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后冷战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是一本美国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其英文初版和二版分别问世于一九八五年和一九九三年，这里向读者介绍的是二〇〇四年的第三版。
    本书第三版的三位作者，鲍尔斯、爱德华兹和罗斯福，都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背景，更准确地说，他们都曾经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复兴时期登上了学术舞台。作者罗斯福是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推行“新政”的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孙子。鲍尔斯的父亲也曾出任美国驻印度大使。为此，在他们当年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时，还一度是媒体议论的话题。三位作者当中，最为著名的要数鲍尔斯。他早年因讲授马克思主义遭哈佛大学解聘，此后长期执教于麻省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经济系(该系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镇)，直至退休。他和另一位作者爱德华兹都是形成于八十年代的美国SSA学派(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的代表人物。苏东巨变后，鲍尔斯在理论上的马克思主义色彩趋于淡化，在研究主题上转向人类行为研究，与他人合作完成的研究成果曾发表在《自然》杂志上。鲍尔斯已有多种著作(包括与人合写的著作)被移译成中文。
    从本书的第一版到第三版，跨过了大约二十年的岁月。在这期间，发生了苏东社会主义瓦解、冷战结束、新自由主义崛起等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巨变。本书第三版无论在内容还是在体系结构上，都深镌了这些变化的印记。书的第一章和最后一章，反复提到柏林墙的倒塌和苏东社会主义的解体，以及政治经济学面临的时代拷问。本书的几位作者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曾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做过重要的贡献，他们自然不会满足于新古典经济学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提供的答案。但另一方面，冷战的结束又使他们在理论视野上有别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结果，在第三版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理论上的混合在一些涉及方法论原则的重大问题上，作者力图和新古典经济学划清界限，保留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方法和观点；与此同时，为了解释市场和竞争在协调经济中的作用，又在一些地方糅合进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理路和概念。
    一维经济学还是三维经济学本书的一大特色是强调了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也就是新古典经济学)之间的区别，态度鲜明地把自己划归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传统。书中将政治经济学定义为“三维经济学”，即从竞争、统制和变革这三个维度来分析资本主义的理论。与此相对照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只重视分析经济生活里的一维，即竞争和交换，从而“把资本主义简单地看成一个市场体系”。
    为了进一步说明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区别，书中批判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假设。在这些假设中，包括自利经济人假设、完全契约假设和不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的假设。作者认为，这三个基本假设合在一起，使新古典经济学成为牛顿时代的机械主义世界观的典型写照。
    本书虽然强调自己属于政治经济学的阵营，但并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对各派不同的经济理论持有兼容并包的态度。在第一篇讨论经济思想史的那一章，列举了六位在作者看来对政治经济学贡献尤著的代表性人物，他们是斯密、马克思、熊彼特、凯恩斯，以及科斯和森。名单上的最后两位是在第三版里新添的。作者对马克思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他对古典经济学进行了彻底的重构，为本书提倡的三维经济学提供了一个原创的范例。对于科斯的入榜，国内的读者可能会稍感诧异。毕竟科斯的观点一直被视为鼓吹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本书作者则认为，科斯事实上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者，他的观点被那些利用他的人有意或无意地误读了。科斯假设，在交易成本为零时，私人之间的讨价还价足以替代政府的调节；但他又认为，在现实中交易成本是正的，应该研究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作者最后指出，以上六位思想家都未曾对各自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令人完全满意的回答，经济学家还将继续追寻新的答案，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断面临新的问题。
    把本书的第三版和头两版相比，马克思主义的色彩有所淡化。但即便如此，作者还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立场、方法和观点。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作为主要的分析对象，本书则以类似的方式把围绕着生产活动的组织而形成的经济制度作为重要的分析对象。经济制度是根据特定的生产关系来定义的。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特点是，本书坚持了从古典学派到马克思的剩余分析传统，使用了剩余产品的概念，并借助于剩余产品的概念，定义了什么是阶级和阶级社会：没有剩余产品控制权的生产者是一个阶级，剩余产品的控制者是另一个阶级。所谓阶级社会是基于这样一种经济制度，其中绝大部分生产者没有或只有微不足道的剩余产品控制权。依据这个标准，资本主义也是一个阶级社会。在这种观点的基础上，书中以大量篇幅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阶级性和资本家控制劳动的各种手段；以及这种阶级性如何在宏观层面影响着投资、积累和总供求，进而造成失业、通货膨胀和经济周期。
    后冷战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冷战结束后，市场经济制度开始流行于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作为一本后冷战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需要寻求对市场和竞争的协调作用的正面解释，而不能像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那样，满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病理学分析。本书作者的这一思想倾向在第三版的章节调整上得到了反映。在第一版和第二版里，微观经济学篇是直接由《资本主义生产和利润》那一章开始的。而在第三版里，在《资本主义生产和利润》这一章之前，又新插进来两章，即第八章《供给与需求》和第九章《竞争和调节：看不见的手》。这两章讨论了市场经济是如何经由供求关系实现协调的，以及市场经济相对于中央计划经济的优越性。
    本书沿袭了计划经济批评者的两个传统观点，一个涉及信息的维度，另一个涉及激励的维度。第一个维度的含义是，苏联的中央决策者不可能获得足够的信息以制订出准确的计划。这是由哈耶克最初提出来的观点。第二个维度的含义则是，中央决策者缺乏足够的激励以制订出有利于大多数人的计划；而且，即使存在这样的计划，生产者和消费者也没有足够的激励去实现这一计划。
    但细究起来，这种对于计划经济的批判，也可以反过来用在市场经济头上。关于外部性和市场失灵的理论就表明了这一点。新古典经济学的看不见的手原理假设，如果价格是适当的(即它能够衡量人类各方面关系的真正稀缺性)，那么人的行为以及对他人的全部影响就会反映在产品或服务的价格中。但外部性的存在表明，价格经常是不适当的，并不能真正反映稀缺性，在企业的个别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会存在偏离。这样一来，个人追求自利的行为就不能带来对整个社会而言合意的结果，这就是市场失灵。因此，在理论上承认外部性便意味着，市场价格机制并不像哈耶克所说的，能自动地解决一个社会经济的协调所面临的信息问题。
    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存在着激励制度的严重缺陷，无论是在企业层面还是在宏观收入分配中都是如此。在企业内部，生产过程的阶级性带来了控制劳动这个传统难题。书中指出，雇主和工人之间缔结的合约是一份不完全合约，上面载明了工资，却无法预先规定工人的劳动付出。由于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抗性关系，单纯依靠收入手段激励工人提供更多的劳动付出是不可能的，全部资本主义管理便受困于这个难题。就整个经济而言，本书第三篇分析的美国经济中的严重不平等，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根据书中的数据，美国最富有的1％纳税人的收入占所有美国人总收入的比率，曾由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25％的最高点下降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9％这个最低点，但自一九八〇年里根当选为总统以来，这个比例则开始大幅攀升。此外，从一九七〇到二〇〇〇这三十年间，美国一百个最富有CEO的收入相对于普通工人工资的倍数，从一九七〇年的49︰1，增长到一九八八年的373︰1，到一九九八年则高达2388︰1。CEO被“过度激励”的现象，在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后，成为困扰美国社会的严重政治问题。与此相对照的是，美国私有部门工人的实际工资率在一九七二年达到战后最高点后便开始下降，其二〇〇八年的水平比一九七二年下降了约10.6％。再现了马克思当年所说的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的现象。这种不断加剧的经济不平等，是造成目前的经济危机的深层原因之一。
    因此，从激励和信息这两个角度来论证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似乎不啻五十步笑百步。要为市场和竞争的协调作用提供更有说服力的，还需在理论上另辟蹊径。
    根据现有的三种经济理论范式，市场经济中无数行为者的分散决策分别带来了三种结果。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来，其结果是危机和崩溃；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结果则是趋向于静态均衡；演化经济学可谓居于前两者之间，提出了别具特色的“协调”论。著名演化经济学家弗里曼和卢桑对这里的协调概念做了如下解释：
    协调概念解释了，为什么存在着非均衡过程，以及非均衡过程为什么会受到约束……为什么结构性的不稳定性持续地存在着，但又不会驱使整个系统朝向爆炸性毁灭。
    另一方面：
    存在着协调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就存在着和谐或均衡，不管均衡在意识形态的意义上指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特征，或者在其精确意义上指的是市场体系所具有的持久的动态稳定性特征。
    也就是说，演化经济学既承认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和结构的不稳定性，反对任何均衡的理念(这一点针对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又认为这些矛盾和非均衡有可能受到约束，不至于立刻颠覆整个体系(这一点是针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在我们看来，相对于前两种截然对立的范式，演化经济学所主张的协调论，应是更为可行的理论出路。
    在演化经济学家眼里，实现上述协调的主要途径之一便是技术创新。冷战结束后，演化经济学家如N.罗森伯格和R.纳尔逊等人，提出应根据创新绩效来论证市场经济的相对优越性。由于他们的见解是在反思和批判熊彼特的基础上形成的，在早年熊彼特看来，创新以及由此带来的动态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特征；企业家则是创新职能的承担者。到了晚年，他又提出，创新的主体从个别企业家变成了资本主义大公司，这些大公司集中了创新所需的各种资源，并把创新变成了公司内的例行事物，也就是说，大公司可以对其创新进行预先的规划。在此基础上，他做出了下面这个惊人的推断：资本主义大公司的这个成就，也为中央计划机关代替它对创新进行规划奠定了基础，资本主义将因此长驱直入社会主义。针对熊彼特的上述思想，罗森伯格等人提出：资本主义大公司的创新并没有完全降低为例行的事物；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创新在其本质上是不能由中央计划机关通过命令来规划的；以无数人的分散决策为特征的市场经济，恰恰是为各种思想的经济实验提供了制度条件，计划经济则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演化经济学关于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譬如对苏联和日本的国家创新体系所做的比较研究)，也从实证上支持了这种观点。
    本书第二篇的头两章(第八和第九章)在讨论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时没有借重演化经济学的上述观点，但在第一篇(如第七章)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第三维，即变革之维时，却浓墨重彩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之一是与积累相联系的永无止境的创新和变革。书中强调，与其他经济制度相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使得剩余产品的使用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植根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竞争，迫使企业把大部分剩余产品用于投资而不是消费，那些不这样做的资本家面临着被竞争淘汰的危险；这些投资带来了不间断的技术创新，以及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变革；资本主义是历史上第一个这样的制度，其精英阶层的成员必须将剩余用于投资才有可能保持他们的阶级地位。
    书中还指出，资本主义的上述特点和下面两项制度条件的并存是联系在一起的，即私有财产的安全性和个人经济地位的不稳定性。私有财产权的安全性意味着，那些拥有资本品的人，会同时拥有生产出来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工厂的雇主将拥有企业盈利时带来的剩余，没有人能拿走你得到的奖赏。经济地位的不稳定则意味着，如果你失败了，就得蒙受损失。如果你无法以低成本生产出优质产品，你就不只是一个拙劣的资本家，还是一个“前”资本家。因此，确保控制剩余的财产权和与竞争性市场相联系的不稳定性，共同促进了投资与创新。
    与积累和变革相联系的是动态竞争。书中比较了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看待竞争的不同态度。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教科书里，竞争是导向静态均衡的，在此均衡中所有企业都获得一致的收益率，各种资源也以一种最优方式得到配置。而政治经济学则认为，企业总是在寻求机会超越现有的竞争状态，将自己置于一个能获取更高利润的地位。在动态竞争中，没有一种状态是永恒的，因为有些企业一直在改变着竞争的必要条件。因此，均衡不应该在经济学中占据那么重要的位置。
    然而，在笔者看来，本书描绘的这幅资本主义的变革图景，却在第二篇头两章里遭到了某种逻辑上的损害。比如，本书作者没有接纳劳动价值论，也没有专辟一节讨论价值和价格理论，却不时地采用了竞争性市场下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的观点。同时，在某些地方又接纳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竞争概念，例如在书中某处说：“竞争过程将推动实际价格和数量向均衡价格和数量移动。”而这种导向均衡的竞争，和作者强调的“动态竞争”在概念上是截然不同的，后者带来的不是静态均衡，而是“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的持续转变”。
    难以理解的是，作者一方面旗帜鲜明地批评新古典经济学的竞争概念，另一方面却在这里采纳了他们的观点，个中原因何在呢？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完全竞争和边际成本定价的观点，只是作者在论述过程中故意采取的一个假设，目的是为此后论述市场失灵做铺垫。在现实中，由于外部性、垄断、报酬递增的原因，价格并不等于边际成本，由此造成了市场失灵，经济也就不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在这个意义上，完全竞争和边际成本定价的观点在本书里所起的作用，就类似于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里采用过的手法，即先假定有一种静态(循环流转)，然后再引入创新，以得出资本主义发展的动态来。但熊彼特的这种方法并非什么成功的样板，反而带来了各种无法解决的理论上的矛盾，一直为人所诟病。
    第八和第九两章给人的印象是，作者既想肯定市场和竞争在协调社会经济中的作用，又要指出其固有的缺陷。这个意图当然不坏，但所采用的论证手法是可咨议的。第九章以相当多的篇幅讨论了市场失灵的问题，而市场失灵这一提法，是以完全竞争及均衡等概念为参照提出来的。在完全竞争和一般均衡的前提下，新古典经济学提出了帕累托最优的概念，以证明市场在配置资源上的效率。因此，若无这一参照系，就无所谓市场失灵。而一旦接纳了市场失灵的概念，就等于默认了这个参照系，也就默认了完全竞争和一般均衡理论是对市场和竞争的协调作用的唯一正面的解释。在我们看来，对这一参照系是接纳还是拒斥，关涉到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之间的本质区别。一种把变革的维度纳于自身的三维经济学，理应断然拒绝这一参照系，寻求对市场和竞争的协调作用的新解释。例如，以报酬递增而论，这个现象在书中被视为导致市场失灵的原因之一。可是，如果报酬递增或企业的平均成本下降的确是个普遍的现象，为什么一定要用它来解释市场失灵，而不是用来证明市场制度在促成变革和协调经济上面的正面作用和效率呢？后者恰恰是演化经济学所倡导的观点。在他们看来，市场经济的效率并非来自根据给定目的对给定资源进行配置的静态效率，而是来自于接纳各种创新和变革的能力以及由此形成的动态效率。演化经济学家梅特卡夫曾就此指出：“市场制度的重要特征就在于它们促成了对新机遇的适应，同时创造了激励以诱发对现状的新挑战。市场制度在静态意义上是否有效率并不是问题。更重要的是，市场机制具有使经济体系向着更有效率的状态演化的能力。”笔者认为，如果我们能把演化经济学的这种见解和马克思主义有关资本积累内在矛盾的病理学分析结合在一起，就有可能达成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较为全面的评价。而在本书中，虽然作者也强调动态竞争和创新驱使资本主义远离任何均衡，但在讨论市场和竞争的协调作用时却对新古典经济学做了过多的让步，其结果是在书中产生了一些逻辑上的矛盾。仍以报酬递增而论，书中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一种是将其作为市场失灵的原因来看待，另一方面，在第十一章里，又把单位成本下降作为动态竞争的结果，而这种动态竞争，正如上文提到的，带来了作为资本主义之特征的持续变迁。
    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观作为教材，本书的一个突出优点是以问题为导向，而不是一上来就向初学者灌输理论模型。作者在解释书名时这样说，之所以最终定名为《理解资本主义》而非《理解经济学》，意在将学生的兴趣引向经济本身，而不是经济学模型。举例来说，在宏观经济学那一篇，开头两章首先分析了困扰着美国和全世界的各种严重的经济不平等，到该篇第三章才开始讨论总供给和总需求模型。此外，书中随处可见大量的案例、统计数据及图表，为读者把所学的知识和实际相对照提供了方便。
    与这种贴近现实的风格相适应的是，本书倡导经济学研究要为变革世界服务。作者鲜明地指出，经济学不仅讨论“是什么”的问题，而且要讨论“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在实证的经济分析与规范的(或政策导向的)分析之间，不存在鲜明的界限。为此，书中专设了一章来讨论政治经济学里的价值体系。
    在西方经济学中，长期以来有一种教条，即公平和效率是互相冲突的。或者换一个具体的说法，生产率的快速增长要以收入的严重不平等为代价。这种思想也曾强烈地影响了我国理论界和决策界的某些人。例如，曾经流行一时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就反映了这种影响。可是，这种观点和世界经济中的许多现象并不相符。例如，书中提到，过去数十年间，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是世界上收入分配最平等的国家和地区，但这些地方的生产率增长远远超过了南非、巴西这些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国家。这些现象促使人们对公平和效率之间的所谓矛盾产生了怀疑。此外，即使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会发现公平和效率的矛盾在经验上并不成立。书中第十五章提供了一张图，比较了十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其横轴是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基尼系数)，纵轴是一九五〇至二〇〇〇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从中我们看到：第一，几个北欧国家(挪威、丹麦和瑞典)以及比利时的收入分配最为公平，生产率的增长率也最高；第二，美国的不平等程度在这十个国家中是最高的，生产率的增速则位居倒数第二，仅高于加拿大(书中还提到，美国不仅是发达资本主义世界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国家，也是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第三，法国、西德、荷兰和英国属于上述两类国家之间的中间情况。该图表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并没有出现整齐划一的模式；不同的市场经济体制，带来了公平和效率关系的不同组合；北欧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普遍优于美国的模式。作者进而提出，一般而言，并非公平妨碍了效率，经济不平等才是妨碍效率的原因。
    在美国的新自由主义体制随着二〇〇八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而覆灭之后，这些见解代表了未来发展的潮流。
    (《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美）鲍尔斯、爱德华兹、罗斯福著，孟捷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