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左翼学者如何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与困境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复苏乏力，至今仍然没有结束低迷、走出困境的迹象，一些西方学者甚至发出预警，指出更大的危机正在酝酿。在这种背景下，西方政治极化、民主失灵、社会动荡、贸易纠纷、地缘政治危机等问题也日益严重。危机暴露出西方资本主义的深层次矛盾，国外许多左翼学者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结构性、系统性危机。
    一、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西方社会的深刻变化和危机的复杂性
    进入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国外左翼学者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其危机的成因和表现形式更具复杂性、结构性。
    1.资本主义的危机是积累的结构性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是靠资本积累来推动的，资本的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是同一过程。因此，不少国内外学者认为资本积累理论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美国的社会结构学派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时期，存在着一整套促进资本积累、经济增长的制度，这一整套制度就被称为“积累的社会结构”。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在生产集中和垄断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垄断资本，也形成了以维护金融垄断资本利益为核心的积累的社会结构，资本主义国家愈发明显地以保证金融垄断财团的利益为根本原则。结构性危机的概念最初仅指资本主义经济部门之间结构变动产生的危机。垄断资本的形成使资本主义系统性、整体性增强，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作用下，其要素之间的关系譬如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严重失衡，经济危机的爆发就会引发其他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造成全面结构性、系统性危机。从1973年以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进入了停滞或低速增长时期。因此，国外学者拓展了结构性危机概念的外延，把资本主义生产、流通和再分配领域的长期失调以及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停滞和衰退，乃至整个国家处于危机状态，作为结构性危机的表现形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体现在积累过程就是资本积累的矛盾，国外一些左翼经济学家如弗兰克、曼德尔、阿明、福斯特等也把资本主义危机称作一种长期的资本积累的结构性危机。社会结构学派更是直接把资本主义危机称为积累的社会结构危机。因此，从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角度，通过分析资本积累体制和机制，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
    2.经济危机的深刻性和复杂性。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危机的周期性特征比较明显，它要经过消沉、繁荣、危机和停滞等阶段。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由于危机是一种结构性危机，危机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呈现出许多复杂的特点。资本主义国家宏观调控的加强，虽然阻止了经济危机进一步恶化，经济周期四个阶段的交替进程逐渐趋于模糊，却难以解决资本主义深层的结构性矛盾和危机，使得资本主义经济陷入长期的相对停滞状态。美国垄断资本学派代表性学者巴兰和斯威齐认为，在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垄断资本的绝对数量日趋庞大，而资本的出路却日趋狭窄，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长期停滞趋势。长期停滞和经济危机也引发了社会危机，比利时学者曼德尔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的另一个标志，就是社会制度越来越倾向于爆炸性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这种危机直接威胁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不能简单地把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停滞和腐朽性理解成生产和技术的停滞、不发展、不增长。列宁指出:“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不，在帝国主义时代，某些工业部门，某些资产阶级阶层，某些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5页）二战之后，资本主义进入了长达20年的黄金增长期。对此，巴兰和斯威齐认为，推动资本主义战后经济增长的原因有战后美国霸权的确立增加了对美国商品的需求,战争破坏的恢复重建，战争时期积累的消费力的释放，技术革命的作用等等。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些因素的积极作用被耗尽，因而从20世纪 60 年代末开始，资本主义又陷入生产停滞的状态。美国经济学家安德鲁·克莱曼计算了美国1929—2009年的利润率变动趋势，认为这一时期资本的利润率始终没有得到持续性的恢复，这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利润率下降规律和垄断资本主义深陷结构性危机之中的论断。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布伦纳也认为，当前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在于过去几十年发达资本主义经济活力的持续下降，整个经济体系资本回报率严重而无可挽回地下降，这一趋势跨越各个经济周期一直延续至今。
    二、当前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系统性危机
    1.新自由主义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形成。为了走出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危机，资本主义国家推行了新自由主义。在新自由主义政策背景下，金融垄断资本没有使强制性的危机自然发生，使多余的资本破产，反而采取经济金融化、泡沫化、全球化的办法使这场危机被拖长，金融垄断资本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通过与实体经济相脱离的虚拟经济主导的全球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一种新的资本金融化积累模式，垄断资本主义演化成为一个全球化的垄断金融资本体系。美国学者福斯特认为，过去30年，资本主义变化的特征通常被人们用三个词概括：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金融化。其中金融化、金融资本是主导力量，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本质是金融化的垄断资本在全球的扩张。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认为，金融化、放松管制、去工会化和压制劳动是当代新自由主义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几大要素。新自由主义积累的社会结构的核心，是采取围绕金融垄断资本利益运转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并以此来塑造社会整体结构。因此，一些国外左翼学者认为现代社会乃至国际社会的权力是一种结构性权力。意大利学者安东尼奥·奈格里、美国学者麦克尔·哈特将西方国家在全球的霸权看作是一种网络型的权力结构，通过网络节点控制国际社会。主导性的民族国家、重要的资本主义公司、超国家的机构，以及其他全球性主导力量构成了帝国霸权网络中的关节点。依托这些网络权力节点和相关制度安排、学术话语生产，美国和西方建立了一整套最大限度服务于美国及国际金融资本积累的政治、经济、金融、文化等社会结构，从而获得巨量垄断利润。
    2.新自由主义积累体制的结构性、系统性危机。2008年以来发端于美国的金融经济危机，直接原因是资本主义通过新自由主义以经济金融化的方式来克服停滞趋势的后果，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作用和结构性矛盾的爆发，即新自由主义积累体制的发展，导致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贫困的积累的状况越来越恶化，最终必然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新自由主义积累体制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帮助资本主义克服“滞涨”危机，却在资本主义内部造成了更为严重和失衡的结构性矛盾，除资本与劳动关系之外，还有政府与市场，投资与消费，金融资本、虚拟经济与实体资本、实体经济之间关系的极度扭曲，从而使结构性的危机爆发。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重要学者大卫·科茨就认为，当前的危机不是周期性的经济衰退，而是积累结构型危机。每种社会积累结构都是一套旨在促进资本积累的长期而又连贯的体制，当制度下的矛盾加剧，无法促进资本积累的时候，就会引发长期的结构性危机。经济危机也深深地影响到了西方国家政治、文化和社会治理等多个领域，这些领域出现一系列乱象。因此，这又是新自由主义积累的社会结构的系统性危机。危机的爆发也宣告了西方福利国家制度的衰退，由于主权债务危机和政府财政赤字，西方国家大力紧缩政府开支，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导致民众不满。同时，族群之间、阶层之间矛盾增长，排外、极右等极端情绪在社会集聚，基于文化、民族、宗教的冲突不断，表明资本主义已经陷入治理的困境。
    危机的爆发，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各阶层之间以及资本阶层内部之间的矛盾、内斗，再加之西式周期性选举政治、竞争性政党体制的放大与共振，使西方政坛乱象丛生，西方民主政治体制日益衰败和失灵，连弗朗西斯·福山也感叹美国民主已经严重变质，民主政治体制的实际运行过程日益退化为“否决性政体”。危机也使一股强烈的资本主义反思浪潮在全球学界和舆论界涌现。
    三、当前资本主义危机和困境的前景分析
    1.资本主义对危机的调控及前景分析。历史上危机时期大规模的资本消灭是资本主义走出危机的客观条件。但进入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如果危机时发生大规模的资本消灭和失业，将会造成巨大的破坏和社会混乱，发生严重的资本主义统治危机。因此，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经常要对危机进行调控。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认为，新自由主义积累体制下美国经济已经空心化和金融化，美国经济复苏的基础在于重新振兴和发展实体经济，建立劳资妥协的调节式的积累体制和生产关系。但是，美国政府已经被金融资本绑架，财政危机深重、债务高悬，无力也并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限制金融资本、加强监管、振兴实业，消除两极分化、促进消费。事实上，此次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的调控措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矛盾，而是首先极力拯救私人银行家和金融家，试图通过拯救金融系统来促进经济复苏。近年来美国经济出现了复苏迹象，许多国外左翼学者认为这主要还是依赖量化宽松和印钞等金融、地产泡沫及其所带来的财富效应，但这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经济金融化的程度，不会带来经济实质上的复苏，却使美国经济面临着新的更大的危机。至于依靠和等待新的科技革命来促进经济复苏的方式，现在新的大规模和大范围的技术进步尚未出现，即使出现也只是在局部缓解资本主义危机，修复和维系新自由主义积累体制，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
    2.资本主义向世界转嫁危机的分析与展望。内部的调控难以摆脱危机，资本主义霸权国家转嫁危机、制造全球动荡的急迫性更甚。国外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也发出了预警，他们认为人类现在正经历着有史以来最艰难、最复杂多变的时刻，帝国主义除了向劳动人民转嫁危机外，还加紧制造国际紧张形势。丹麦共产党认为，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积累导致了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人类历史正走向新的世界战争时代。战争是资本主义走出危机的主要手段，二战后的资本主义在大战毁灭造成的大量投资机会的基础上发展了近30年。二战后世界进入核武器时代，资本主义不再敢发动主要大国之间直接的大规模战争，但经常在全球一些重要能源、战略要地，玩弄战争边缘游戏，采取刻意制造地缘政治紧张、策动颜色革命、发动代理人战争等一系列非常规方式，配合其加息、量化宽松等经济金融政策，周期性地制造相关国家的金融经济危机，驱使资本回流以支撑其金融泡沫，收割一些国家的财富以缓解危机。西方国家的金融垄断资本体量巨大危机深重，只能靠瓦解和控制一个大国才能汲取“战略红利”，为其天文数字的金融泡沫买单。近年来，美国在中国周边热点地区不断进行战略挑拨、战略分化、战略挑战和试探，近期又伺机挑起中美贸易摩擦等，其意图极其险恶，对此我们应有清醒认识并保持战略警惕。
    3.危机与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和积累、发展方式转型。许多国外学者认为，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是20世纪70 年代初开始的资本主义长波萧条阶段的结尾期，资本主义陷入了一种无所适从的困境之中。危机是资本主义自身固有的痼疾，是难以摆脱的，是资本主义制度性危机，世界呼唤新的全球政治经济治理体制、发展方式和积累体制。近年来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大幅攀升，也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稳定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道路的发展也为世界提供了一条文明型、和谐型、共享型发展道路和积累体制借鉴。一些国外左翼学者高度评价中国在应对这场危机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期待一个强大且团结的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列宁帝国主义理论与新帝国主义理论的比较与启示”[17BKS01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