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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PMI创34个月新低

http://www.newdu.com 2019/1/14 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佚名 参加讨论

    
    2019年第2期(总第1890期)    2019年1月7日(星期一)
    [本期要点] 中国制造业PMI创34个月新低 现代自由主义将被市场力量摧毁 WTO将制定数据贸易的国际规则 中美经济有“脱钩”风险吗? 中国央行用心良苦放宽普惠式降准考核标准
    
    中国制造业PMI创34个月新低
    [摘要:最新公布的中国12月份制造业PMI创出近34个月新低,这意味着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进一步加大。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中国民营制造业也出现萎缩,这是19个月来的首次。]
    中国国家统计局和物流与采购联合会(CFLP)联合公布的宏观经济先行指标——12月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降至49.4,低于临界点并创出34个月新低(此前低点为2016年2月的49),亦低于路透调查预估中值49.9及11月的50。同时公布的12月官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则环比上升0.4个百分点至53.8,脱离上月创下的逾一年低位,表明非制造业扩张有所加快。
    制造业PMI的回落走势自2018年中就已开始,呈逐级回落之势,12月更是跌落至收缩区间内。
    路透指出,12月官方制造业和非制造业PMI一降一升,其中制造业PMI更是跌破50的临界点至49.4,创出34个月新低,显示内外需的疲弱正让中国制造业腹背受敌,先行指标的恶化亦意味着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正在加大。
    制造业PMI中,新出口订单指数和进口指数分别自2018年6月和7月以来持续位于临界点以下,均呈逐级走低之势,突显外部环境恶化以及内部需求走弱等因素令企业趋于谨慎,预示着中国经济稳增长的政策需要加力。“2018年,制造业PMI均值为50.9,表明全年制造业总体保持增长。近期受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等多重因素影响,我国制造业发展环境稳中有变,……景气度有所减弱。”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庆河解读称。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文韬指出,制造业PMI指数连续28个月运行在50以上以后首次落入收缩区间。从PMI来看,前三季度,中国制造业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三季度后,经济运行稳中有变趋于明显,变中有忧因素有所累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应予以高度重视。但他认为,从全年PMI看,经济运行依然保持基本平稳格局,企业生产意愿和经营预期较好,新的一年里经济仍具有趋稳运行的基础。预计2019年,中国经济将保持适度增速,经济结构继续优化,创新驱动加强,就业保持相对稳定。
    华泰宏观李超团队点评称,制造业PMI数据回落预示着2018年四季度和2019年一季度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剧,预计未来政策将更加注重逆周期调节,稳定总需求,相关逆周期调节政策或加码。财政政策方面,预计2019年减税(增值税为主)降费(社保费率调降为主)累计将超2018年总体水平,预计在1.3万亿元人民币以上;货币政策预调微调,预计将会出现向稳增长切换的过程,逐渐由灵活适度转向稳健略宽松。
    文韬认为,下半年,PMI连续下降,均值较2018年同期下降超过1个百分点;12月落入收缩区间,虽然不排除年底存在淡季因素影响,但较2018年同期下降超过2个百分点,表明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同时中美经贸摩擦影响逐渐显现,外需承压。中美双方前期落地的关税,通过一定的传导机制,已经影响到中国进出口。全年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49.1,较2018年同期下降1.8个百分点,进口指数均值为49.2,较2018年同期下降1.6个百分点,表明中国进出口有所收紧。与此同时市场供需增速下滑。上半年,市场供需处于相对较好水平;下半年,由于国际环境趋于复杂、国内增速有所放缓、环保督查、中美经贸摩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国内供需出现一定回落。
    从分类指数看,在构成制造业PMI的五个分类指数中,生产指数和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高于临界点,新订单指数、原材料库存指数和从业人员指数低于临界点。从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PMI为50.1,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微高于临界点;中、小型企业PMI为48.4和48.6,分别比上月下降0.7和0.6个百分点,均位于临界点以下。赵庆河也认为,市场需求下行压力加大,企业预期趋于谨慎,导致新订单指数和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均为年内低点;同时一些行业逐步进入生产淡季,企业对近期市场预期谨慎。此外,受外部环境变数较多,内部需求放缓等因素影响,近期进出口景气度走低;受部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等影响,价格指数持续回落。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为年内低点。
    国家统计局并公布,2018年12月份,综合PMI产出指数为52.6,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继续位于景气区间,表明中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总体延续扩张态势,扩张步伐有所放缓。制造业PMI是一个综合指数,按照国际上通用的做法,由五个主要扩散指数加权而成。通常PMI指数在50以上,反映经济总体扩张;低于50,反映经济衰退。
    统计局同时公布的2018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均值为54.4,全年总体保持在较高景气水平。
    分行业看,12月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2.3,比上月微降0.1个百分点,高于临界点,服务业延续增长态势。从行业大类看,铁路运输业、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货币金融服务、保险业和其他金融业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位于60以上高位景气区间,行业实现较快增长。道路运输业、邮政业、餐饮业、资本市场服务和房地产业等行业位于收缩区间,业务总量有所减少。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62.6,比上月上升3.3个百分点,建筑业生产活动有所加快。非制造业PMI指标体系,由商务活动指数、新订单指数、新出口订单指数、在手订单指数、存货指数、中间投入价格指数、收费价格指数、从业人员指数、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等10个分类指数构成。高于50反映非制造业经济扩张,低于50则反映经济收缩。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中国民营制造业2018年12月出现萎缩,这是19个月来的首次,也是国内需求疲软和美国加征关税对该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造成打击的最新迹象。1月2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主要追踪民营制造企业的财新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由2018年11月的50.2下降至12月的49.7——自2017年5月以来首次跌破50点的荣枯分界线。
    2018年12月的中国官方PMI——主要调查对象是国有企业——为49.4,是2016年7月以来首次低于50。“(比总体PMI指数)更引人注目的是,这两个PMI指数中的‘新订单’指数都由11月的上涨转为12月的下跌。这证实了我们的看法,即经济疲弱,需要迅速出台刺激措施。”荷兰国际集团(ING)大中华区经济学家彭日成写道。
    工厂放缓波及整个亚太市场。近几天公布的台湾、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制造业PMI均呈下滑之势。亚太地区股市全线下跌,香港恒生指数下跌近3%,中国沪深300指数下跌1.4%,收盘点位创2016年3月以来的新低。美国期货市场也预计,标普500指数将下跌1.2%。
    中国最近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经济面临强大的下行压力。工业企业利润水平2018年11月出现近三年来首次下滑,同时当月零售销售增速下降至15年来最低水平。
    刺激措施的重点是提振基础设施支出和消费。政策制定者现在正将注意力转向房地产行业——经济增长的关键支柱。按总建筑面积计算,11月份住房销售同比下降5.1%,为2015年初以来最大单月跌幅。上月的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地方政府应根据具体市场情况制定房地产政策——实际上相当于授权表现疲软的市场放松监管措施。研究机构融360(Rong360.com)的数据显示,11月份首次购房者的平均按揭贷款利率仍维持在5.71%,22个月来环比连续上升的势头宣告终结。
    “我们预计上半年经济放缓的情况将进一步恶化,紧随其后的是更严肃和更激进的宽松/刺激性政府措施的出台,并且以放松大城市房地产市场限制性政策为重点,然后我们在2018年晚些时候可能会看到经济企稳,甚至出现小幅反弹。”野村证券驻香港的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写道。
    (综合消息)
    
    现代自由主义将被市场力量摧毁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沃尔夫冈·明肖认为,现代自由主义即将因为市场力量而失败。
    明肖在文中写道,当我思考我们自由制度的危机时,我想起了差不多20年前我在柏林与德国反垄断机构联邦卡特尔局(Federal Cartel Office)前主席沃尔夫冈·卡特(Wolfgang Kartte)的一次邂逅。我问为什么他和他的继任者往往对竞争案件持如此保守的观点,特别是他们为什么如此轻视经济论据。
    像德国大多数经济政策制定者一样,卡特(于2003年去世)是一名律师。他表示,他认为他的工作是帮助小家伙抵御大家伙。这是律师的工作,不是经济学家的工作。此外,他称,他对于创造公平的竞技场没有兴趣,而更愿意让竞技场向小家伙倾斜。
    现代自由主义的危机也存在类似的因素。如今,我们也面临着自己版本的小家伙与大家伙问题——除了没人让竞技场向小家伙倾斜。与大型跨国公司相比,小型公司要缴纳更高比例的所得税。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政策最终导致收入和财富差距扩大。大量的移民流带来了不安全感,新技术的到来也是如此。当你称选民可悲时——或瞧不起他们,正如在英国退欧公投后的情形——你是在他们的伤口上撒盐。
    卡特是德国老派的奥多自由主义者(ordoliberal),该学派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初德国民主制度坍塌之后。德国奥多自由主义的宏观经济学多少有些不靠谱。但是该学派擅长于一件事。该学派的知识分子领袖能比其他人更好地解释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自由秩序如何坍塌,以及该秩序如何迫使大多数人放弃支持它。
    简短而轻率的回答是,魏玛共和国偏袒大家伙。该时期的宏观经济冲击——恶性通胀和萧条——众所周知。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疏远。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该时期威胁小商户和企业主生计的工业卡特尔也在增多。
    当奥多自由主义者最终在战后的德国上台时,他们开始让竞技场向另一方倾斜,通过创建企业和金融基础设施来扶持中小企业。德国的中小型企业(Mittelstand)既是德国经济强劲的原因,也是经济停滞的原因。现代经济史的主要教训之一是,我们不能忘记收入和财富的分配。
    这并非关于再分配的争论。这是关于积极管理资本主义的竞技场,以确保大多数人口留在竞技场上。回想一下上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在英国成功打出的创业资本主义品牌。通过私有化,她把普通储蓄者变成了股东。通过出售廉租房,她把租户变成了业主。
    我们无法复制这个例子:既没有可以出售的廉租房,也没有可以私有化的公司。但是为了挽救现代资本主义,我们需要想办法让普通选民忠于这个制度,就像撒切尔在上世纪80年代所做的那样。我认为,在德国、比荷卢(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和爱尔兰等地,选民们仍然普遍感到满意。我对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则没那么确定。
    让现代自由民主的支持者和捍卫者在分析时误入歧途的原因,常常是他们沉迷于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官方失业率等总体宏观经济变量。英国举行退欧公投前的10年是GDP合理增长的10年。这项数据没有任何地方表明英国会投票离开欧盟。但是粒信息描绘了截然不同的画面。基于官方家庭资源调查和来自智库“决议基金会”(Resolution Foundation)的数据表明,在2002年至2015年期间,在收入分布中处于后60%的家庭,扣除住房成本的家庭收入陷入停滞。
    法国目前的不满浪潮也与自金融危机以来相对稳健的GDP增长形成对比。但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一项研究显示,在发达经济体,几乎所有家庭的收入都突然停止了增长。上世纪80年代撒切尔改革的主要支持者是英国人口统计学分类中的C2类人口,即技术工人阶级。撒切尔很关照中等家庭。她的继任者们先是失去了中产阶级,然后假装震惊于退欧等事件。
    任何不顾60%的家庭的制度最终都会失败。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自由主义即将因为市场力量而失败。
    (FT,2019.1.2)
     WTO将制定数据贸易的国际规则
    据日经新闻报道,世界贸易组织(WTO)将制定数据贸易的国际性规则。如果国家通过对个人和企业的信息审查等措施过度介入数据贸易的话,将导致竞争环境扭曲,WTO力争禁止国家要求企业公开数据。此举被认为意识到了加强数据管理的中国等国。在经济活动的中心正在从货物和服务向数据转移的背景下,WTO将首次制定数据贸易领域的规则。
    WTO之所以将加紧制定新规则是因为这样下去无法维持数据市场的秩序。WTO在制定贸易规则方面停滞不前,美国虽然威胁称可能退出WTO,但是对于构建包括中国在内的安全的数据贸易环境持积极态度。
    由日本、美国、欧盟、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等对制定数据贸易规则态度积极的有志国主导,1月数十个国家宣布将共同制定相关规则。
    结合将在瑞士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达沃斯会议),WTO将召开各国的部长级和事务级官员汇集的非正式会议。最早将在2019年年中正式启动谈判,力争2020年引入新规则。
    数据贸易的范围正在扩大。不仅限于货物和服务的交易,还存在将欧洲设计的新款车数据传输到中国工厂,在日本开展营销等事例。数据已成为业务不可或缺的基础,制定数据规则成为当务之急,但也存在强化国家管理的国家。
    中国于2017年制定的《网络安全法》,禁止外国企业把在中国境内收集的客户信息和当地法人的个人信息数据转移到境外。美国谷歌曾经因为拒绝接受中国的相关规定而退出大陆市场。如果国家过度强化数据管理,将扭曲国际的业务环境。
    关于作为项目设计图的源代码和实行步骤的算法,日本提议禁止国家要求企业公开机密信息。欧美也保持一致步调。力争获得其他国家的支持,引入多边规则。
    对于进驻本国的企业,力争引入禁止强制企业使用特定标准和密码的规则。如果国家迫使企业使用特定标准,不仅将增加企业的负担,还有观点担忧将导致个人和企业的重要数据泄露。
    WTO曾被称认为是“贸易的守护者”,但现在在多边规则制定方面陷入僵局。美国批评WTO功能不完善。如果在制定数据规则方面失败的话,预计WTO无用的论调在全球将出现升温。
    (日经新闻,2019.1.3)
    
    中美经济有“脱钩”风险吗?
    日本经济新闻评论员秋田浩之认为,美国和中国2019年不仅面临对立,还可能面临以高科技领域为中心、经济联系趋于缩小的风险。这是因为为了保住在数字领域主导权,美国出现了减少中美高科技合作的趋势。亚洲各国要站在中美哪一边?或将出现不得不作出艰难选择的局面。
    针对中美对立的走向,如果最近询问美国政府当局者,会得到这样的回答,“即使对立加深,中美也不会陷入冷战。这是因为与冷战时期的美苏不同,中美在经济方面密切连在一起”。
    其含义是,中美在经济上具有无法割断的关系。不管在外交和安全保障方面如何碰撞,中美都将在进入冷战之前踩下刹车。
    反过来说,如果出现经济联系也减弱的局面,中美的对立将陷入僵局,有可能发展为新冷战。虽然中美经济完全分离是不可能的,但或许存在双边合作趋于缩小的危险。
    特朗普政权内的对华强硬派为了阻止高科技和重要信息被中国得到,正在倡导被称为“中美经济脱钩(decoupling)”的路线。该路线的一部分已得到实行,今后或将进一步加速。
    具体来说有3项政策。第1是采取行动把中国制造的零部件排除出高科技和军事相关产品,同时从通信基础设施中排除中国企业。
    美国政府2018年夏季禁止政府机构以及与政府签有合同的美国企业使用华为和中兴的设备。此外,还敦促同盟国和友好国家采取类似措施,试图将两家中国企业排除在“亲美圈”之外。
    第2是限制中国的对美投资。不仅是限制对高科技领域的投资,对象正在扩大至除此以外的领域。2018年10月,日本骊住集团(Lixil Group)试图向中国出售在美国运营业务的意大利建材子公司时被美国当局叫停就是相关案例之一。
    当然,如果只是这样,即使技术合作趋于萎缩,但或许不能说中美经济将迈向脱钩。但更为严重的是,美国政府为防止中国的所谓“间谍活动”,甚至正在讨论限制对中国人发放签证。
    据称不仅针对希望在美国企业工作的中国技术人员,还存在把理工科的学生纳入限制对象的方案。在美国学习的中国留学生达到约35万人,超过美国留学生整体的3成。如果中美的人员往来被筑起高墙,影响远非高科技限制可比。
    从短期来看,这样的潮流或给中国带来比美国更大的打击。这是因为中国为实现高科技强国,仍然需要美国的技术。中国的半导体自给率被认为仅约1成,其余都依赖进口。针对中兴的手机,有估算认为约3成零部件和技术需要从美国获得。
    如果认为中美对立将长期持续,中国无疑也将寻求尽早减轻对美国的依存。目前已出现迹象。中国领导人在2018年秋季以后,开始提及“自力更生”的口号。这是在中苏关系恶化的1960年代,毛泽东表示建设国家不应依赖外国时提出的路线。有观点认为,中国判断从美国获得技术将变得困难,希望推动自身努力。
    美国启动中美经济脱钩,中国也将转动自力更生的齿轮。如果这样的趋势加速,中美的对立将不仅限于数字和高科技的主导权之争,还可能接近像美苏那样的全面冷战。
    那样一来,亚洲各国将不得不在中美之间左右为难。这是因为,可以想象的局面是,美国要求同盟国和友好国减少与中国的高科技合作。另一方面,中国则要求各国避免与美方保持一致步调。
    即使作为同盟国的日本和澳大利亚与美国保持步调一致,但东南亚分为靠近中国的柬埔寨、对华警戒派越南和中立派印度尼西亚等,应对方法或各有不同。最终亚洲地区的裂痕也将加深……。
    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认为,中美两国在对立的同时彼此依赖的关系不会改变。对中国来说,美国是巨大的出口市场,而对美国来说,中国是国债的重要投资者。两国仍紧密地连在一起。因此,如果一方采取强硬姿态,另一方将采取对抗措施,在政治上保持平衡。这样的中美博弈仍将持续。中美摩擦的本质在于经济体制的主导权之争。一直重视市场机制和自由竞争的美国正在被加强国家主导的经济运作的中国追上。美国不可能感觉不到威胁。对美国来说,“贸易”只是敲打中国的借口。知识产权保护和人工智能(AI)开发等中美的争论点还有很多。
    罗奇指出,中美两国要缓和摩擦,需要建立信任关系。但是,从美国当局施压排除华为产品等行动来看,这一前提正在崩溃。中美双方的相互不信任或将加强。
    罗奇指出,中美贸易战不存在赢家。有研究显示,过去5年间全球产品供给网的建立有着将美国通货膨胀率拉低1%的效果。如果贸易摩擦激化导致供给体制出现问题,美国将面临相反的影响。现在美国劳动力市场紧张,工资上涨压力大,可能会通过贸易问题和劳动力供求这2个途径,给美国带来很大的通胀压力。美联储或许有可能被迫放弃不让经济过热或冷却的中性利率,进行加息。
    史蒂芬·罗奇认为,美国企业为了应对贸易摩擦将制造和出口基地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等新兴市场,实行起来很难。全球企业花费10-15年时间精密建立起以中国为中心的供给网。如果将一部分基地转移至越南等地,也必须相应地调整其他部分。1-2年时间很难产生效果。东南亚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很大一部分也是依赖中国。如果中美摩擦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率放缓至6%以下的水平,负面影响将波及整个亚洲。
    (综合消息)
    中国央行用心良苦放宽普惠式降准考核标准
    路透报道称,中国松紧适度的货币政策继续结构性松动,为落实国务院要求完善降准政策支持民企和中小企业的部署,央行宣布自今年起放宽普惠金融定向降准考核标准,强化结构性导向引导银行信贷投放意图清晰,业内预计此举释放逾7000亿元人民币的流动性。
    在去年四季度经济数据继续走弱的现实下,央行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扶持小微企业可谓“用心良苦”。受访人士认为,放宽普惠制定向降准范围无疑能增加资金定向支持小微企业的效果并压降融资成本,但当前的核心问题非流动性不足而是难言乐观的小微企业生存环境及经济形势,货币政策总量性适度扩张仍可期。
    “扩大定向口径,把500万至1000万之间的授信申请也纳入进来了,这部分属于不上不下、青黄不接的范围,能够增强央行资金定向支持小微企业的效果。”一位监管官员对路透称,不过目前正处于经济周期底部,是否继续下行还待观察,投资需求不足,关键问题并不是信贷供给。他并强调指出,央行提供的增量资金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关键是银行调整小微企业的贷款量价动力不足,小微企业在目前的状况下还贷款能力更有限。
    在FOST首席研究员冯建林看来,是次调整普惠制定向降准范围有多方面原因:一是四季度经济走势较弱,货币政策需要进一步调整;二是可以结合年度MPA(宏观审慎评估)考核,强化结构性导向,进一步引导银行信贷投向;三是目前各月到期MLF(中期借贷便利)规模仍然较多,继续加量续做MLF的空间不大。四是降准可以降低金融机构负债成本;五是银行年初信贷投放一般较大,降准可以为年初信贷扩张提供支持。此外,年初降准也有利于平滑跨春节流动性。
    央行1月2日晚间宣布,自2019年起,将普惠金融定向降准小型和微型企业贷款考核标准由“单户授信小于500万元”调整为“单户授信小于1000万元”。这意味着就能让更多银行获得定向降准机会,也将有更多银行可以定向降准1.5个百分点。值得一提的是,此举也实现了监管部门对小微贷款激励考核口径标准的统一,此前银保监会对“两增两控”考核中的小微企业贷款标准设定为对单户授信总额1000万元以下(含)小微企业贷款。
    央行于2017年9月推出普惠金融定向降准,2018年年初首次实施。根据央行之前的公告,范围界定为银行发放单户授信500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经营性贷款,以及农户生产经营、创业担保、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助学等贷款。
    考核第一档为上一年上述贷款余额或增量占比达1.5%的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在基准档基础上下调0.5个百分点;第二档为上一年上述贷款余额或增量占比达10%以上,则该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可在前述下调的基础上再下降1个百分点。2018年初,绝大部分银行达到了降准0.5个百分点的要求,小部分银行达到了降准1.5个百分点的要求。是次政策微调,更重要的是迎合当前银行风险偏好较低背景下银行对小微企业信贷投放的风险规避,扩大受益的小微企业范围。
    据中信固收团队测算,目前主要上市银行中:农行、中行、交行、兴业银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华夏银行、平安银行、北京银行、江苏银行、上海银行未达到第二档要求。如果顶格计算,假设上市银行在口径更改后都达到第二档标准,则将释放流动性7700亿左右。当然实际执行中,因为普惠降准第二档要求比第一档高太多,实际释放资金量会低于该测算结果。
    但在多位接受路透采访的银行人士看来,政策意图与实际效果之间可能存在比较大的落差。“央行用心良苦,疗效恐怕事倍功半。”一位地方商业银行行长对路透坦言,小微企业面临的问题并不是融资难融资贵,而是税负高、社会成本高、市场信心不足。某国有大行地方分行行长亦对路透表示,小微贷款还真的不是没钱的问题,实际上仍然是信用风险的问题,“释放不释放(资金)跟银行的关联度现在看不是很大,符合银行风险偏好的标的太少,找不到很合适的标的(小微企业)。”
    他并透露,今年总行对小微企业贷款设定的目标是在去年基础上增加30%,当前该分行对小微企业贷款的利率不断在往下调,最低可以做到基准利率,“为了争取新客户,贷款价格已经下去了,不过量目前上来并不明显,各家银行都在做,市场竞争很激励,薄利多销这条路要走。”从控制风险的角度,他表示,因小微企业信用风险不确定性因素依然很大,将继续从供应链角度或者与政府性担保公司合作投放贷款,包括个人经营性贷款,以及继续筛选行业排名靠前的客户等。
    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四季度例会传递的信号来看,总体上,货币政策不再强调中性导向,也不再提及管好货币供给总闸门,转而要求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和更加注重松紧适度,体现了放松货币政策的总体导向。就松动的方向看,两次会议都提到加大对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的支持,传递了继续以结构性政策为主的导向。
    不过,业内人士认为,在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增大及外部环境复杂的背景下,是次微调是总量性适度扩张的前奏,货币政策利率和数量工具仍将继续松动。
    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表示,普惠式的降准是过渡性的安排,随着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去杠杆的后续影响继续显现叠加需求乏力等,货币政策总量性适度可能会在一季度进一步显现,可以将是次微调视为总量扩张的一个前奏。
    招商银行研究院资本市场研究所所长刘东亮指出,考虑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面定调稳增长,货币政策宽松很可能会贯穿2019年全年,未来会有更多降准出台,且降息的概率也在上升。他并预计春节前可能还有降准,因扩大覆盖面只是边际上释放资金,与全面降准或定向降准并不一样。
    中国2018年四次降准,最近一次是10月15日下调部分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置换中期借贷便利(MLF),下调幅度为1个百分点。
    央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盛松成此前认为,今年经济面临压力,货币政策不会“大水漫灌”,必要时可考虑降准而非全面降息。中国准备金率在国际上比较处于较高水平,当然降准效果的实现也有条件,如果银行不放款,资金也没法进入实体经济。所以还要强调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而定向货币政策就是疏通传导机制的方式之一。
    (Reuters,2019.1.3)
    (编译、整理:李彦松、张佶烨;责任编辑:王砚峰)
    2019年第2期(总第1890期)          2019年1月7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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