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马克思主义”：一个新的学术范畴

内容提要：日本是东亚最早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日本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流派，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研究可分为“文献学研究和文本解读”、“针对社会现实的实践性研究”两个方面的话，由于远离苏联意识形态的控制，日本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学研究和文本解读更接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原貌，其成果毫不逊色于掌握着原始手稿解释权的“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在针对社会现实的实践性研究上，作为东方国家的日本，它对马克思理论的吸收和应用明显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浓郁的东方色彩。因此，“日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学术研究领域理应成为一个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同等级别的研究范畴。
    关键词：日本马克思主义 文献学 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 物象化论
    作者简介：韩立新（1966—），男，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人，日本一桥大学社会学博士，清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哲学与伦理学研究。
    “日本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流派，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研究可分为“文献学研究和文本解读”、“针对社会现实的实践性研究”这样两个方面的话，由于远离苏联意识形态的控制，日本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学研究和文本解读相对自由，因而更接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原貌，其成果毫不逊色于掌握着原始手稿解释权的“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在针对社会现实的实践性研究上，由于日本属于东方，它对马克思理论的吸收和应用明显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浓郁的东方色彩。正是因为“日本马克思主义”具备这样两个特点，它在学术研究上就有可能成为一个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同等级别的范畴。在这里，笔者试图对“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形成、特点以及中国译介日本马克思主义的现状和意义进行讨论，希望尽早在中国学术界确立起一个“日本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畴。
    一
    （一）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形成
    日本是东亚最早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曾经出现过幸德秋水、堺利彦、福本和夫、栉田民藏、河上肇、户坂润、三木清、古在由重等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并很早就翻译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组织“唯物论研究会”，出版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刊物等，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以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翻译为例（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重要著作日文版的出版时间表”）：《共产党宣言》早在1904年就被翻译成日文。苏联在1927—1935年出版“MEGA1”（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一版）期间，日本几乎在第一时间里就对它进行了翻译，出版了改造社日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的“费尔巴哈”章的翻译出版是在1927年，也就是在原文发表的同一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被翻译成日文是在1932年，也即“MEGA1”第1部门第3卷出版的同一年。而《手稿》被翻译成俄语是在1956年，被翻译成英语是在1959年，日文版显然早于世界上的其他版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的翻译完成于1965年，而俄译本是在1968—1969年，英译本是在1973年，法译本是在1967—1968年才正式出版的。
    （图片略）
    尽管日本马克思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是它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力量真正成型则是在社会剧烈动荡和经济高速发展的20世纪60年代。在这一时期，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象征是实现了两个重大的理论突破。
    其一，之前由于受苏联教科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往往表现出两种极端的倾向，即遵从类似于“教科书体系”的教条主义倾向和带有唯心主义色彩的人道主义倾向。随着1956年苏联对斯大林的批判以及马克思手稿类著作的出版，日本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开始纠正这两种倾向，摆脱苏联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负面影响。一大批日本学者相信，马克思主义中没有什么“苏联权威”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权威”，如果有什么“权威”的话，那只能是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正是出于这种信仰，他们开始寻找马克思的手稿，试图从第一手文献去研究马克思，按照马克思的本来面貌去重构马克思主义。到70年代初期，终于出现了大量原创性成果，其中最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是以内田义彦、平田清明和望月清司为代表的“市民社会论”和以广松涉为代表的“物象化论”。
    其二，随着研究的深入，他们提出了一个与如何认识马克思的“整体像”相关的“卡尔·马克思问题”。在以什么标准来划分早期马克思和晚期马克思以及如何评价这“两个”马克思等问题上，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着严重的对立。西方马克思主义往往从人道主义角度解读《手稿》，甚至解读整个马克思主义，认为早期的人道主义是马克思的思想高峰。与此相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则强调晚期《资本论》的科学精神，将《手稿》视为马克思不成熟的思想，而将《资本论》视为马克思思想成熟的标志。结果，在马克思思想史上就出现了“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与“科学的马克思”、“早期马克思”与“晚期马克思”之间的双重对立。这些对立的背后显然是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不同理解。用日本学者的说法，就是对马克思的“整体像”、“原像”的不同认识。这一课题被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的代表人物内田义彦称之为“卡尔·马克思问题”。回答这一问题，实际上成为60年代中叶以后日本马克思主义的主旋律。正是在这一主旋律下，才诞生了广松涉的“从异化论到物象化论”图式和望月清司的“异化和分工的历史理论”等。
    由于实现了这两大理论突破，在20世纪60—70年代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宇野经济学”、“大冢史学”、“望月史学”、“《现代的理论》学派”、“市民社会派”等各种学派林立；围绕《巴黎手稿》的“早期马克思论争”、围绕《资本家生产以前各种形式》（简称《各种形式》）的“共同体论争”和“亚细亚生产方式论争”①、围绕《大纲》的“中期马克思论争”② 和“第二循环的结束问题”，以及围绕法语版《资本论》的“个体所有制”论争等等，可谓精彩纷呈；此外，还出现了“黑格尔左派和早期马克思问题”、马克思的“世界史像理论”③ 等焦点问题。整个日本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呈现出一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一时间，在日本的大学里做经济学的大都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做历史学的大都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中情况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一跃成为日本学界的主流话语。正是在这种环境中，日本马克思主义作为一支有别于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兴力量登上了世界历史舞台。
    （二）日本马克思主义的特点
    作为一种独立的研究范式，日本马克思主义具有三个鲜明的特点——重视文献考证和文本解读的“学术性”，横跨多种学科领域的“综合性”，拥有丰富和敏锐的“时代感觉”。
    1.重视文献考证和原始文本解读的“学术性”。日本学术界非常重考据和文献积累。特别是面对外来文化，出于他们善于学习和吸收的研究习惯，往往视文本解读为学术研究之根本，讲究文本解读的客观性和实证性。再加上马克思的重要著作大多是手稿，包含着许多与理解思想内容密切相关的文献学和解读问题，结果日本的这种研究范式与研究对象之间就出现了某种天然的契合，使得他们对马克思的理解表现出了许多马克思主义流派所不具备的深刻性，也使得他们的研究范式表现出浓厚的学术性。
    2.横跨多种学科领域的“综合性”。这种“学术性”也决定了日本马克思主义必须遵从对象本身的特点来研究对象，受到对象本身特点的影响。由于马克思主义学说具有跨学科的综合性，它不是可以被单一的学科如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所涵盖的，加之日本马克思主义远离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所以它从一开始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这样严格的区分，更没有受到这一区分的限制。其结果是，造就了一批冲破学科限制的大家，譬如平田清明、望月清司、广松涉、山之内靖、内田弘等人。他们的研究不仅具有艰深的专业性，还具有广泛的综合性。
    3.丰富和敏锐的“时代感觉”。日本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并非是一种不关心现实的纯粹的学术研究，相反，他们的研究具有丰富和敏锐的时代感。他们不仅深谙马克思的文本，还能够将马克思的理论应用到具体的社会实践中来。在受到日本国家意识形态打压的情况下，日本马克思主义如果不能对当今的社会问题作出强有力的思想回应，是不可能长期以来占据日本思想界的主流地位的。因此，那种认为日本马克思主义没有“思想”、没有“创造性”的说法是与事实不符的。实际上，也正是考虑到“时代感”这一点，笔者才没有将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狭隘地定义为“日本马克思学”，而是使用了“日本马克思主义”这一涵盖面更为广泛的名称。
    （三）日本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学研究
    马克思的主要著作大多是以手稿的形式遗留下来的，因此，对马克思的研究就必然包括了如何编排手稿和如何解读手稿等文献学问题。这一问题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手稿》、《形态》、《大纲》和《资本论》的手稿当中。而日本马克思主义恰恰是在这四部最重要的手稿的文献学研究上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绩。
    1.《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文献学研究。由于受马尔库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手稿》研究往往是从哲学角度进行的，其核心在于对人道主义异化论的评价。但是，从60年代初期开始，日本的《手稿》研究出现了两个新气象：一是杉原四郎和重田晃一在1962年根据“MEGA1”编辑出版了马克思在巴黎时期所作的《经济学笔记》，它的出版给《手稿》研究带来了重大转变，即要把《经济学笔记》与《手稿》结合起来，对《手稿》的研究离不开《经济学笔记》；二是苏联的拉宾和中川弘、山中隆次、服部文男等人对《手稿》的文献学研究，使日本学术界逐渐确立起了一个将《穆勒评注》置于《第一手稿》与《第二手稿》之间这样一个对《巴黎手稿》写作顺序的共识④。这两个新气象都是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营造的——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异化论，或者说将经济学和哲学结合起来研究早期马克思成为日本《手稿》研究的主流，由此而产生了一批重要的研究著作。⑤ 2005年，山中隆次出版了一个有别于“MEGA2”（Zweite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1975，即历史考证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的新版《巴黎手稿》⑥。在这个新版本中，他不仅把《穆勒评注》也编入了《手稿》，而且其编排采取了《第一手稿》→《穆勒评注》→《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这样的顺序。这是世界上第一本建立在拉宾考证顺序基础上的版本，该书代表了日本学术界独立编排《巴黎手稿》的最高水平。
    2.《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研究。早在1965年，广松涉就在《唯物论研究》季刊上发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上的问题”的论文，开创了日本研究《形态》文献学的先河。这篇论文详细地分析了《形态》手稿的内在构造以及梁赞诺夫和阿多拉茨基版的缺点，得出了阿多拉茨基版“事实上等于伪书”⑦的著名结论。1974年，广松涉出版了独自编排的《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⑧，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一个“把原始手稿以及修改过程等直接印在正文中”的版本，引起了轰动。广松版以后，日本又陆续出现了服部文男版、涩谷正版、小林昌人版等⑨。现在，世界上恐怕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有这么多独立于“MEW”（Marx Engels Werke）和“MEGA2”的版本，由此也可见他们对马克思和文献学的“痴迷”程度。由于他们的出色工作，2007年，“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IMS）又将“MEGA2”第1部门第5卷即《形态》卷“CD- ROM”版的编辑权交给日本“MEGA”编委会，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全世界将会看到一部带有日本特色的“MEGA2”第1部门第5卷。广松版的出版使日本掀起了一场从原始手稿出发去研究《形态》的高潮。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末，包括广松涉在内，一些日本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诸如花崎皋平、望月清司、细谷昂、坂间真人、重田晃一等人纷纷发表了关于《形态》的研究成果；1992年，岩佐茂等人又编辑出版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世界》一书，从而使日本在对《形态》内容的研究上也处于世界前沿地位。
    3.《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文献学研究。与《手稿》和《形态》不同，日本对《大纲》的研究并不是从文献学，或者说从重新编排《大纲》手稿开始的。但是，日本仍然不失为《大纲》研究最为发达的国家。例一，望月清司提出了一个“《资本家生产以前各种形式》的文献学问题”，即从文献学上证明《各种形式》不是狭隘的“共同体的三种形式”理论，而是“由两个原始积累理论夹着共同体理论的三明治形状”的资本的原始积累理论。⑩ 例二，内田弘提出了一个《大纲》的“划分问题”，即现行的《大纲》以第Ⅱ笔记本的第7页为界来划分《货币章》和《资本章》是错误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以第Ⅱ笔记本的第12页中间的横线为界。(11) 这些文献学成果对于人们理解《大纲》的内容具有重要的意义。更重要的是，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对《大纲》地位的独特认识。过去，人们一般仅仅将《大纲》看成是《资本论》的草稿，从《资本论》角度将《大纲》解释成一种“经济原论”。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高木幸二郎、杉原四郎、佐藤金三郎等曾试图突破这一解释框架，但都未获成功。直到60年代中期，由平田清明、内田弘、山田锐夫等人提出了一个“中期马克思”概念，这一解释框架才遭到了彻底的颠覆。他们不再将《大纲》看成是附属于《资本论》的手稿，相反将它看成是连接早期马克思和晚期马克思的独立的思想体系；同时，他们不再仅仅从经济学角度，而是从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重角度来研究《大纲》，由此而产生了一大批综合性的研究成果。譬如，“大冢史学”，平田清明的“第二循环的结束”和“个体所有制”问题，望月清司的“历史理论”，内田弘的“自由时间理论”，森田桐郎的“物质代谢理论”，等等。(12) 这些成果，无论是在解读的严密性还是思想深度上都要比西方的《大纲》研究如施密特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内格里的《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13) 出色得多。
    4.《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文献学研究。日本关于《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马克思手稿的研究也始于20世纪60年代。佐藤金三郎和杉原四郎等是最早的一批《资本论》手稿的文献学专家(14)，后来又出现了大谷贞之介、田中菊次、早坂启造、市原健志、大村泉和宫川彰等一批新的专家。他们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连续不断地去莫斯科和阿姆斯特丹，孜孜不倦地阅读手稿并搜集有关手稿的资料。进入到90年代，他们的研究已经大大超过原有的框架，涉及诸如《资本论》编辑中的“马克思恩格斯问题”、晚期马克思为什么没有完成《资本论》的写作、恩格斯对第2卷和第3卷手稿的编辑是否合理、《剩余价值学说史》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编辑问题等等，出现了一批颇有价值的新成果。(15) 这些成果为他们在20世纪末从欧洲人手里夺走“MEGA2”第Ⅱ部门编辑权增添了砝码。1984年，以大村泉等人为首，日本成立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者协会”(16)，开始为获得“MEGA2”编辑权做准备。1998年1月6日，以大谷祯之介为代表，日本正式成立了“日本MEGA编辑委员会”；同年，由大村泉等人组成的“仙台小组”获得了第Ⅱ部门“《资本论》及其手稿”第12卷和第13卷的编辑权。现在，日本已有30多名专家分成6个小组参加了“MEGA2”的编辑工作。其中，由他们编辑的第Ⅱ部门的最后几卷（第Ⅱ部门的第11、12、13卷）已经出版，为“MEGA2”第Ⅱ部门的完结作出了贡献。
    总之，由于对文献学的研究和对“MEGA2”编辑的直接参与，在他们中出现了一批掌握了“MEGA2”编辑知识的文献学专家，从而打破了欧洲对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的垄断权，这对于全世界研究者共享马克思的手稿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不仅如此，由于掌握了第一手原始资料和文献学的基本知识，还为他们从事原创性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迄今为止，他们不仅独立编排了《经济学笔记》、《德意志意识形态》、《巴黎手稿》等马克思、恩格斯的手稿，而且还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进行了全面而又细致的解读。早在20世纪60年代，“现代的理论”出版社就已经出版了一套系统的“解读马克思”丛书，而以单行本方式出版的经典研读著作更是数不胜数。日本马克思主义正是通过这些扎扎实实的专业性工作，既为本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奠定了学理基础，也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
    （四）“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
    “市民社会”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马克思主义最为核心的概念，其地位相当于中国前些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热议的“实践”概念。日本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会选择“市民社会”概念，主要是基于三个因素：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部分日本学者曾对日本为什么会走向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进行了反省，认为这是由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的个人”和没有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所致。因此，丸山真男和南原繁等政治学家以“大众社会”概念来分析日本社会，试图通过培育“独立的个人”来推行现代化；与此相对，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则试图通过对市民社会的建构，完成日本从东方专制主义向市民社会过渡的任务。其次，他们之所以提出“市民社会”概念，主要是为了在实践上批判日本资本主义。20世纪60年代，日本市民社会出现了高度成长的新迹象。对于这种新迹象，日本马克思主义一方面需要认识市民社会的合理因素，看到市民社会的积极意义以及市民社会与社会主义的连续性；另一方面，还需要通过对市民社会的分析来揭示资本主义的过渡性本质，对资本主义进行内在的学理性批判，而不能像以前那样，只对资本主义的市民社会予以简单的否定。最后，他们提出“市民社会”概念还是为了在理论上与传统的教条体系相对抗。作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所有”、“分工”、“交换”和“市民社会”等在以苏联教科书为代表的教条体系中并没有获得一席之地；相反，倒是阶级斗争史观和生产力史观占有绝对主导的地位。当然，强调阶级斗争和生产力的作用并没有错，但是如果缺少上述范畴，这些理论往往容易流于形式。这样一种形式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解不仅与马克思的“原始像”相去甚远，而且也无法应对迅速发展的日本资本主义的现实。因此，时代的发展也要求日本马克思主义提出新的理论框架以对马克思的历史观作出全新的解释。
    正是出于理论和实践上的需要，日本马克思主义挖掘出了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特别是《大纲》中的“市民社会”概念。从60年代中期开始，在日本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大纲》中的市民社会理论为核心的“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学派。该学派的形成可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讲座派”马克思主义曾对市民社会问题进行过阐发。战前和战后两次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也涉及日本如何从亚细亚共同体过渡到市民社会的问题。战后，大冢久雄和高岛善哉等人通过让马克思与韦伯对话、内田义彦让马克思与斯密对话，逐渐酝酿出一个以“市民社会”概念为核心来重新解读马克思的潮流。但是，他们还没有将这一潮流体系化。直到70年代初，平田清明和望月清司才完成了这一工作。平田在他的代表作《市民社会和社会主义》和《经济学和历史认识》中号召人们要重新认识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而望月则通过他的代表作《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将马克思的历史观（历史理论）解释成市民社会的历史。还有森田桐郎、内田弘、山田锐夫等人，他们与平田和望月一道，构成了“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成员。
    “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的解读有两个特点：一是区分“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和“资产阶级社会”（Bourgeoisgesellschaft）。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体系直接将市民社会等同于资产阶级社会，其后果就是将市民社会也看成是一个只具有消极意义的阶级社会，从而将近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简单地归结为阶级斗争。而区分市民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不仅可以避免这一弊病，而且还可以从两者统一的角度全面地认识资本主义的内在结构。平田清明就提出市民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是同一个近代社会的两个方面，近代社会的本质是“从市民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二是强调市民社会的内在必然性及其积极意义。在他们的著作中，常常会出现“历史贯通性”这一说法，所谓“历史贯通性”是指市民社会贯穿于从本源共同体到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始终，也就是说它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结构，存在于任何社会形态当中。在他们看来，市民社会首先是一个商品世界，在商品世界中，货币君临一切，物支配人。但是，在这一世界中，至少商品所有者在商品交换中是平等关系，这与人支配的世界如君主统治奴隶的世界相比是一种进步；而且，它也会使分工和交换得到全面的发展，能够为人类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做好准备。在这个意义上，市民社会是历史的必然。
    对“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日本学术界褒贬不一。一桥大学的《资本论》文献学专家佐藤金三郎就称这是一种“从马克思到斯密”的倾向。因为，一般说来，资产阶级社会这一规定应该是马克思历史认识的特质，市民社会是斯密自由主义的特征，而“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关注的中心显然是市民社会。事实上，该派的两位先驱高岛善哉和内田义彦都是日本最优秀的斯密专家，平田和望月还恰好是这两位学者的弟子。不过，佐藤对这一倾向是持肯定态度的，因为相对于过去的那种“阶级斗争一元论”，强调市民社会可以更好地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与此相反，他们也受到了来自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阵营的批判。例如，林直道就批评说，“平田历史观的基本特质是无视剥削阶级的所有制（即资本主义所有制——译者），对小所有制（即商品经济下的小私有制——译者）进行了不恰当的美化”(17)，并认为平田清明对市民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区分实际上淡化了阶级斗争和剥削关系，是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倒退。
    尽管人们对“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的评价不一，但是“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毕竟是日本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的立场和方法反思和批判日本资本主义的产物，具有鲜明的实践特征和敏锐的时代感觉；不仅如此，从思想内容上来看，无论是平田还是望月，虽身为经济学家，但他们所拥有的哲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知识决不逊色于这些领域的专家，他们之所以能够重构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论”，得益于他们的综合能力。
    二
    由于日本在译介和研究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早于中国，中国现在所使用的大多数西学范畴首先被日本人翻译成了汉语。因此，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就从日本来转译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开始译介日本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日本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的作品如城冢登的《青年马克思的思想》(18) 就被翻译成了中文。但是，从整体上看，当时对日本马克思主义的译介工作还不够系统，缺乏目的性和问题意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日本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复杂性，譬如学派林立、良莠不齐、写作风格晦涩难懂等；另一方面则是当时作为引进一方的中国在理论视野和知识积累上还很难对它做到全面的了解。但是，从90年代起，这种状况出现了重大的转变，这集中体现在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广松涉哲学系列”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译丛”上。
    （一）“广松涉哲学系列”
    “广松涉哲学系列”是以张一兵、彭曦等人组成的南京大学“中日文化研究中心”翻译出版的。到2009年6月，南京大学出版社“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已经出版了该中心翻译的广松涉的《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物象化论的构图》、《事的世界观的前哨》三部著作；近期还将出版《唯物史观的原像》和《存在与意义》（两卷）；另外，广松涉的《资本论的哲学》也被列入翻译计划。如果在不久的将来，再将广松涉晚期的《以物象化论为视轴读〈资本论〉》和早期的《恩格斯论》、《马克思主义的成立过程》翻译出版，中国读者基本上就可以读到一个相对完整的广松涉哲学体系。
    对日本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广松涉著作的翻译出版，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首先，它有着明确的目的性，这就是尽可能地将广松涉哲学中最具代表性的物象化论介绍过来。“市民社会论”和“物象化论”可以说是日本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60—70年代所取得的最重要的两项成果。如果说“市民社会论”主要是经济学家们的功绩，那么“物象化论”则主要是哲学家广松涉的功绩。在20世纪60年代末，广松涉提出过一个著名的马克思思想断代史理论，即“从异化论逻辑到物象化论逻辑”(19)。所谓异化（Entfremdung），是指人的创造物与人相对立、相异己的状态，其基本逻辑结构是一种主客体关系；所谓物象化（Versachlichung），则是指包括主客关系在内的主体间复杂的关系结构。广松涉认为，“异化论”是巴黎时期马克思人道主义的理论基础；而“物象化论”则是唯物史观的社会关系态结构，属于马克思成熟的思想。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界，马克思的理论存在着一个从“异化论”到“物象化论”的转变。这就是广松涉“物象化论”的基本内容。在上面所列举的书目当中，《唯物史观的原像》、《物象化论的构图》、《资本论的哲学》、《以物象化论为视轴读〈资本论〉》都属于广松涉“物象化论”的主干。由此看来，南京大学“中日文化研究中心”译介的重点是在“物象化论”上。
    其次，它是要把广松涉的文献学研究成果介绍到中国来。广松涉之所以在日本成名，除了他的“物象化论”以外，还得益于他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研究，这就是前面提到的他采取与“MEGA2”不同的编辑方案出版的《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在唯物史观形成时期恩格斯占主导地位的假说”。2005年，该书中文版以《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书名推出。尽管该书出版以后，围绕该书的翻译出现了很大的争议(20)，但它毕竟使中国读者第一次真正接触到日本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学成果，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据笔者所知，英国的卡弗等人也已经将它翻译成英文，但是至今还未出版。从这一事实来看，中国在对广松涉哲学的译介上，显然领先于英语世界。
    （二）“日本马克思主义译丛”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专著不下千册，广松涉的系列著作不过是一个缩影，如何从这些成果中再选取一批有价值、有特点的作品介绍到中国，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从2006年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开始翻译出版“日本马克思主义译丛”。首批“日本马克思主义译丛”包括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田畑稔《马克思和哲学》，岩佐茂、小林一穗、渡边宪正编著《〈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世界》，山之内靖《受苦者的目光——早期马克思的复兴》、内田弘《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等。
    与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广松涉哲学系列”不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译丛”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它照顾到了“日本马克思主义”各种学派。具体说来，岩佐茂和渡边宪正与一桥大学有很深的渊源，深受岩崎允胤和良知力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影响，他们都属于“日本唯物论研究会”的主要成员；田畑稔则是日本大阪《唯物论研究》（季刊）的主编，是当代日本关西地区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山之内靖不仅是日本研究韦伯和尼采的专家，同时也是广松涉哲学和“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者；而望月清司和内田弘同属于专修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都是“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从这些情况来看，“日本马克思主义译丛”具有相对的广泛性。
    第二，“日本马克思主义译丛”并非面面俱到，而是有所侧重。从比例上看，在首批五部著作中，《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和《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都属于“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在这个意义上，该译丛有意识地选择了与广松涉“物象化论”齐名的“市民社会论”作为重点推介的对象。“市民社会论”虽然是经济学家们所挖掘出来的理论，但它属于“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是日本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的哲学、经济学和历史学方面的综合成果。因此，它反映着日本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水平，具有代表性。
    第三，虽然它照顾到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恰恰相反，这五本书都属于对马克思经典文献的解读著作，是日本重文献考据和文本解读研究范式的代表。具体说来，《受苦者的目光——早期马克思的复兴》、《〈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世界》和《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这三部著作分别是对马克思的《巴黎手稿》、《形态》和《大纲》的解读著作。《受苦者的目光——早期马克思的复兴》的特点在于，它概括和批判了广松涉和望月清司之间的“早期马克思论争”，提出了早期马克思主要是以费尔巴哈的“受苦者的目光”来建构自己新哲学的这一颠覆性结论，并将黑格尔的哲学、斯密的经济学和费尔巴哈的基督教批判结合起来对《手稿》进行了解读，其视角、材料运用和分析之独特，在日本可谓独树一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世界》是由九位当代日本马克思主义专家采取最典型的日本式集体研究方式，分十个专题对广松版进行的文本解读，这可能是世界上第一本以广松版为对象的研究著作，代表了日本研究《形态》的整体水平。《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是对20世纪60至70年代日本《大纲》研究的总括，作者不仅从“时间的经济学”和“作为文明的资本概念”这两个角度系统地解读了《大纲》，而且在解读时还广泛地运用了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的哲学理论，该书的出版为“中期马克思”概念的确立奠定了基础。而另外两本即《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与《马克思和哲学》则分别是对马克思的历史观和哲学观的综合性解读著作。两者的共同点是按照自己的问题意识对从早期马克思《德法年鉴》、《巴黎手稿》、《形态》到成熟时期的《大纲》和《资本论》的严密解读，试图以此来重构“马克思的整体像”，打破人们关于马克思历史理论和唯物主义概念的传统理解。作为日本马克思主义的集大成之作，当代日本马克思主义所讨论的重要问题几乎都可以追溯到这两本著作当中。
    （三）译介“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意义
    日本与中国一样，同属于向西方学习的东方国家，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中国学术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首先，它的研究方法可以丰富中国学术界的研究路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包括对西方哲学的研究），有不少是从既成的教科书体系入手的。这种做法往往只重“体系”、“规律”和思想雄辩，而缺乏对原著的深入了解和理论实证。加之多年来形成的教科书式思维惯性，遇到具体理论问题往往就将已有的“体系”和“规律”应用上去，以不变应万变，其结果有时反而限制了自己的研究视野和理论创新。而日本的研究方法更注重文献积累和文本考证，花大力气啃经典著作，讲究证明的严密性和实证性。这种研究方法可能会遭到“没思想”之类的指责，但是却可以厚积薄发，因为任何理论创新都是以对研究对象的知识积累和深入了解为前提的。还有，他们强调从经济学等角度来解释马克思的哲学理论的“综合性”研究方式也值得引起我们重视。因为，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学说决不是单一的哲学，对马克思的研究如果缺少“综合性”，特别是缺少经济学视角，实际上是很难深入的。
    其次，它有助于中国学术界加强经典著作研究，拓宽研究思路。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部分文献是他们生前未出版的手稿，这些手稿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迄今为止，中国对这些手稿的研究大多依据的是苏联、东欧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成果。当然，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手稿出版上所作出的贡献是不能抹杀的，但是他们对手稿类著作的文本解读却包含着固有的缺陷，即往往不能给予充分的重视并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例如，由于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论”的评价不高，于是就拒绝将《手稿》收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W）的“正卷”当中，直至后来遭到了抗议才不得已将它收录于“补卷”之中。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对手稿类著作的研究上也有问题，这就是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包括阿尔都塞等人不仅没有读过“MEGA2”公布的最新资料，而且又急于转向社会批判，使得他们在对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类著作的文献考据和文本解读上略显粗糙。相比之下，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则在这方面具有优越性。一方面，受苏联意识形态的干扰较少；另一方面，对经典著作的文本解读做得比较精细和系统，特别是在对最新出版的“MEGA2”上，无论是文献学研究还是文本解读都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再加上他们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进路比较独特，因而在很多领域都取得了一些创造性成果。例如，“市民社会论”、“物象化论”、“中期马克思”概念、“自由时间理论”、“卡尔·马克思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问题”、“历史理论”、“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等等，其中包含了很多中国学者未知的领域。
    最后，它有助于中国对自身现代化的研究。对东方国家而言，社会意义上的现代化一般是指市民社会化。西方社会是从日耳曼共同体的解体而步入近代市民社会的。而东方社会由于其社会组织原理是亚细亚共同体，它们要实现社会现代化必须首先从亚细亚共同体走向市民社会，然后才能过渡到未来的共同体。马克思曾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资本家生产以前各种形式”章对共同体如何向市民社会过渡作过专门讨论，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如望月清司在《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中很早就发现了这一点。他们认真地研究了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思考了东方社会如何过渡到市民社会这样的问题，他们有关“共同体的三种形式”、“资本的原始积累”、“个体所有制”等问题的讨论其实都缘于这一问题意识。他们的思考和所做的工作，对中国学术界探讨自身现代化来说不无启发。
    二十多年前，当西方学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被冠之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后，这一范畴不仅与“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一道成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对象，而且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今，西方马克思主义、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在中国已经译介很多，而“日本马克思主义”的翻译和介绍相对较少。笔者希望，不久的将来，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界，能出现一个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相提并论的“日本马克思主义”概念。
    注释：
    ① 其代表性成果有福富正实编译：《亚细亚生产方式争论的复兴》，东京，未来社，1969；福富正实：《共同体论争和所有的原理》，东京，未来社，1970；盐泽君夫：《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东京，御茶水书房，1970；小林良正：《亚细亚生产方式研究》，东京，大月书店，1970；熊野聪：《共同体和国家的历史理论》，东京，青木书店，1976；小谷汪之：《马克思和亚细亚》，东京，青木书店，1979。
    ② 其代表性成果有内田弘：《〈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东京，新评社，1982；内田弘：《中期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东京，有斐阁，1985；山田锐夫：《经济学批判的近代像》，东京，有斐阁，1985。
    ③ 其代表性成果有淡路宪治：《马克思的落后国家革命像》，东京，未来社、1971；山之内靖：《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史像》，东京，未来社，1969。
    ④ 韩立新：《〈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及其意义》，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1)。
    ⑤ 譬如，细谷昂、畑孝一、中川弘、汤田胜《经济学哲学手稿》（东京，有斐阁新书，1980）、细谷昂《马克思社会理论的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9）、中川弘《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形成》（东京，创风社，1998）、现代的理论编辑部编《解读马克思（Ⅰ、Ⅱ）》（东京，现代的理论社，1975）、山之内靖《受苦者的目光——早期马克思的复兴》（东京，青土社，2004）等。
    ⑥ 山中隆次：《巴黎手稿——经济学、哲学、社会主义》，东京，御茶水书房，2005。
    ⑦ 广松涉：《（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上的问题》，见《广松涉全集》，第8卷，第426页，东京，岩波书店，1997。
    ⑧ 广松涉编译：《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东京，河出书房新社，1974。
    ⑨ 服部文男监译：《新译〈德意志意识形态)》，东京，新日本出版社，1996。涩谷正编译：《草稿完全复原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别卷·注释题解篇），东京，新日本出版社，1998。小林昌人补译：《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东京，岩波文库，2002。
    ⑩ 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第6章，第1节，东京，岩波书店，1973。
    (11) 内田弘：《第12章（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编辑问题——关于划分〈货币章〉和〈资本章〉的界线》，见森田桐郎、山田锐夫编：《解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下）》，东京，日本评论社，1974。
    (12) 这些成果包括：平田清明《市民社会和社会主义》（岩波书店，1969）、《经济学和历史认识》（东京，岩波书店，1971），花崎皋平《马克思的科学和哲学》（社会思想社，第1版，1969；修订版，1972），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森田桐郎、山田锐夫编《解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上下）》，内田弘《〈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中期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以及山田锐夫《经济学批判的近代像》（东京，有斐阁，1985）。
    (13) Antonio Negri, Marx oltre Marx: Quadèrno di lavoro sui Grundrisse, manifestolibri, 1998.
    (14) 佐藤金三郎：《(资本论)和宇野经济学》，东京，新评论，1969；《马克思遗稿的故事》，东京，岩波书店，1989。杉原四郎：《马克思经济学的形成（改订版）》，东京，未来社，1964；《通向马克思经济学之路》，东京，未来社，1967。
    (15) 譬如，大谷贞之介：《马克思的利息诞生〈资本论〉》，载《经济志林：大谷贞之介教授退任纪念号》，2005。大村泉：《新MEGA和〈资本论〉的成立》，东京，八朔社，1998。早坂启造：《〈资本论〉第Ⅱ部的成立和新。MEGA》，东京，东北大学出版会，2004。
    (16) 该协会成立于1984年11月，当时的协会名称是“青年学者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者协会”，1987年10月出版《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主义研究》杂志至今，是日本专门研究“MEGA”的学术刊物。
    (17) 林直道：《经济学与历史唯物主义》（上），第211页，东京，大月书店，1973。
    (18) 城冢登：《青年马克思的思想》，东京，劲草书房，1970。
    (19) 广松涉：《唯物史观的原像》，第66页，东京，三一书房，1971。
    (20) 韩立新选编：《〈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问题》，见《中国哲学年鉴》（2008），哲学研究杂志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