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GDP下降之影响因素研究

刘巍

    近两年，笔者根据总供给(GDP)和总需求决定价格的理论框架，以计量经济学方法估算了1913-1926年中国的GDP，并从储蓄、投资和进口诸角度验证了GDP估算值的合理性。①依据这一估算，1913-1917年间，中国的GDP总体上呈下降趋势(见表1)，结果公布之后，引起学界关注和讨论。②在我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GDP呈下降趋势的估计是合理的，造成GDP负增长趋势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数据显示一战期间的工业增长速度并不高于1895-1913年，甚至可比行业的增长速度是下降的；第二，一战期间的钢铁、机器和交通器材的进口呈下降趋势，生产能力增长速度放缓，于是，需求增加不仅没能造成产量迅速增长，反而造成了价格上涨；第三，一战期间，占中国GDP最大比重的农业产值下降，这是造成负增长趋势的主要影响因素。

为节省篇幅，只节录了部分本文所需的数据。

一工业增长率并无提升

多年来，受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影响，我们在头脑中形成了“一战期间是中国民族资本的黄金时代”这一根深蒂固的概念，并且，我们头脑中呈现的美丽图画是根据当代生活中的工业、商业繁荣实景绘成的，似乎GDP应该是大幅增长的，甚至有可能是经济过热的。从“黄金时代”产生的原因上看，是帝国主义列强忙于厮杀，放松了对中国经济的控制和掠夺所致。逻辑上的解释与多年来的意识形态合拍，因此，无须全面分析，我们就确认了这一结论。但是，这一历史概念应该说是一个假说，国内外学界尚无人曾以充分的数据、用宏观经济运行分析方法做过令人信服的证实。

据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载，20世纪60～70年代，国外学界多从生产方面估计中国工业增长趋势。国外学界多用章长基教授的估计：15项产品(1933年价格)，1914年为20190万元，1921年为42710万元。1912-1920年，按总产值计，平均年增长率为16.5％，按净产值计，为13.4％。③同时。按珀金斯教授所用资料，计算1912-1921年净产值的年增长率为11.7％。④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工业产量大都没有确切记载，许多数据是根据设备能力或投资推算出来的。

许涤新、吴承明两位教授根据各行业情况，分别按生产能力、产量或投资额计算(具体计算方法不详)，各行业情况不一。较大产业的年增长率在12％～13％，如棉纺织业。增长最快的卷烟业年增长率36％，最差的缫丝业年增率不过0.04％。详见表2。

单独观察这一时段的工业增长，无法看出其增长的速度如何，必须和前期比较，方可得出结论。如用表3数据计算，1895-1913年中国资本工矿业的增长率(资本)也是不低的，纺织业年均增长17.4％，矿冶业年均增长率是24％，可比行业均超过一战前后的增长率。

综上，一战期间的工业增长率与前期相比，并无显著提高，而是近代工业的领域有所拓宽。譬如，大战期间，国外军需面粉大增，面粉工业是在一战期间获得显著发展的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战时增长率达17％。经过两个时期的比较，笔者完全同意许涤新、吴承明多年前的结论：“一次世界大战‘黄金时代’之说，更多是指利润优厚，并非指增长速度。”⑤我们后学晚辈不得不叹服，前辈学者在无GDP整体数据的情况下，大略的判断竟不离其宗！

    二工业设备和重要原料进口下降

    民国初年，从近代中国经济总体角度判断，经济尚处“供给约束型”阶段，经济中并无闲置的生产能力，一战突发的商品需求无法在短期内迅速拉动产量，只能先拉动价格。因此，价格上升并非和今天一样说明宏观经济的热度升高。从增长和通胀的关系来看，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曾反复出现“双高型”、“高低型”、“低高型”等几种模式，由于中国改革以来大多数年份都处于双高模式中，所以有先入为主的判断，以为价格攀升经济必然增长。

当时，无论是外部需求还是内部需求的增长，厂商必先购置资本品，才能向市场供给更多的商品。而在民国初年，资本品和一些原材料都需要进口才能解决。因此，从向国外厂家谈判订货到出厂、海运、安装、调试是需要较长的时间的，资本品转化为生产能力是有较长时滞的。通俗地说，战争需求上来了，民族资本缺机器少原料，商品供给在短时间内是跟不上的。

在近代中国，钢铁和机械、交通器材的进口，常被视为中国国内工业发展的重要指标。大战中，进口钢铁锐减而出口骤增，竟造成连续出超，对中国工业发展十分不利。机械、交通器材进口的增加主要在战后时期，这是因为大战中列强无力输出和海运困难之故。以民族资本主义最主要的近代工业部门棉纺织业为例，在大战之初并不景气，1914年纱锭反而减少了几千锭，1915年以后才逐渐增加。⑥由于棉纺织业的机器设备依赖进口，从订购、安装到开工需一定时间，因此，棉纺织业设备的增长主要是在战后，延续到1922年。在大战期间的多数年份里，棉纺织业的增长速度是低于战前的。

从表4观察，1914-1918年，中国主要生产资料钢铁和机器的进口大致是向下的趋势，这基本上可以解释民族资本的生产能力不可能迅速提升这一事实，因为，当时的国内产业结构决定了中国近代工业的资本品主要依赖进口。因此，战争的物质需求造成了价格上涨，民族资本的既有生产能力存量利润猛增。于是，订单多、价格涨、获利多，造成了一种“黄金时代”的感觉。

另外，从罗斯基教授估计的近代生产性质的投资额也可以说明这一问题。详见表5。

表5数据显示，一战期间中国近代生产性质的投资额是下降的，尤其是关内各省下降趋势明显。战后，投资才大幅度增长。这一现象说明，近代中国，至少是一战时期，近代化工业生产能力形成所需的资本品大都需要进口，一战期间的进口下降，不是中国进口商不愿进口，而是由于列强经济服务于战争，无暇出口。同时，战时海运受阻也是远洋贸易停顿的重要原因之一。于是，进口下降(特别是表4所列各科目的商品)直接抑制了厂商扩大再生产的需求，进而说明了进口和投资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从这一角度而言，大战对中国经济增长有较大的负面影响。

三农业经济呈负增长

在近代化工业的范畴内讨论，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结论：战时工业化范围有所扩大，但战前的支柱行业增长速度并无提升(一战初期反而有所下降)。同时必须注意的是，近代以来，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中国经济中工业所占比例并不具有优势。一战时期中国近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是比较小的，占据压倒优势地位的是农业。据珀金斯教授的估算，1914-1918年，中国近代化制造业的产值占GDP总量的比重不足20％，而农业的比重是61.8％。⑦所以，GDP是增长还是下降，主要的考察对象应该是农业总产值的动向。

近代中国的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战乱不已与靠天吃饭，造成了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低下和增长动力微弱。一百多年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相当缓慢。长期以来，近代中国农业方面的数据比较零散，全国的数据、连续的数据缺乏。国家统计局的老前辈莫曰达先生做了大量工作，整理、估算了若干时点的农业总产值和农业增加值，使我们的研究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有了数量依据，见表6和表7。莫先生长期从事统计工作，所做数据应该是可靠的。

从表6、表7观察，1911年和1920年两个时点的连线是可以涵盖一战时段的。1911-1920年，无论农业总产值还是农业增加值，存在着下降趋势。从各子行业数据观察，除牧业和副业有所增长之外，其他子行业——包括产值最大的种植业——都是负增长的。我们可以算出一个平均的增长率，这个增长率无疑是个负值。由于莫老的数据缺乏1911-1920年的中间时点，仅凭首尾两个数据算出年均增长率是缺乏说服力的，也很可能与历史本来面目南辕北辙。必须参照其他方面的数据方可得出农业经济增长或负增长的结论。

我们能够得到的数据是粮食进出口方面的，见表8。从表8观察，中国的粮食同一品种同时存在着进出口交易。这可能是相对价格上优势、国内粮食流通制度上的限制和交通运输上的便利所致。不论什么原因，经过这样的贸易，市场调节的总体客观后果应该有二：第一，基本满足了国内人口生存的需要；第二，商人赚取了可能的利润。

近代中国的农业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集约经营的商品大农业是罕见的。从这一特征出发，必须在自家能够活命的基础上，小农才能卖出粮食(吃糠咽菜的生活也是需要一定数量的粮食的)。假定这几年间人口数量基本稳定，于是，出口粮食越少、进口粮食越多，说明农业经济中的主干子行业——种植业是增速下降或负增长的。反之，出口粮食越多、进口粮食越少，则说明其是增长的。根据表8的数据，同时按照75％的小麦出粉率将面粉折成小麦，制成表9。从表9“粮食净出口”一列数据来看，1913-1917年的主要粮食商品的入超额呈不规则的扩大趋势，说明了这一时期主要粮食作物的产量呈下降趋势。

从表9数据观察，1913-1917年，大米、小麦、面粉等项合计，各年都是净进口，说明了这一时段国内粮食缺口较大。根据莫曰达先生的两个时点统计数据，参照主要粮食商品净出口数据，就可以判断1911-1920年农业经济的下降趋势了，本节的命题基本上可以成立。由于资料太少，且又非本文重点所在，因此这里暂不做农业经济增长率的估计和深入的研究。

四简单的结论

通过前面的分析和讨论，可以得出以下两个主要结论。

第一，   一战期间的中国工业经济运行传导机制大略为下面的箭头图所示：

如果图中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将对下一个环节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而最重要的环节是3-4，如果行不通，就必然选择3-8。

 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经济属供给约束类型，几乎没有闲置的生产能力，突如其来的需求首先拉动价格(图中1)，价格信号传导到厂商后，厂商必须购买资本品(图中2-3)，扩张生产能力，方可增加供给，从而GDP增长。中国近代工业的资本品大都来自海外，进口是资本品投资几乎唯一的通道，一战期间，列强经济转向战时状态，出口减少，中国资本品进口大幅萎缩(图中3-4)，致使投资增长严重受阻(图中4-5)。因此，只能在既有的生产规模上加班加点生产，产量增长有限，价格上涨较多(图中3-8-9)。既有的厂商利润大增，市面繁荣，“黄金时代”虽有赚钱效应，但经济增长不尽如人意。数据说明，一战期间，中国工业增速并不比前期快，而且，可比行业还是增速下降的。

  第二，近代中国的农业始终在国民经济中占据压倒优势，大战期间，农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是61.8％。农业经济的状态如何，是影响中国GDP的重要因素。通过数据分析，本文得出了大战期间中国农业总产值下降的结论。农业总产值下降，GDP必然是下降的。

 注释：

刘巍：《对1913-1926年中国GDP的估算》，《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3期。

② 拙文《对1913-1926年中国GDP的估算》发表之前，在2008年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经济史研讨会上，就有同行提出了一战期间的GDP估计值与“黄金时代”冲突的问题，也有同行提出了该时段“价格上升GDP下降”与经验不符的问题。论文发表之后，笔者又陆续接到了一些同行的来信和来电，提出了相同或相似的问题。这就迫使笔者不得不去努力探其究竟，尽量给自己和学界同仁一个满意的答复。

③ John K. Chang,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Precommunist China, 1969, pp. 60, 71.转引自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874页。
    ④ Dwight H. Perkin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368-1968, 1969, p. 127.转引自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第874页。
    ⑤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第662页。
    ⑥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第663页。
    ⑦ 珀金斯：《中国20世纪经济的增长与结构变化》，转引自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上     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第47页表3。珀金斯的统计显示，加上公用事业，制造业的比重略超过20％，而本文所说的近代化制造业产值不足GDP的20％，是因为珀金斯的数据中包括了传统制造业的产值。^

【原文出处】《民国研究》(京)2009年第15辑期第70～79页

【作者简介】刘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