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一个现代阐释

内容提要：马克思依据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分别从消费不足、比例失调及利润率趋于下降等角度，对资本主义经济周期进行了阐述。然而，引发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诸多原因中，既有制度因素，也有非制度因素。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及资本主义各有产生经济周期的因素。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抗所引发的经济周期为资本主义所特有。本文试图从现代经济学视角，分析这种类型经济周期的产生及其运行机理，对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作一个现代阐释。
    关键词：消费不足 比例失调 利润率 需求 时空转移
    作者简介：朱奎(1974-)，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上海200433）。上海财经大学“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
    
    一、引言
    英国工业革命后发生第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来，古典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熨平资本主义经济周期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都无力从根本上去解决，只是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周期以更复杂的形式体现出来，危机扩散和蔓延的速度、规模及破坏力均不断呈现新的特征。
    目前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理论：一是从经济运行层面进行解释的内因论。内因论认为经济周期的产生源于经济运行的内部原因，如弗里德曼的“货币论”、琼斯的“消费不足论”、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论”等；二是从非经济运行层面进行解释的外因论。外因论将经济周期的发生归因于与经济运行本身无关的因素，如熊彼特的“创新论”、政治周期理论、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等。另外，还有一些综合考虑这两种因素的经济周期理论，最为著名的如萨缪尔森—希克斯的“投资—加速数理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属于内因论，不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以上两个层面的解释探讨的是经济周期的诱发因素而不是本质成因，经济周期（危机）的产生是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不可调和的基本矛盾。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理论阐述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开始，经过《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最后在《资本论》中逐步形成了有关经济周期的基本理论。然而，马克思从不同角度或层面提出过群众有限的消费、比例失调和利润率趋于下降等理论。马克思认为，这些因素均是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或爆发危机的直接原因。然而，这些原因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吗？比例失调是否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特征，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是否存在或仅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这些需要我们作进一步论证。实际上，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均存在一些产生经济周期的因素，在形式上与资本主义无任何区别。那么，究竟哪一种经济周期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或者说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经济周期类型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根本原因应当是客观事物本质关系的反映，经济周期的根本原因也应当是引起这种经济周期的“终极”原因。“终极”原因只能从其特有的制度层面去找，从经济运行表现角度所作的行情分析是一种永远找不到规律的经济分析方法。①
    二、传统的解释
    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目的就是要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而资本主义的经济运动表现为一种周期性的波动，所以经济周期理论必然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占据核心位置。②
    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无法控制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劳动和资本反抗着生产条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是危机的根源。恩格斯也指出：“大工业的巨大的扩张力——气体的膨胀力同它相比简直是儿戏——现在在我们面前表现为不顾任何反作用力在质量上和数量上进行扩张的需要。这种反作用力是由大工业产品的消费、销路、市场形成的。但是，市场向广度和深度扩张的能力首先是受完全不同的、力量弱得多的规律支配的。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而且，因为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③这和后来斯大林的经典表述——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危机的根源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成果的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④——是一致的。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论述是贯穿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一根主线，但是这种高度抽象的论述毕竟无法对资本主义现实给予强有力的解释。
    马克思关于经济周期发生的具体原因的解释是多角度的，这使其理论更紧密地和现实联系起来。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重点论述了与生产过剩相对的“消费不足”，即生产与市场的矛盾。马克思指出：“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以雇佣劳动制度为基础的。在这一制度中，资本与劳动存在着根本对立。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资本主义企业一方面不断增加资本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尽可能压低工人的工资。这样就形成了生产的无限扩大和普通劳动者购买力相对不足的矛盾，需求增长经常赶不上生产增长，从而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在《资本论》第2卷中，马克思论述了由资本主义两大部类生产的比例失调而出现的经济危机。恩格斯对此指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谁也不知道，他的那种商品在市场上会出现有多少，究竟需要多少；谁也不知道，他的个人产品是否真正为人所需要，是否能收回它的成本，到底是否能卖出去。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况占统治地位。”⑥资本主义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生产的社会化使各个企业和部门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日益紧密，要求资源在它们之间的分配或配置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同时，整个社会经济的运动却受私人利益支配和市场竞争调节。这样就产生了个别企业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经济的无组织性的矛盾，经济发展中的正常比例关系经常遭到破坏，产生经济危机。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还论证了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其后指出：“就总资本的增殖率，即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刺激（因为资本的增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惟一目的）来说，利润率的下降会延缓新的独立资本的形成，从而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发展的威胁”⑦。随着资本的积累和生产力的发展，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这一方面使单位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导致劳动力相对过剩；另一方面使单位资本所获得的平均利润率出现下降趋势，导致资本过剩。生产过剩、资本过剩和劳动力过剩之间互为补充、互为因果，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断爆发。
    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现实原因进行梳理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进一步揭示出资本主义危机的实质及其周期性。“这些危机的性质表现得这样明显，以致傅立叶把第一次危机称为crise pléthorique即由过剩引起的危机时，就中肯地说明了一切危机的实质。”⑧尽管在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或者同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发展时期，危机的表现形式和具体进程可能会有所不同，但危机最一般的现象都是商品生产过剩。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使社会再生产的正常条件遭到破坏，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危机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得到强制性解决，生产和消费的平衡得到暂时恢复，为新的增长奠定基础，直到下次危机爆发。固定资产更新则是这种经济周期的物质基础。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发生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一个重要规律。
    马克思这种从不同角度所作的分析，在客观上易造成马克思有不同类型的经济周期理论的印象。实际上，马克思采用的由本质到现象的叙述方法本身并无问题。在这种叙述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冲突及其暂时解决，是马克思论述危机（经济周期）问题的主线。然而，问题的关键是：消费不足、比例失调和利润率趋于下降的因素是否存在，以及是否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导致？
    三、理论的再审视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入手，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周期产生的根源、实质，以及形成的机制条件和过程。马克思不但成功地预测过资本主义经济危机⑨，他的理论一百多年来也不断地得到印证。然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在产生的原因及实质上与马克思当初所描述的都有所不同。
    首先，从个别企业生产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无组织性的角度来看，其实质是分散决策的可持续性问题。不断进行的资本积累决定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特征是扩大再生产，扩大再生产顺利进行所需要的比例关系只能表现为一种趋势，平衡是偶然的，经常性的比例失调是绝对的。某些部门的每一次扩大生产和改进生产，在高度发达的社会分工和劳动专业化的条件下，都使旧的比例失效，形成新的比例。⑩那么，这种比例失调是否一定会产生经济周期或无政府状态的经济危机？以社会劳动在各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为基础的危机，只有在资本竞争的时候才能谈到。(11)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必须社会占有才可以使得这种资本竞争符合再生产条件的要求。然而，分散化决策是在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下资本竞争的内在要求。这种在分散化决策机制中，市场价值围绕“为满足社会需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上下波动，这一作用机制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的力量，造成资本在不同生产领域之间转移，使社会劳动在各生产领域之间的分配由失调转向协调。在这种动态转移过程中，失调是常态，但其并不意味着一定会产生经济周期或危机。
    哈肯曾在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基础上，吸收了信息论、突变论和控制论，创立了协同学。协同学认为，“系统的稳定平衡态可演化为非稳定平衡态，也可演化为新的稳定平衡态，是确定性的表现，然而这种演化的趋向又是不确定的，当稳定平衡系的参数进入某一阈值范围时，系统就不稳定；当涨落出现时，非稳定平衡态才能进化到新的稳定平衡态。”(12)那么，资本主义经济的演化是否可以使得稳定平衡系的参数避免进入阈值范围。从理论上来看，不但资本主义无法做到这一点，生产资料社会占有的社会主义同样无法避免，这由经济系统的复杂性所决定。不过，社会主义更有利于从生产领域去直接干预“涨落”的出现，而资本主义更有利于利用信息甄别方面的优势从流通领域去调节“涨落”。
    其次，从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的角度来看，马克思认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日益发展，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日益减少，结果在劳动剥削程度不变甚至提高时，剩余价值率会表现为一个不断下降的一般利润率，“因此，一般利润率日益下降的趋势，只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日益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所特有的表现。”(13)在马克思的分析中显然暗含着一个逻辑前提：资本有机构成（实指资本价值构成）不断提高，而且比剩余价值率提高得要快（当然可能存在剩余价值率不变或下降的情形）。
    实际上，剥削率的变化取决于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相对谈判地位，而不只是技术变化。那么，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使利润率下降，剩余价值率上升使利润率上升，因此，单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不足以导出利润率趋于下降的结论，除非资本有机构成上升没有限度，而剩余价值率上升存在一个限度。但是，就某一时期来说，剩余价值的绝对量是有限度的，而剩余价值率是个相对量，其提高没有限度。同时，由于竞争的压力，劳动生产率加速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到一定程度，尽管生产资料的数量可能有所增加，但其价值也会不变甚至会减少。既然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是一个或有的事实，那么利润率下降本身也要视情况而定。
    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不仅从理论上无法说明，更没有得到实践检验。20世纪后期以来，不但资本价值构成呈下降趋势，资本技术构成也不断下降。吉尔曼(J.Gillman，1957)曾作过统计检验，并未发现资本有机构成有何规律性的变化。艾尔蒂斯(W.Eltis，1992)也专门对资本—产出比率的变化趋势作过实证研究。他发现，1867年以前资本—产出比率的趋势确实是向上的，但是英国的资本—产出比率在1867年以后是近乎稳定的，而同时美国的资本—产出比已经下降。(14)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从理论和现实层面都无法证实。
    最后，从“群众的贫困与有限消费”的角度来看，当前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不但不是源于“群众的贫困与有限消费”，而或多或少地是源于过度的消费（暂不考虑过度消费是否有相应的收入支撑或其他来源）。在20世纪70-80年代，美国的储蓄率一直在8%-10%左右，进入90年代后期，美国的储蓄率开始大幅下降。美国长期以来利用消费推动其经济增长。2007年，美国的消费占GDP的比例达到了72%，为美国历史上的最高纪录，同时也是现代历史上所有主要经济体的最高纪录。这一峰值，比泡沫前的25年，即1975-2000年间的平均比率67%高出了整整5个百分点。同时自21世纪初，美联储连续十余次降息，增加货币发行，以刺激美国政府和普通家庭举债消费。(15)因此，马克思所说的“群众的贫困”并未改变，但有限的消费并不存在。
    然而，马克思曾指出：“危机每一次都恰好有这样一个时期做准备，在这个时期，工资会普遍提高，工人阶级实际上也会从供消费用的那部分年产品中得到较大的一份。……因此，看起来，资本主义生产包含着各种和善意或恶意无关的条件，这些条件只不过让工人阶级暂时享受一下相对的繁荣，而这种繁荣往往只是危机风暴的预兆。”(16)因此，马克思不但详尽地分析了消费不足所导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且还分析了在工人工资增长情况下，经济危机同样不可避免，不过马克思没有对工资增长情况下经济危机发生的机理作进一步论述。
    四、需求不足与时空转移机制
    马克思认为，内生的或内部的因素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主要根源。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唯一的本质特征就是资本与劳动的对抗关系。因此，具有资本主义典型特征的经济周期产生的根源也只能到这种关系中去找。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中，资本家追逐剩余价值是永恒不变的主题。这样，在资本与劳动的对抗关系中，产品分配无疑是有利于资本的。
    在这种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中，如果从总量上来看，不存在产品实现的困难问题。(17)然而，资本与劳动之间对抗性的分配关系，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目的与实现这种目的的手段之间存在尖锐的对立。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毫无疑问是利润（剩余价值），而实现这种目的的手段只能是与利润量相匹配的有效需求。有效需求不取决于工人，因为他们已经花费了他们所得到的，而资本收入的边际支出倾向要远低于工人的支出倾向（包括消费倾向和投资倾向）。(18)因此，供给和需求必然是不相匹配的。马克思对此也明确指出：“但是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19)正是从这个层面上，马克思才把危机的最根本原因归结为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相对的消费能力）。
    因此，这种资本与劳动之间对抗性的分配关系必然导致资本积累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最典型的特征是资本盈余（以商品、货币或生产能力的形式），资本正常循环必须以存在吸收这种盈余的渠道为前提。这种盈余须通过时间和空间转移的方式得到吸收(20)：(1)通过长期投资、社会支出和借贷行为来进行时间转移，解决短期内的盈余问题，缓解资本积累中的矛盾，进而推迟了资本进入流通领域的时间；(2)通过开发新的市场，以新的生产能力和新的资源来进行空间转移，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往往是资本主义的首选目标。当前爆发的美国金融危机即是由第一种类型的时间转移所导致的，而长期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盈余资本，对广大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投资，即是第二种类型的空间转移，当无法通过内在的时间转移机制解决社会不平等和不稳定问题时，开拓市场进行资本盈余的空间转移无疑是必然的选择。
    连续不断的时间和空间转移可以使资本盈余得到暂时性的吸收，资本的循环和周转可以得到顺利进行。然而，如果资本没有或不能转移，那么盈余必然会通过通货紧缩产生衰退、萧条，甚至危机。因此，劳动与资本之间对抗性的分配关系在短期内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危机，这取决于盈余是否能被吸收。
    在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劳动份额的下降使得平均支出倾向（包括平均消费倾向和平均投资倾向）趋于下降，实际需求和国民收入的增长逐渐放慢。在高峰前夕，尽管劳动份额开始平稳甚至少许上升，但由对抗性的分配关系所决定的需求仍然有限。在高峰前利润已开始下降，即使劳动份额稳定或提高从而支出倾向稍许上升，但已经太晚而不足以遏止利润进一步下降。同时，随着总需求和国民收入的提高，生产能力和管理劳动逐渐达到充分利用，投入品价格和实际工资不断上升，生产成本逐渐提高。影响利润的不仅有利润份额，而且还有其他资本成本，以及由总需求决定的收入。在高峰前阶段，由于需求的增长受到因前期劳动份额下降导致的支出倾向下降的限制，总需求增长更为缓慢。由于资本价格对产品价格比率上升，劳动份额趋于稳定或提高，导致成本迅速上升，结果是利润率转向下降。在这个阶段，能否避免或减缓进入萧条及危机阶段的关键在于盈余能否吸收，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被吸收。
    在经济萧条或危机阶段，总需求和产品价格急剧下降，因而总利润和利润率迅速下降，实际工资也随即下降，乘数—加速数的负面累积效应使得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但是，由于劳动份额上升而导致平均支出倾向上升，需求下降日益缓慢而成本仍急剧下降，到某一点利润即停止下降并转为上升，从而投资必然转为上升，导致经济的向上转折，各种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加快了这一进程。经济随即进入下一发展周期。
    五、结论
    引发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或导致经济危机的因素很多，包括众多经济因素及非经济因素。其中有些因素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特有，而有些因素则源于经济系统的复杂性或市场经济本身。
    马克思，包括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从根源、具体原因及直接原因等角度，详细论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及危机理论。然而，比例失调论、利润率趋于下降理论对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和危机的探讨，从现代经济学视角来看，理论上无法成立，更缺乏现实的印证。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中，唯一的特征在于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从而决定了收入在资本与劳动之间对抗性的分配关系，这也是唯一具有资本主义典型特征的经济周期与危机。
    在由对抗性分配关系所决定的经济危机中，资本主义往往通过时间或空间转移来吸纳盈余资本，因此这种类型的经济危机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终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不断地向前推进，这考验着资本主义自身的协调能力。
    注释：
    ①刘明远：《政治经济学视野中的美国次贷危机》，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11期。
    ②杨文进：《马克思的宏观经济学》，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第240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26页。
    ④《斯大林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214页。
    ⑤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48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24、622页。
    ⑦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70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301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2-73页。
    ⑩刘明远：《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和周期理论的结构与变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80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595页。
    (12)王秀山：《复杂系统演化过程的有序性和无序性》，载《系统辩证学学报》2005年第1期。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37页。
    (14)参见朱奎：《利润率的决定机制及其变动趋势研究》，载《财经研究》2008年第7期。
    (15)以上数据参见美国商务部网站。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57页。
    (17)参见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周期性工业危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四章《市场问题的解决》。
    (18)凯恩斯等西方经济学家对此也从另一个角度作过详尽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19)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73页。
    (20)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89页。
    参考文献：
    [1]程恩富、冯金华、马艳：《现代政治经济学新编》，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
    [2]王旭琰：《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积累结构与美国金融危机》，参见程恩富、顾海良主编《海派经济学》第24辑，2009年2月。
    [3]杨健生：《经济危机理论的演变》，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
    [4]刘崇仪：《经济周期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5]Howard J. Sherman, The Business Cycle: Growth and Crisis under Capital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