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仍然处于金融帝国主义时代，须居安思危，坚定信心

    提出当今世界是和平与发展时代同志的主要理由之一便是：和平与发展是相对于世界大战而言；只要不打世界大战，便可称之为和平与发展时代。但资本主义兴起后，仅有20世纪上半叶发生两次共10年的世界大战，那么，除这10年外，是不是都叫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美苏冷战对峙时期，特别是两个霸权主义国家倾其国力进行战备的准战争时期是叫和平与发展时代还是叫别的什么？处在战争时期的朝鲜、越南、波黑、南斯拉夫、巴基斯坦、以色列、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等和我国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时，算不算处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呢？观察、理解和判断时代，不应机械地从战争进行时间的长短和两个战争间歇期的长短来确定。毫无疑问，战争与和平都有不同阶级和力量的主导即性质的不同，又是对立统一和质变与量变的关系。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从时间而言，从整体而言，相对温馨的和平时期是常态，而血与火的战争却是短暂甚至极其短暂的。但是战争一旦发生，既会给一个国家、民族和人民带来十分巨大的灾难，在一定条件下又可以导致一个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新生。这正如同经济危机与经济发展时期一样，经济发展是常态，经济危机是非常态，但短暂的经济危机的非常态的发生，可能会对一个国家、民族和人民造成较长甚至很长时段的极大的苦难，又可能促使一个国家、民族和人民的走向觉醒和振兴。
    还有的同志认为“对时代的判断，源自对时代特征的深入分析”。这实质上是颠倒了时代与时代特征的决定与被决定作用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是时代决定时代特征，而不是时代特征决定时代。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来没有否定当今世界时代的性质仍然是帝国主义的时代。而恰恰相反，他们都直接间接肯定了这一时代的本质没有发生改变。1969年3月，毛泽东在召集有关人员的碰头会上明确指出：“列宁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现在还是帝国主义时代”。[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2013年12月第1版，第233页）而早在1960年6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拉丁美洲12国兄弟党代表团的讲话中就指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对时代的分析，这个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不同的解释，发生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这个论断合不合用的问题。我们的观点概括说，列宁的论断并没有过时，帝国主义特征没有改变”。[30]（《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562页）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人的另一个重要成员陈云在1989年十分明确指出：“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和侵略别国、互相争霸的本质，是不是过时了？我看，没有过时。”“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这个问题，到了大呼特呼的时候了。”[31]（《陈云文选》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卷，第370页）江泽民同志在2000年也明确指出，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由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32]（江泽民：《在2000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界领导人峰会午餐会上的讲话》，2000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2005年，胡锦涛同志指出：“要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时代的主旋律”，“同时，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人类实现普遍和平、共同发展的理想还任重道远。”[33]（胡锦涛：《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2005年9月15日于美国纽约，2005年9月16日《人民日报》）2013年3月，习近平同志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指出：“这个世界，人类依然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明显升温，地区热点此起彼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军备竞争、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依然任重道远。”[34]（2013年3月24日《人民日报》）不仅毛泽东、邓小平，而且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的上述论断，都直接间接肯定了当今世界仍然是处于帝国主义时代。
    从一定意义上讲，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列宁所说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总资本家”的时期正在发生新变化，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各资本主义强国的国家机器，都已不是自身完全意义上的全部“法人”，它们正在进一步强化为国际垄断资本的奴仆和代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各资本主义强国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真正主导我们这个地球经济政治文化秩序的是操纵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背后的以极少数人为主导的日益联合成为一体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联盟。北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与各资本主义强国的政权，互相勾结，互为补充，一起构成了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联盟的“新型全球性的国家机器”。“人权高于主权”可以从这一跨越民族国家形式的“新型全球性的国家机器”中找到事实根据和理论根据。美国在这一跨越民族国家形式的“新型全球性的国家机器”中，是核心和主导。这一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内部，当然同样会相互“倾轧”、“争霸”，但是他们也会依靠直接结成鲜为人知的神秘组织，运用各种方式控制甚至直接操纵各种国际组织，以企图达到极少数人永久掌控和享用世界上愈来愈少的各种资源之目的。竞争与垄断是资本主义相互交替的规律。全球范围内的各种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团的神圣同盟在全世界人民的反抗面前，在它们自己争霸的倾轧之中，将无法最终摆脱其失败之命运。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明晰看到，列宁所讲的“金融帝国主义时代”是特指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和各种矛盾积累激化到一定阶段并由此向新的社会形态过渡的一定历史时期。金融帝国主义决不是一种暂时现象和政策，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个特殊的也是最高即最后的阶段。尽管时代的主题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但当今帝国主义时代的本质并没有任何改变。金融帝国主义决不仅仅是一个属于上层建筑领域的问题，更主要、更根本的是属于经济基础领域的问题。金融帝国主义的历史，决不是在一个短时期内就结束了的，而可能要持续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随着世界长期积累的各种各类矛盾的不断深化，我们这个世界就可能进入真正的“一个更加动荡和跳跃、充满灾变和冲突的时代”[35]（《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1990年版，第141页）。如果轻易认为时代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把“和平与发展为主题”错误地等同于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虽然可能是由于没有正视客观现实的良好愿望使然，但这必然会犯急于跨越社会大的发展阶段即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左派”幼稚病或其它什么错误，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认清这次仍在深化的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找不到正确的应对之道。如果在时代性质及时代主题上发生误判，将会对“党和国家的全局事业”“长远事业”，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带来重大的消极影响甚至犯下不可挽回的颠覆性错误。
    三
    当今金融帝国主义时代的本质并没有根本改变，但与列宁当年所揭示的金融帝国主义相比，其表现形式和特征却已经还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化，世界多极化也加快了自己的步伐。
    小结：1、高度重视对时代问题的研究。对时代问题的认识紧紧联系着我们的最低和最高纲领。有同志认为，共产主义虚无缥缈，只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就行了。甚至有的认为，只要提共产主义理想就是“左”。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当然不能实行共产主义政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各项政策。但是，我们必须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5年9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学习时特别强调：“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本，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党和人民的忠诚。”[36]（2015年9月12日《人民日报》）这也就是说，没有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必然是三心二意。我们承认，实现共产主义的过程是十分艰难的，并有着较为漫长的历史时段。但我们坚信其最终必然实现。这恰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一样不容置疑。没有共产主义这一社会的最高理想，现实的社会主义就会失去前进的方向和动力。毫无疑问，我们没有必要把共产主义这一词句天天挂在嘴上去“空谈”，更多的却应是脚踏实地去“实干”，并把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中的经验教训上升到理论，进而指导我们的实践。而要解决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有机有效结合与统一，就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时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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