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当代性诠释的哲学视角

内容提要：作为马克思发动哲学革命之理论基点的“感性活动”理论，同时也是解读《资本论》的理论基点；《资本论》就是马克思“感性活动”的辩证法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历史展开，是哲学批判与经济批判的内在结合。立足于《资本论》内在蕴含的哲学批判维度，深度呈现其“历史哲学”蕴义，我们将不仅消弭马克思早期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后期经济学批判之间的所谓断裂，澄清马克思的哲学批判与经济批判之间的内在关联，而且也将不再纠缠于《资本论》中的个别理论论断之有效性的无谓争论，从而深度呈现其作为历史哲学文本的批判立场及其当代意义。
    关键词：哲学视角 经济视角 感性活动 历史哲学
    作者简介：卜祥记，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上海 200433）
    马克思的《资本论》既是一部伟大的经济学著作，更是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抛却实证主义化的经济学解读视角，立足于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哲学视野，我们会发现作为《资本论》不过是发端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哲学革命路向的贯彻与历史推进。在此理论视角中，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当代性意义才真正得以彰显。
    一、对《资本论》的当代性诠释本质地要求一种全新的哲学视角
    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给予当代性诠释，深度呈现其本质理论视域及其当代意义，已经成为当今学术界高度关注的理论课题，并展现出哲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等不同的理论诠释视角。我认为：在这些众多的视角中，哲学的视角乃是最基本的，也是最根本的理论诠释视角。
    第一，如果说我们可以相对地把马克思的思想心路历程划分为前期的意识形态批判和后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话，那么，这两个阶段之间不仅根本不存在思想上的断裂，而且正是前期的意识形态批判导引出后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构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基点。后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过是前期意识形态批判之在“历史哲学”维度上的展开。因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作为这一批判之成果的《资本论》不过是作为历史哲学的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场”。
    第二，马克思《资本论》始终贯穿着一条本质性的理论批判维度，《资本论》的副标题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而这种批判本质上乃是哲学高度的批判。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它实际上包含着两个不同层面的批判：
    其一，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作为政治经济学直接理论立场的批判，这一批判直接针对着资产阶级的国民经济学，其直接的积极理论成果是“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然而，其直接理论前提乃是国民经济学已经预设了的“资本的逻辑”，是以“异化劳动”为前提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不过是一个比“国民经济学家”更为高明一些的“实证主义经济学家”，是对已经成立的现代经济运动规律的理论论证，是对以“资本逻辑”为根基的现代经济结构的理论重构，是现代性的维护者；如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批判”性质本质地被弱化了。像一些指责《资本论》过时的学者们所说的那样，是一种对资本罪恶的浪漫主义的伦理批判和道德愤懑，并幻想着一种扬弃资本主义的乌托邦式的理想。
    其二，作为一种内在批判立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质上乃是去追问国民经济学家作为当然理论前提的私有财产关系的起源，去探讨资本的来历、本质和秘密。这样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才转换为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使得《资本论》展现出深刻的历史哲学维度。在这一维度上，作为“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之理论前提的“资本原则”不再是最后的和最高的根据，而是恰恰需要给予说明的东西；是“劳动价值论”决非脱离具体社会形态而具有普世意义的“劳动价值论”，是以“资本原则”为历史前提的、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的特定劳动，即“异化劳动”的“价值论”；在这一维度上，马克思决不是像历史上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去咒骂资本的罪恶，而是要揭穿“资本原则”的形而上学本质和“资本文明”在根基上的虚无主义本质，呈现真正人类生活的感性生存根基。
    这种围绕资本的本质来历而展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其本质上乃是“哲学批判”，或者说是“哲学高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作为“哲学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因此，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给予当代性诠释，深度呈现马克思《资本论》的批判性理论视域及其当代意义，就必须仅仅抓住这一本质上作为“哲学批判”的批判视角。
    这样一来，我们就必须回答两个问题：第一，马克思前期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后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有怎样的本质关联，即马克思前期的意识形态批判为后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提供了怎样的哲学基点，并引导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这一哲学基点在《资本论》中是如何贯彻的，这种贯彻如何使得《资本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从而成为马克思历史哲学的“理论场”，成为一部伟大的历史哲学巨著。
    二、“感性活动”：《资本论》的哲学基点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作为这一批判最高成果的《资本论》的哲学基点是作为马克思哲学革命本质理论境域的“感性活动”原则，它最初萌发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第一次明确表达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凝结为作为人类历史前提的“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
    1.“感性活动”的哲学奠基。“感性活动”原则最初萌发于《手稿》中“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其重要性在于：它直接衔接着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积极成果——“感性对象性原则”，同时又本质地包含着对费尔巴哈哲学的内在超越——把能动的创造原则注入“感性对象性”，从而通过“感性活动”重新规定了辩证法的存在论根基。
    费尔巴哈宗教批判的真正意义乃是对作为神学最后理性支柱的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这一批判的积极成果乃是“感性对象性”原则，它直接确立了对象、客体之为“感性对象性”存在的唯物主义根据，把人类感觉的类存在和类性质以及与人类感觉的类性质相应的整个感性自然界当作实体，从而取消了一切脱离人的感性存在的纯粹的“物质实体”。这是唯物主义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突破①。但是，正像马克思后来所指出的那样，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依然属于“旧唯物主义”，即“直观的唯物主义”，因为他“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②。
    当马克思洞悉到黑格尔哲学的主要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的时候，他已经在辩证法的存在论根基上说出了费尔巴哈所不理解的东西。它意味着：当费尔巴哈仅仅把“感性对象性”设定为感觉和直观的时候，马克思却把“感性对象性”上升到“对象性活动”的高度。因而，当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性”把人类感性实体化，把类直观实体化，因而人作为类直观的主体依然是纯思之主体的时候，马克思却“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当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性”“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的时候，马克思却把通过工业而形成的自然界看作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③。在这里，马克思借助于黑格尔确立了费尔巴哈还完全不了解的人类历史维度得以打开的存在论根据——“对象性活动”。
    但是，马克思同时指出：在黑格尔那里，他的“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为历史的运动所找到的不过是一种“抽象的、逻辑的和思辨的表达”，因为“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④。因此，黑格尔的否定性的辩证法既包含着伟大的历史主义的批判原则，又隐藏着一种“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⑤。
    由此，确立全新哲学之存在论根基、实现哲学革命的全部根据就在于：为“感性对象性”注入“对象性活动”的能动的创造原则，并把“对象性活动”理解为“感性活动”。正是“感性活动”的发现，使得马克思挽救了黑格尔哲学的伟大成果，并潜在地但也是决定性地超越了费尔巴哈的哲学境域。人类历史的真正历史维度以及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全部创制即将由此展开；同时，也正是“感性活动”，为我们提供了科学解读《44手稿》中最初开展的经济批判的哲学高度和哲学基点。
    2.“感性活动”境域中“劳动”本质的呈现。马克思的经济批判最早开始于《44手稿》中的“异化劳动”学说。马克思“异化劳动”学说的深刻之处并不在于对异化的“经济事实”的直接陈述，而是本质地表现为对“劳动”的本质、人的类本质(即社会性本质)的彰显和对社会关系之开启根据的追问；其中，对“劳动”本质的呈现是最根本的基础性贡献。正是通过对“经济事实”的现象学还原所呈现出的“劳动”的本质，即感性的对象化的活动⑥才构成了人之不同于它物的“生命活动的性质”，构成人的“类生活”与“类特性”的内在根据⑦。在一定意义上，《44手稿》中关于“劳动”与“异化劳动”关系的历史分析，可以看作是《资本论》中“劳动二重性”学说的雏形。
    在这里，马克思作为人的“类生活”与“类特性”之本质根据上的创新，已经凸现出其经济批判之超越费尔巴哈的理论高度。这一高度，直接地说来，是作为“异化劳动”之“现象实情”的“劳动”的高度；间接地但却本质地是作为“对黑格尔的辩证法与整个哲学的批判”之积极成果的“感性活动”的高度。如果可以说“对黑格尔的辩证法与整个哲学的批判”是烛照整个《44手稿》，因而也是烛照“异化劳动”理论的本质光源，那么，作为“对黑格尔的辩证法与整个哲学的批判”积极成果的“感性活动”，则是我们本质地洞悉“异化劳动”学说之精髓所在的前提。
    当一些人错误地以为“劳动”或“自由自觉的活动”之作为人的本质乃是对人的本质的抽象设定，马克思因而依然整个地停留于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理论境域时，造成这种误解的本质根源乃是由于它完全错失了作为《44手稿》核心部分的“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错失了作为这一哲学批判最重要成果的、同时也构成马克思新世界观存在论根基的“感性活动”；一旦把“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引入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学说，我们就会看到：作为人的“类生活”与“类特性”之根据的“劳动”，不过是以具有经济学色彩的语言形式，表达了哲学意义上的“感性活动”境域——“当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这种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而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⑧也就是说：所谓“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不过是作为“现实的个人”的“劳动者”，而所谓“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不过就是“劳动的实现”或“物化为对象的劳动”，即作为主体性本质力量之对象化的“劳动的产品”，而所谓“主体性”的“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即现实个人的“对象性活动”。
    因此，当我们把马克思的哲学批判以及作为这一批判积极成果的“感性活动”作为透视马克思“异化劳动”学说的理论基点，把“对象化的劳动”、“自由自觉的劳动”看作马克思哲学存在论根基的“感性活动”具有经济学色彩之表达的时候，“对象化的劳动”、“自由自觉的劳动”已经根本不再是费尔巴哈式的抽象的人本学设定，而是恰好构成经济批判视野中人类历史的现实根据，并呈现出“异化劳动”学说的全新理论境域。
    3.在作为“感性活动”的“劳动”境域中对《资本论》课题的初步自觉。当马克思基于“感性活动”的本质哲学境域，通过对作为经济事实的“异化劳动”的现象学还原，呈现出劳动的本质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产品就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物化为对象的劳动之后，他接着指出：只是“在被国民经济学作为前提的那种状态下，劳动的这种实现”才“表现为工人的失去现实性，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⑨。然后，他展开了对“异化劳动”之四重规定性的分析，并揭示了四重规定性之间的内在关联，即“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⑩。在这一内在关联中生成的乃是马克思如下两点重要的理论创见：
    第一，劳动创生社会关系。当马克思由“异化劳动”的前三重规定性推导出第四个规定性，即“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同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生产出其他人同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同这些人的关系”(11)的时候，马克思已经间接地说出了一条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创见——劳动创生社会关系。如果说人与人之间的异化的社会关系根源于“异化劳动”，那么它的“现象实情”不过意味着劳动创生社会关系；劳动创生社会关系乃是异化劳动生产出异化的社会关系的本相。
    第二，“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的结果。当国民经济学家把私有财产作为直接的前提，并把异化劳动作为私有财产运动的结果时，马克思却“通过分析，从外化劳动这一概念，即从外化的人、异化劳动、异化的生命、异化的人这一概念得出私有财产这一概念”。正如马克思明确指出的那样：“诚然，我们从国民经济学得到作为私有财产运动之结果的外化劳动(外化的生命)这一概念。但是对这一概念的分析表明，与其说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还不如说它是外化劳动的结果，正像神原先不是人类理性迷误的原因，而是人类理性迷误的结果一样。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12)
    正是基于这一基本判断，马克思写下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论断：“正如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的、外化的劳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一样，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而且我们将发现其中每一个范畴，例如商业，竞争，资本，货币，不过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13)
    我们认为：马克思的这一论断正是他后来为之付出毕生精力，并以《资本论》为主要理论结晶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的最初表达；或者说，后来漫长的《资本论》研究工作，作为其最早的理论诉求即可以追溯到这一论断。《资本论》就是以“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为基本因素和基本前提，展示了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都不过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并通过这样的理论展开表达了这些特定表现所表达的“经济事实”——在“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前提下，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现实运转机制。
    当然，在《手稿》时期，马克思还只是敏锐地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同时也清醒地意识到解决这个问题是需要理论前提的。正如他指出那样：“但是在考察这些范畴的形成以前，我们还打算解决两个任务：(1)从私有财产同真正人的和社会的财产的关系来说明作为异化劳动的结果的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2)我们已经承认劳动的异化，外化这个事实，并对这一事实进行了分析。现在要问，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14)？
    在这两个任务中，第一个任务，即对“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的说明，就是对“资本原则”本质来历的追问；作为这一追问之结果的东西，即“资本原则”，才构成后来的《资本论》研究由之展开的起点。但是，如果不能解决第二个任务，即如果不能回答作为私有财产关系之根据和原因的“异化劳动”究竟是何以发生的，也就不能真正说明“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这一问题，是伴随着“感性活动”原则的历史性推进，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以解决的。
    4.“感性活动”的历史性推进与“异化劳动”本质来历的追问。马克思对“异化劳动”之本质来历的分析有赖于“感性活动”原则之作为人类历史前提的完整理论建构。在经由《神圣家族》之后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在《44手稿》里已经呈现但马克思还不自觉的与费尔巴哈的哲学界限，即“哲学直观”与“感性活动”的界限，开始直接地凸显出来，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地并空前巩固地以“感性活动”(“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成为人类历史的前提与根据(15)。据此，历史之成为历史的存在论根据就在于：个人把自己与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不在于他们是纯粹的“意识主体”，也不是作为单纯生物个体的生命存在，而是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历史不是一个生物物种的历史，而是“现实个人”的历史；作为“现实个人”的历史，它不是思想史，而首先是生产史。因此，历史运动的本质真相乃是“感性活动”对于社会的生产，即人们不仅在劳动中生产出物质生活资料，而是生产出人与人之间的物质联系方式，即“交往方式”。据此，马克思解答了那困扰已久的“异化劳动”本质来历的历史难题——“分工(自发分工——引者注)包含着所有这些矛盾”(16)。在他看来，“自发分工”是“感性劳动”，即“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发展的必然环节；而“自发分工”直接意味着“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发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17)。因此，“异化劳动”的本质来历乃是“自发分工”以及由于“自发分工”所导致的“感性活动”的分裂。
    由于这一重要的理论发现，作为“外化劳动的物质的、概括的表现”的“私有制”的本质来历也历史地呈现出来：与“自发分工”所导致的感性活动的分裂、异化劳动的生成相适应的，必然是人与人之间异化的分裂的交往方式，即私有制关系，并由此诞生出一部分人使用和支配另一部分人的劳动的权力，诞生出积累起来的劳动对现实活劳动的统治权，即作为社会权力的私有制(18)。进而，马克思详细地展开了分工形式的历史进展——“自然分工”的扩大、“工商业劳动”与“农业劳动”的分工、“农业”和“手工业劳动”的分工、“商业”和“生产”的分离与“机器大工业”所导致的广泛的全面的社会分工——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展开——“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希腊与罗马)、封建的或“等级(资本)”的所有制(日耳曼)、中世纪的“活动资本”的所有制与“现代资本”。
    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决不能把私有财产的权利“归结为纯粹意志的法律幻想”，“仿佛私有制本身仅仅是以个人意志即以对物的任意支配为基础的”(19)，私有财产的社会权力发源于由于分工所导致的“感性活动”的异化，一切政治权力、法的权力不过是对私有财产的社会权力的理性表达(“意识形态”)。但是，在以往的理性科学中，这种理性的表达却充当了社会权力的起源与根据。以“感性活动”，即“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作为人类历史前提的马克思“历史哲学”的草创，才真正洞悉了社会权力之理性出身的神话学本质和理性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幻性，才本质地阐明了“异化劳动”、“私有制”、“社会权力”的感性起源。
    三、“历史哲学”视角中的《资本论》
    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其“历史哲学”的理论巨著。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理论巨著之开启的逻辑必然性，表现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理论推进必然要提出的如下理论追问：在人类的宏大历史进程中，随着“分工”的进一步扩大，私有制的权力表现为“资本”的权力。那么，就已经历史地存在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形态而言，“资本原则”的本质何在，它是如何在现实的“劳动”过程中并伴随现实劳动过程的进展而生成的？它所造成的社会后果及其历史命运何在？对这些重大的历史哲学课题的追问意味着：马克思的《资本论》研究通过把物与物的关系还原为人与人的关系，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描述所揭露的“近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20)，绝非纯粹地发生于实证主义的层面上；马克思所要达成的乃是一个历史哲学的使命，即深入展示作为现代社会经济运动驱动力的“资本逻辑”的本质来历，指证当代“资本文明”奠基于“抽象劳动”之上的虚无主义本质，进一步彰显那在《44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经初步呈现的人类生存或当代社会经济运动的根基，从而科学地论说人类的历史命运。
    1.《哲学的贫困》对“资本原则”本质来历的进一步追问。如果说从《44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历史进展中，马克思对“资本原则”之本质来历的追问还只是初步的，并因而更多地停留于历史的宏大叙事，那么，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则把理论视角聚焦于“资本原则”的现实发生机制。在《哲学的贫困》中，他初步指出：“资本关系”起源于劳动力转变为可用货币购得的商品以及由于这一历史运动所必然导致的货币的资本化，“资本关系”的本质乃是抽象劳动对具体的感性活劳动的统治，是人类感性力量和感性财富的发展以劳动抽象化的方式实现自身。
    在这里出现的“劳动二重性学说”的理论雏形，是对此前“感性活动”与“异化劳动”关系的历史推进——尽管此时马克思对抽象劳动与感性活劳动的分析还是描述性的。因此，当马克思认为蒲鲁东主张通过资本的平等化，即通过把抽象劳动的权力平均分配到每个社会成员身上以消灭资本关系，因而他的“社会主义”不过是幻想一个没有资本家阶级的资本社会的时候，其是马克思对超越资本关系出路重要思考——只有消灭抽象劳动的社会权力，只有劳动的抽象化及其积累不再作为一种脱离个人的一般社会力量继续存在，即消除“自发分工”，扬弃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关系，本真地呈现“感性活动”的历史根基，才能从根本上清除资本关系对人类的统治，再度呈现“自由自觉的劳动”，即“感性活动”。
    2.“资本关系”统治人类生活是一种历史性的社会形态。与《哲学的贫困》的描述性陈述相比，《经济学手稿(1857-1858)》、《〈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重要文献对“资本原则”的本质来历才进入深层次的讨论：马克思实现了对“资本原则”之现实形成与运转机制的具体分析与宏大历史哲学叙事的有机结合。马克思始终是立足于历史哲学的宏大叙事去透析资本原则的当下本质与现实运转机制的。在这里出现的不仅是对资本关系统治人类生活的历史暂时性的指认，更是马克思经济批判的历史哲学性质的本质彰显。
    正像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在人类历史中，既不存在独立的单个的人，也不存在抽象的“生产一般”，作为人类历史前提和人类生存根基的总是现实的从事具体劳动的个人或现实个人的具体劳动；与这种现实个人的感性活动相适应的也只能是现实的社会交往关系和现实个人的历史性存在方式。据此，马克思提出了“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并认为：资本主义的交往关系和生产方式不过是现实的社会交往关系和现实个人的历史性存在方式之一种，是与特定的感性活动——“工业活动”相适应的，或者说是与“感性活动”的分裂以及由于这种分裂所诞生的特殊生产活动，即“工业活动”相适应的特殊的社会交往关系和现实个人的特殊的历史性存在方式。对于这种历史性的社会形态的诞生及其特殊的质的规定性，马克思给予了明确地阐述：古代共同体生产方式的解体，生产者与生产的客观条件(原料、工具和生活资料等)的分离，亦即“感性活动”的分裂，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立自身的历史性前提。只是由于这一解体和分裂，主要由高利贷和商人利润积累起来的货币财富才可能超出一般等价物的功能而转化为资本，从而诞生出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关系，社会交往关系也因此表现出“物化”性质——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个人的生命活动必须转化为交换价值，转化为货币，即只有通过物的形式才能取得和证明自己的社会性存在，社会关系的异化性质突出表现为“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相互独立和漠不关心”与“生产和消费的普遍联系和全面依赖”并存，“资本原则”因而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人类活动的全面性的支配性原则，它的本质乃是价值增值或对剩余价值的无穷追逐。
    因此，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作为历史哲学的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理论命题：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和人类生活的现实基础，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些论断既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把“感性活动”、“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作为人类历史的前提和存在根基的基本观点的重大推进，也是对《经济学手稿(1857-1858)》依据“感性活动理论”对资本关系之本质来历深入研究的理论成果的高度总结。
    由此开始，马克思对“资本原则”之本质来历，尤其是对“资本原则”的现实运转机制的探讨就真正开始了，而作为这一伟大工作的基本成果就是作为历史哲学巨著的马克思的《资本论》。《资本论》第1卷探讨正就是“资本的生产过程”，而马克思对这一过程的分析恰恰就是从私有财产关系下生产商品的劳动，即异化劳动的分析开始的。我们看到：马克思从“商品价值的二重性”直接地过渡到对“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的分析，并且指出：“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指出的。因为这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解上是一个枢纽点，所以这里要更加详细地予以说明。”(21)在对这一前提的说明过程中，马克思一方面指出，作为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劳动，乃是人类历史的前提。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当作使用价值的形成要素，当作有用劳动，是一个和一切社会形态都独立无关，不以它们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一个永久的自然必然性，没有它，就不会有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因此也就不会有人类生活。”(22)然而，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指出，在私有财产的关系下，在商品生产的过程中，这种作为人类历史前提和人类生存条件的劳动已经丧失了“生产活动的特殊形式”和“劳动的有用性质”，劳动已经仅仅变成了“人类劳动力的支出”、“简单的人类劳动”、“一般的人类劳动的支出”(23)，即变成了“抽象劳动”。马克思还指出：“并且，当作等一的人类劳动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24)。然后，马克思通过对“价值形态”的分析揭示了货币的起源与职能以及“由货币到资本的转化”，并在劳动(异化劳动、抽象劳动)的过程中揭示了“价值增殖过程”，即揭示了剩余价值得以生产出来的秘密。马克思工作的进一步推进进而揭示出：无限追逐价值增值或剩余价值的资本本性，既形成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也同时造成了它自身的界限，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
    因此，直接地说来，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围绕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从“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关系出发，揭示了“资本原则”的本质来历以及“资本原则”的现实运转机制，即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本质来历和现实运转机制，或者说揭示了“近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这一浩繁的伟大工作，在思想发展史的逻辑关联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如上论断的历史性展开，即“正如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的、外化的劳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一样，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而且我们将发现其中每一个范畴，例如商业，竞争，资本，货币，不过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25)。因此，当马克思在同一手稿中提出如下追问，即“把人类的最大部分的劳动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26)的时候，在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史上，这一追问是一个推动马克思思想深度展开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引导因素。由此我们也可以体会到：马克思的《资本论》本质上立足于以“感性活动”为根基所实现的哲学变革，并贯彻着哲学批判的理论基点；并且，正是这一理论基点，使得马克思的《资本论》越出了纯粹的实证主义经济学，而成为本质上批判的历史哲学著作。
    注释：
    ①余源培、吴晓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导读》上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5-3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
    ③④⑤⑧⑨⑩(11)(12)(13)(14)(25)(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第163页，第162页，第167页，第91页，第98页，第99-100页，第100页，第101-102页，第102页，第101-102页，第56页。
    ⑥“劳动的产品就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物化为对象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实现就是劳动的对象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1页)。
    ⑦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这种生产(劳动——引者注)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生产生活本身(劳动——引者注)就是类生活”，“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劳动——引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7、96页)。
    (15)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活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德意志意识形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3、40页)。
    (16)(17)(19)《德意志意识形态》，第26页，第27页，第62、61页。
    (18)马克思明确指出：“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因而也产生了所有制，它的萌芽和原始形态在家庭中已经出现。”(《德意志意识形态》，第26页)。
    (20)(21)(22)(23)(24)《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X页，第12页，第14页，第15页，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