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竞争理论的发展研究

    内容提要：资本与资本之间的竞争关系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最重要的维度之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竞争理论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在马克思之后，围绕竞争与垄断的相互关系以及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规律，理论界展开了进一步的探索和争论。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竞争的研究中，SSA学派和调节学派自觉地引入了制度分析方法，大大推进了对竞争与制度关系的研究，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克罗蒂则着重分析了新自由主义制度下的破坏性竞争问题。知识产权垄断和产业链竞争的问题，将是马克思主义竞争理论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方向。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竞争/垄断/制度/新自由主义
    作者简介：孟捷，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所，北京100084，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北京100872；龚剑，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北京100872；向悦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北京100872 
    资本与资本之间的竞争关系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最重要的维度之一，与斯密和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相比，马克思在对竞争关系的研究上有很大的发展和突破，用一位英国学者威克斯的话来说，“马克思在方法论上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突破是如此完全和彻底，以至于形成了一次方法论上的革命”[1]149。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和内在矛盾出发，提出竞争作为一种外在的强制规律，迫使资本必须不断提高生产效率，把追求相对剩余价值作为自身增殖的主要手段；竞争不但直接造成了利润率的平均化趋势，还通过促进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间接促成了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矛盾趋于恶化。在竞争与垄断问题上，马克思不仅预言了资本走向集中的趋势，还运用其方法论从根本上阐明了垄断与竞争的辩证共生关系。此外，马克思还提出了“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概念，事实上说明了这种以追求相对剩余价值的竞争为表现的“特殊”生产方式必须以社会两大阶级的分野和雇佣劳动关系的普遍化作为其制度前提。总之，马克思对竞争问题的理论贡献是极为丰富的，当然，他所留下的理论遗产也并不都是全面和完整的，因此也给后来者留下了可供发展的空间。
    一、马克思对竞争理论的基本贡献
    马克思对于竞争理论的第一个核心贡献，就是提出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竞争作为一种外在的强制规律，迫使资本家把剩余价值系统地投资于技术创新，以不断提高劳动生产力。表现这一思想的核心范畴，就是“相对剩余价值”。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里明确阐述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逻辑：“必须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变革生产方式本身，以提高劳动生产力，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来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从而缩短再生产劳动力价值所必要的工作日部分”[2]250。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就在于单个资本对超额剩余价值、从而全部资本对相对剩余价值的追逐。在前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占据主导地位，社会没有系统的动力进行技术创新并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是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不同之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必须把剩余价值投资于创新，以提高个别劳动生产率，获得超额剩余价值，在这一竞争过程中，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也得以提高，全体资本获得相对剩余价值。
    马克思在这里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特征，就是必须系统化地把剩余价值投资于创新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那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独有的机制是怎样具体展开的呢？马克思论述了展开的两个步骤，第一步是资本寻求价值增殖作为内在的规律起支配作用，第二步是竞争作为外在的规律起调节作用。马克思反复强调了“竞争的强制规律”这个概念，在他看来，竞争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实现和维持的作用手段。“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每个资本家起作用”[2]300，“……竞争的强制规律，迫使他的竞争者也采用新的生产方式”[2]354。马克思认为，对竞争的科学分析必须建立在理解资本内在本性的基础之上。他试图表明，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本质是实现资本的增殖，即追求剩余价值，而竞争不过是这一内在规律的外在表现和作用手段，它促使资本家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实现创造更多剩余价值的最终目的。
    总之，竞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规律的外在表现，是资本增殖运动的作用手段。竞争的压力迫使资本家不断地改进技术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得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成为可能，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延续成为可能。
    马克思对于竞争理论的第二个核心贡献，就是通过分析竞争对利润率变动趋势的影响，阐释了资本主义内在的固有矛盾。在马克思看来，竞争的过程就是使得利润率逐步趋于平均化的过程，满足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要求。他还特别强调竞争掩盖和颠倒了价值规律的实质，指出利润率平均化的过程也是利润来源被进一步掩盖的一个过程，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被完全分离开来。
    马克思的分析并没有止步于一般利润率的形成，他还进一步论述了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由于资本主义生产追求相对剩余价值的内在本质，不变资本比重的提高必然造成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而这进一步导致活劳动的减少和剩余价值率的降低，最终导致一般利润率的降低。那么，竞争在一般利润率的下降过程中起什么作用呢？马克思认为，竞争并不是一般利润率下降的原因，“利润率不是由于资本的生产过剩所引起的竞争而下降。而是相反，因为利润率的下降和资本的生产过剩产生于同一些情况，所以现在才会发生竞争斗争”。[3]281“竞争至多只能把利润率限制为一个水平。但是，竞争中绝对没有可以决定这个水平本身的任何要素”[3]350。但是，作为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内在原因的相对剩余价值规律，仍然是通过竞争这个外部规律起作用的。因此，尽管竞争不是造成一般利润率下降的原因，但竞争规律本身作为一种手段促成了一般利润率的下降。总之，竞争不仅导致了利润率的平均化，还促成平均化了的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从而成为资本主义矛盾趋于恶化的一个关键环节。
    以上简要归纳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竞争理论的两个重要贡献，仔细探究起来，这两个重要发现在本源上是相通的，它们都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及其内在矛盾。一方面，竞争是资本主义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作用手段，它促进了技术创新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帮助资本主义实现了巨大的生产力；另一方面，竞争又在这同一个过程中促使生产的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生产过程中活劳动的比重越来越少，从而导致一般利润率的下降，使得资本主义的矛盾趋于恶化。
    除了上述两点之外，在竞争与垄断、竞争与制度等问题上，都留下了马克思思维耕耘的痕迹。当然，马克思在这些问题上的贡献并不都是全面和系统的，因此这些领域也就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竞争理论的主要发展方向。
    首先，在竞争与垄断的问题上，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积累过程的考察，揭示了这一过程的两面性，一方面，单个资本自身规模的积聚和增长，以及资本之间相互吸引即集中的力量，导致了资本主义走向垄断的趋势；另一方面，由于资本在许多资本家的手中不断积聚，就造成了他们作为独立和互相竞争的生产者之间的彼此对立，因而造成了许多单个资本互相之间排斥力量的增长，从而推动了竞争力量的增强。因此，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中，垄断与竞争在根本上是一种辩证共生的关系。
    在阐述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时，马克思特别指出这一规律与利润总量趋于上升是同时并存的。由于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加剧了资本主义的矛盾，促使资本走向集中和垄断，这在一方面可以使大资本获得垄断利润，另一方面则可以增加利润总量，从而抵消利润率下降的不利影响。因此，垄断也是资本家在竞争中借以对抗一般利润率下降的手段。总的来说，马克思对竞争和垄断问题的研究主要处于较抽象的理论分析层面，受他所在时代的限制，他不可能对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新现象做出具体分析，列宁、巴兰和斯威齐等人则进一步发展了垄断资本主义理论。
    其次，在竞争与制度问题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尽地论述了18世纪产业革命的兴起，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摆脱了工场手工业的束缚，转而过渡到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此，以变革生产方式、提高生产率为特点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就代替了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成为生产剩余价值的主要方法。马克思的这一理论有时会招致误读，以为马克思主张单纯依靠技术革命就能推动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向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转变，而忽略了这种转变所需要的制度基础。事实上，按照马克思的本意，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分散存在着独立的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要实现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就必须扩大单个资本的规模，即更多的生产资料需要转化为资本家的私人财产。“商品生产的地基只有在资本主义的形式上才能担负起大规模的生产。所以，单个商品生产者手中一定程度的资本积累，是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前提。”[2]684-685
    在马克思看来，这种“一定程度的资本积累”即原始积累，是在从手工业到资本主义生产的过渡中就已经完成了的，它是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并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随着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资本积累得以加速，并反过来促进生产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从而为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创造条件。因此，“一定程度的资本积累表现为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条件，而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又反过来引起资本的加速积累。……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随着资本积累而发展，资本积累又随着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发展”[2]685。
    可见,马克思是非常重视竞争背后的制度前提的，但他并没有十分明白地强调这一点，以至于可能会给人们留下“技术决定论者”的印象，同时，对于当时资本主义的具体制度形式及其影响，他也没有展开分析。在这一点上，作为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方法代表的美国“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SSA)和法国的调节学派，则作了很好的分析和补充。
    二、从自由竞争到垄断竞争
    正如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资本主义的发展由于资本的积聚和集中趋势而迅速走向垄断，因此，马克思之后的经典作家对垄断问题的研究有很大的推进，他们之中以列宁最具代表性。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分析了1900年前后从竞争到垄断的转变这一资本主义经济中“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并强调了由生产集中产生的垄断是“现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的和基本的规律”。在马克思的基础上，列宁对垄断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过程、运作的方式、垄断组织的优势以及生产的社会化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进行了细致的剖析，阐明了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与资本之间的平等竞争关系，让位于垄断时代大资本对小资本的统治关系。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分布形态和资本之间关系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列宁把对垄断的分析与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相联系。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过程中，经济上的基本事实，就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为资本主义的垄断所代替。同时，列宁还对竞争与垄断的辩证关系有进一步的阐述，他认为，自由竞争是资本主义和一般商品生产的基本特性，而垄断则是自由竞争的直接对立面，但二者并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而是辩证的对抗和共生关系，竞争产生垄断，垄断又带来新的竞争。“从自由竞争中生长起来的垄断并不消除自由竞争，而是凌驾于这种竞争之上，与之并存，因而产生许多特别尖锐特别剧烈的矛盾、摩擦和冲突。垄断是从资本主义到更高级的制度的过渡”[4]650。但是，与SSA和调节学派相比，列宁主要限于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阶段的分析，并没有考察其他相关制度形式的影响，因此在方法论上显得还不够全面和自觉。
    巴兰和斯威齐认为，列宁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垄断问题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决定性进步，但他及其后来者却未能探究垄断统治对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影响。在列宁的基础上，巴兰和斯威齐对垄断理论作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们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归根结底停留在竞争经济的假设上，而资本主义已经从竞争经济发展成为了垄断经济，因此必须把垄断放在分析的最中心，而垄断资本主义的核心规律是剩余增长的规律，这正是他们把“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剩余的产生和吸收”作为核心论题的原因。
    巴兰和斯威齐还阐明，由于资本主义的形态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剩余的增长趋势并没有否定马克思关于竞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利润率下降规律。要解释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剩余为什么会不断增长，就需要考察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单位——现代巨型公司的垄断竞争现象。巴兰和斯威齐认为，现代巨型公司之间的关系是如熊彼特所言的“相互尊重”(corespective)的关系，因为每一家大公司都承认其他公司的力量和实行报复的能力，作为审慎考虑的结果，它们将彼此达成互惠的价格协定而不会触犯彼此的利益。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竞争的终结，相反，潜在的竞争威胁强加在巨型公司身上的成本纪律，同竞争资本主义经济是同样严厉的，从而产生强大的从事技术革新的动力，因此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成本是趋于下降的，而成本下降的趋势就决定了剩余的增长趋势[5]。
    总之，在巴兰和斯威齐看来，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使得资本主义的性质发生了“质变”，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在价格、利润率和资本积累等方面的基本运动规律也会产生相应的改变和修正。然而，他们的理论也招致了批评。在塞姆勒看来，马克思之后关于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讨论存在两条脉络，其中之一是强调竞争的消失，认为垄断权力已成为经济的主导力量，并造成利润率级差制的持续存在；另一条则是坚持资本主义经济关于资本竞争的基本规律，认为尽管经济中出现了垄断势力，但资本面临的竞争压力依然存在，因此垄断价格和垄断利润只是特例，而不会在长期中持续存在。塞姆勒认为，以巴兰和斯威齐为代表的垄断资本学派没能正确理解马克思关于竞争的相关理论，并不恰当地把资本主义的发展划分为前后两个互相对立的阶段，其竞争概念事实上更接近于新古典理论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6]。
    高峰详细考察了资本主义垄断形成的根源，他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看，资本是一种特定的生产关系，包含着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一方面是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关系，另一方面则是资本与资本的竞争关系，而前者是后者的基础。资本最大化地剥削劳动并创造剩余价值，就要排斥与之竞争的其它资本，这种排他性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发展为独占性，从而成为垄断的根源[7]72。在论述垄断与竞争的关系时，他认为垄断资本的形成和垄断势力的出现并没有消除资本之间的竞争关系，而只是部分地改变了竞争的性质、形式以及手段和强度，使资本竞争具有了新的特征。“垄断不能消除竞争的根本原因，在于垄断资本没有根本改变资本的本质。……资本主义生产既然以剥削为手段和以利润为目的，资本与资本之间必然存在着利益上的对立，从而必然在经济关系上发生竞争。垄断是资本关系的延续与扩展，垄断资本是一种更发展的资本形态，它当然只会使资本的本性表现得更为强烈。因此，在垄断条件下，资本竞争不但没有消失，而是更加发展了，出现了垄断竞争”[7]161。在评价垄断资本学派与以塞姆勒等人为代表的“原教旨主义学派”的争论时，高峰认为双方争论的本质是“承认不承认垄断资本和垄断势力的存在和承认不承认现代资本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的问题”，并认为垄断资本学派“可能包含着较多的真理”，而原教旨主义学派由于否定垄断势力的存在，因此“与当代资本主义现实实在相距太远了”[7]288。
    在垄断竞争时代，产品创新成为资本之间竞争的重要形式和手段。熊彼特高度评价了产品创新的重要性：“有价值的不是那种(价格)竞争，而是新商品、新技术、新供应来源、新组织形式的竞争，也就是占有成本上或质量上决定性优势的竞争，这种竞争打击的不是先有企业的利润边际和产量，而是它们的基础和它们的生命。这种竞争比其他竞争有大得多的效率，犹如炮轰和徒手攻击的比较，这种竞争是如此重要，以致在寻常意义上它的作用发挥得快还是慢，变得比较无关紧要了。”[8]148-149熊彼特这里意在批评经济学家普遍只关注传统的价格竞争，而忽视了质量竞争、产品创新以及销售努力等的重要性。
    三、竞争与资本主义制度
    资本竞争的背后已经暗含了先在的制度前提，就如同新古典理论中“彬彬有礼的经济人交易”的假设背后其实已经暗含了一定的制度前提一样。SSA学派和调节学派把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和经济制度结合起来，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制度分析，强调了特定的社会经济制度对资本积累的重要性。
    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社会制度和所有权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资本主义对积累的冲动、变革的倾向和内在的扩张趋势，都令它与其他经济制度区别开来。……资本主义经济要求将大部分剩余产品转化为投资，这才是资本主义的特别之处”。这是为什么呢？在封建社会，从外部环境来看，市场交换不活跃，外部经济竞争不激烈，封建领主并没有把剩余用来投资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动机；从统治者地位来看，封建领主和神职人员拥有固定的、世袭的权力基础，他们倾向于把剩余产品耗费在能提高他们权力地位的东西上。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新任统治者的资本家阶级的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从外部环境来看，他们面临着市场竞争的巨大压力；就自身地位而言，他们的统治地位不如封建主阶级那样稳定。因此，“资本主义是第一个这样的经济制度，其精英阶层的成员必须将剩余进行投资——进而是生产革命化——以求生存并保持他们的精英地位。其土地上产出低下的封建主不过是个窘迫的贵族，而成本高昂或产品质量低下的工厂的资本家可能很快就会失去资本家的地位”[9]135。
    因此，尽管资产阶级在阶级层面上确立了自身的统治地位，但每一个个体资本家的地位却并不稳定。资本主义的市场化席卷了整个社会，同时也就把作为统治阶级的资本家自身也卷入了市场，资本家就像他们自己的商品一样，面临着市场的竞争，也就面临着胜出或者被淘汰的结局。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任何等级或宗教上的固定的、世袭的权力基础，唯一的权力只剩下资本本身。在这个奖惩分明的制度中，个别资本家的资本既可能越滚越多，也可能在一夜之间荡然无存。因此，资本主义从制度上形成了一种强制力，迫使资本家必须投身到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竞争中去。由此反观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其经济社会的转型往往是不彻底的，即使照搬西方国家的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制度，但其上层统治阶级的地位仍具有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稳定性，因而在提高生产率所需的竞争强制力方面存在不足①。
    在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传统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对资本之间关系的分析，即把竞争或垄断的程度作为划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主要指标。与这种单一维度的分析传统相区别，SSA学派和调节学派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分析则是多维度的，他们全面考虑了资本、劳动、政府、公民多主体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两个学派都认为，资本主义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对应一整套制度形式，这些制度形式相互影响，形成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在他们的研究中，调节学派对福特主义积累体制的分析颇具代表性。
    调节学派把二战后福特主义积累体制看做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新阶段，这是一个主要建立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基础上的内涵型资本积累体制，这套复杂的制度体系不仅调节资本之间的关系，还有史以来第一次把劳资关系作为调节的重点，使工人消费的增长能够配合内涵型资本积累的需要。调节学派拒绝把资本集中看成是资本主义发展最重要的特征，即否定了从列宁以来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从自由竞争到垄断竞争的强调，而是把关注点放在社会总资本再生产条件的根本变化上，他们关注的核心是劳资关系改变与资本竞争形式改变的相互作用问题[10]20-21。
    在福特主义一系列制度的规范和协调下，资本与劳动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国家和公民之间的收入分配都通过一系列的妥协条款而社会化了，因此，纯粹的价格调节机制对社会供给和需求的调节作用被大大弱化。首先，在价格形成机制方面，得益于寡头垄断对资本间竞争的调节，价格战这一传统的争夺市场份额的方式被消灭，取而代之的是在广告和产品差异化方面的竞争。价格不再主要由市场供求机制形成，而是按照成本加成的原则来制定，即在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的基础上按一个预期的利润率进行加成，以此来制定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其次，在工资形成机制方面，通过福利国家和集体谈判等制度安排，实际工资的增长以指数化方式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挂钩，工人们放弃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权，以换取工资随着生产率和通胀一同增长的权利。
    因此，在福特主义的制度安排下，新的竞争形式也随之出现。在传统的价格竞争中，竞争的压力一般是根据产品的价格信号从交换领域传导到生产领域，但在福特制条件下，竞争的压力可以直接通过劳动力成本作用于生产领域。即使商品的市场价格不变，但只要某些先进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带动了社会工资水平的提升，就会挤压落后企业的利润，对落后企业形成竞争压力。总之，在二战后的黄金年代，尽管经济结构表现出明显的寡头垄断特征，且制度安排也有利于寡头垄断的维持，并使得竞争的表现形式和作用机制发生了变化，但竞争仍然是这一阶段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特征，且竞争的积极作用仍然得到了发挥，这得益于适当的垄断调节创造了一种有利的竞争环境。
    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克罗蒂则对新自由主义制度下的竞争体制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以熊彼特的自然寡头垄断理论作为分析的微观基础，认为在核心产业②引入无限制的自由竞争必将导致破坏性的结果。由于核心产业需要巨额、专用的固定资本投入，这一方面使得企业面临严重的退出障碍，另一方面也使得其产品的边际成本远低于平均总成本，若按照完全竞争的边际成本定价原则，企业将不可能收回其初始投资，故其生存将难以为继。
    因此，无限制的自由竞争将对核心产业的存续造成重大威胁，而新自由主义制度恰恰为这种破坏性竞争创造了条件。由于企业退出的损失巨大，因此其理性的选择是留在行业中继续参与竞争，甚至还要进一步扩大投资以求降低成本，从而给竞争对手施加压力，但这样做只会使核心产业陷入更严重的产能过剩之中。与此同时，全球新自由主义又通过压低工资和投资、实施财政和货币紧缩政策等降低了全球市场的需求水平。产能过剩与需求不足不断地相互强化，由此形成恶性循环。总之，核心产业运行的内在要求与新自由主义制度的内在实质是相悖的，核心产业的存续需要有调节的、相互尊重的竞争，而新自由主义制度下自由竞争的无限扩张，只会带来消极和破坏性的后果。[11][12]
    四、余论
    本文沿着马克思主义竞争理论发展的脉络展开，文章从马克思对竞争理论的开创性贡献出发，分析了竞争规律在资本积累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竞争与资本主义矛盾的内在关系。文章还考察了竞争与垄断的关系和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竞争，以及资本主义各个发展阶段的制度环境对竞争形式及结果的塑造和影响。当前，资本主义世界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竞争形态，如知识产权的垄断问题、产业链或价值链上的竞争问题等，这些领域是马克思主义竞争理论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方向。
    “知识产权垄断资本主义”(intellectual monopoly capitalism)是21世纪资本主义的一个新的垄断竞争形态，其核心特征是在全球或一定区域内对知识的垄断，1994年，WTO的成立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的缔结，标志着全球经济的一个结构性变革，即知识产权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的诞生。由于私有知识产权的垄断和公共知识投资的缺乏，其对创新的激励和推动作用越来越小，而阻碍和限制作用却越来越大，由此造成投资机会的逐步萎缩。美国房地产和金融市场的泡沫以及随后的全球金融危机，就是生产性投资机会的“饥荒”加上羸弱的金融管制的产物[13]。当今世界的知识产权垄断的实质是少数国家和国际垄断利益集团有意识控制的结果，例如，一个反复出现的现象是，美国的经济一旦下滑，就会马上拿起知识产权的大棒敲打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作为拯救其利润率下降的手段。
    产业链或价值链的竞争已经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主要竞争形态，不仅是不同的产业链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在同一产业链上，由于全球的分工与整合，同一产业链上的资本之间是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竞争的关键是要争夺对产业链的控制权。一直以来，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把持着全球产业链的主导和控制权，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往往处于从属的地位，利润的绝大部分自然也被发达国家所攫取。在分析全球产业链上的竞争关系时，可以有意识地引入制度分析的方法，分析企业的行为如何受到其所处的全球及国内制度环境的影响，类似的研究主题还大有进一步挖掘和发展的空间。
    注释：
    ①在Khan看来，主流经济理论给发展中国家开出的私有化和市场化药方之所以没有“疗效”，根本原因正是由于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环境下，仅仅由市场竞争带来的强制力是不够的，因此发展中国家有必要提供额外的强制力(比如政府推动)，以弥补市场的不足，促进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M. H. KHAN. The Capitalist Transformation[C]. The Origins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How Schools of Economic Thought Have Addressed Development. Edited by Jomo K. S., Erik S. Reinert, Palgrave, 2005.
    ②克罗蒂把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最重要的一组经济部门称作“核心产业”(core industries)，如汽车、电子电器、半导体、飞机、造船、钢铁、石化、耐用消费品等，这些产业在全球的经济、贸易及投资中占据着支配地位，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竞争的主要领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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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JAMES R. CROTTY. Why Do Global Markets Suffer from Chronic Excess Capacity?: Insights from Keynes, Schumpeter and Marx[J/OL]. 2002. http://people.umass.edu/crotty/Challenge-drft-Jn18-02.pdf.
    [13]UGO PAGANO. The Crisis of Intellectual Monopoly Capitalism[C]. Daegu, South Korea: KAPE Conference,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