身要服从于利润运动；事实上，工资增长率所呈现出的变动轨迹，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利润率变动轨迹的间接结果，工资增长的必要前提是不能损害一般利润率水平的稳定与增长。如果经济环境出现了变化，导致利润率的增长发生困难，那么削减工资通常是直接的后果。关于工资与利润在微观领域的对立关系，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布伦纳的结论非常具有代表性。布伦纳指出，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整个西方发达经济体都经历了一场持续性的增长停滞阶段，“当利润率显著下降时，制造商的第一反应异乎寻常地一致，即通过削减直接和间接劳动成本来弥补利润。对于这一举动，各国政府也采取了各种措施予以支持。这样，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中的雇主们就成功地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旨在打击工会组织并降低工人生活标准的战役。结果是，实际工资和社会支出的增长都以惊人的速度在萎缩，在70年代，直接和间接劳动成本增长对利润的压力就已经被大大消解了”⑥。以美国为例，在1973年以后的大约20年间，实际工资的增长几乎陷入停滞状态，还不到0.5%。和美国相比，日本和欧盟的工人必定更有切肤之痛。和20世纪60年代高达5%以上的增长率相比，这些国家的实际工资增长在70年代后经历了持续而剧烈的下降，其降幅甚至超过了400%，在90年代更是降至1%以下。⑦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中，工资与利润的对立运动，是理解资本主义经济整体过程的基本分析单元，而资本与资本的运动以及劳动与劳动的运动，在逻辑上则是派生的结果。有关工资与利润间对立运动的分析，是对资本主义直接生产过程的解构，由此自然生成了一种剥削理论：资本无偿地占用了活劳动创造的一部分新价值，对剩余价值的占有意味着资本对活劳动实现了剥削。意识形态色彩浓重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许会因此而心满意足，现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削性已经表露无遗，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因此是完全正当合理的，因为他们不过是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如果我们硬要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打上人道主义的标签，那么这种革命诉求似乎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真的仅仅是一种基于人道主义的理论学说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马克思在辞世时应该不会有太多的遗憾，《资本论》第一卷已经系统清楚地阐明了直接生产过程中资本与劳动、利润与工资的对立运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削性质已经得到清楚的展现。但事实上，恰恰是在《资本论》第一卷以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才真正开始生长起来，《资本论》第一卷中关于资本主义直接生产过程的解析，实际上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开端和基础，而根本不是它的全部。关于资本与劳动、利润与工资间对立运动的分析，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在此之上，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解析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整体性基本矛盾的重要线索和研究进路。正是基于对这些整体性基本矛盾的揭示，我们才能够洞悉近现代经济发展过程的真相：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中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适应于不断发展的社会生产力，不断做出各种各样的调整和变革，并因此造就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多样化变迁与发展。
    三、内生性失业对工资运动的压力
    在主流西方经济学的分析中，劳动市场局部均衡的实现，是整个市场经济体系赖以建立的重要基础：在自由竞争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下，劳动市场上供求力量的互相作用，会自然形成一种均衡，即在均衡工资水平上，整个社会实现充分就业状态；与这种充分就业水平的劳动投入量相对应，整个社会在既定的生产技术组合下形成了充分就业的产出量，而且这个产出量正好不多不少地在各生产要素所有者那里实现完全的分配。根据这种供求理论，当劳动市场出现失业问题时，必定意味着此时的实际工资水平高于均衡水平，高失业总是对应着高工资。在凯恩斯以前，失业问题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短期现象，市场竞争机制会自发地解决失业问题。这种论证逻辑，实际上隐含着瓦尔拉斯所乞灵的“拍卖人”，通过“拍卖人”的不断喊价，工资水平以波动的方式不断逼近均衡，其对均衡位置的偏离也仅仅是短期现象。自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发表以后，希克斯、汉森、萨缪尔森等西方经济学家对《通论》的解释成为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成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正统。在这些学者的分析中，大规模失业现象可能成为困扰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的长期性问题，而这一长期问题的产生原因，则被归结为三个主要方面：第一，劳动市场中竞争机制缺失所导致的货币工资刚性；第二，流动偏好陷阱导致的利率对货币供给量变动的不敏感；第三，其他因素导致的投资缺乏利率弹性。⑧重要的一点是，无论是基于哪种原因，长期性失业都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无关。而在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分析中，效率工资理论的出现，使得高于均衡水平的工资及其本身所具有的黏性特征，成为一种基于生产效率提高所采用的制度安排，是厂商应对信息不完全条件的最优反应。这样，失业现象——对应的是过高的工资水平，就不再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相反，它倒是现代市场经济得以实现经济效率的必要条件。⑨不难看出，在主流西方经济学的分析中，工资在逻辑上先于就业量，而这又当然符合于众所周知的价格调整机制的一般逻辑。
    与这种逻辑不同，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关于工资与就业量的变动，都是放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动态过程中予以分析的，因此，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短期分析结论不同，工资与就业量之间呈现出更为复杂的互动关系。
    正如我们在上一节所表明的，马克思关于直接生产过程的分析——资本与劳动、利润与工资的对立运动——是整个政治经济学大厦的微观基础，由此，马克思力图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整体性矛盾的展开与演化。在从微观基础构建宏观理论大厦的过程中，通过引入技术进步这一关键因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因此具有鲜明的长期动态特征。技术进步代表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在资本积累过程中，技术进步过程又具有了特别重要的社会形式，即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一般趋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一般趋势，意味着技术进步呈现出明显的替代活劳动的特征，这一重要特征对就业量施加了持久而显著的向下压力，大规模失业现象成为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固有常态。这种内生性的劳动力供给过剩，是利润与工资对立运动过程中资本理性反应的最优结果；在社会再生产的动态过程中，这种制度性失业又反过来强化了资本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主导统治地位，并因此有助于抑制工资水平的增长脚步。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资本积累过程的不断展开。在资本积累过程中，更为先进的新式生产手段被不断创造出来，新机器、新原料、新技术，以及新式生产方法成为资本积累的伴生物。就此而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比以往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更能促进科学技术前进的步伐。然而，资本积累之所以不断采取了技术进步的外化方式，并不是因为它要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取超额利润的根本目的，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技术进步必定以劳动力被排挤和替代为代价，这一过程具有明显的替代活劳动的长期倾向。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以这种特殊社会形式出现的技术进步，被称之为资本有机构成——反映资本技术构成变动的资本价值构成——提高的一般趋势。
    在资本积累的现实过程中，技术进步同时也会导致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省和不变资本价值的贬值，前者延缓了资本技术构成提高的速度，而后者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资本价值构成提高的趋势。以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夫人的观点为代表，一些学者从上述两个方面对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一般趋势提出了质疑。在他们看来，技术革新不一定都具有替代活劳动的特征，技术进步可以是劳动节约型，也可以是资本节约型，或者二者兼而有之。⑩确实，就短期分析而言，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之间的相对稀缺性和相对价格的变动所导致的相机抉择，意味着技术进步的方向不一定是绝对的单向度；但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得更为长远，就不难发现，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不仅意味着生产力的进步，而且也是资本生长扩张的最优现实选择。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积累之所以不断吸纳技术进步，其根本动机在于获得超额利润。正如马克思正确指出的，“关于机器也可以说，它节约劳动；不过……节约必要劳动和创造剩余劳动才是特征。较高的劳动生产率表现在：资本只需购买较少的必要劳动，就能创造出同一价值和更多量的使用价值”(11)。为了分享这种超额回报，此类节约劳动型的技术革新必定会被其他企业效仿，从而导致该技术革新向外扩展。不仅如此，一旦技术进步采取了节约劳动的方式，一旦新式机器设备在生产中大规模使用，则在折旧年限内，这些固定成本无法退出生产过程，即便出现了有利于使用劳动力的条件，企业也难以改变已有的生产模式转而大规模使用劳动力。因此，节约劳动型的技术革新具有时间上的不可逆性。
    另外，与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不同，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是有生命、有意识的人。在工业社会，资本为了强化对生产过程的控制，总是力图使雇佣劳动变成一种常规的、机械的活动，总是力图把雇佣劳动降低为无生命、无个性的资本附属物；一旦某种技术提供了使用无意识的机器以代替有意识的劳动者的可能，资本就会毫不犹豫地实现这种可能。甚至可以说，机械化的趋势是资本主义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方法，它产生于对劳动过程和人类生产活动的资本主义控制。(12)马克思也曾明确指出：“机器成了镇压工人反抗资本专制的周期性暴动和罢工等等的最强有力的武器。……可以写出整整一部历史，说明1830年以来的许多发明，都只是作为资本对付工人暴动的武器而出现的。”(13)
    技术进步引起资本技术构成显著提高，这一趋势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历史进程中清楚地展现出来。图1中曲线的走势，描绘了自19世纪后半期以来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中资本技术构成的提高趋势。不难看出，以1870年资本技术构成指标为基准，美国、英国和法国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以后，资本技术构成水平较之基准年分别增长了400%强、200%强和500%强；具有后发优势的德国，相比而言其增长幅度更加显著，其1984年的资本技术构成水平较之1870年增长了1100%；至于当今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其1984年的资本技术构成水平较之1913年的基准，则更是迅猛增加了2300%。
    
    图1发达资本主义经济资本技术构成的长期趋势
    资料来源：高峰，《资本积累理论与现代资本主义》，第127页表18，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
    在资本技术构成提高趋势的带动下，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资本价值构成也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长期趋势意味着，可变资本的增长不仅滞后于不变资本的增长，而且也滞后于总资本的增长。“这一事实，在另一方面却相反地表现为，好像工人人口的绝对增长总是比可变资本即工人人口的就业手段增长得快。事实是，资本主义积累不断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规模成比例地生产出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过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14)。可变资本增长的相对缓慢，使得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失业人口不断扩大，失业率也远远高于各国官方认可的自然失业率水平。以美国为例，19世纪末以来的统计资料清楚地显示出，官方统计的失业人口数量和失业率均呈现出稳步增长的态势。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下述失业数据来源于美国官方的失业统计，因此并未包括非自愿的半失业状况和失业工人。考虑到后两类失业状况，美国实际的失业规模会更大。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谢尔曼的重新计算，实际失业规模大约比官方统计数字多50%～100%；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杜博夫的计算结果表明，从1967年到1976年，官方失业率至少少算了1.3%～2.4%，比实际失业率低了三分之一还多。(15)
    
    图2美国按十年平均计算的失业量和失业率
    资料来源：高峰，《资本积累理论与现代资本主义》，第195页表30，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
    内生性的劳动力供给过剩，意味着庞大失业人口的存在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在劳动市场上进行契约交易的双方，因此存在显著的地位差别，劳动的需求方高高在上、宛如在慷慨布施，而劳动的供给方则战战兢兢、唯恐丢掉活命的饭碗。可以说，在工资运动过程中，资本主义内生性的非均衡劳动供求关系，是工资增长的最强大阻碍因素。正如马克思准确概括的那样，“大体说来，工资的一般变动仅仅由同工业周期各个时期的更替相适应的产业后备军的膨胀和收缩来调节。因此，决定工资的一般变动的，不是工人人口绝对数量的变动，而是工人阶级分为现役军和后备军的比例的变动，是过剩人口相对量的增减，是过剩人口时而被吸收、时而又被游离的程度”(16)。“产业后备军在停滞和中等繁荣时期加压力于现役劳动军，在生产过剩和亢进时期又抑制现役劳动军的要求。所以，相对过剩人口是劳动供求规律借以运动的背景。它把这个规律的作用范围限制在绝对符合资本的剥削欲和统治欲的界限之内。……因此，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的机构已安排好，不让资本的绝对增长伴有劳动总需求的相应增加。……劳动供求规律在这个基础上的运动成全了资本的专制”(17)。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运动中，失业率变动对工资增长率的影响表现得非常明显：在衰退萧条期，内生性的失业加剧对工资增长施加了强大的阻力；而在上升繁荣期，失业问题有所缓和，工资增长率也因此获得了更大的上升空间。在1950-1973年间，美国、德国、日本的经济大体上处于上升、繁荣期，其私人部门的失业率分别为4.2%、2.3%和1.6%，其实际工资增长率相应地分别为2.7%、5.7%和6.3%；但在其后的20年间，即1973-1993年间，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加剧了失业状况，其私人部门的失业率分别上升到6.7%、5.7%和2.1%，相应的实际工资增长率也下降到0.2%、1.9%和2.7%。(18)
    在资本与劳动的矛盾运动中，庞大的产业后备军的存在，对雇佣劳动者的消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与此相对应，尽管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实际工资水平呈不断增长的态势，但工资相对于利润——劳动力价值在新价值中的相对份额——却呈现出不断下降的态势，这种下降趋势表现为剩余价值率的不断提高。剩余价值率不断提高的趋势，也可以通过资本主义经济一般利润率的变动趋势得到间接验证。马克思给出的一般利润率公式p'm/(c+ν)，可以变形为p'm'/(1+c/ν)'，不难看出，在资本有机构成c/ν呈不断提高的趋势时，一般利润率的稳定必定要求剩余价值率m'的相应提高。1929年大萧条以后，美国经济的相关统计数据，验证了我们的上述结论：即资本有机构成趋于提高，一般利润率保持大体稳定，而剩余价值率则呈现出不断上升的态势，工资相对于利润在新价值中的份额不断下降。
    
    图31929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剩余价值率与利润率变动趋势的相关性
    资料来源：高峰，《资本积累理论与现代资本主义》，330～331页表64，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