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育种技术引入与民国时期华北麦作改进

内容提要：民国时期华北麦作改进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麦作改进的背景、因素有所不同；民国时期华北麦作改进以农业高等院校、政府农业改进机构和农事试验场为推进主体，以小麦良种选育及推广为重点，取得了一定成绩；民国时期华北地区以小麦良种选育和推广为核心的麦作改进在我国麦作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民国时期 华北地区 麦作改进 良种选育推广
    作者简介：王志军(1968-)，男，河北省永年县人，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农业史；江苏南京210095；惠富平(1963-)，男，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210095
    华北地区①历来是我国麦作的重心。民国时期，以近代农业科技应用为特征的华北麦作改进取得一定成绩，华北麦作逐渐呈现出新的面貌。近年来出版的经济史和社会史论著，涉及到民国华北耕作制度、作物布局、作物品种、农业经营等，对小麦生产也有一些论述，但都没有包含民国华北麦作改进的内容②。《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等几部农史著作③，以及金善宝在民国时期撰写的《近三十年来小麦改进史》一文，对近代或民国时期的麦作改进有较多论述。但关于华北地区民国时期的麦作改进，迄今未见专文探讨。本文试从技术改进角度对民国时期华北麦作及其意义予以论述，期望能对当今华北及我国麦作发展有所启示。
    一、麦作改进阶段
    清末，华北一些农事试验场进行了近代意义上的小麦栽培、选种和虫害防治等试验，这成为民国时期华北麦作改进良好的技术开端。民国时期，我国农业科技工作者在作物良种选育和推广方面，用力最多，这大概与作物品种改良较少受到经济社会条件限制，易于取得成效有关，华北麦作改进也是如此。当时农业科技人员以小麦良种选育和推广为切入点，辅之以土壤肥料、耕作栽培、病虫害防治以及农具改良的试验研究，寻求华北麦作技术的全面改进。根据推进主体的演替和育种技术进步程度，民国时期华北麦作改进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912-1925年为创始阶段。从民国建立开始，到金陵大学（下称金大）与康乃尔大学（下称康校）合作开展华北小麦品种改良为止。以华北的农事试验场为麦作改进主体。本阶段处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政局动荡，公立华北农业院校的日常教学经费尚感不足，更无力开展麦作改进工作④。1916年北洋政府农商部颁布《中央及地方农事试验场联合方法》，加强对各地试验场的指导以及中央和地方试验场的工作联系⑤。但受经费、人员和技术所限，华北地区农事试验场的规模很小，麦作改进以传统选种为主。即使有国外小麦良种引进试验，也是田间种植粗放，产量估算简单。所以该阶段华北麦作改进成绩不大，可以视为继清末华北麦作改良之后，麦作改进在量上的增加。
    1925-1931年为奠基阶段。从金大与康校合作开展华北小麦品种改良开始，到中央农业试验所（下称中农所）成立为止。麦作改进主体为金大在华北的农事试验场，或与金大合作的华北地区农事试验机构。这个阶段，华北战乱频仍，政局不稳。同创始阶段一样，华北公立农业院校和农事试验场的经费很少，加上人员缺乏，麦作改进无力开展。而金大为美国基督教会创办，其麦作改进很少受战乱和政局的影响，有较为安定的环境⑥。金大农林科（后改为农学院）的经费不仅能得到我国社会团体支援，还能得到美国教会和资本家帮助。1923年，美国华盛顿及纽约“灾荒救济委员会”曾一次拨给金大农林科75万美元，作为训练人才、研究防灾的基金。这笔基金大大稳固了金大农林科的财务基础。同时，金大农林科和康校有较密切的联系，作物育种工作得到康校很多指导。1925年，金大与康校订立《农作物改良合作办法》⑦，其中规定：在合作期内，由康校派一位育种教授来金大传授先进的育种方法。这样，唯金大克服各种困难，在华北创设农事试验场或与农事试验场合作，运用近代小麦育种理论和方法，开展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小麦育种工作，麦作改进有了实质性进步。
    1931-1937年为麦作改进的第三阶段。从中农所成立开始到抗日战争爆发为止，是华北麦作改进的重要发展时期。政府农业改进机构、农业院校和农事试验场共同推进华北麦作改进。20世纪初，我国小麦等粮食就需要进口，民国以降，粮食进口的状况仍无改变。1929年以后，粮食进口逐渐增加。华北和其他地区的旱涝灾害以及战争，使粮食短缺问题愈加严重。1920年，河北、山东、河南、山西等省大旱⑧，1931年长江流域发生水灾。由于增加粮食生产的迫切需要，1931年国民政府实业部设中农所，麦作改进为其重要工作内容之一。1932年起，中农所与各省农事实验机关合作开展全国性小麦区域试验，进行技术指导，培训科技人才，加强中央与地方麦作改进事业的联系。1935年，又设立全国稻麦改进所⑨。经政府倡导，华北麦作改进在更大规模上展开，选育出不少小麦良种。另外，国内面粉企业对优质小麦原料的大量需求，也对华北地区的小麦品种改良起到了推动作用。1931年，上海面粉同业公会、华商杂粮公会和苏浙皖内地机制面粉厂公会，联名函请中央政府通知产麦各省，劝导农民选购优良麦种，广为栽种，并要求多设麦种改，良场，加强优良麦种选育和推广⑩。
    1937-1949年，从抗日战争爆发至民国结束，可以看作华北麦作改进的缓慢发展阶段。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华北麦区首先沦陷，当地麦作改进或陷于停顿，或内迁后方进行。华北日伪占领区和抗日根据地，以及解放战争期间华北的国统区和解放区，出于各自的战时需要，开展了一些麦作改进工作。
    二、小麦良种选育
    民国时期我国的小麦良种选育，主要采用纯系育种法，去劣存优。杂交育种是我国小麦育种史上的新发展，引入较早，但民国时期应用不多。河北大学农学院，于1934年起开始小麦杂交育种工作(11)，属华北乃至全国小麦杂交育种开展较早的高等院校。
    这个时期，最先开展小麦育种研究的是金大。从1914年起，金大采用近代育种技术育成我国第一个小麦良种。由于此时西方育种理论和技术尚未完整介绍到我国，小麦育种方法十分粗陋。从此，我国小麦育种方法从传统育种初步走上了科学育种的轨道(12)。1925年，金大与康校订立《农作物改良合作办法》(13)。1926年美国育种专家洛夫来华讲学，并连年举办作物改良会，阐扬育种理论与技术，于是金大和各地农事试验场，相继采用康校育种法，即顺序排列的秆行试验法。金大的一套小麦育种方法，亦为国内广泛学习采用。我国小麦育种从此走上科学育种的轨道。这不仅在我国小麦育种史上占重要一页，也是我国作物育种史上的重要转折。1936年全国稻麦改进所邀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育种专家海斯来华，传授育种理论和技术。海斯在育种时注重产量和对病虫寒旱的抵抗力。此后国内试验场开始矫正偏重于产量试验的育种方法(14)。这些，是华北小麦育种的主要技术背景。
    （一）华北农事试验机构与金大的合作选育
    燕京大学作物改良场，1930年改隶为金大农事试验场分场，育成“燕京白芒”及“燕京919号”二种；山东济南齐鲁大学农场，与金大农学院合作，育成改良小麦“济南1195号”，适于鲁省中、东、北三部种植；山西太谷铭贤农事试验场，铭贤学校农科创办，1930年与金大农学院合作，主持试验者为穆懿尔，育成“铭贤169号”，该品种抗寒抗旱、丰产质佳(15)。
    河南开封农事试验场，1925年与金大合作，育成“开封124号”小麦。该良种又名佘礼麦，以纪念首创开封农场的W.E.Salle而得名。其产量高，粒硬秆强，不易落粒，抗碱力强；缺点是成熟较晚。河北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农事试验场，1927年开始小麦育种，1933年与金大农学院合作，育成“定县72号”和“定县73914号”。“定县72号”经七年选育而成，皮白，高产质佳，茎秆坚、病害少，分蘖力、抗旱力均较强。“定县73914号”也是经多年选育而成，皮白粒硬，高产质佳，分蘖力强，病害少，成熟早(16)。
    （二）华北农业高校及当地农事试验场的小麦良种选育
    河南大学农学院于1928年中山大学农科时代开始麦作改进工作。经多年试验，选获良系“22-14号”，1936年开始示范。河北农学院20世纪30年代育成“河北1号”及“刘白玉”两个小麦良种(17)。
    山东农事试验场1932年起开始小麦纯系育种，至抗战前育成“济系1号”至“济系9号”9个品种，还育成“南保124号”、“桑保324号”麦种，但济系小麦后因日寇侵入山东，未能做进一步提高和推广；山东第一区农场1930年开始小麦等粮食作物育种，1935年专门进行麦作改进，并于中央大学农学院开始技术合作，1937年因战事陷于停顿；山西农桑总局20世纪20年代初，选出了美国斯班尔刺小麦和马克斯小麦，以及山西阳高春小麦、定襄红白小麦等一批产量高品质佳的小麦良种(18)；1947年河南省第三农林局育成“宛1-486号”小麦，产量较“开封124号”高出10%，抗风抗病力强，粒重质佳，不易落粒，适宜沃土(19)。
    （三）农民个人选育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下称平教会）定县“表证农家”刘玉田选育的“定县刘玉田号”，具有产量高、抗病虫害、麦秆抗倒伏的特点，金大曾将刘玉田选育的小麦品种分散到各地种植。后经中农所研究认定，该种是华北小麦珍贵品种(20)。
    另外，民国时期中农所和华北农业科研机构等开展了华北麦作其他栽培试验研究，如区域栽培试验、土壤肥料试验、病虫害防治等，取得了不少成绩。受各种因素影响，这些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非常有限。
    民国华北麦作改进以小麦良种选育最有成绩。抗战期间，后方推广的小麦良种，不少在战前就在华北育成甚至推广。战前华北麦作改进为战时保留了宝贵的良种材料，积累了丰富的育种经验，为后方小麦增产，支持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新中国建立后，小麦育种材料很多为民国时期选育的良种，这从《中国小麦品种志》(21)一书中可以得到证明；在育种方法上，美国育种专家洛夫倡导的纯系育种法和生物统计方法在华北地区的推广应用，使华北小麦育种走上更科学的道路，成为华北小麦育种发展的转折点。
    三、小麦良种推广
    麦作改进关键是在试验成功之后，如何把研究成果运用到麦作生产中去。民国时期，华北小麦良种推广有不少经验教训值得总结。
    （一）推广措施
    1.划区推广与合作推广。划区推广，即根据各地风土气候的具体情况由农政机关或农业改进机构划分区域进行推广。20世纪20-30年代，山西省建设厅规定省农务局、临汾棉业实验场及长治、晋城、霍县、闻喜、寿阳、离石等六县，为冬小麦试验区域，推广小麦良种“169号”和“204号”(22)。1921年，按区分配一定数量国内外麦类品种，附以详细的《分配新种种植法说明表》，内列下种期、栽培法、肥料、每亩收量、用途，以利农民播种和栽培(23)；合作推广，即农政机关或金融部门与农业院校合作进行推广。1934年，山西省建设厅与山西铭贤学校合作，推广小麦良种(24)。1934年、1935年中国银行与金大合作推广“开封124号”(25)。
    2.散发良种、贷种和换种。1926年，河北华洋义赈会在天津前营村成立示范农场，宣传农业技术，赊卖、出租农业机器，散发改良小麦种子，传授消灭作物病虫害的方法(26)；贷种，即农业改进机构先贷款购买良种，再贷发给农民种植。河南农业改进所曾向省建设厅借款1亿元，又向河南省银行借款1亿5千万元，购买良种后直接贷发给农民，该所负责技术指导；换种，即农场以普通麦种换给农民良种，或农场指导农民向合作农产换种。河南农业改进所所属农场曾在开封、商丘、南阳三处换种“开封124号”38469市斤，种植3847亩(27)。
    3.典型示范。平教会曾采用“表证农家”的方式推广小麦良种。“表证”即表演证明的意思，表证农家的典型很能说明这种推广方式的积极作用。刘玉田是河北定县一位农民，1930年参加平教会表证农家训练，选修“作物选种”课程。1931年夏，刘在自家麦田选择没有病虫害、穗大粒多的无芒白小麦5000单穗作为麦种，秋季将它们播到种子田里。1932年春夏，种子田里的麦苗整齐壮实，极少病虫害。接着，他又选择了抗倒伏的小麦5000穗，秋季又将它们种到种子田里，继续选种。1933年，他种的小麦，高矮、色泽一致、病虫害很少。当年有六家农户要求向他换种。1934年夏季，冀北小麦染上黄疽，普通农家小麦遍地枯黄，但刘玉田的小麦病势很轻。前往参观的村民络绎不绝。这一年麦收，刘的麦田比其他农家麦田每亩多收2斗5升，而且刘的小麦磨面后颜色、口感都比其他农产小麦好。于是，附近农民纷纷来与刘玉田换种，刘与28家农户共换种11石7斗(28)。
    （二）推广实绩及存在问题
    “开封124号”推广面积最大，其他良种一般只是少量推广。“开封124号”1933年秋推广300余亩，1934年推广2000余亩，1935年几达万亩(29)。1937年前，共推广1080956市亩(30)。1941年河南省在洛阳、伊阳、叶县、许昌、临汝、南阳、鲁山7地推广“开封124号”，共4821市亩(31)；“定县72号”，1936年开始推广2000余亩(32)；日伪华北农事试验场的“华农2号”、“华农6号”推广于鲁中和鲁南地区，“华农3号”推广于鲁东沿海地区(33)。
    民国时期华北麦作推广有一定进展，但成绩很有限。其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有关推广机关缺乏合作精神，各行其是，甚至重复摩擦，浪费人力物力；县级农业改进机构、农会组织松散无力，有名无实；推广干部不能履行职责、完成任务，推广人员少、素质差；推广资金缺乏；交通不便，人员和物资难以深入农村，开展推广工作(34)。1935年《续修临沂县志》说：“近数十年间虽常设农会，亦曾实业局与农校，然实际设施均失立法本意，于农业之进化无与焉。水旱无所备，农民从无新试验，牧民者狃于故常，一任斯民之自为消长”(35)。20世纪30年代，正是华北麦作改进加速进行的时候，却出现了这些问题，尤其是最后落实推广的县级农业推广机构形同虚设，说明整个民国时期小麦良种推广效果并不理想。
    四、民国华北麦作改进的几点启示
    民国时期华北麦作在技术改进上取得不小成绩，推动了华北麦作的发展，使华北麦作逐渐出现新的面貌。但由于战争、政治、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华北麦作改进未收到应有的成效。其中的经验教训给予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一）先进的育种理论和技术是麦作改进的关键因素
    民国时期，西方先进小麦育种理论和技术的引进对华北麦作改进有重要推动作用。20世纪20年代中期之前，我国还没有完整地输入西方近代小麦选育理论和技术，华北小麦育种长期处于低水平量的积累状态，难有质的突破。之后，西方近代小麦选育理论和技术引入我国并迅速传播，通过华北农业院校、农事试验场和农业改进机构的应用，到20世纪30年代，麦作改进者在华北培育出了大量产量高、品质佳、抗病能力强的小麦良种，增加了粮食生产。这样，华北小麦育种走上了更科学的道路，麦作改进有了实质性进步。民国时期华北麦作的进步从很大意义上说是西方近代麦作科技传播和应用的结果。今天，科研机构、农业高校应加强中外麦作科技交流，提高华北和我国麦作科技水平，充分发挥科技在麦作改进中的关键作用。
    （二）政府在麦作改进工作中具有重要作用
    国民政府健全麦作改进相关机构，推动了华北和全国麦作改进工作。从1931年开始，国民政府把麦作改进提上日程，连续成立麦作改进相关机构。中央农业科研机构中农所最先成立，之后行政院设立农村复兴委员会，继之全国稻麦改进所成立，麦作改进被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稍后，国民政府农业、财政等部门联合成立全国稻麦改进监理委员会，监督全国稻麦改进工作(36)。我国是麦作大国，华北又是我国麦作的重点地区。提高华北小麦的产量和品质，对增加我国的粮食供给和小麦市场竞争力，都具有重大意义。各级政府要重视华北麦作改进工作，应健全麦作改进相关机构，完善麦作改进各项措施，并设麦作改进监督部门监督落实，使麦作改进取得实际成效。
    （三）社会稳定可以保障麦作改进的顺利进行
    小麦良种选育是民国华北麦作改进的中心内容。民国时期，华北地区的战争常常破坏社会安定，打断小麦育种工作。如，抗战爆发后，华北的小麦育种工作或陷于停顿，或内迁后方进行。20世纪40年代后期，战争使河南农业改进所屡次搬迁，小麦育种受到极大影响(37)。民国时期，华北战争连绵不断，社会动荡，对麦作改进的消极影响可想而知。现在，我国稳定的社会环境为麦作改进和各项事业开展提供了良好保障，相关机构要珍惜和维护目前的稳定局面，努力做好麦作改进工作。
    （四）麦作改进需要全方位推进、多方面配合
    麦作改进是一项系统工程，它包括科学研究与实际应用两大方面。不仅要做好各个技术环节的工作，而且各个部门和单位应通力协作。
    民国时期，华北麦作改进主体有高等农业院校、政府农业改进机构、农事试验场等，虽然其工作侧重点不同，但均在客观上对麦作改进起到了积极作用；民国时期华北小麦良种推广成绩不很理想。从中可以看出，良种推广不单是技术问题，而是综合性的农村建设工作，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各方力量，农业、金融等各部门应密切联系，妥善配合，共同推进，方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民国华北麦作栽培试验研究如区域栽培试验、土壤肥料试验、病虫害防治等虽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这些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非常有限，也未能与小麦良种推广结合起来进行，这也是影响当时华北麦作改进的重要因素。
    注释：
    ①本文指晋、冀、鲁、豫四省。
    ②相关论著有：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美）马若孟著、史建云译《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40-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和李金铮《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经济探微》（人民出版社，2004年）等；论文有张思《近代华北农村的农家生产条件·农耕结合·村落共同体》（《中国家庭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2年，天津）等。
    ③包括郭文韬、曹隆恭《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89年）、白鹤文等主编《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稿》（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6年）和王红谊、章楷、王思明编著《中国近代农业改进史略》（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2001年）等。
    ④白鹤文等主编：《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稿》，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6年，第383页。
    ⑤(26)《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稿》编写组：《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事纪要(1840-1949)》，《古今农业》，1999年第3期。
    ⑥白鹤文等主编：《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稿》，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6年，第383-384页。
    ⑦⑩(13)章楷：《中国近代农业史事分类编年》，《古今农业》，1997年第4期。
    ⑧巫宝三：《历年各地发生灾荒表》，《中国粮食对外贸易(1912-1931)》，社会调查所印，1934年，第38页。
    ⑨(36)金善宝：《中国近三十年来小麦改进史》，载《金善宝文选》编委会：《金善宝文选》，中国农业出版社，1994年，第107～108页。
    (11)郭文韬、曹隆恭：《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89年，第149页。
    (12)白鹤文等主编：《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稿》，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6年，第42页。
    (14)金善宝：《中国近三十年来小麦改进史》，载《金善宝文选》编委会：《金善宝文选》，中国农业出版社，1994年，第113页。
    (15)(16)(30)(32)金善宝：《中国近三十年来小麦改进史》，载《金善宝文选》编委会《金善宝文选》，中国农业出版社，1994年，第118～119页。
    (17)王红谊、章楷、王思明编著：《中国近代农业改进史略》，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2001年，第38页。
    (18)(23)山西农桑总局：《农事试验报告》，1921年。
    (19)王修栋：《介绍“宛1-486号”小麦》，《河南农讯》，1947年第1卷第1期。
    (20)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25页。
    (21)金善宝、刘定庵：《中国小麦品种志》，农业出版社，1964年。
    (22)季啸风、沈友益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95册（前日本末次情报所资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52页。转引自袁钰：《制度变迁与华北农业近代化》，《文史月刊》，2001年4期。
    (24)杨蔚：《铭贤学院农科之过去及现在》，《农业推广通讯》，1944年第6卷第9期。
    (25)白启庚：《开封124小麦之育成及推广》，《全国农林实验研究报告辑要》，农林部编，1941年第1卷第6期。
    (27)冀光昌：《一年来之河南农业推广》，《河南农讯》，1948年第2卷第2期。
    (28)樊宝勤：《定县三百表证农家中的一个实例》，《民间》半月刊，1936年第3卷第10期。
    (29)白启庚：《开封124小麦之育成及推广》，《全国农林实验研究报告辑要》，农林部编，1941年第1卷第6期。
    (31)仇元、孙福绥：《近年后方各省推广稻麦改良品种概况》，《农业推广通讯》，农林部农业推广委员会编行，1945年第7卷第6期。
    (33)白鹤文等主编：《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稿》，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6年，第54页。
    (34)冀光昌：《一年来之河南农业推广》，《河南农讯》，1948年第2卷第2期。
    (35)1935年《续修临沂县志》，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藏：《方志综合资料28》山东4。
    (37)范憬臣：《一年来之作物育种》，《河南农讯》1948年第2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