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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内容提要：本文旨在综览马克思去世以后关于其价值理论的主要思想和思潮。为实现这一目的，本文将通过透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时空单系统解读(TSSI)，观察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这些思想和思潮的发展和演变。近年来，TSSI作为一种研究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方法，已受到相当的关注。本文将对TSSI进行解释，并突出强调推动价值理论重要概念向前发展的重大事件。
关键词：价值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TSSI 新解答 暂时主义
作者简介：[加]艾伦·弗里曼，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经济学教授，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副会长，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翻译丁晓钦，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前言
本文是对马克思去世以后关于其价值理论的主要思想和思潮的总结。文章将通过透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时空单系统解读(TSSI)，观察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这些思想和思潮的发展和演变。近年来，TSSI作为一种研究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方法，已受到相当的关注。本文将对TSSI进行解释，并突出强调推动价值理论重要概念向前发展的重大事件。
回顾历史，我认为，TSSI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所遭受的一个世纪之久的强烈攻击面前，对其进行重新发现这一漫长过程的完备。遗憾的是，这个过程很大程度上是由马克思主义者引领。还有一些解释价值理论的尝试虽不够全面，却是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这些尝试中很多既难能可贵又富有趣味。因此，在这篇文章中，我将TSSI置于马克思时代以来价值理论发展的整体背景之下。
一、开端
20世纪的黎明时分，我们处于现代所有关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争论之源，处于奥匈大帝国之都维也纳——欧洲的文化重地、保守思想的堡垒之中。巴黎共产党失败之后，欧洲各国的领导人便高枕无忧了。进步专制政治论者“约瑟夫二世”(Josephinism)和俾斯麦的福利主义相争，掌控了整整一个经历过工业发展、文化活跃、知识分子亵渎君王的新时期，历史学家们将这段时期称为“美好时代”。
然而，骚动已经隐隐出现。仅成立25年的第二国际在欧洲建立起规模日益庞大的党派，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出版了《资本论》第2和第3卷，卡尔·马克思的思想开始在迅速扩张的工人运动中生根发芽。
帝王弗朗兹·约瑟夫(Franz Josef)自1848年开始当政，1916年去世，是欧洲在位时间最长的专制主义君主。传说中视阅读为颠覆性活动的Metternich王子向他谏言：要惯常地实行审查制度。从此，对政治嫌疑人物的警戒就发展成了一种职业。由Franz Josef的财政大臣奥尔根·冯·庞巴维克所领导的意识形态反攻开始形成。不久，他将“财政稳定性”的各项原则引入政府，其中包括，对国家开支的强烈制约，这一点加上一场不能取胜的战争很快就唤来了一轮革命的热潮，从此永远地终结了其黄金帝国。
帝国主义一波又一波的征服为扩张提供了财政基础，扩张的潮涌中又诞生了各种社会力量。这些力量和自专制主义时代以来都鲜有变革的奥地利、德意志、俄罗斯等军事—基督帝国的政治环境相对峙。马克思的理论解释了新生代工人身边目睹的一切：定期发生的难以控制的冲突事件、赤贫和炫耀权力与财富的腐败行径并存、大批工人的失业和悲惨营生，外加野蛮的政治镇压和政治暴力。对于马克思作品的风靡，庞巴维克(B
hm-Bawerk)(1949[1896]：3)曾愤愤不平地写道：
作为一个著书的人，卡尔·马克思是非常幸运的。没有人会主张将他的作品归为通俗读物之列。很多带有晦涩乏味的辨证和数学演绎的书籍，往往畅销无门。而马克思却成了广大读者的传道者，这些读者中还包括很多原则上不宜进行高难度阅读的人。
Bhm-Bawerk的两部重要作品是《资本与利息》①和《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终结》②。前者是对价值理论领域的界定，后者是对马克思理论的斥责。自Bhm-Bawerk之后，在对马克思理论的讨论中，以下三条主张就占了支配地位。
1.商品价值的尺度在于从这件商品中获得的益处③。
2.有两种价值：客观价值和主观价值④。边际主义告诉我们，后者可以解释前者⑤，并取代经典理论关于在生产中定位价值来源的主张。
3.马克思在试图充分发展经典理论的过程中，证明了经典理论行不通。《资本论》第3卷中得出的结论和第1卷中的结论相矛盾。马克思的辉煌主张不过是空洞之辞，经典惯例已死。
众所周知，第一条主张，即传统边际主义的观点，是很有问题的。第二条也同样值得怀疑，尽管它已作为价值理论的“标准”被归类载入文献，质疑的具体原因我们会进一步分析。那么第三条主张就非常重要了：没有它，其他的就无法成立。对马克思理论不一致性的确定是非常必要的。庞巴维克对此不遗余力。
庞巴维克(Bhm-Bawerk)思想是打开20世纪经济学思想变化历程的钥匙。尽管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1970)曾对20世纪经济学思想过程进行过阐明，但不应将其理解为一般的科学思想，在一般的科学思想中，一项理论的成功与否最终只取决于与实际观察是否相符。
是否与实际情况相符并不是优选经济学理论的标准。经济学不仅对2008年的动荡及接踵而至的衰退毫无准备，而且还是不意后果的催化剂。因为经济学小心翼翼地去除或边缘化了人们(如凯恩斯)从诸如1929年动荡等历史事件中获得的领悟，相反，却迷信有效市场假说这类明显荒唐的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拆除了自那时沿袭下来的大部分抵御金融过度的保护机制⑥。我们只有懂得经济学理论被选用的依据是意识形态、政治和物质标准而非解释力和预测力，才能较好地认识这一事实。对资产阶级而言，经济学是用来合理化他们的需求，并保护他们不被弱势群体反抗的，这些弱势群体的产生恰恰是因为他们的富足。所以，经济学当然绝对不能认可马克思这样具有颠覆力的思想，不仅不能认可连当回事也不行。马克思之所以被妖魔化，就是因为始终坚定地代表着这些思想。经济学从未同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交锋，也从不打算如此，而是避之唯恐不急。
马克思理论能很好地解释当时所观察到的事件，就如它能解释今天所发生的一切一样，且因为Bhm-Bawerk的文章，得到了广泛的宣传，最终被人们视为可解决所有经典理论中突出问题的最高理论成果。这是在情理之中的。
因此，Bhm-Bawerk所要做的就是证明马克思理论和经典理论的科学对峙永远不会发生。他不得不表示，虽然他本人的理论有许多漏洞，但是却找不到比他更好的了。为此，他努力证明马克思的理论是不可能有成效的，因为它“毫无意义”。其证明的结论在当时是不太可能成立的，任何可预言的成功一定都是偶然来临的，在来临之前可能且应该受到压制和忽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这一点上敏锐的洞察力既带有幻想色彩又带有反叛色彩。在后来的几百年内，马克思的支持者们发现这个精心上了饵的钩刺痛了他们。
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与马克思理论直接对立的经济学理论中没有一个是独立于自己的双脚的。不论是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理论兴起，还是由2008年动荡逐渐引发的当前的知识危机，每临关键时刻，理论的不稳固性就会浮出水面。所以，证明马克思理论不连贯既非偶然又非次要。这对Bhm-Bawerk发起其接任者继续的意识形态审查工程至关重要。很悲哀的是，我们会看到，审查对象包括大部分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
第二，对马克思理论的讨论并非学术性的。在20世纪前半叶推起政治事件的革命浪潮消退以后，学术界对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讨论就变得愈发稀少、模糊和做作。但是如果我们对“讨论”的理解仅是围绕诸如癌症产生原因的理论争辩，我们将既无法领会讨论的意义，也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者及马克思主义反对者和对手之间粗俗的相互辱骂行为。其中的利害关系涉及的不仅仅是某些教授和资深人士的个人生涯。随着经济学理论渐渐被根据其对资产阶级或其他少数人的帮助大小而被选择或淘汰，以及在资金、识别、出版、宣传、甚至简单闲置时间方面越来越先进的控制方法不断被发展，学术界所面临的微妙且可能腐败的诱惑已经成长为一个井井有条的系统，供某些阶层购买富有意识形态意义的经济学理论。
在这点上，Bhm-Bawerk是一个典范，是一个开拓者(如果“开拓者”可以用在这里的话)。他不是不偏不倚、冷静客观的学者，而是训练有素的政治思想家。他想证明不受欢迎的政策在无产贫困人们身上直接反应并强加了资产富裕阶层的需求。对马克思理论的意识形态审查成了一场政治诫命。
这一点没有变。新自由主义政策并不是从逐步细化或发现的过程中发展而来；它们其实代表着衰退，被强加在托达罗(Todaro)和史密斯(Smith)(2009)所谓的“新保守主义反革命”中。诸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主导机构中聚集了众多经济学家，他们可以很靠谱地三言两语用图式阐明结构性调整原理，并将这些原理运用于第三世界国家，让他们也去体验一下所谓的“失去的数十年”。20世纪70年代前还不过是个偏门别派的“芝加哥学派”突然间名声大噪，靠的就是其政治功效而非理论成果。它为美国让第三世界国家政府为重振其日渐缩减的国力作出某些决策，为里根和撒切尔执政时期本国人民经历的财政紧缩和普遍失业进行了辩解。
历史不断前进，但关键部分会反复。1968年及其后时期将马克思理论推进了一个新的时代。继Bhm-Bawerk后，反对马克思的新一轮意识形态攻势又蓄势待发。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1971)接受丰厚的赠与后，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潜心研究马克思理论，为的就是发表一篇文章，漂亮地指出马克思的“推理”是如何漏洞百出，如何没有研究价值。这就为将马克思理论排除于正统期刊和经济学课程奠定了持久稳固的基础。就如马克思所说，历史的重演总是以新的方式进行。这一次，马克思主义者们发起并完成了反击式防御⑦，原因即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这场防御对马克思价值理论后来的全部发展起了关键作用。
二、一致性和所阐释的问题
在确定马克思理论有无意义时，不得不优先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马克思理论到底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我们显然无法去询问他本人了⑧。他本人所发表的亲笔文字也只到《资本论》第1卷。起初，多数马克思主义者甚至马克思反对者在为自己的论著作序时，都首先陈述他们相信该理论是存在的。至于为什么这样认为，可以从他们对马克思理论的阐释中找到答案。的确，很多著者如考茨基(Kautsky)在工人运动中的名望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严肃回答了马克思理论是什么而获得的。
这种正派的做法后来逐渐淡出。变化具体是发生在哪一天很难交代，但是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继斯威齐(Sweezy，1942)的著名注释之后，马克思价值理论方面的作家们要么不再阐释要么不再为自己的阐释辩护，而是开始转向对马克思的“共识”解读，就其细节我们将简略地进行分析。“共识”因为是大多数人的共同观点，慢慢就不需要被陈述了。结果，后来关于马克思的文献都假定性地以为对马克思的阐释是来自介于马克思理论和马克思本人之间的数代马克思主义者们的共识。
但是，对马克思理论的“共识”性阅读真能代表马克思的思想吗？被称为TSSI的新兴思想流派又重新打开了这一问题。该流派主张，共识是一种被强加的误读，它所接受的是奥地利经济学家鲍特凯维兹(Ladislaus von Bortkiewicz)继Bhm-Bawerk抨击后不久对马克思理论进行的基本重述，并认为这一重述正确地代表了马克思理论。共识将马克思的思想视为一般经济均衡中的一个变量，视为最初由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Léon Walras)于19世纪60年代建立但直至20世纪开端才盛行于经济学领域的范式。相反，TSSI学者们则认为，马克思理论要用暂时主义来解释，暂时主义是被运用于经济学以外的所有学科中以研究运动的常用范式，可以从不同的一般均衡中产生不同的结论，而且，这些结论是可验证的。在这样的阐释方法下，马克思理论会生成很好的结果，和共识解释方法下的结论相比，具有更高的现实一致性(Freeman，2009a；Kliman，2010b)。
实际中可能确定马克思“思想究竟是什么”吗？这类研究的学术方法并不稀有。例如，哲学家们研究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系统时，他们会由评估开始，仔细缜密地依照已知步骤对亚里士多德说过的话进行评定。再由庞大的学术团体对各种阐释的有效性进行卖力的检验。而且要在各种阐释之间对比判断，以确定每一个作者所说的话正确与否。这样的方法在人文学科得到了很好的运用。他们为其中的具体做法确定了标准，经济学家斯蒂格勒(Stigler，1965：48)曾说到：“准确的文本阐释，可以在对文本前提(阐释)的基础上，获得(并因此复制)理论结果。”
TSSI理论家们重新点燃了对马克思理论的讨论，并通过显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文献未能理解对马克思的判决如何取决于共识阐释是否代表马克思的实际理论，来讨论马克思理论的有效性。如卡雷曼(Kliman，2007)所示，阐释本身因此成为学术理论发展的中心。
有一种重要的误解需要指出：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将TSSI学者的诠释学主张，即对某种解释有效性的确定，视为树立教条权威、谋求对真理一家独大的垄断的野心。莱伯曼(Laibman，2004)如是说：“新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声称，马克思的图式，不论是价值理论中的，还是对资本积累和资本危机的分析中的，都确实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没有出错，而是遗赠给了我们一个具备所有要点的完整体系；马克思走在同时代的人前面，因此不幸在20世纪中完全被误解了。”
事实上，TSSI理论者们的立场非常不同于其他理论者：在接受一项解释时，我们必须用证据法则研究它是否如其他任何科学命题一样，代表着其所主张的思想。这和简单地说某项理论或解释是正确的大不一样。在没弄清楚这些思想是什么之前，我们无法判定它们正确与否。在对马克思的讨论中，教条主义者仅是那些宣称自己的解读才是最终权威，而不愿将其解读置于验证之下的人。
TSSI学者不认为阐释本身就有所谬误，也不会捏造失实陈述；相反，他们责备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不能懂得阐释是在所难免的。不加任何解释就将他人理论置于某种框架之下进行陈述是不可能的。重要的不是不加解释地陈述，而是识别有赖于此种解释的结论。
反对达尔文主义的里查德·斯皮尔斯伯利(Richard Spilsbury)说，达尔文主义“将奇迹般的力量带给了不当的作用物”，很明显是在说，在“非思想过程”的力量下诞生了“创造性思想者”。如果某位神灵论者因为这一言论就要求学校禁止教授达尔文理论，科学界将作出如何的反应呢？通过类比这样的询问，我们就能阐明以上TSSI的这一观点了。
达尔文很谨慎地避开了关于隐射奇迹是可观察到的自然现象这一说法。否则，这一观点将给课堂的传授带来隐忧，尽管原因可能不是斯皮尔斯伯利所说的那样。
达尔文主义者们应如何回应呢？“修正达尔文理论”以去除“神奇力量给了不当的作用物的错误归因”是再愚蠢不过的了，这只会让出阵地。如果达尔文真的出错了，不管修正与否，为什么还要将他错误的思想教给学生呢？他们第一要做的是评定达尔文是否提出过这样的主张。可是，在正统理论近一个世纪之久的攻击面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没能意识到这种最初的防备的重要性。
对历史思想的正确描述是理性科学对话传统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对理论和事实之联系的朴素追求。没有正确的描述，任何一种恶意的修辞技巧都可以乘虚而入、置换言辞、颠倒乾坤。
因此，研究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发展史时，不仅要考虑主要参与者的结论，还要思索他们自身如何理解马克思，确实，我们将会看到，这一点比他们所得出的结论更加重要。下面我开始围绕这一问题进行讨论。
三、均衡和暂时主义
Bhm-Bawerk晚年时期，历史向他扔出了一个难题：法国社会革命家和经济学家瓦尔拉斯(Léon Walras，1984[1876])确立的聚合方法，即当下所谓的“一般均衡”法，开始在正统经济学思想中占优势。
Bhm-Bawerk不赞同这一方法。直至今日，“新—奥地利”流派也还反对“一般均衡”法，并有Werner Sombart(仲伯德)将其描述成“对逻辑学所犯下的不可饶恕的大罪”⑨。然而，支配着20世纪的正是马克思和奥地利批评者间博弈的一般均衡重构。
托马斯·索威尔(Thomas Sowell)(1974：127)解释了这一重要环节上的中心问题，即因果关系的问题：“分析方法取决于对因果关系的假设——含蓄的或直接的，和关于应解释内容的预想。因果关系可以是序列的(A引发B，B又引发C)，可以是同时的相互决定(如在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中)，还可以是各种‘趋向’的交汇，其净结果可能和任何个体元素大相径庭。在经典时期，不论是正统还是异派经济学家都倾向于从序列角度构建因果关系，而不是在同步均衡寻找因果关系。”
在Bhm-Bawerk的因果逻辑中，需要用人对现象的主观经验来解释现象本身⑩。但是，尽管人对商品的主观经验是从对商品的消耗中获得，但商品客观属性的产生是在早于消耗的生产中。那么这种主观经验如何解释在其之前就发生了的事情呢？
向一般均衡过渡背后的意识形态诫命也是基于这样的因果逻辑，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1973：184—185)对此做了极好的解释。马歇尔(Marshall，1890)(11)认为这是英国边际主义者杰文斯(Jevons)和包括Bhm-Bawerk在内的奥地利人共有的一个弱点。Bhm-Bawerk仍然只从顺序角度构建因果关系；杰文斯认为价值按以下方式确定：
●生产成本决定供应量
●供应量决定最终的效用程度(边际效用)
●最终效用程度决定价值
对此，Marshall表示反对，他说：“如果这一因果关系链真的存在，那么不妨可以省略中间阶段，直接说生产成本决定价值”。为举例说明这一问题，他将Jevons的逻辑颠倒过来：
●效用决定可供应量
●可供应量决定生产成本
●生产成本决定价值
但是，这样的因果关系不能按顺序发生：因为在这一逻辑中过去需要由未来决定，即生产该商品的成本需要由出卖后的商品价值来决定。这就是由Bhm-Bawerk本人确立的边际主义工程的中心问题。市场还未告知生产商某种商品的需求程度时，该商品的生产成本就已经形成。商品先被生产后被出卖，那么如何是由出卖的状况来决定生产的状况呢？
马歇尔总结出，经济学应该落脚于“供应价格、需求价格和生产量”三者间的相互制约上。然而，即使如此，只要消耗在生产之后，这个难题还是不能被排除。瓦尔拉斯体系(均衡理论)的优点正是可同时确定所有的量值(12)。
均衡理论虚构了一个排除一切变动的理想经济体。在这样一个经济体中，价格和数量永远不变。所以，均衡理论者的逻辑是这样的：通过对系统内所有运动的抽象来研究效用和生产成本之间的关系，如果系统是静止的，就预测这种关系将可能是什么。均衡理论并不声称实际情况就是如此，而是会更微妙复杂，即它们认为世界的运转方式不会一成不变(Friedman, 1953)。不幸的是，就如2008年再次提醒我们一样，我们所观察到的世界的运转和均衡理论的预测一点也沾不上边。不论是基于本身预测能力标准，还是基于波普尔标准，一个理论在遇到其所不能解释的事件时，都应该被摈弃。严重地说，均衡理论是不正确的。
因此，一般均衡理论之所以还能被采用，是出于意识形态而非科学。采纳均衡理论就避免了生产成本决定价值这一结论。之所以要避免这一结论不是因为此结论不正确而是因为其社会危害性。甚至在马克思以前，霍吉斯金(Hodgskin)辈的社会宣传家就已经从中推论出了利润是劳动者劳动输出中的一个扣除项这一令人不快的结果。随着马克思的声望日益壮大，建立绕开此结论的经济学理论就成了迫在眉睫的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一般均衡理论来得正是时候。
更深层的本质使其成为选择意识形态可用教条的方法。试回想，它最初的假设就是经济体系内不发生任何变更。这样的话，就不可能在体系内找到任何变化根源。换言之，该理论所描述的经济体系是不可能从内部出现危机的。若出现问题，只能是出于外因，如糟糕的银行营运、众多的贸易联盟、政府治国无方、恐怖主义威胁、一波又一波的技术冲击等。体系本身是不会出错的，它永远处于最佳的自然状态。
总之，随着经济学转向一般均衡理论，对真正经济生活的研究就被一场从逻辑上就荒谬的思想体系取代了，因为这一体系产生了政治上可接受的结论。这是经济学思想中的一次分水岭，此后，所有以一般均衡为形式的经济学理论都染上了教条的色彩，都受制于资产阶级的需求；经济学任何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进步，包括凯恩斯的著作等，都脱离于一般均衡理念。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