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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作者简介：彭松建，北京大学出版社编审；梁鸿飞，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厉以宁教授的新著《工业化和制度调整——西欧经济史研究》(以下简称《工业化》)是一部以西欧经济史为考察对象，研究工业化和制度调整之间关系的专著。在这一著作中，厉教授以其一贯坚持的严谨求实的治学风格，对产业革命以来西欧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进行了全面剖析。他从制度分析角度，创造性地提出了资本主义制度调整和资本主义体制转换学说，对资本主义制度从刚性体制向弹性体制的转换进行了科学解释，为研究和探索资本主义制度演变规律指明了方向。
《工业化》一书在研究内容上博采众长，自成一家，在研究方法上也是匠心独运，别具一格。这部具有重大理论创新意义的学术著作，凝聚着厉以宁教授数十年的研究心血，代表了我国学术界在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制度研究方面取得的最新成就，是这一研究领域获得突破性进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近几十年来我国经济理论和经济史学界少见的经典作品。
一
《工业化》一书反映了产业革命以来中外学术界关于工业化研究的主流思想，吸取了经济理论界关于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制度研究的思想精髓，而且以独具特色的制度分析把这一研究推进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上。
产业革命发生以来，经济学界对于工业化问题的研究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但学者们研究的角度各有不同，有的把工业化看做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纯经济现象，而不去考虑工业化的条件，认为工业化的条件应该是历史学家所关心的问题；有的虽然把工业化的条件纳入研究范围，但只局限于考虑其中的技术因素，强调技术变革在产业革命和工业化进程中具有主导的或决定性的作用；有的则把工业化作为影响全局的综合性重大事件加以研究，不仅考虑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考虑工业化的技术条件和制度条件。在20世纪50年代前，第一类研究比较盛行。自从罗斯托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经济起飞”理论以后，第二类研究在经济学界越来越受到重视。随着工业化问题研究的深入，第三类研究逐渐成为主流。
在工业化研究的主流思想中，多数学者赞同工业化是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的观点，但关于工业化的内涵，却有各种不同看法。在厉以宁教授看来，工业化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变革过程，而是引发制度变迁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是对传统生产方式的突破。工业化必然对国内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生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是单纯从技术变革角度所不能解释的。因此，在《工业化》一书中，他没有满足于对产业革命和工业化进程的一般技术分析，而是以西欧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作为背景，通过对影响工业化过程的各种社会经济条件的全面剖析，以一种独特的制度解构方式，对工业化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变革展开深入研究，为揭开产业革命以来一直延续至今的资本主义制度调整之谜作出了重要的思想贡献。
厉以宁教授从工业化与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宏观视角，紧紧把握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脉搏。他对汤因比、熊彼特、罗斯托、库兹涅茨、索洛和诺思等人关于产业革命、经济起飞和经济革命的一系列观点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比较分析，对经济学界关于产业革命和工业化研究的主流思想进行了全面总结，指出，随着工业化的进展和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人们对于产业革命的理解也在深化，并且逐渐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识，表现在：第一，产业革命不仅仅是一场技术上的变革，它也是一场政治革命和制度上的变革，直接涉及所有制、企业经营方式、收入分配、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以及人际关系的变革。而且，技术上变革同制度上的变革往往相伴而行，彼此制约，又彼此推动；第二，产业革命不是一次性事件，而是一个连续的、渐进的过程；第三，在不同国家，产业革命的进展情况和后果是有差异的；第四，产业革命带来的社会观念的转变是相当深刻而持久的。这些研究共识的形成为开展基于工业化进程的制度分析积累了重要的思想素材。
在认真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思想精髓的基础上，厉以宁教授以西欧各国工业化过程为研究对象，以总揽工业化发展演化趋势和洞悉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独到眼光，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体制转换学说，并以此为分析工具，全面展开关于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理论分析，把资本主义制度研究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
二
在《工业化》一书中，厉以宁教授首次对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一系列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他所独创的资本主义体制转换学说为研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演变规律指明了正确方向。
长久以来，在中外经济学界，有不少经济学家为探索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变化规律付出了巨大努力。他们的研究或多或少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演变的某些特征或印迹。比如，日本经济学家都留重人在其主编的《资本主义改变了吗？——关于现代资本主义性质的国际讨论集》一书中提出了区分各种不同社会经济制度的标准，指出资本主义出现了某些变化。西方学者莫里斯·道布也指出：“最近几十年内，资本主义在某些方面已经改变，因此，它的规律和趋势的作用也有一定的变化。”①然而，这些学者都没有从理论上解决资本主义制度为何改变、如何改变、改变了什么等问题。他们不清楚到底资本主义在哪些方面确实发生了变化，因此，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如果资本主义有变化，变化的是什么？
厉以宁教授在《工业化》一书中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以自己对于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独到理解，创造性地提出了资本主义体制转换学说，对资本主义制度演变问题给出了完全不同于前人的全新阐释：“说资本主义没有改变，是就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制度而言的，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欧各国远未退出历史舞台。说资本主义改变了，是就资本主义从刚性体制向弹性体制转变而言的，20世纪后半期西欧各国的资本主义已经不同于工业化前期甚至工业化中期的资本主义了。”②
为了系统地阐明资本主义制度调整和资本主义体制转换问题，厉以宁教授首先从理论内涵上对社会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这一对概念进行了区分，同时又对制度变更和制度调整这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概念加以界分。他指出，所谓社会经济制度，简言之，是指社会生产方式；而经济体制，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下的经济管理方式或经济运行模式。所谓制度更替，是指一种社会经济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经济制度，或者说，是指一种生产方式代替另一种生产方式。所谓制度调整，则是指在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即在同一制度之下，由一种经济体制转变为另一种经济体制。
在对相关概念做出严格界定之后，接着，厉以宁教授以其所擅长的经济理论和制度分析方法，全面阐述了资本主义体制转换学说。他指出，资本主义体制转换，就是指资本主义管理体制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进行调整或转换的过程。为了进一步阐述这一全新的理论，厉以宁教授结合西欧各国工业化过程，对资本主义制度调整和资本主义体制转换进行了具体分析。他认为，在西欧，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之后，从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实行的是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即资本主义刚性体制；经过20世纪30年代严重的经济危机，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欧各国的资本主义已从刚性体制转变为弹性体制，即从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为混合市场经济体制。这一转变过程就是资本主义制度调整。在近200年的工业化历史进程中，资本主义体制转换了，制度调整了，但是资本主义制度依然存在和延续了下来。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变与不变的基本逻辑。
厉以宁独树一帜的资本主义体制转换学说，是建立在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内在本质和经济运行规律的深刻理解基础之上的。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总是同市场经济体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之后相当长时期内存在的是刚性体制，工业化中后期才逐渐由刚性体制转向弹性体制。虽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刚性体制和弹性体制都属于市场经济体制，但是，这两种体制还是存在着显著的区别。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刚性体制下，实行的是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弹性体制下，实行的是混合市场经济体制。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即资本主义刚性体制下，市场机制在经济运行中发挥主导作用，即经济由市场自发调节，政府对经济放任自由，不进行干预，只起着“看门人”或“守夜人”的作用，只负责维护市场秩序，保证市场自由运行。在混合市场经济体制，即资本主义弹性体制之下，市场机制在经济运行中也发挥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政府主动参与经济活动，干预经济生活，调控市场。在有些情况下，如发展剧烈的经济波动和社会动乱时，政府在经济运行中起主导作用，进行主动干预，以维持经济正常运行和社会稳定。③
资本主义制度体制转换学说，从理论上回答了长期困扰人们思想的资本主义制度演变问题，揭开了资本主义制度“垂而不死”之谜。这一理论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主张是一致的。一切事物无时不在运动和变化之中，资本主义制度也不例外，它也不是一成不变和铁板一块的。在维护作为社会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不变的前提下，资本主义体制可以有所调整，有所变化。以体制转换来进行制度调整，这符合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利益。
三
《工业化》一书的研究方法十分独特，而且富于创新性和包容性，可谓匠心独运，别具一格。
经济学史研究通常是按照纵向时间序列来叙述历史，对历史进程展开分析。厉以宁教授在《工业化》一书中打破常规，采用了一种独到的创新方法，把横向的专题分析与纵向时间序列分析相结合，把理论分析和历史叙述相结合，如抽丝剥茧般把西欧工业化以来缤彩纷呈的经济史画面一一展现。这种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更加凸显了西欧工业化史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所具有的独特地位，彰显了工业化对于不同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所发挥的深远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横向专题研究方法的运用是本书的一大特色。为了证明“工业化是对传统生产方式的突破”这一重要命题，厉以宁教授首先把西欧各国的工业化模式作了分类，一是突破传统生产方式之后进行工业化的模式，如英国、法国、荷兰和比利时的工业化就属于这一模式；一是边进行工业化、边突破传统生产方式的模式，如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瑞典等国的工业化就属于这种模式。接着，他又设定研究专题，把与工业化密切相关的资本形成、技术创新、社会流动、利益集团、城市化、中产阶级、农村和农业等问题按专题形式分别展开研究，考察西欧各国在解决上述问题时所表现出的共性特征，以及不同工业化模式所呈现的差异性。这些专题研究为揭示工业化发展和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内在规律奠定了重要的历史事实基础，对于本书研究所取得的理论突破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一部经济史和工业化史著作，《工业化》一书在纵向研究方法的运用方面也有独到之处，这反映在作者对于工业化进程的准确把握和对于资本主义制度调整两个发展阶段的划分上。作者把政府在资本主义制度调整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改变作为划分资本主义制度调整阶段的重要依据，使历史叙述与客观事实相一致。这一历史划分方法在经济史学研究上是独一无二的，反映出作者在经济史研究上已经达到与经济理论研究熔于一炉的境界，其经济史研究已经自成体系了。
史论结合也是《工业化》一书的一个重要特色。作者以理论分析为脉络主线，以客观史料为基本依据，力求通过史论结合，以全新视角来阐述西欧各国的工业化历史进程以及影响这一进程的制度因素。在进行理论分析时，作者不是以空洞的理论进行说教，而是以客观事实为根据，结合前人的研究，有的放矢地加以阐发。在引征史料时，作者不是就事论事，而是透过历史事实的表象，洞察其本质特征与社会经济根源。作者十分重视对于中外经济学界在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制度研究方面已经取得的重要成果，并且把这些研究成果作为自己进行理论创新的思想素材，但是，他没有在前人的研究面前止步，而是以勇敢的创新精神，大步向前。他把经济史学和经济思想史结合起来，把历史研究与思想创新结合起来，通过历史事实比较、经济思想比较、制度分析比较等多种比较分析方法，把比较研究分析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种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无疑是对经济史学研究方法的重要创新，对后人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注释：
①莫里斯·道布：《资本主义改变了吗？》，都留重人主编《资本主义改变吗？——关于现代资本主义性质的国际讨论集》，日本东京1961年版，第140页。
②厉以宁：《工业化和制度调整——欧洲经济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515页。
③厉以宁：《工业化和制度调整——西欧经济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509—5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