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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四、马克思持均衡理论吗？
现在我们真正开始进入这场辩论了。20世纪早期，奥地利学者拉迪斯劳斯·鲍特凯维茨(Ladislaus von Bortkiewicz)(1952，1906，1907)是Walras 的狂热门徒，在经B
hm-Bawerk同意后，发表了他的两篇重要文章。自19岁起，Bortkiewicz一直和Walras保持通信往来。他们的第一封信是在1887年11月9日(Jaffé, 1965：Vol II，p.230)，其结尾处写道：“先生，您的文字唤醒了我对将数学运用于政治经济学中的浓烈兴趣，在对经济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中为我指点了迷津。”
15年后，他解释了当初这封信如何改变了他关于马克思理论阐释的想法：“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有一次这样说李嘉图(Ricardo)：‘他没有在一长串的因果关系链中，明确地论述在正常价值问题中各元素如何相互制约而非相继制约，或许，在某些情况下他并没有完全清晰地理解这一点’。这一描述对马克思更为适用。……他坚定地认为所涉及的元素必须被视为处于某种因果关系链上，链条上每一处衔接的组成和量级都取决于其之前的衔接……现代经济学逐渐跳出了接连主义偏见的藩篱，这一点要归功于Léon Walras所引领的数学流派。”(Bortkiewicz, 1952：23—24)
Bortkiewicz是一位聪明而缜密的数学家，他对经济学的贡献通常被低估了，或许这使得他过度希望取悦他的边际主义赞助人(Gattei，1982)。他细致地将自己的体系同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区别开来。相反，Bortkiewicz开始通过重新界定价值、价格和利润，使得它们和瓦尔拉斯均衡方法保持一致，来“修正”马克思。在这个过程中，偶然间他彻底认识到，马克思本身不是均衡主义理论家，这点我们可从他以上的引言中看出。很多马克思主义评论者批判TSSI学者们太过教条主义，不愿接受任何对马克思的修正。然而，他们中却没人愿意提及Bortkiewicz本人所作“修正”的内容。因为这样做的话，他们就不得不同意Bortkiewicz的观点。
要完全地理解他的观点，还需要把握一些细节。他没有像Bhm-Bawerk及今天的其他一些人一样在《资本论》第3卷和第1卷之间比较，而是对第3卷和第2卷进行对比。他希望在第2卷中的再生产图式和第3卷中的价值—价格转换中寻找到一致性。他认为，如果商品交换的生产价格在某段时期和下一段时期间有所变动，再生产就不能发生(这一观点开始没人理会，后来被克里曼(Kliman)和麦克罗恩(McGlone)驳倒)。他这样推理：生产数量由价格信号决定，但来自前一阶段的价格信号，不能精确地反映出本阶段的需求量，因为本阶段的需求量会受到新的价格的制约，新价格不同于指引生产的旧价格。
Kliman和McGlone表示，这样的推理是错误的，事实上，就如Carchedi(1984)所指出的一样，马克思再生产图式和价格的因时变动是相一致的。然而，在这一基础上，Bortkiewicz提出了一个建立于均衡理论之上的新的价值理论，这一理论后来一直全面代表着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他争辩到，马克思本应假设，在生产过程中价格不会改变，用现代的话说就是“输入价格和产出价格相等”：商品被出售后，本身又进入了生产。比如说钢，必须假定在生产过程末端钢被出售的价格与之前被生产出的钢进入另一轮生产时的价格相同。
同样，我们还可以为另外两个部门也分别写出两个方程式1b和1c，求解这些方程式就可以得到每个部门所产出的价值。
加上部门Ⅱa和Ⅱb的方程式2b和2c，三个方程式可用来解出单一利率和一套独特的价格比率。这带来了一个难点，那就是将这些价格任意求积都能得到答案，对此Bortkiewicz可以理解。他假设将一种商品，比如黄金，用作货币，并将此界定为奢侈品，这样所有价格都能通过部门Ⅱb的商品价格的乘积表现出来。现在，他可以重新将“转换问题”表达如下：一共有两套数字，价值在方程组(1)中给出，价格在方程组(2)中给出。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在这一系统中维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多角度具体阐述过的两项“基本等同”：
1.特定时期内所生产商品的价格总和等于价值总和；
2.同一时期的剩余价值总和等于利润总和。
然而，Bortkiewicz发现，两处等同都不能成立。由此，已有三代马克思主义者得出结论，马克思理论是自相矛盾的。这就是著名的转换问题所在。
TSSI学者用了三条被普遍接受的术语来描述他们的方法。第一是“同步性”，指理论成立所需的若干同步方程。第二是“双体系理论”，指的是其中所包括的两组方程，表示价值的方程组(1)和表示价格的方程组(2)。最后是价值到价格的转形分别包含在计算出两组数值和两者间的证明推论上。可见，不是所有的同步阐释都具有双重体系。然而，Bortkiewicz的“同步双重体系”方法被广泛地当作马克思本人的方法来接受，以至于引用时无需进行注明出处。
最后，我们将Bortkiewicz和同其相伴的思维方法归诸于“物理主义学派”。对此还需进行详细的阐述，但是随着辩论的往下进行我们将能愈发明显地发现其重要性。这一术语之所以被用在这里，是因为此双重系统下的价值和价格都完全是由“物理”价值或者说使用价值决定。给定三个生产部门中每个产出和消耗的具有使用价值的物理商品的数量，给定工资，价格和价值就可以被唯一地确定。
所以货币不参与价值或价格的决定。正如我们所提过的，该体系只决定价格比率，而不决定绝对价格。Bortkiewicz选择某种商品作为货币的方法并非真正有效，因为其选择是任意的：任意商品都可以被用作货币，如Bhm-Bawerk和后来的诸多作者所称，货币仅是一个数量单位(“numéraire”)。严格地说，利率和用作货币的商品无关，而是完全由工资和进出生产的商品物理量决定。
而且，在对Bortkiewicz理论体系发展为“线性生产”体系过程的讨论中，我们稍后还会看到，该体系认为劳动本身在价格决定方面也不起作用。就如Steedman(1981)后来所说，价值体系是“多余的”。存在两个完全独立的体系，一个用劳动来计算价值，另一个用物理量来结算价格。
后来，Samuelson(1971)将此描述为对转换问题“擦除式”的解决方法，这一描述是恰当的。一个先写下了价值体系，另一个将其擦除并同时写出另外一套计算价格的体系。这样就可以声明价值被转换到价格中去了。在此基础上，三代马克思主义者和正统经济学作者们都认为，已经证明马克思理论系统有自相矛盾的地方。
然而，Samuelson有他自己擦除了的地方：他删除了所批判的理论的起源。他的批评指错了对象：他可以针对Bortkiewicz的体系，但不能针对任何马克思本人所写的东西。他就如一个教授，本应给学生A打分，结果却将分数打在学生B的文章上了，因为学生B的文章上写了学生A的名字。这样的话，人们便可以借评论者的笔误，来否认从达尔文到爱因斯坦的任何科学论文了。
在马克思的转换步骤中，看不见甚至也推导不出同步方程：他根本没有假定也没有暗示输入价格一定要和产出价格相等，在无数地方，他的假设恰恰与此相反。另外，他也没有在转换过程中预设简单或部分再生产，根本就没有提及任何种类的再生产。马克思绝对不认为货币只是numéraire(计量单位)，也不认为价值量独立于劳动。Bortkiewicz的理论体系并非简单地重现马克思的理论，而是变成一种完全相反的理论了，一般被认为是马克思的修正。下面我们再来分析由此带给后来三代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
五、经典问题：转形为什么重要？
Bortkiewicz对马克思理论的处理引发的最著名的问题就是上述描述过的：不祥但闻名的“两个等同”。
这两个等同为什么重要呢？Bortkiewicz的解释具有很大的数学模糊性，以至于根本问题都被掩埋了。问题不是简单的“数值是否相加”，尽管这点也是重要的，而是：除非这两处等同确切成立，否则马克思的“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和“资本家仅从劳动阶级所生产的价值中获得收入”这两项主张都将被推翻，他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唯物分析就会变得没有根据。
如果摒弃前一个主张，就必须先得出“价值源泉独立于劳动之外”这样的结论。别忘了，马克思的生产价格是价值的量值(13)。所以，如转换之后总价格大于总价值，就产生了剩余价值。推翻马克思的结论后，剩余价值就不可能产生于劳动了，那么必然存在另外一种价值源泉。这种奇异的价值源泉不需要监督，不会招致贸易联盟或工人不满等复杂情景，也似乎无需任何成本。那么，具有无穷创造精神的资本家迟早会倾其全力，不必顾及劳动者的生活需求。
或者，Bortkiewicz的体系让我们得以断言总价值和总价格的神圣一致性。但是我们会发现，在Bortkiewicz的体系中总利润不能等于总的剩余价值。不过这就等于诋毁了马克思。如果利润不等于剩余价值，那么除了剥削工人外，资本家就会还有其他获得利润的方法。但是，这样一来，剥削理论的基础又被推翻了，剥削理论也只能被作为奇物移至博物馆了。
被Freeman(2010a)称为“没有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认为剥削理论无关紧要。他们说，马克思的最重要贡献不在于他神秘的经济学理论而在于政治学分析：他所代表的阶级理论、历史唯物主义、文化、心理学等。
但是，如果采纳Bortkiewicz体系，失效的不仅有剥削理论还有阶级理论。如果资本家的收入来自于劳动以外的地方，他们就不用依赖劳动者而生存了。在解释了一连串线性的理论依托之后，马克思逐渐解开历史唯物主义的结构，并推导出各种社会、政治和历史结论。
就如谢赫(Shaikh)(1998)、奥乔亚(Ochoa)(1984)等人宣称(14)的一样，历史唯物主义帮我们证实了“差别不是很大”：即使一千美元中只有一分钱的利润能被证实没有雇佣工人，资本阶级也会倾其所有去开发这种可以产生利润的新资源，这比牺牲时间、精力和社会稳定性去压榨工人有意义得多。不管真实情况如何，在Bortkiewicz体系的基础上，没有理由认为这种利润来源不能被放大。
六、利率和资本主义生产障碍
现在我们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同步阐释所遇到的第二个难题。
正如我们所见，Bortkiewicz和20世纪60年代前追随他的大部分人都专注于价值向价格的转变。直到富有献身精神的日本共产主义者田信夫·置盐信雄(Nobuo Okishio)(1961)出色地用数学方法揭示出潜在的根本问题后，注意力才开始至少是部分地转移至马克思理论的另一方面，即浓缩在其理论中的“利率下降趋向”(TRPF)。
迄今为止，经济学家们一直将它作为资本主义外部力量的作用结果来看待，马克思本人认为这一实证趋向强有力地表现了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所以，Ricardo等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为绝对事物的经济学家，感觉到这种生产方式为自身设下了障碍，并试图从生产而非本质中(出租理论中)寻找障碍的根源。他们对利率下降的惧怕中重要的一点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遇到发展生产力的障碍，这和生产财富没什么关系，而是这种特有的障碍事实上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局限性、历史性和短暂性等特点，见证了这并不是创造财富的绝对生产模式，而是会在某个特定时期，会和财富的进一步发展产生冲突。”
反对同步阐释的那些人，对马克思总体思路中TRPF的发现位置仍争论不下。对整个马克思主义者学派而言，从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资本主义未来的争论(1981)中得出的TRPF是能富有逻辑地证明资本主义会经受灾难性崩溃(或者说Zusammenbruch)的证据之一，这类证据也包括所谓再生产图式中的突出矛盾。对此，马克思本人的描述要微妙得多。在《资本论》第1卷第25章中的“资本积累的一般趋势”这一题下，马克思写到，TRPF是资本主义基本历史趋势，资本主义本身会产生更远的后果同时也含有相互抵消的一些因素，在这样的过程中就形成了易出现危机的历史发展过程。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包括：劳动大军的储备、工人阶级的劳苦、资本集中、非资本部门中资本的贪婪膨胀、对社会关系的变革、对需求认识的周期性失败，其中很多还保留至今。
据我对马克思理论的理解，TRPF并不是间歇性信用危机或周期性工业循环的直接成因，马克思最先指出成因掩藏在他们背后，尽管有些其他作者认为TRPF就是成因。有些人强调价格波动和不同周转时期的资本投资聚集，还有一些人关注失业率升降所引起的工资波动，另一些人则主要将工业循环视为消费需求不足的结果(15)。这些解释当然可以和马克思价值理论相互包容。不过，有争议的是，他们也和马克思利率下降趋向理论相容。所以，我认为，将TRPF对立于这些其他人的解释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中TRPF出现位置的误读。在马克思作出此类解释的文字中，其预设的背景和假定是，资本主义无法“通过自身的成长”来摆脱这些问题，因为TRPF为积累设下了绝对的限度。而且，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会恶化这些次生矛盾，原因正好是在解决微小的困难中丧失了资本能力，并滋生了一些无谓的结果，如投机和金融诈骗，这主要是由于获益的投资遭到一贯的破坏。
实际上，只有当诸如帝国主义、战争和法西斯主义之类的巨大政治动乱将主要生产部门移除资本主义关系网时，资本主义才能逆转这一长期的趋势，开始新一轮的繁荣(Freeman, 2010b)。和Ricardo及其前人不同，马克思的重要贡献在于在积聚过程中找到了此种长期历史趋势的成因。Ricardo的问题来自土地生产力对增长造成的绝对限制，表现在地主阶层所占有的不断扩大的利润成分中。但马克思认为，地主阶层和增长限制无关，因为资本可以提高土地的生产力，就如可以提高任何其他领域的生产力一样。而是积聚过程本身导致利率的降低。积聚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摩西和先知”，没有了积聚就不再是资本主义。
在这一理论基础上，马克思独一无二地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内部的长期矛盾。他认为，这些矛盾不得不为另一种社会制度铺路。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将导致内部矛盾的产生，内部矛盾又将铺平通往新历史时期的道路，这一观点是马克思特有的历史研究方法的中心所在。
不幸的是，在对马克思进行的任何一般均衡阐释的基础上，这个观点并不成立。在世纪之交，克罗塞(Croce)和巴拉诺夫斯基(Tugan-Baranowsky)曾暗示过这一点，莫斯科斯卡(Moszkowska，1925)后来对此做了明确的阐述，再后来罗宾逊(Joan Robinson)也有此主张。然而，只有到Okishio，才在同步体系中建立了严格的数学论证，证明只有在实际工资不增长的情况下利率一定会不确定地增长，同时合理地认为资本家只有在可以降低单价时才会投资新技术。
这一观点，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比转换异议更加诋毁了马克思的理论，因此，如我们刚才所指出的，TRPF不仅是马克思危机理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还是他对资本主义发展方向的总体分析中的重要成分。
除了将其嵌入一种能让危机预先消失而且永远不再回来的思维模式中，还有什么更简单易行的方法能让马克思理论无效，使它失去革命意义？
七、马克思主义者对Bortkiewicz的支持
鉴于以上的难点，人们可能期望，马克思主义者作为同一阵营会站出来明确反驳Bortkiewicz的阐释，坚持对马克思实际理论的正确解读。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弄明白其中的真正原因是理性历史学家的重要任务。
1917年革命高潮之后的时期有一个自相矛盾的特点，出乎马克思主义者包括马克思本人意料的是，历史舞台上发生了两种重要的变化。第一是革命浪潮在今天所谓的第三世界而非西方达到最高；第二是，更加没有预料到的，西方工人阶级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挫败，法西斯的崛起更是让他们雪上加霜，从此走上长期的政治衰退。
或许我们还应该加上第三点，那就是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去国际化。1914年以前以及晚至20世纪30年代，都毫无疑问地存在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国际团体，他们相互间定期通讯，在国际上发表论著。到1939年，在美国，不论是说英语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说德语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都发现这被分离了。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语作为国际语言的崛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受各种意图和目的的驱使，变成了英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实际上，是英语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者退至两个庇护所中：左翼政治党派和学术界。马克思理论的发展不得不被理解为两个领域中各方面压力的作用结果。在两个庇护所中，一个重要元素要么已经缺失，要么还在走下坡路，那就是大规模的社会或阶级运动，只有它们才可为马克思理论提供一个上诉法庭。希法亭(Hilferding)给庞巴维克(Bhm-Bawerk)的著名答复至今还未被遗忘，不只是因为其科学价值，还因为他诉说的对象是一大群具有批判精神的听众，并且已将信息传给他们。如今，这样广大的听众不存在了。在左翼党派中，他们的位置被注明为来自某标准文本等教条权威的文献引用取代了，在学术界被出资人取代了。
更为复杂的是，尤其是在Bortkiewicz的影响下，对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争论开始以一种特别晦涩而无谓的数学形式进行。让人越来越难以将其置于工人运动中理解。随着革命力量的逐渐衰退，越来越难以诞生能对峙一群新生“马克思主义专家”的知识分子。这些专家身负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对工人运动的解释渐行渐远，只能慢慢沦落至追求一个体面生涯而已。
对“马克思经济学”进行改编以适应资产阶级体制和现状是从这一点开始的：资产阶级也许不太懂理论，不过到需要雇用专家时，它一定要知道在做什么。那么新一代的马克思主义专家们就应和着对马克思理论进行改头换面。Bortkiewicz对马克思理论的重构为他带来了学术威望；对马克思主义学术界人士来说，在掀不起大浪的学术圈里将自己标榜为工人运动的“倡导者”确实是一项既简便又实用的做法，因为学术圈纵使再“大胆激进”也是无力构成任何威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领域于是变成了一个竞技场，不是被用来为发展和延伸马克思的思想，而是供学术人士袭击以从中寻找到能推进他们学术生涯的标新立异的“观点”。
Bortkiewicz是马克思主义者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他当然不反对马克思，尽管他对转换问题的图式阐述被广泛用来证明马克思错了。然而，更要理解的是这一点：他为在主流一般均衡理论所迅速确立的体系规范的框架下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讨论打开了大门。他让学术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支持者得以在学术圈中，以一种既不损害理论安全性又不危害恳请者个人生涯的方式，对其进行“解释”。
于是对马克思的均衡重构掀起了很多人的兴趣，在这一点上，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起了种子作用，尽管重构绝非因他一人而起。他对Bortkiewicz的拥护，对马克思理论的表述，至今或许还是影响力最大、最为权威的马克思主义记述之一。《资本主义发展理论》(Sweezy, 1970[1942]：53)对他的研究方法作了解释：“用现代的话来说，价值规律本质上就是最初关于简单商品生产，后来被改至关于资本主义的一般均衡理论。”
这为一般均衡范式在经济学中如果发挥作用提供了有用的视角。它是一种潜在的信号物，和中世纪天主教信条有几分相似，可被用来鉴别“真正”的经济学家和险恶的门外汉。激烈而持续的压力使得所有创新的经济学思想都被平衡化。所以，凯恩斯(Keynes)——均衡思想的猛烈抨击者和萨伊定律的顽固反对者——刚刚为自己的理论立定了框架，Hicks(1937)的IS-LM重构就将其说为均衡中的一个变量，并生成了新的“凯恩斯理论”，其后一直被当作“凯恩斯的真正意思”在大学课堂中讲述，因此，罗宾逊(Robinson)公正地痛斥之为“冒牌的凯恩斯理论”。在支持Bortkiewicz并将其体系视为“真正的马克思”的过程中，Sweezy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进入令人神往的学术圈打开了一个入口。
Sweezy认为，价值和价格都是资本主义具体现实“逐次近似”过程中的阶段。价值是最抽象的范畴，可以想象它存在于假设的商品经济体中，并且在这一经济体中，资本流动不充分，利润补偿不够。Sweezy将和资本能自由流通的某一阶段相应的生产价格描述为对现实社会“更具体更好的近似”。最后，实际的货币价格要在现实中观察。所以，Sweezy的表述中包括两层思想：
1.价值是一个“近似值”，而不是从现实中观察而计算出的具体的量值。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个潜在不可见的量，处于经济体的运行背后。
2.价值还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人类世界具体范畴的演绎的一个阶段。
这种论述模式和边缘一般均衡理论有几分相似，这并非偶然。Sweezy所认为的价值，就是边际主义所认为的效用一样，不是我们可直接从世界中看到的。同效用一样，我们从它所带来的影响中感知到它。然而，Sweezy添加了另外一个观点：这种近似的过程是对马克思抽象方法的表述。但是实际上，这种思想可以说是任何概念下的抽象的漫画版，更不用说马克思的抽象了。近似和抽象并无关联。抽象来自于现实。例如，羊是动物。“动物”是一种被抽象出的概念——动物有很多种，如牛、马等。但是100只羊的羊群中包含100只动物，而不是93只。
不过，托Sweezy的福，大家一致同意，Bortkiewicz本人的理论就是对马克思的“官方”定义。对此，非马克思主义者Bronfenbrenner(1968[1965]：205)发出了如下声音：“马克思理论体系很容易就被转换进Walrasian的一般均衡理论中去了……也许要视它为没有充分利用的动态平衡。”
Morishima(1973：2)庆祝马克思成了均衡理论创始人时说：“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和Walras的资本积聚理论应一同被视为现代一般均衡动态理论之父。”
这一转换是完全的。有思想的历史学家“看看猪再看看人，又看看人再看看猪”，但是现在被归功于马克思的理论，已经不再是马克思的了。
八、计划、输入—产出分析和皮埃罗·斯拉法
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现代发展包含详细的计算以及刚刚我们所描述的讨论结果。
最重要的发展是皮埃罗·斯拉法的贡献和接踵而至的论战。然而，若将此归位，我们需要理解在他重要作品之前已有的发展，即所谓线性生产理论。这一理论可以追溯到史密斯的劳动分工思想。如果社会把自身规整地分成若干个小的部分，每一部分专门从事某种单一的活动，专门生产某种产品，那么我们可以这样并非完全正确地认为：经济体系是由成千上万的分支构成，每一个分支都只生产一种使用价值。木材业只生产“木制品”、农业只生产“农产品”等。
那么，马克思再生产图式得到这样的重新阐释：事实上，不只有三个生产部门，而是有很多个，每个部门分别生产一种产品，分别涉及一种具体的劳动。造钢的工人造钢，造铁的工人造铁，等等。
温特尼茨(Winternitz，1948)，梅(May，1948)和塞顿(Seton，1957)按这一思想，将Bortkiewicz原本的三部门生产图式改成了一种包含成百上千甚至成千上万商品的社会“模式”，每种商品都专门由相应的生产者而生产。这种模式起源于战时紧急的军事生产。在俄罗斯训练有素的里昂惕夫(Leontief)起初在基尔(德意志北部城市)工作，1931年以后在美国。1941年，他开始研究后来为人所知的“输入—产出分析”。他的论著通俗易懂，把美国经济划分为500多个分支。而且，他记录了每个分支对另外一个分支产出产品的消耗量。一旦这一步做完，模型就可被用来预测，比如多造10%的飞机的话，经济体系一共需要生产多少铁。
不过现在，我们遇到见证均衡推理力量的另外一个例子：Leontief的接任者做了一项重要的简化。他们假设系统是“封闭”的——即每一阶段的输入和同年内的产出相等，而不是像现实中一样，和前一年的产出相等。并且他们还假设在这个过程中价格不变。
这种简化是没有必要的。它并没有使计算变得简单。没有它的情况下，本也可以反复使用同样的等式来预测经济体内某个变化的最终影响和其随时间的动态变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获得所谓Leontief逆矩阵的数学步骤需要将系统重设为开放不变且不断重复的，好似经济体为围绕自己的柱子跳舞。Leontief本人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同Paul Samuelson(1989)早期的阐述一样，霍金斯(Hawkins)和西蒙(Simon，1949)也认识到，可能存在另外一种“接连主义”阐释，他们之前在研究此封闭系统的稳定型和可行性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16)
不过，输入—产出的各种模型既没有获得反复的运用也没有获得暂时的运用，它们也被吸收到一般均衡的一致意见中去了，并被命名为“线性体系”或者“线性生产体系”(帕西内蒂(Pasinetti)，1979)。于是，出现了将马克思理论和一般同步的线性生产理论相等同，而非简单地与Bortkiewicz体系相等同的做法。其挑战被作为反启蒙主义而排除了。
“在所有的经济学中，20世纪马克思理论的生产价格概念和价格形成概念最相接近，这点是可以论证的。它在价格体系中确定了相互制约的性质，避免了早期马克思主义图式中的明显矛盾(假设这些图式被视为完整的理论工具而非近似值)，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新古典主义中心概念‘不足’，这一概念被认为是价格理论的基础……
然而最重要的是，需要通过将其看成神圣先知来避免对他的不敬。Messiah声称整个20世纪是一片理论和实践的荒漠，然而如果我们最终读懂了马克思，我们会听见他的声音，顺着他的指引走出资本主义的泥潭。显然，在我们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亟待创造性的解决方法时，这种态度简直没什么帮助。(Laibman，2004)”
下面开始谈皮埃罗·斯拉法(Piero Sraffa)。他是意大利的一名经济学家，后来移民至英国，和凯恩斯及剑桥“马戏团”有密切联系。他的作品《用商品生产商品》在Kliman(2010a)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瓦解”年代里成了权威。
Sraffa的贡献在于超级有效地运用线性生产理论来反攻边际主义，通过证明居于一般均衡形式下的边际主义本身内部的不连贯性，将Bhm-Bawerk策略反转过来。
从根本上说，如果我们将线性生产系统作为“客观的”价值理论，将新古典一般均衡论(NGE)作为“主观的”理论来理解，我们会发现，两者的结果是互相矛盾的。两种理论都自称要在线性系统方程的基础上解释价格。在新古典一般均衡论的框架下，主观效用通过边际参数以及边际成本和产出而被感知到。但是，在线性生产体系中，它们来自于生产和总消费的绝对需求。边际一般均衡系统中的“主观”参数远远不能解释客观结构，是没有必要的，而且很可能与其相冲。
这逆转了Bhm-Bawerk本人的抨击，华丽地改善了边际主义的处境。很明显Sraffa(1960：v)的主要意图是：“边际方法需要关注变化，因为如果工业规模和‘生产要素比例’都没有变化的话，就不会有边际产量和边际成本的产生。在一个体系中，如果日复一日，生产的这些方面都一成不变，某个要素的边际产量(或者某个产品的边际成本)不仅仅是很难发现，而且是根本不存在的。”
然而，真正发生的情况和Sraffa及其拥护者所预期或希望的完全不一样。对边际主义的抨击失败了，因为他误将正统理论视为科学。经历一连串没好气的、拖拖拉拉的、最终还是未决的交流(哈考特，1972)之后，主流理论间接地承认了斯拉法(Sraffa)的观点，随后却好似什么也没发生——这进一步证明了学术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特点。
在马克思主义者中，这样的结果是不寻常且具破坏性的。学院派马克思主义者充满疑惑。前些年里挥之不去的问题如今又回来折磨他们了，不同的是这次又加了一个新问题。
第一反应是前所未有的乐观。Meek(1979)辈的作家们张开双臂欢迎Sraffa体系，因为像很多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他们在他的体系中看到了对马克思的辩护和对马克思理论敌的对抗。的确，不久之后，包括Meek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就热烈庆祝Sraffa体系，视它为马克思本人观点的表达。但事实证明，不仅从Bortkiewicz那里来的难题没有解决，又出现了一连串的新问题，且Bortkiewicz如今的数学表述更加严谨，所产生的难点让人更加难以否认。这样的阐释又指出了马克思体系中新的矛盾点。在所谓“联合生产”的环境下，它会导致消极价格和不定结果的产生。“联合生产”即一个部门不只生产一种商品，如牛畜业不仅产牛还产皮革。Bortkiewicz将货币引入体系中的伎俩被识破了，货币只成了经济体系中没有用途的“面纱”。
还需要在这些异议上加上另外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出自TSSI和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第一，没有价值也能产生劳动；第二，假如利润为正值，剩余价值为负值，资本主义体系仍能成立。
九、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划分
可以毫无保守地说，价值理论在这些问题上被麻醉了，而且我还认为(Freeman，2010a)整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被麻醉了。以下三种主要流派陆续登场：最强势的一个声明与马克思的理论划清界限；较小的那个带着批评的眼光重新诉诸于Bortkiewicz阐释的假设；另外那个，我将其命名为“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Freeman，2010a)，在社会地位日渐衰落的马克思主义者间占有支配地位，并雄心壮志地奔向那项越来越站不住脚的主张：即不用马克思的理论也能得出马克思的结论。
在意识形态的攻击下，划清界限受到了强力的鼓舞。意识形态的攻击就是这样，Paul Samuelson(1971)所谓的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学术检验，发展到与马克思理论划清界限。Paul Samuelson将马克思否定为“二流的李嘉图”，但声称他对马克思的评判“就像期刊评审员对任何认真的投稿人一样毫无懈怠”。Ian Steedman(1981[1977])在他的一本颇具影响力的书中，无可辩驳地指出了马克思体系中的大多数矛盾点，并且同样不以为然地在上面贴上“马克思的”这一标签。这本书让划清界限流派如虎添翼。
“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斯蒂德曼(Steedman)本人、与约翰·罗默(John Roemer)和罗伯特·布莱纳(Robert Brenner)相关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运动、Geoff Hodgson的理论方法，还包括“长期分析”学派——Sraffa的接班人，其中最显著的代表是库尔兹(Kurz)和萨瓦多里(Salvadori)。无数的引用文字(主要指我自己所作的引用)都可以用来论述“没有马克思”这一点。我将它们归类在一起，因为我发现，大多数不见活生生证据就难以相信当下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领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自身所立足的基础就是明确反对马克思本人的理论：
“本书旨在用尽量简单连贯的方式表述非常确实的结论，并强调与马克思唯物主义分析完全相一致的观点即回答了马克思与之格斗过的重要问题，又显示了‘他的价值量分析和这些回答无关’。(Steedman, 1981：27—28)
严格来说，我们不能承认马克思，除非他已做好准备‘摒弃劳动价值论’。(Morishima 1973：8).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所界定的剥削，即本书的焦点，实际上是和资本主义财产，及同生产资料一样有用的财产(排除技术和其他人员)的不均等所有权相关的特殊形态的剥削。在第九章中，‘我完全摒弃了马克思从剩余价值角度对剥削的经典定义’。(Roemer，1989)
读者显然会发现，以上这些观点要么可以直接归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要么是受其启发而来。……然而，我们必须指出，和马恩理论相反，‘我们的剥削理论不是建立于劳动价值理论之上’。(Hodgson, 1980：273)”
这一流派至今仍然统领着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圈。以下莱伯曼（Laibman）(2006)的表述最具代表性：
“根据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代表人物有温特尼茨(Winternitz，1948)，多布(Dobb，1955a，1955b)，斯威齐(Sweezy，1970)，斯拉克(Sraffa，1960)，米克(Meek，1956)，布洛迪(Bródy，1970)，斯蒂德曼(Steedman，1977)，谢赫(Shaikh，1977)，哈里苏(Harris，1978)，利佩茨(Lipietz，1982)，和杜梅尼尔(Duménil，1983)；也可见莱伯曼(Laibman，1973，1992)——没能在价值画面中转换输入是马克思阐述上的一个瑕疵或者说缺点，这违反了简单再生产或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并造成他对利率的测量不正确，这一点已由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做了更正。”
我们应该停下来问一问，为什么发现Bortkiewicz的阐释是错误的人如此之少？因为这在思想史上是一个重要问题。一个客观明确的原因是，当时再也没有另外一种阐释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会出现TSSI。在五十多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因为Sweezy的权威而简单地以为Bortkiewicz的解读是正确的。在两次战争之间的马克思主义者间，Grossman可能是唯一一个略知此处之滑稽的学者。(Kuhn, 2007)
第二个原因是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革命运动并未渗透到第三世界国家，仅有的成就是最终推翻了弗朗哥的专政独裁。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场革命运动全群撤退，从此没有再卷土重来。很多流派发现顺带摒弃马克思很容易——一种不是不值得考虑的发展，极端的情况下，导致过对科莱蒂(Colletti)的摒弃，Colletti临终前还是Berlusconi(贝卢斯科尼)右翼意大利力量党的议会代表。
另外一个原因是，这一流派所作出的让人迷惑的反应，它一方面坚持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另一方面又全面诋毁并试图压制马克思主义内的批评家。(17)这也有其实质性的根源。潜在的问题是，这一派人物发现他们走入了学术的死胡同，在当下的危机面前发挥不了任何作用，这点和20世纪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者相去甚远了。建立在过时的学术根基上的职业生涯需要受到保护，这种保护又只能通过维护学术圈中温良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作用才能得以实现。
因此产生了无法形容的混乱。正统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间的讨论如今变得像两个魔鬼的决斗。前者以魔鬼Sraffa为代表，后者以Bortkiewicz为代表。他们在一个空空的房间里格斗，在场的观众少得可怜。
少数理智的学者群体开始了一项更为认真的研究。他们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试图回到马克思最初的思想，看看他的价值理论是否可以有其方式来理解。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