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演化经济学思想的微观基础

内容提要：与达尔文的演化思想相比较，马克思不但成功地进行了生物学隐喻，其建立在“二分”演化观念上的劳动价值理论还为演化分析提供了一个微观基础，从而构建了一个从商品到劳动再到人的因素的演化微观分析框架。技术与制度变迁理论是马克思本体演化思想的应用和体现。马克思的演化思想不仅具有系统发生下社会历史制度演化的宏观分析，还有个体发生下的演化微观基础及其动力机制分析，这对于解决现代演化经济学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 演化经济学 达尔文 二分 劳动价值论 微观基础
    作者简介：王焕祥，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杭州 310027），嘉兴学院经济学院。（嘉兴 314001）
    一、关于马克思演化经济学思想的争论
    1.西方学者的争论。关于马克思是否是演化经济学家这一问题，演化经济学者的意见不外乎有两种。
    一种看法将马克思视为演化经济学先驱。如新演化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纳尔逊和温特就曾指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有许多是演化的。……他们不能公正地对待他关于经济变迁规律的思想。我们自己的某些思想与马克思的思想是很一致的，我们都强调，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界定一种动态的演化体系，企业的规模和利润的分布也必须从演化体系的角度来理解。”[1] 约翰·劳伦特则指出，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一书中，马克思涉及到了“作为社会动物的人”这一生物类比意义的主题，处理社会经济情境中“人”的方法与同年达尔文出版的《物种起源》中的方式近似，因而他甚至认为马克思的演化思想要早于达尔文。[2 B.考利安特和G.多西认为，马克思和熊彼特的演化理论同属于对长期历史型态的一般性的解释推测，是对社会演化及其历史进程的演化分析。[3] G.贝克豪斯指出，从20世纪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只有马克思给予了技术因素足够的关注，将其视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这是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命题。[4]
    另一种看法截然相反，将马克思置于演化经济学家行列之外。例如，杰克·J.佛罗门认为“演化”意味着渐进的变化和发展过程，与马克思的“革命”观不同，“革命”指的是破坏性的激进变化。[5] 最具代表性的是霍奇逊的观点。他根据本体论、方法论和隐喻这三个标准，界定了他所认同和主张的“演化经济学”——NEAR演化经济学。这里的NEAR是“接纳新事象、反对还原论（Novelty Embracing, Anti- Reductionism）”这几个英文单词首字母的缩写。其中，生物学隐喻是个“软”标准，霍奇逊认为，只要某位学者的思想符合前两个标准，不管其隐喻的“软”标准如何，都应视为“NEAR演化经济学家”。他据此把马克思排除于演化经济学之外，因为在他看来马克思经济学不符合接纳新事象这个本体论标准。[6]
    2.国内学者的研究。国内学者毫无疑义地肯定了马克思在演化经济学中的地位。其中，代表性的观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认为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包含了丰富而深刻的演化思想，尤其是在和新制度经济学方法的比较研究中，对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的发掘是较为充分的；二是认为马克思的技术变迁理论包含了丰富的演化经济学思想，例如杨勇华就指出，马克思在关于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技术的本质、技术进步的累积过程和选择过程，以及关于技术消失的论述中广泛应用了生物学隐喻研究方法。[7] 贾根良的研究涉及到了科学哲学问题，他认为马克思是根植于演化经济学各流派之中的批判实在论的先驱，是回溯法即隐喻和类比的首倡者。[8] 孟捷则针对霍奇逊的观点，通过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指出，马克思自始至终强调了人类劳动具有目的论设定特征，所谓新事象或新奇性可以出现在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设定目的，这意味着“可选特征”的出现；另一个环节则是确定和选择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这是一个对自然的认识过程，知识的形成对于手段的确定是至关重要的前提，因为确定手段就是要在劳动对象中发现进行新的组合和执行新的职能的可能性，即类似于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9]
    3.现有相关研究存在的问题。综合中外学者关于马克思演化经济学思想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一些共同的特征和问题：（1）利用现代演化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去衡量和比较马克思经济学中所蕴含的演化思想，据此作出马克思是否为演化经济学家的判断，与一般的思想史研究相悖。前人成果往往对后起理论具有思想性贡献和启发意义，因而先驱思想与后起理论并不在一个层面上。马克思经济学中的演化思想经过发掘和发展，要通过后来的理论体系来体现，而不是相反。（2）在尚未对马克思演化经济学思想进行充分发掘和阐释的情况下，利用现代演化经济学所确立的一些概念体系对他的理论进行评价，不免会产生一些问题。（3）过多地强调马克思的制度与技术变迁思想，掩盖乃至忽略了其本体意义上的演化思想。在现代演化经济学中，制度与技术变迁是被解释变量，是演化思想的具体应用和体现，并不能取代演化思想的基本理论。
    无论是马克思的制度变迁还是技术变迁理论，都是其演化思想的体现和应用。因此，我们应该从抽象的层次上去探求马克思演化经济学思想的本体，从而在理论基础及其应用两个层面上对马克思的演化思想形成一个完整的认识。而且，作为演化经济学思想的先驱，马克思的地位及其影响的确定，将其与同时代的达尔文及稍后的马歇尔等进行比较更有意义，尤其是与达尔文的演化思想进行比较。
    二、现代演化经济学的系统发生分析及其问题
    1.达尔文的演化思想及经济学隐喻。达尔文的演化思想一般被概括为保证多样性的变异、遗传和自然选择三个方面。相应地，通过隐喻，现代演化经济学认为一个关于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多样性即创新，包括由现有企业实施或因新企业创立而产生的创新，也包括企业决定进入或退出一个行业的过程；复制机制，即创新被保留和累积，也包括历史因素的作用，因为创新要受过去的经验及发展过程中其他因素所施加的影响；选择，即成功的商业单位是通过适应市场选择环境而被选择出来的，任何商业单位的独特成长优势取决于与之竞争的个体的特征以及具体的环境特征，因而经济体系的演化包含着个体间的互动和协调。
    现代演化经济学不仅隐喻了达尔文思想，还进一步拓展了这种隐喻。首先，现代演化经济学更倾向于达尔文主义与拉马克主义（强调环境压力的作用和生命体对环境适应的“意志力”）的折衷，认为除了市场压力的选择机制发挥作用外，个体的适应性学习也成为“自然选择”的一个机制；其次，习惯、惯例、制度及技术等因素在社会经济中的复制，与生物界相当不同，是不完全性的复制，其复制行为也不仅仅是在代际间发生；最后，分离和趋异有利于自然界中的世系演化与种群繁衍，而整合与趋同在社会经济体系中更有效率。
    2.演化经济学的系统发生分析。现代演化经济学较为成功地对达尔文的演化思想进行了引申。但从现有研究来看，无论是企业个体适应性学习的演化机制分析，还是“自然选择”的演化机制分析，一般侧重于系统发生分析，强调中观产业及其基础上的宏观经济体系的演化过程。作为对生物进化理论隐喻的结果，这与达尔文的演化思想有关。达尔文预设了有机体的个体停滞，把选择的作用层次限定在种群上，生命个体在面对选择时只能被动地适应。因而，对于达尔文而言，物种或种群是被解释变量，而有机体是解释变量。显然，达尔文式的演化机制，属于一种系统发生的分析，关注的是某种个体群的“起源”及其演化，缺少了一个基于个体发生分析的微观基础，个体群的“起源”及其演化也因此缺乏微观动力机制。
    个体发生意味着一组给定不变的基因所设定的特定有机体的发展，其经济学分析强调的是微观主体的演化，如企业的成长，以及个人目标、偏好、习惯和信念变化的非惰性特征。但在演化经济学中，被解释的主要是产业发展趋势及其基础上的整个经济体系的增长特征，企业个体（包括作为个体的人）更多的情况是被视为解释变量，而不是被解释变量，这也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特征。这种观念在纳尔逊和温特的演化模型中极为明显。按照他们的想法，对企业的分析并非最终目的，他们的目标同新古典经济学一样，要形成一个中观层次上的关于产业行为的理论（Nelson & Winter，1982）。因此，在他们的演化理论中，企业作为分析单位，主要是为分析行业或其他大规模的经济组织单位（如产业群乃至整个经济体系）行为提供和奠定一个微观基础，其本身并非解释目标。
    三、马克思演化经济学思想的微观基础
    1.劳动价值论中的“二分”演化分析。马克思将技术与制度作为经济发展动力的观点已被普遍认同，这也是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命题，因此很多学者将马克思视为演化经济学的先驱。不过，在演化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体系中，技术与制度只是演化经济学基本思想在中观或宏观层面的体现和应用，还有一个解释技术与制度形成和变迁及其联合推动经济增长的微观分析作为基础。受达尔文系统发生分析方法的影响，演化经济学虽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在此方面一直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相反，马克思虽然隐喻了达尔文的思想，但其演化思想中却包含了微观分析，其技术与制度变迁理论有一个微观基础，这一点一直被集中关注马克思技术与制度变迁理论的学者忽略了。
    实际上，马克思演化经济学思想的微观基础就体现在其经典理论——劳动价值论中，劳动价值论是其技术与制度变迁理论的起点。为了剖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从对微观分析单位即经济社会个体的分析出发，属于一种个体发生的分析方法。他无论是分析当时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状况，还是分析宏大的人类经济社会制度变迁，都是基于经济社会中的微观个体——“人”提出和构建理论体系的。为了分析个人所面对的经济社会中的不平等、不公平现象，马克思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宏观制度层面上寻找原因，但他为了论证这一思考，选择了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基本细胞——商品作为出发点。马克思选择商品作为分析单位，通过提出和论证一系列“二分”概念，既发现了商品中包含的技术因素，也发现了其中包含的制度因素。
    从商品细胞出发，马克思通过价值与使用价值、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等“二分”概念，提出和构建了劳动价值理论体系。这种二分法体现了古典思想中所包含的演化观。例如，在达尔文明确提出物种起源的演化理论之前，古典生物学就已经有这种观念：尽管物种或生命形式是多样性的，但作为物种或生命稳定型态的某种“内在物质”规定着它们。若用现代生物学术语来表述的话，达尔文的生物演化思想可以描述为：生命体的特征可以分为两个维度，一个是基因型，一个是显型；基因型即生命体的基因结构，而显型则是指生命体的外部特征和形态结构；显型受基因规定。由此来看，作为演化思想组成部分的“二分”分析方法，在当时是有一定时代背景的，马克思在这方面先于达尔文是有可能的。
    马克思在探究资本主义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领域内的不平等时，是在经济基础的领域内寻找根本原因的。为此，他首先要对“什么是平等”进行阐释，商品等价交换理论就是最基本的体现。衡量或计量交换商品的单位是抽象劳动，这可以说是马克思为复杂的商品体系乃至整个经济体系中种种经济现象寻找到的、类似于基因的“稳定物质”，它不仅与社会中的人紧密联系，而且还与生产、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环节联系在一起。按照抽象劳动的定义，不仅同一时空内的不同商品受抽象劳动的规定，而且不同时期内的商品也受抽象劳动的规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一个基本思想是：尽管经济社会中商品的多样性，以及生产多样性商品的具体劳动的多样性，但其中存在着某种本质的共同属性的东西，使不同商品之间及不同劳动之间可以通约、换算，它就是抽象劳动。同样，达尔文为了寻找不同物种的一般演化规律，也是从众多的物种形式中抽象出了现代生物学意义上的、作为稳定物质的基因。
    2.劳动价值论中的演化微观分析。尽管马克思和达尔文的演化思想中都有古典的二分思想，但在分析层次上，达尔文走向了系统发生的宏观解释，预设了生命个体的停滞，并在分析其演化机制时，将基因型与显型之间的作用关系定义为单向的，即基因型规定着显型。马克思则不然，其演化思想在这两方面超越了达尔文。
    首先，在分析层次上，马克思的目的是要剖析和解决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制度的公平与公正问题，这是一个宏观层面的问题；类似地，达尔文也是从宏观问题出发的，他要解决的是一个种群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即这个演化过程是怎样的。不过，达尔文的分析单位并不是个体，而是种群，它对应着演化经济学中的产业分析，因而，他没有给种群的演化提供微观的解释，使得种群的演化缺乏微观动力。马克思则吸收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为其经济社会演化分析构建了一个从商品到劳动再到人的因素的微观分析基础：劳动对应着劳动力（工资）即人的因素，从而对应着生产力因素，作为对立面的资本，虽然也是抽象劳动的凝结，但已经异化为剥削手段（利润），对应的是生产关系，由微观层面的工资与利润间的矛盾到宏观层面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的矛盾，构成了马克思宏观历史制度演化解释的主要思路和方法。在微观分析中，马克思同时也赋予人以积极、能动的角色，经济社会中的个人对劳动与资本的冲突有一个明确的意识和判断，他们不会像生物界中的生命个体那样接受大自然的“自然选择”而“适者生存”，而是会通过选择革命或改良战略而主动和有意识地改变不公平的社会。
    其次，在分析演化机制方面，达尔文和马克思都采用了具有辩证法思想的矛盾论方法，即“稳定物质”和表现形式之间存在一种特定作用关系的机制。但达尔文的演化理论将这种演化机制设定为单向的，即基因型规定着显型。而马克思的演化理论从一开始就将这种演化机制视为双向的，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之间是一种互动的辩证关系。这种双向互动关系引申到劳动与资本之间进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时，作为宏观历史制度演化机制的微观基础也就建立起来了。在这种分析中，生产方式是一个重要概念，马克思把它视为联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中介。从微观的“人”出发到宏观经济社会变革的分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原理是主要的演化作用机制，但其中诸要素的联系及其作用机制是通过生产方式实现的。马克思将生产方式视为人的生存方式的实现条件，从而将人及其生存条件的微观因素纳入到生产方式中介的宏观因素中，“人”为了改善其生存条件发挥能动性从而推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革。其中，在组织和进行劳动的过程中，社会分工和协作基础上的生产专门化，生产专门化导致的生产规模扩大、质量提高与创造能力降低之间的异化，人与劳动工具、人与资本的生产关系，都体现于人的生存方式改善与创造能力提高的社会条件构建之间作用与反作用的动态机制中。这种机制成为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演化机制，它暗含的思想实际上就是技术与制度联合演化（co- evolution）推动经济发展的演化经济学思想。
    最后，马克思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指出了生产力、生产关系诸要素与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诸要素相互作用的微观机制，并以此分析了同一社会形态内部运转的自我协调机制。如前所述，正是对个体特征预设的不同，使得马克思与达尔文的演化思想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区别，也导致后来学者对马克思的演化思想产生了异议。例如迪特马·迈耶曾就这一点指出，马克思关于人的能动性（革命性）假设，不仅意味着社会个体具有能够主动影响乃至改变社会经济生活的可能性，而且还表明马克思的演化分析转向了革命理论。[10] 这种观点在西方学者中具有普遍性，但如果因此否定了马克思的整个演化思想，则有失偏颇。因为马克思也曾指出过，通过阶级斗争和革命方式实现的社会制度变革一般是指基本社会制度的变革，非基本的具体制度的变革则不必通过革命的方式，因而制度变革可以采取暴力与和平、革命与改良两种不同的方式。劳动价值理论不仅解决了不同社会形态之间“突变”式演化的微观基础，同时也为社会形态内部有序和渐进的演化发展提供了微观解释。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当科技创新成为生产力提高的主要动力时，不但知识产权制度会产生，激励作为创新主体的人的分配制度也会产生，同时，整个社会中与此相关的公平、合理等价值观的意识形态也会相应地做出调整。从这个过程的微观基础来看，如果劳动与资本是对立的，即使创新没有受到抑制，这种社会形态内部的调整过程最终也会导致社会形态之间的“突变”；反之，如果劳动与资本是非对立的，创新会推动这种社会形态内部调整的平衡演化。这种动态调整观对现代演化经济学中的法国“调节（regulation）学派”具有直接和重大影响，调节学派作为演化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代表。因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为经济社会“突变”与“渐变”的演化发展提供了一个微观基础及其动力机制。这种分析是达尔文的演化思想所缺乏的。
    3.技术变迁的演化微观分析。霍奇逊曾以马克思缺乏对新奇即经济演化过程包含着持续的或周期性出现的新奇和创造性足够的强调，将他排除出演化经济学家的行列。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不同于熊彼特，熊彼特确实强调了资本主义制度内部持续的或周期性出现的新奇，而马克思强调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和必然灭亡。但是，马克思关于技术变迁的演化思想是极为丰富的，只是他观察和阐释这一问题的视角不同于熊彼特和现代演化经济学。
    首先，马克思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宏观层次上探讨了技术进步、技术留存、技术积累等问题，而没有着眼于特定经济社会、特定制度及其特定历史发展时期内的技术创新问题。其次，马克思分析技术变迁，更多地是通过生产力概念及其三要素间的内在动力机制，以及生产力要素与生产关系要素相互作用的历史条件进行的，其中，生产力诸要素的逻辑发展与生产关系的逻辑发展是相互交织、同时并存的，主要论述的是生产力诸要素与生产关系诸要素如何具体地、历史地发生作用与反作用。再次，基于以上两点，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发展和技术进步是人类社会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是社会制度形态依次更替的决定因素，因而，他将技术进步置于人类社会整体性历史演化的背景下进行研究。综合这几点可以看出，马克思实际上是把技术变迁理解为一种社会过程，这种观念与现代演化经济学中关于技术与制度协同演化、技术创新的制度嵌入的思想具有高度一致性。此外，马克思还进一步把技术描述为“物化的知识力量”即知识，因而机器、设备等资本及其操作方法在马克思看来都是由人根据社会知识、学问创造出来的。关于技术进步的分析层次在马克思这里已经触及到了“知识”这一层次，这与现代演化经济学将知识视为技术变迁中的“基因”单位的思想也是高度一致的。[11]
    马克思关于技术变迁的微观分析在其劳动价值论中也有明显的体现。在关于劳动转换机制即商品转换为货币、单个企业劳动转换为社会劳动的分析中，他认为技术水平决定了劳动的生产效率进而决定了商品的交换价值，从而也决定了一个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强弱。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指出技术因素通过影响企业的资本积累水平和速度而影响企业资本有机构成，加剧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对立，从而导致非根本制度（如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等）或根本制度的变革。因而，在马克思的技术变迁理论中，作为生产力提高形式的技术进步对作为生产关系调整形式的制度变革的作用，其微观基础依然是劳动价值理论。
    马克思的演化经济学思想中具备坚实的微观基础即劳动价值论，且其演化机制是双向的。以劳动价值论为微观分析的起点，马克思将制度（生产关系）演化分析与技术（生产力）变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建了一个具有微观基础的、同一经济社会形态内部及不同经济社会形态之间演化过程的理论体系。因而与达尔文基于系统发生的宏观分析相比，马克思的演化思想更为深刻和全面，对现代演化经济学中的微观分析、技术与制度联合演化这两大难题具有相当大的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 纳尔逊，温特．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52.
    [2] John Laurent. Darwin, Economics and Contemporary Economics[A]. John Laurent, John Nightingale Edited. Darwinismand Evolutionary Economics [C]. Northampton: Edward Elgar, 2001.15.
    [3] B.考利安特，G.多西．经济变迁的制度嵌入：对“演化”与“调节主义”研究纲领的一个评价[A].杰弗里·M.霍奇逊主编，贾根良等译．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现代文选：关键性概念[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22.
    [4] G. Backhaus. Growth or Development: the Concept of the Historically Writing Economist[A]. Judgen G. Backhaus Edited. Evolutionary Economic Thought: European Contributions and Concepts [C].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2003.4.
    [5] J. 弗罗门．经济演化——探究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M].李振明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5.
    [6] Hodgson, G. M.. Evolution and Institutions: On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s.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1999. 131.
    [7] 杨勇华．马克思关于技术变迁的演化经济思想[J].经济学家，2007,(04).
    [8] 贾根良．演化经济学——经济学革命的策源地[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98.
    [9] 孟捷．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J].经济学动态，2006,(06).
    [10] Dietmar Meyer, Karl Marx- an Evolutionary Scientist? [A]. Judgen G. Backhaus
    Edited. Evolutionary Economic Thought: European Contributions and Concepts [C].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2003.40.
    [11] Dawkins, R.. The extended phenotype: The gene as the unit of selec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 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