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们今天的时代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在经济发展的范围和程度上已经具有很大的差异。但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和危机的论述,对于今天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否仍然具有解释力呢?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也是有效的呢?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从对今天的资本主义经济来说,马克思的理论仍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加拿大学者巴尼奇就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谈到:“经济危机再度掀起了人们对卡尔·马克思的兴趣。……马克思远远领先于其所处的时代,预测了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他精准地预见到引发今天全球经济危机的一些致命因素。”就拿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来看,也是如此。马克思说:“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对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会出现。所以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
美国的“次贷危机”,从表面看,似乎只是房地产贷款和金融领域的问题。其实,这仍然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是生产领域发生问题的一种表现。因为“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产业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而达到极度紧张。这些消费界限也会因为再生产过程本身的紧张而扩大:一方面这种紧张会增加个人和资本家对收入的消费,另一方面这种紧张和生产消费的紧张是一回事。”“只要再生产过程顺畅地进行,从而资本回流确有保障,这种信用就会持续下去和扩大起来,并且它的扩大是以再生产过程本身的扩大为基础的。一旦由于回流延迟,市场商品过剩,价格下降而出现停滞,产业资本就会过剩,不过这种过剩是在产业资本不能执行自己的各种职能的形式上表现出来的。有大量的商品资本,但卖不出去。”“次贷危机”发生的情况恰恰证明了马克思危机理论的适用性和正确性。
美国“次贷危机”的起源,首先是房地产资本家集团和金融投机者为追逐房地产的高额利润而在竞争中过多投资,造成了大量过剩的商品房地产供应。而普通民众的收入并不足以购买这些房产,这就造成了房地产销售的困难。这其实已经潜伏着生产过剩的危机。这也正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表现之一——社会生产无限扩张和广大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矛盾——的现实写照。但在凯恩斯主义人为刺激有效需求的思想和美联储刺激经济的宽松货币政策鼓励下,房地产资本家集团为了将其房产推销出去,便鼓励人们以分期付款的形式购买房地产,将他们未来的收入提前透支。这样,房地产资本家就可以不断获取利润。在这一进程中,银行则通过降低贷款者的贷款信用条件,以房产作抵押,对未来偿付能力较差的家庭发放高息贷款,由此获取分期付款的利息。随后,银行再将抵押的房地产在担保公司有偿担保条件下作价“创新”为房产抵押债券,向国内外市场公开出售(此即所谓的“金融创新”)。这样一来,在顺利运作的情况下,一切良好,参与房地产买卖和“金融创新”的各个环节都似乎获得了利益并且摆脱了风险。然而,当房地产债券在市场上几经换手之后,一些借买卖这些房产抵押债券盈利或以这些债券作进一步抵押来融资的金融机构或资本家便迅速获利,使房地产泡沫越吹越大,而将风险转嫁给了接手房产抵押债券的人或机构。这种变得越来越长的金融信用链条,使得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本身带来的危机可能性向现实爆发的转变过程被延迟,规模被放大了。但是,当美联储迫于经济中严重的通胀压力而提高基准利率时,问题就出来了。一方面是资金紧缩带来生产紧缩、失业增加,人们不再有能力通过高利息的分期付款来抵押购买新房产,而银行和金融机构也开始进一步提高利率、收紧银根。另一方面,已经通过支付较高利息率的分期付款形式购买房产的人,现在无法在利率进一步提高时支付其欠款了。整个房地产市场的需求急剧下降,作为实际抵押物的房地产无法卖出,房地产抵押债券持有人便无法收回其早先付出去的资金(当然也无法获得盈利)。而以债券为抵押物发生的一系列融资债务链条上,诸多环节都相继发生了资金告急,债务无法清偿,金融界支付链条的多个环节发生断裂。原来被不断抬高价格的房地产泡沫终于破灭,“次贷危机”也由此发生了。但这并不是事情的结束。由此引发的金融危机很快传递到更多的实际产业部门,导致其他行业和产业都发生了资金紧缺,导致经济的全面停顿和收缩。危机的蔓延进一步收紧更大范围的债务链条,逐渐地,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也出现了。通过“次贷危机”到金融危机,再到更普遍的金融危机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到,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对于当前美国金融危机引起的世界性经济衰退和危机仍然具有很好的解释力。
对此,英国经济学家斯蒂芬·肯特勒也很相似地谈到了这种危机的表现:“当货币资本运动开始与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运动相分离,投机性的膨胀了的资产价格和累积的债务水平与支撑它们的生产能力相脱离时,就会出现商业恐慌。结果就是对货币的疯狂追逐,股市的崩溃和信贷的紧缩。接着货币循环的不畅传递到整个资本循环,暴露了基本危机的真实程度。信用紧缩和金融投机的失败迫使经营不善的厂商破产清算,这使贸易、就业和生产受到挫折;坏账的增加加大了银行系统的压力,使信贷条件进一步恶化;同时财政和出口收入的下降导致国家宏观经济状况恶化,加剧了社会政治困境。况且随着衰退的加速,不断下降的信心也驱使情况尚好的厂商减少资本循环活动,这使整个经济活动更加呆滞。”
其次,从我国来看,尽管我国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但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对我国的问题也仍然具有很好的现实性和解释力。
马克思所说的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在我国现有条件下依然存在。因此,从危机存在的可能性来说,我国仍然存在。尽管马克思谈到:“货币作为独立的价值形式同商品相对立,或者说,交换价值必须在货币上取得独立形式,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但是,我们的经济体制也是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上一些劳动也是雇佣劳动。马克思说:”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货币危机——与现实危机相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表现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作为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一切因素和特征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我们的经济中,因此,危机可能性在我国同样是存在的,只是其能否实际发生,发生的形式和程度如何,要取决于我们现实经济条件的具体情况。
从危机产生的现实性来看,对于非公企业来说,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为逐利而竞争的机制依然存在,为应对生产需求的波动而需要的产品积累和库存存在,在盈利状况较好的情况下社会上也会创造大量的生产过剩,只不过程度有所不同。收入分配不均等和差距较大引起的内需不足、企业之间的“三角债”、企业和行业间生产比例的不协调、信用对于生产企业的关键性支撑作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与外国的资本与贸易联系作为经济危机的传导机制都依然存在。这些问题解决不好,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就会变为现实性。
尽管经济危机本身也具有对经济进行强制的调节作用,但其会造成较大的社会代价,就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所以,从现有的体制上看,我国需要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或减缓经济危机的程度。这就需要调整私营企业在经济成分中的比重,对不同企业的逐利性和竞争性,加以适当引导,并在制度、法规和政策上加以调节或限制,也需要政府从宏观上对社会生产的部门结构与产业结构加以引导和调节,在收入分配制度上加以调节。充分发挥国家对经济进行合理规划与调节的积极作用,这应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但满足这些要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市场经济的本性与社会主义的性质是具有矛盾的。在现有条件下,我们既不能只讲社会主义原则而过分限制市场的作用,又不能放任市场的作用而任其发展到资本主义经济那种状态。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和探索,就是要在这些根本性的问题上进行尝试,走出一条新路。但无论如何,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具有适用性和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