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仍然处于金融帝国主义时代，须居安思危，坚定信心

    编者按：十年前，2007年，美国以次贷危机为发端，爆发金融危机，于次年更是演化为国际金融危机，时至今日，世界经济仍未完全摆脱其阴霾。1999年至今的近20年间，李慎明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对美国和国际金融危机多有著述和预言，有的预言已经应验，有的预言正经受实践检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解释和预判重大现实经济问题方面展现出强大生命力。中国社会科学网经济学频道推出“李慎明论金融危机”系列研究成果。敬请关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说明时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大家来自不同部门和单位，都要从全局看问题，首先要看提出的重大改革举措是否符合全局需要，是否有利于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1](2013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
    在上述要求中，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顶层设计”。而什么是“顶层设计”呢？接着他作了精辟的阐发：一是符合党和国家的全局事业，二是符合党和国家的长远事业。从一定意义上讲，全局是指空间，长远是指时间；空间＋时间＝历史。强调全局和长远，而不仅讲局部和眼前，特别不仅仅只是讲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和自己的任期内，这才是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才是真正全心全意和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有机统一。全局事业与长远事业相加，也可以说就是宏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
    而真正要树立全局与长远观念，搞好我们的“顶层设计”，不仅需要认清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同时迫切需要正确认识我们当今所处的列宁所界定的时代。
    不管承认不承认、正视不正视、认识不认识列宁所界定的时代，但它都时时刻刻都存在于我们现实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之中，存在于我们亟待统筹的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之中。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是我们进行科学顶层设计中亟待弄清的一个十分重大的基础理论问题和客观现实问题。
    科学判断时代性质，是制定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战略策略的根本依据，也是我们党进行社会主义政治和意识形态建设的带有根本方向性的最基本的指导原则。认清当今我们所处的时代，不仅对于进一步认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其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正确应对其和平演变即西化分化的图谋，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党的最高纲领，而且对于认真领会和坚决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都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
    何谓时代及时代主题？这是讨论当今我们所处时代必须首先要明确的。
    人们用生产工具作为划分时代的标准，如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机电力时代甚至“互联网＋”时代等；人们也用主要产业和产业的产值作为划分时代的标准，如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时代等。
    马克思、恩格斯用占社会主导地位的阶级来确定和划分“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社会发展形态，并明确提出了“资产阶级时代”这一概念。
    列宁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他所说的时代，是其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不同阶段划分的独创，是对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发展阶段阶级本质特殊表现形式认识的独创。列宁明确指出：“这里谈的是大的历史时代。……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2]（《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1988年版，第143页）
    列宁有句名言：“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3]（《列宁选集》第4卷，第290页）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资产阶级时代”作出了具体分析。按照列宁划分时代的标准，我们可以把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资产阶级分别细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商业资产阶级，二是工业资产阶级，三是金融资产阶级即金融帝国主义。同时相对应把资产阶级这一“大的历史时代”分别细分为三个较小的历史时代：一是商业资本主义时代，二是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商业资本主义时代和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同为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三是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加速集中并日益融合为金融帝国主义时代。金融帝国主义时代则是垄断的、腐朽的资本主义时代。
    依据列宁的思想，我们还可以作如下判断：时代，是在“世界历史”范围内按一定标准划分的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是处在时代中心的特定阶级，即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发展方向和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处在时代中心的阶级本质的表现方式发生了改变，即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了改变，那么时代的主要特点即时代主题也就会跟着发生改变。时代问题、时代主题或时代潮流，则是一定“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也就是一定时代的不同时期所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世界各种政治力量斗争的焦点。从时间上看，“大的历史时代”、时代，常常是比较漫长的历史阶段，而时代问题、时代主题或时代潮流，则由于“有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提到首位，成为主要的斗争形式”而转换，由于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而变化，其时间相对“大的历史时代”、时代则要暂短很多。因此，时代与时代问题或时代主题有着必然的联系，但无疑有着本质的区别。时代规定着自身所特有的不易被人们所直接感知的时代性质的本质内涵，是时代问题或时代主题的上一个层次的问题，而时代问题或时代主题则是易被人们感知的特定时代性质的本质内涵的多样的外在表现形式。时代性质与时代问题或主题是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而不是并列关系，更不是相反。现在理论界有的同志把时代性质与时代问题或主题混为一谈，把时代性质的本质内涵与时代性质本质内涵的外在表现形式混为一谈，就有可能得出不正确的结论来。
    列宁当时所讲时代的国际关系是围绕着战争与革命展开的，战争与革命是时代的主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形势虽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仍是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正是由于“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的演进，推动了社会主义阵营的诞生和第三世界的民族独立和民主解放运动，世界范围内阶级力量对比发生重要变化，为时代主题的转换、为“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到来提供了历史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正是由于“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的演进，国际资产阶级虽然仍然处在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性质，但国际资产阶级受到了极大的削弱、战争的力量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和平的力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随着苏共二十大后苏共对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逐渐脱离、背离，特别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行径，战争的力量又得到了增长。还有，随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壮大，包括独立自主研发“两弹一星一潜艇”的问世，随着美苏争霸和苏联对中国企图进行军事打击的企图而引起的中美关系的松动，随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逐步倚重，随着20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及发展中国家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始等等，总之由于这些“历史的合力”，国际力量对比和世界格局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使得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逐渐转换为和平与发展。邓小平毅然决然地抓住这一时机，力主集中主要精力，搞好中国国内的经济建设，搞好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在30多年内得到空前的大发展。这充分展现了邓小平作为伟大政治家、战略家敏锐的政治目光和果敢的政治魄力。
    “战争与革命”、“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都是处在资本帝国主义或金融帝国主义这一相同的历史时代内不同时期的时代主题、时代问题。“战争与革命”和“和平与发展”两大时代主题又属于对立统一相互转化的关系，永远处在既矛盾又统一并最终发生质的变化的历史运动之中。矛盾的核心或者说主要矛盾就是国际资产阶级与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当然，国际资产阶级与国际无产阶级在各个不同时期都有很多的表现形式，在世界范围内有“多种多样的层次”。矛盾的主要方面仍然是国际资产阶级。所以，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国际资产阶级即金融帝国主义依然处在时代的中心，当今时代依然是“资产阶级时代”这一大的历史时代，同时又是资产阶级这一大的历史时代中“金融帝国主义”这一相对小一点的历史时代，还要看到矛盾的运动和转化，看到金融帝国主义的相对下降与国际无产阶级的总体上升，看到由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就是我们对于时代性质判断的“两点论”。看不到前者，看不到国际资产阶级即金融帝国主义仍然很强大，我们就可能在时代性质判断上犯“左”倾错误，就可能盲目乐观，急于跨越金融帝国主义时代，放弃在一定条件下与一些发达国家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机会，与西方国家搞全面对抗，企图“毕其功于一役”，犯“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等错误，甚至“唯我独左”、“唯我独革”，把自己置于孤家寡人的境地。看不到后者，看不到国际资产阶级即金融帝国主义的相对下降与国际无产阶级的总体上升，看不到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我们就可能在时代性质判断上犯“右”倾错误，就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丧失信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伟大理论就会失去立论的前提和理论的基础；丧失对金融帝国主义本质的深刻认识和必要的警惕性，甚至重蹈苏联亡党亡国之覆辙。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