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推进和实现中国化过程中的若干特点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本质上是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亦即是在同中国实际、时代特征和人民群众相结合中不断回答中国面临的时代课题和实践课题的过程。在中国化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呈现出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特点，出现了从高扬世界性到突出民族性、从捍卫普适性到强调时代性、从阶级性话语主导到人民性话语主导、从追求正确理解到聚焦理论创新、从注重基础理论到着眼于实践应用等方面的重心转变，凸显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色、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特点
    作者简介：吴家华，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安徽合肥230039）。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1](P418)是不断发展着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具有不同的特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本质上是一个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亦即是在同中国实际、时代特征和人民大众相结合中，不断回答和解决中国面临的时代课题与实践课题并实现自身发展的过程。因而，也可以称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过程。在中国化过程中，适应时代的变化、国情的特点和实践任务的改变，“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别提到首要地位”，[1](P279)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呈现出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特点，出现了理论重心的一系列转移，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色、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
    一、从高扬世界性到突出民族性
    马克思主义既具有世界性，又具有民族性，是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统一。然而，在历史正在从“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的重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他们始终认为，共产主义不是仅仅存在于个别国家、个别民族的地域性现象，而是伟大的世界历史性事业。共产主义事业就是无产阶级解放、人类解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事业。马克思、恩格斯一生以争取“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为己任，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价值导向，以建立“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为最终目标。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中，无产阶级解放是实现人类解放的政治形式，[2](P167)人类解放是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前提和标志，[3](P252)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3](P294)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形式。[4](P649)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马克思、恩格斯反复强调，维护不分民族的世界无产阶级利益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宗旨，各个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同时联合发动革命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根本战略。因而，国际主义是19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成为19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响亮口号。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使其在每一应用和表现中带有鲜明的中国特点、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这既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使命，也是中国化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毛泽东在秉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国际主义原则的同时，强调并全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就明确反对党内存在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倾向，要求加强中国国情的研究，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重要论断。[5](P115)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课题，强调“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认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要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具有“中国的特点”、“中国的特性”、“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6](P534)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毛泽东更是从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抨击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提出我们的哲学应着重研究“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5](P304)他特别强调中国特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对中国革命的制约性，特别重视代表、实现、发展占人口90％以上并成为中国革命发展强大动力的农民的利益和要求，特别注意分析近代中国专制的政治制度、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各地方反动统治力量强弱的不平衡对于中国革命道路和形式的深刻影响，提出了争取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开辟了不同于十月革命道路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以苏为鉴，努力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先后提出了对待民族资本主义的和平赎买政策、正确区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原则和方法、处理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原则、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科学和文学艺术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正确处理执政党与参政党关系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和保持党的先进性与廉洁性的“整党整风”方式等，这些都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实际，创造性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取得的宝贵财富，充分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矛盾特殊性原理和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要求，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来源。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重视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国情，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及时代特征相结合，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态度及各种“误解”、“曲解”、“消解”，不断总结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经验”，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成贯穿新时期全过程的主线。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上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命题，这成为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整个过程的理论主题和实践主题。他指出：“中国搞社会主义，强调要有中国的特色”；“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7](P213)他进而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7](P3)邓小平清楚地认识到中国革命和建设模式的民族特殊性，强调既不能要求外国的革命和建设“都采取俄国的模式”，也不能要求采取“中国的模式”，[8](P318)各个国家的革命策略只能由各个国家的人民自己探索。江泽民针对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快速推进的国际新形势及其对中国发展提出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强调世界的多样性，强调世界上不可能也不应该只有一种文明、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念，各种不同文明彼此尊重，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造就“国际和谐局面”。[9](P480)胡锦涛依据21世纪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从实现中国的科学发展的战略出发，充分继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和为贵”、“正心修身”、“协和万邦”等处理天人关系、人际关系、身心关系、国际关系的理念和要求，提出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建设“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新目标和新任务。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这些新理念和新命题，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民族化形式和民族性特点。
    二、从捍卫普适性到强调时代性
    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产物和时代精神的理论表达。善于从时代的高度认识和解决时代课题，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品格。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就认识到资本主义创造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描述了从手工劳动的生产力到机器大工业生产力、从封建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从前现代社会到现代社会、从人的依附关系到人的独立为基础的物的依附关系五大转变过程，并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包含的内在矛盾运动的分析，提出了从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性。这就揭示了时代的性质和时代的主要内容：这是世界历史时代，是大工业基础上的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矛盾的显露、突出并不断尖锐化的时代，也是无产阶级开展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并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时代。根据这个时代特征和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和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所有其他社会主义理论和思潮的最根本的理论特质，对工人阶级争取自身和人类解放的革命实践的普遍指导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现实价值。但马克思主义在产生时仅仅是影响工人运动的众多社会主义学说中的一种学说，只是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先成为国际工人协会、继而成为欧美各主要国家工人运动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不仅要面对资产阶级思想家和官方机构的压制和围剿，而且面临着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蒲鲁东和杜林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拉萨尔的国家社会主义等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潮的历史挑战。在论战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统一性和普适性，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对各国工人运动的普遍指导意义。恩格斯把马克思称为科学家，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从经验事实出发的严格的科学。他总结了马克思一生的科学成就，认为有两个伟大发现意义最重大。其一，“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10](P776)其二，“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10](P776)马克思制定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分别是这两大发现的理论表达形式。由于这两个伟大发现，不仅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而且“第一次把社会学放在科学的基础之上”。[11](P10)恩格斯把有科学世界观的指导看作无产阶级政党的一个显著特点和优势：“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观点作为理论的基础”。[12](P39-40)事实上，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对国际工人运动的普遍指导意义，是整个19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这不仅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潮的严厉批判上，也反映在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正统派”的著作和思想中。
    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其发展必然受时代主题和特征的影响与制约。因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实际和历史实际结合起来，而且要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所在时代的特征结合起来，根据时代特征的变化确定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战略与道路。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是秉持列宁、斯大林关于20世纪的资本主义已经从自由资本主义转变为垄断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开始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新时代的论断认识和处理中国革命问题的。毛泽东在强调马克思主义是观察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工具、选择走俄国人的道路的同时，总是站在时代的高度看待中国革命问题。针对当时党内外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争论，毛泽东指出：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但由于它发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以后这个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因而不能不受这个时代性质的制约而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个部分。因此，我国的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此基础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开辟出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更加自觉地思考、研究时代的新变化及其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刻影响，大力推动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邓小平最先提出和系统阐述了“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观。他根据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的新形势指出，和平的力量已经超过战争的力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争取和平是可能的，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基于这样一个判断，邓小平提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7](P105)他强调：“一九七八年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的。”[7](P233)江泽民敏锐地观察20世纪90年代以来时代的新变化及其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的深刻影响，要求全党重视研究《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时代的变化，重视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特点和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形势，“正确把握时代发展的要求”，[13](P569)“始终走在时代前列”，[14](P548)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他把与时俱进规定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并根据世情、党情、国情的新变化及党和国家事业的新要求，把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丰富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新世纪新阶段，胡锦涛根据世界发展理论与实践的最新趋势与和平、合作、共赢、和谐的时代要求，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命题，把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正是因为有了对时代主题和特征的新判断，有了对新时期以来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和中国发展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准确把握，我们才能实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重点的转移，才能实现从封闭到全面开放、从停滞到根本改革的转变，开辟和不断拓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三、从阶级性话语主导到人民性话语主导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理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也是无产阶级的实践主题。虽然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早就把解放全人类作为自己的理想，但由于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最终实现的是人的政治解放而不是人类解放。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也把不分阶级的人类解放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把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作为人类解放的社会形式，但由于找不到实现人类解放的社会力量而陷入乌托邦空想。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把本阶级的解放和人类的解放统一起来，真正完成人类解放的历史任务。因为一方面，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3](P252)另一方面，“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这并不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2](P167)正因为发现了无产阶级承担着解放本阶级和全人类的历史使命，马克思、恩格斯把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与无产阶级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公开宣布自己理论的无产阶级性质，提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3](P15)他们从不把自己的理论称为超阶级的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反对用关于自由、民主、人权的抽象理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恩格斯晚年反思了自己1845年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淡化马克思主义阶级性的缺陷，认为书中关于“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最终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的观点“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仅是无益的，甚至还要更坏”。[15](P423)
    马克思、恩格斯突出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性，重视无产阶级创造历史的伟大历史使命，强调人类解放要通过无产阶级解放的政治形式，要求科学社会主义必须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相信无产阶级在争取解放的斗争实践中必然会克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不断增强革命的阶级意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建立的国家必然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必然的政治形式。一句话，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中，人民革命和人民解放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解放。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的突出特点。这种对阶级性话语的强调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欧洲已经是工业化社会、欧洲无产阶级具有代表大工业生产力的先进性和不断革命的坚决性、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小农终将消失、社会阶级结构日益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两极化、欧洲资产阶级已经从革命阶级退化为反对革命的保守阶级等理论判断为基本根据的。应该说，这些判断总体上是正确的，但在某些方面也存在简单化的倾向。
    近代中国是农民人口占90％的农业国，产业工人人数少，力量不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下的中国资产阶级分裂为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众多的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这就决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农民阶级为主要力量、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参加的最广泛的人民民主革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这一特点，在坚持和应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的过程中，成功地创造出适合中国特点和人民诉求的中国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仔细研读和分析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就可发现，其中，既有坚持革命和建设的无产阶级性要求，也存在着理论和实践的着力点的一系列新变化：将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具体化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将无产阶级解放的目标具体化为人民解放的目标，将无产阶级创造历史的作用的观点具体化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的论断，从向工人阶级宣传、灌输科学社会主义具体化为教育人民群众，共产党从对无产阶级负责具体化为向人民群众负责，从无产阶级专政具体化为人民民主专政。在党的文献中，人民的概念比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的概念使用的频率要多得多。在邓小平理论中，检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其效果的好坏，主要看人民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是中国人民的先锋队，这就深化了对党的性质的认识。在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中，“以人为本”(本质上是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被规定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成为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的最新执政理念。总之，从阶级性话语主导转向人民性话语主导，是中国化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
    四、从追求正确理解到聚焦理论创新
    正确理解和不断创新是保证马克思主义生命力、创造力的两个基本要求，其中，正确理解是前提，理论创新是关键。从思想史看，正确理解和理论创新的问题相互交织、互为条件，贯穿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始终。不同仅仅在于，由于时代的变化，由于不同时期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面临的形势、承担的使命不同，两者的重要性、迫切性有所差异。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发展，存在一个从强调正确理解到追求理论创新的重点转变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是世界工人阶级的顾问和导师，他们为无产阶级的解放锻造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最好的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对于19世纪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正确理解并具体应用马克思主义于革命实践成为主要任务。事实表明，这是一项重要而困难的工作，其间出现过不少对马克思的思想和理论的误解和曲解。马克思本人曾针对19世纪70年代末法国工人党内不同派别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争权夺利的状况公开申明：“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15](P695)恩格斯也多次引用马克思的这句话来讽刺那些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宗派化的青年大学生和知识分子。马克思的申明当然不是像某些西方学者所解读的那样，所谓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反对马克思主义①，而是表明，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有自己的特定内涵和本质规定；同时也表明，要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恩格斯在晚年的著作和书信中对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作了原则性的提示。他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是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不是构造体系的工具、剪裁事实的公式、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因而不能代替具体的历史研究。他要求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提醒读者不要忽略他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10](P344)要阅读马克思的原著，不要轻信第二手介绍性的读物；要把握马克思理论的实质，不要纠缠于个别词句；[15](P697)仅仅掌握马克思主义主要原理是不够的，还需要把握马克思主义的非主要原理和应用于革命实践的战略和策略。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首先面临的也是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并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毛泽东主张的中国化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与王明坚守的苏联式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歧和争论。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号召全党要系统而不是零散地、完整而不是片面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求重点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与歪曲毛泽东思想的“两个凡是”作斗争时期，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8](P42)他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个科学的体系，“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8](P43)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学马列要精”。[7](P382)
    同时又不能不看到，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和完善马克思主义主要以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为背景不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农业国家发生和推进的，时代的重大变化和国情、党情的巨大差异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照搬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本”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问题，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创造适合中国实际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此，中共领导人有清醒的认识。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两个凡是”，大力推进正确理解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越来越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自觉和强烈追求，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一条鲜明的理论主线。早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就提出了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思想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要求全党从迷信“上级”、迷信“本本”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实践论》和《矛盾论》从认识论和辩证法的高度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阐明了解放思想、理论创新的哲学根据。延安整风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也是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运动。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针对三大改造完成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阶级矛盾转变为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由革命转变为建设的新情况，要求全党继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大胆探索，把握社会主义建设新规律。其矛头主要指向照搬照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教条主义和沿用革命战争年代的工作经验和方法来解决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经验主义，并把解放思想与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结合起来。正是在确立、落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基础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拘泥于俄国的以城市为中心、以工人阶级为主要力量的十月革命模式，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不拘泥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模式，创造性地提出了以苏为鉴、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任务。
    根据时代主题的新变化和实践的新任务，勇于解放思想、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更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邓小平强调，时代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以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答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7](P291)他要求：老祖宗不能丢，又要说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的思想，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大发展、大创新，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邓小平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江泽民根据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世情、党情和国情的新变化，从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高度强调了创新特别是理论创新的重要性。他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他强调，“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13](P537)“注重理论创新，是党的事业前进的重要保证。什么时候我们紧密结合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党的事业就充满生机和活力；什么时候理论的发展落后于实践，党的事业就会受到损害，甚至发生挫折”。[13](P334)他要求全党要“善于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13](P538)事实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问题，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创新被胡锦涛概括为十个方面的新观点。[16](P250)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要求大力推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把改革创新作为时代精神的核心并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把建设创新型国家看作“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17](P15)把提高创新思维能力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必备的基本理论素养。强调围绕“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18]不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际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本身就是新世纪新阶段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典范②。总之，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一起，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其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三项重大成果，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
    五、从注重基础理论到着眼于实践应用
    马克思、恩格斯既是思想家也是革命家，或者说是思想家型的革命家、革命家型的思想家。作为思想家，他们不是像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那样把理论研究看作纯学术性的事业，而是把理论研究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密切结合；作为革命家，他们不像列宁、毛泽东等人那样在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中担任实际领袖，而主要是以自己的革命理论影响、指导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革命实践，发挥理论导师和实践顾问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事业发挥的主要是思想家的作用。因此，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为欧美工人阶级革命铸造思想武器，主要活动是理论创造，工作重心是创立、完善、系统化马克思主义，主要贡献是实现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飞跃。马克思主义(广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完善和系统化经历了包括一系列理论环节的历史过程。《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建构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雏形，《德意志意识形态》初步系统阐述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共产党宣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作了经典概括，《资本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立和完善，《反杜林论》是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基本部分的马克思主义系统化的标志，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农村公社发展前途的文献，初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原始社会理论和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思想。正因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创造性的理论研究，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或基本原理，为各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提供了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作用、相互提升的过程。就理论方面而言，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并不断总结实践新经验而加以发展创新的过程；就实践方面而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应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百姓富裕、国家强盛的过程。因此，中国共产党人从最初接触马克思主义开始，就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应用提到最高地位。青年毛泽东明确地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当作分析近代中国社会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状况的工具。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明确要求破除党内存在的“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19](P799)的主观主义方法，强调“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19](P815)邓小平要求：学马列不仅要精，更是“要管用的”，[7](P122)要能够“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7](P146)江泽民、胡锦涛都强调，新时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坚持“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即“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14](P12)他们要求“确立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强调“是否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键看是否能运用它来解决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14](P339)、[20]
    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应用，必然重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从而突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具有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双重性质和功能。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基础，但更多地从方法论方面理解、把握、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加突出其应用于实践的改造世界的功能。毛泽东提出，哲学应“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哲学研究应“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的目标”，[5](P299)要用马克思主义这个好箭射中国革命之的。他用中国传统术语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概括为实事求是。在毛泽东的著作中，实事求是具有世界观和认识论、思想路线、态度和作风等多方面的内涵，但主要是作为指引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方向的思想路线而得到系统阐述的。作为思想路线的实事求是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认识论密切相关，但又不是等同的。它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理论形态的世界观和认识论，而是贯彻于中国共产党的实际工作中的世界观和认识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认识论的中国化与具体化；它不是为解决理论问题而提出来的抽象哲学体系，也不是完成过河任务的“桥”或“船”这类工具或具体方法，而是关于过河方法的“桥论”或“船论”，亦即是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问题的根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是指导实践的总的方法论；它不是与理论形态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直接对立，而是与实践形态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直接对立。邓小平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8](P114)即使是最具理论性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也是以实事求是为主题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毛泽东的哲学就是实事求是的哲学，是关于什么是实事求是，为什么要实事求是，如何实事求是的哲学。这是一种面向实践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方法论。
    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方面和实践应用，构成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立发展的逻辑起点和鲜明特色。邓小平理论起源于新时期以批驳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两个凡是”、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邓小平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不是抽象的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而是当代中国发展和改革的实践经验的哲学总结，是关于当代中国发展和改革的方法论。邓小平关于发展和改革的方法论的具体论述内容丰富，但都围绕一个核心，这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他反复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7](P382)“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7](P382)江泽民面对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推向21世纪的新任务和新实践，突出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方面。他在论述加强和改进学习的问题时指出：“我们学习理论，关键是要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和解决问题，提高辩证思维的能力”。[14](P286)他要求全党领导干部要重视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14](P287)胡锦涛面对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实践，同样要求全党“牢固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20]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其蕴含的人本思维、系统思维、生态思维、和谐思维等是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社会科学发展所必须培养和弘扬的最具时代特色、民族特色和实践特色的思想方法论。
    注释：
    ①参见约瑟夫·奥玛莱，凯兹·阿格津编：《吕贝尔论卡尔·马克思：五篇文章》，第17页，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汤姆·洛克曼：《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第4、7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
    ②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的《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把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创新概括为七个新观点。参见《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第8页，北京，学习出版社，200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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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5]毛泽东选集[M].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毛泽东选集[M].2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邓小平文选[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邓小平文选[M].2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9]江泽民文选[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列宁选集[M].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2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江泽民文选[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4]江泽民文选[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2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6]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读本[C].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4.
    [17]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18]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http://cpc.people.com.cn, 2011-07-01.
    [19]毛泽东选集[M].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0]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http://cpc.people.com.cn, 2008-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