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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煤矿史的基本脉络和煤炭开发利用的主要特征

http://www.newdu.com 2018/3/8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徐州)2010年3期第91~98,105页 吴晓煜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中国煤矿史是中华文明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煤矿的历史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先秦时期是煤炭的发现与早期开发利用阶段;西汉至南北朝是煤炭开发利用走向成熟阶段;隋唐至元是煤炭开发利用的普遍发展与长足进步阶段;明清时期是古代煤炭开发利用的鼎盛阶段。这是中国古代煤炭开发利用的基本脉络。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民生日用燃料需求、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政府的监管制度与措施、古代煤业工人付出的重大牺牲和做出的贡献等,都成为影响中国古代煤炭业发展和进步的极为重要的因素。此外,军队办窑、寺院开矿,煤炭业与相关产业的关联,传统观念和文化习俗以及后期煤窑业商品化、市场化的发展趋势,也是研究古代煤业发展需要注意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古代煤矿史 历史分期 基本脉络 主要特征
    作者简介:吴晓煜(1944-),男,中国煤矿尘肺病治疗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国煤炭学会史志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矿业大学中国煤矿史研究所名誉所长,硕士研究生导师,北京100013
    中国煤矿史是中华文明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凝聚着中国人民的聪明智慧与发展实践的伟大成果。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在与自然界的生存斗争中,我们的祖先不断生息、繁衍,并从自然界发现和利用各种资源,取得生活和生产的资料,从而改变和完善着自身。煤炭作为人类的重要能源,就是在中国古代人民长期的探索与实践过程中登上中国历史舞台的。煤炭的被发现、开发和利用,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和无可替代的能源,为中华文明的延续与繁荣增添了光和热,丰富了中华文明史的内容。
    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产煤国和第一大煤炭消费国的今天,对漫长的中国古代煤矿发展历程进行认真的研究和梳理,以从中汲取历史的智慧,更好地服务于当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煤矿人,有必要了解、学习和掌握这部历史,承继财富,增强历史责任感,以继往开来,创造新的历史。同时,进一步研究好、整理好、编写好包括古代煤矿史在内的中国煤矿史,也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一、中国古代煤矿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
    “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同样,中国也是世界上发现和利用煤炭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人民发现和利用煤炭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汉字被创造和发明之前,煤炭就被中国人民发现和利用了。确凿的考古资料证明,我国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即距今六七千年前,中国人民就已经发现煤炭,并巧妙地加以利用。自从煤炭登上中国人民生活和生产的大舞台后,就表现出自身的特殊优势,其作用也愈益突出,其开发的步伐也越来越快。
    纵观几千年中国煤矿史,我们可以认为,中国人民发现煤炭和对煤炭的开发利用,就其意义而言,不亚于在发现煤炭之后才出现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一是煤炭为人类带来了温暖,带来了光和热。在人类改善生存环境的过程中,它的发热性能得到充分的体现和利用。二是煤炭加快了我国古代先民从生食(茹毛饮血)到熟食再到美食演变的步伐。饮食是人们得以生存下去的基本条件。熟食使人类更易于摄取营养,使食物更适合人的生理需要。而美食则进一步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在这一过程中,煤炭功不可没,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三是煤炭的出现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提供了新的化石能源,打开了能源开发和利用的全新视野,并逐渐成为中国能源结构的主体。从古至今,在生产、生活、政治、军事、科技、外交等各个方面,都可以发现煤炭的制约因素,都可以看到煤炭迸发力量。
    煤炭是重要的、是宝贵的,中国古时就称之为“乌金”。但煤炭又沉睡、深埋于地下,需要和期待着人类去发现、去开发利用。中华民族开发利用煤炭的一个个重大成果和技术发明的不断出现,创造了独特的中国煤矿文明,用血汗与智慧谱写了一部可歌可泣的中国煤矿史。这部中国煤矿史,是我们中国人、中国煤矿人的骄傲,是一份珍贵的遗产。
    关于中国古代煤矿史的历史分期,根据现已发现和掌握的资料,依据历史分期的通常做法,吸收了煤炭史志工作者的一些看法,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1.煤炭的发现与早期开发利用阶段(先秦时期);2.煤炭开发利用走向成熟阶段(西汉至南北朝);3.煤炭开发利用的普遍发展与长足进步阶段(隋唐至元);4.古代煤炭开发利用的鼎盛阶段(明清)。
    (一)先秦时期:我国古代煤炭的发现及早期开发利用阶段
    研究这一阶段历史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煤炭是如何被发现的?中国什么时候开始用煤?亦即要讲清中国用煤的起源问题。关于这一问题,早期学者有过研究与推测,也有一些关于用煤的神话传说。但长期以来,并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和大体统一的说法。
    中国古人对煤炭的发现是从用火开始的。煤是可燃的,零散而露头的煤一旦接触火源就会燃烧。另外,煤炭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发生自燃,这些都可以使人们从中得到启发,时间长了,煤炭的可燃性能就会得以发现。煤炭正是这样登上历史舞台的。这一推理是有根据的。
    另外,使我们高兴的是,考古工作者提供的考古材料为解决中国至迟什么时候利用煤炭的问题提供了依据。1973年,辽宁的考古工作者在发掘沈阳新乐遗址时,在其生活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朴拙而小巧的煤制品(煤精雕刻制品)、煤块、半成品。经测定,这批煤精制品是生活在距今六七千年前的人们所采集、成批加工制作的(这批考古材料至1978年公布)。因此,我们把中国利用煤炭的时间确定为至迟六七千年前,也就是中国用煤的历史至少有六七千年了。这一判断,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是不可能得出的。到了西周及战国,我国的煤雕工艺与煤制品又有新的提高,把利用煤炭提高到新的水平。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先秦时期两部著作——《墨子》与《山海经》中,都不同程度的提到了煤炭。记载虽不详细,但史料价值极高。《墨子》中把煤称为“每”(明代有人把每加上火字旁,写成“烸”,把煤称作烸)。彼时在战争中,可以利用煤炭燃烧时产生的浓烟,以烟幕制胜。《山海经》一书中把煤炭称为“石涅”,这个名字与煤的特征较为接近。此书明确指出煤炭赋存地、赋存方位以及与某些植被的关系。这就说明我国当时已经有了初步的煤炭地质知识。
    在矿业管理上,我国周代已出现“卝”(矿)人这一称谓,并明确了其责任范围,说明已有专门的管理人员。在煤炭采挖技术上,可以借鉴已经较发达的金属矿开采技术。
    尽管这一时期煤炭资料很不丰富,但我们还是可以勾勒出我国先秦时期(或称早期)煤炭开发的大致轮廓,得见其概貌。
    (二)西汉至南北朝时期:我国煤炭开发逐步走向成熟的阶段
    之所以使用“走向成熟”这一表述,是因为煤炭的使用在全国尚不普遍,不少人对煤炭还不了解;记载煤井开采技术的文献资料和考古证据很少。但是,这一阶段的煤炭开发利用与先秦时期相比,有了较大的进步,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关于煤炭的文字记载逐渐丰富,利用煤炭的地区更为广泛,利用途径更多,其煤井、煤洞已达一定规模,成为我国煤炭开发利用的第一个高峰期。
    一是使用煤炭的地区增多。新疆、甘肃、辽宁、河南、河北、陕西、四川、江西等省份,都有此时使用煤炭的证据。
    二是开采技术初具水平。魏晋时已有深达八丈的煤井(立井)和可容纳一百多人的煤洞(平硐)。汉文帝的内弟在穷困时也曾挖过煤。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当时的采矿业的发展情况及技术水平。
    三是在汉代,煤炭已成为冶铁业的燃料,不仅在考古材料中发现有炼炉、坩埚炼铁的用煤证据,而且至迟在南北朝时期就有了明确的文字记载。煤炭应用于冶铁行业,这是中国煤炭开发利用的一大成果、一大贡献。
    四是煤炭成型加工取得突破性进展。当时已可使用专用模具制作煤饼,而且还制出既可发出香味,又具取暖功用的香煤饼。
    五是在对煤称谓上,出现“石墨”、“石炭”等名称。这不仅更符合煤的外观形象,也更切合煤炭的内在特征与功用。
    六是在文学作品方面,出现已知最早的吟咏煤炭的诗歌。
    (三)隋唐宋元时期:我国煤炭开发利用普遍发展,取得长足进步的阶段
    在这一时期,煤炭使用更加普遍,人们对煤炭的开发利用越来越关注,越来越重视。政府对煤业监管日见健全,开采技术得到完善。唐宋时期为我国煤炭开发利用的第二个高峰期。
    一是在这个时期,朝廷与有关地区更加关注和重视煤炭开发。特别是宋代,不仅加强了煤税课收,还设立了相关的管理与税务机构。一些地方官吏也注重报告煤炭开发的有关情况。
    二是煤炭开采技术日臻完善、成熟。河南鹤壁宋元时期的一个古煤井遗址的发掘资料表明,当时的凿井、开拓、巷道布置、凿煤、井下运输、排水、提升、通风、照明等技术门类,不仅成熟且成龙配套,形成了系统的采煤技术体系。这些技术成果,推动了采煤业的长足发展。
    三是土法炼焦技术在此时已经成型。唐代就出现了“炼炭”、“瑞炭”等处于雏形阶段的焦炭。至宋代炼焦技术臻于完善,也有炼焦炉的发现,且把焦炭用于墓葬。炼焦技术的发明,使我国煤炭加工利用进入了新阶段,成为中国科技史上的重大成果,也是中国人民的一大贡献。
    四是煤炭利用更加广泛与普及。从地域上讲,煤炭不仅在东北、华北、西北等省份“其为用愈益著”,而且在南方的安徽、江苏、江西、四川、重庆等省市的不少地方都出现了用煤的证据。就利用的领域而言,在金属冶炼及手工作坊更多地使用了煤炭,且在陶瓷业中也大量使用煤炭。用煤烧瓷技术的发明,为陶瓷业的发展增添了新动力。这是中国用煤史上的一大亮点。此外在医药、烧砖、炼丹、殉葬等领域,煤炭都被广泛利用。
    五是从唐代起我国的煤炭知识与煤炭开发情况,就为日本僧人所亲睹,并记录于书,在日本流传。到元代,意大利、摩洛哥、波斯的旅行家或学者都曾将中国用煤情况传播到欧洲、非洲和亚洲一些地区。从他们著作中可以发现一些有价值的煤炭史料。这些是中外煤炭交流史上的重要例证。
    六是在文学领域出现了一批高质量的咏煤诗词。其作品题材更为广泛,几乎涉及到煤炭开发利用的各个领域,其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更高,一些名家的名篇名句至今广为传诵,并且还出现了有关煤炭的美术作品。
    另外,“煤”这个字在宋代正式成为煤炭的名称。这是值得注意的一点。
    (四)明清时期:作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最后阶段,这也是我国煤炭开发利用的鼎盛阶段
    煤炭利用高度普及,被广泛应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政府对煤炭开发的重视程度和监管力度是空前的,煤炭监管制度更加严密完善。传统采煤技术走在世界前列。煤炭文学作品更加丰富繁荣。所有这些,把中国的采煤业推向鼎盛时期,从而为中国近代煤矿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是明清时期上至朝廷,下至地方官员,都比较重视煤炭行业的发展,这不仅因民生之所必需,也是政治与社会稳定的保证。两个王朝的绝大多数皇帝都对煤炭事宜作出过批示,发出“圣旨”,甚至亲自过问煤业案件。有不少地方官吏力主开发煤炭,态度积极,行动果断。
    二是健全了矿业管理制度与政策体系。明清矿业管理制度有很大的进步。最主要是采煤执照制度和招商开采制度(政策)。采煤执照制度的确立是一项在矿产资源管理、生产监管制度上的创造,对于保证资源的有序开发,促进煤窑业依法发展起到重大作用。而招商开采则调动了民间资本和商民的办矿积极性。此外,政府在税收、贷款、安全保障、建立规章制度等方面都有所作为。这是明清煤炭业的一个亮点和看点,在今天也有不少可借鉴之处。
    三是煤炭开采更加普遍,煤窑数量猛增,产量大有增加,且购销两旺。几乎今天的主要采煤地区的煤炭在当年都被勘查并得到采挖。不少地区出现了煤炭世家和煤炭富豪。其利用也深入到社会生产、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与领域。
    四是中国古代煤炭科学技术在明清时期达到了极致。无论是煤矿地质和勘查找煤知识、煤炭开采技术和煤炭综合利用,不仅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且系统化,有些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其中产生了一批煤矿技术专家和行家里手、能工巧匠。正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为煤炭业的长足进步提供了强大推动力。这是很值得我们加以总结的。
    五是煤矿的内部经营管理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无论是管理者、投资者、经营者层面还是管理制度、管理办法、投资决策、股权分配、收益分配、合同签订等方面都有许多有效做法可循。特别是煤窑的联合经营、合伙办窑形式占到一定比例。不仅出现了专业投资者,还有专业经理人,并且出现了股权出卖转让、煤窑经营权的出租,以及煤窑买卖、借贷等带有资本色彩的情况也都在煤炭行业有了立足之处。有人称其为“资本主义萌芽”,也不无道理。
    六是反映煤炭的文化活动及文学作品比较丰富。不仅煤炭诗词俯拾皆是,与煤有关的小说、传奇话本、稗官野史、歌谣、传说俚语、美术作品也不少。而且煤炭在丧事举办、节日活动、纪念庆典、拜神祭祀、祈福避疫等方面和活动中也频频出场露面,发挥作用。
    在我们了解了中国古代煤矿史的基本分期,以及在各阶段的基本情况之后,为了进一步把握中国煤炭开发利用的发展路径,需要综观其全局,抓住其主要线索。为此,可以从两条线索去探索与寻求。一条是从人们对煤炭认识上的不断深化这条线索去探寻;二是从政府监督管理这条线索去研究把握。
    从人们的认识这条路径来看,煤炭业的发展进步是与人们对煤炭认识的深化同步前进的。对煤炭种种情况的认识越深刻、越透彻,其利用和开发的程度就越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比如,认识到煤的可燃性及不同煤种的发热和燃烧特点,才可能把煤炭广泛用作各有关行业的燃料,特别是用于冶金、陶瓷行业,并出现了型煤加工。认识到煤的可雕刻性,才可以把煤雕刻成各种工艺品。认识到煤的粘结性,才可以用煤炼焦。认识到煤的药用性能,才可能用煤炭制药、治病。认识到煤炭的各种有效成分和内在有用物质,才可以用煤制矾、烧硫磺、制火药、用作肥料和漂白剂,进而从中提炼各种原料。
    就煤炭开采技术而言也是如此。正是在认识不断深化的基础上,我国古代煤炭科学技术才能不断进步。无论是勘查找煤技术、凿井技术、开拓部署技术、支护和落煤、通风、排水、运输技术都是在人们认识煤炭的成果基础上得来的,是以认识为先导的。当然这些科学认识是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得到的,是若干代人在总结丰富的正反面经验基础上得到的,是我国古代人民用智慧与血汗换来的。
    因此,把握住这条线索,并用这条线索把几千年的用煤情况串联起来,历史上的许多事情就可以得到解答,可谓牵一线而察全局。
    需要关注和力求把握的第二条脉络就是政府煤业监管制度和各级官员的态度与措施,这是制约煤炭业发展的方向和速度、制约煤业兴衰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深入考察和了解中国煤业监督管理的起源和演变、重大矿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官府官吏的煤业政策措施,是从全局把握中国煤矿史的一个门径,也是一个捷径。此中道理十分明显。中国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实行的都是高度集权的政治管理体制,全国之权集于一身,地方之权集于一人或少数人。虽有立法,但实为人治,煤炭行业也不例外。有些朝代煤业发展较快,成果累累,而有些朝代却进展缓慢,建树不多;有些地方煤炭开发事业热火朝天,而有些地方却连连禁止煤炭开发,以各种理由限制煤业的发展。这足以说明此问题的重要,这是广大中国煤矿史研究者应予留心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中国古代煤炭开发利用的基本特征
    中国煤矿史是中华民族文明史富有特色的一页。这是由煤炭以及煤炭行业具有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因此我们在考察、了解中国煤矿史的时候,不能不注意中国古代煤业的特殊性和其基本特征。只有这样才能深刻把握、透彻了解中国煤矿史,从中得到启发,以利于当代煤炭工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一)中国古代煤矿发展进程中的若干基本特征
    中国对煤炭的开发利用是从零星拾取到有目的开采、从稚朴到成熟、从初级到高级这样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这是一个曲折的呈波浪形前进的过程。在这一个过程中表现出如下几个基本特征或规律性的东西。
    第一,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为煤炭开发利用提供了环境条件,也是制约煤炭行业进程的历史性因素。
    煤炭业是在一定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环境下存在与发展的。如果国家政治稳定,疆土统一,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就使煤炭业有了发展的社会条件。反之,如果国土分裂,连年征战,人民流离失所,田土荒芜,煤炭行业就必然会萧条不振。这是一条不易的规律。另外,煤业本身反过来又会对社会稳定产生正面或反面的影响。如果煤炭业发展,保证了社会供给和民生需求,社会就会相对稳定。一些皇帝、一些朝代之所以采取推动煤业发展的措施,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把维护社会安定作为出发点。而一些矿区搞得乌烟瘴气,纠纷迭起,争讼不断,就会危及社会局势。明代北京地区煤业人士群集,在首都街头示威请愿,淮北地区数千煤徒揭竿反抗等案件,之所以震动京畿,朝野哗然,其原因就在于此。
    同理,从社会经济发展来考察,也可以看出这一规律。经济发展,事业兴旺,必然增加对煤炭的需求,这是刺激煤业发展的直接诱因。在经济萧条,百业凋敝,民不聊生的情况下,是不会有煤业的健康发展的。
    对这一基本特征,我们还可以从中国古代煤炭开发利用的三个高峰期加以分析。在我国汉代、唐宋、明清这三个高峰期中,煤炭业的政治经济大环境、大背景很有相似之处:一是都有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权,结束了连年混战的乱局,号令统一,政通人和,人民生活相对安定;二是经过休养生息之后,经济上有长足进步,百业兴旺,实力增强,经济出现一时的繁荣;三是田土日辟,人口增加,对煤炭的需求大增。这些必然促进煤业的较快发展。全国或某些地区的煤炭开发利用事业,之所以呈波浪式前进格局,之所以有高峰期,又有低谷期,其原因概出于此。
    第二,民生日用燃料需求是推动煤炭开发极为重要的因素。
    古代中国处于农业社会,广大农村的燃料主体并不是煤炭,特别是在山林薪木资源丰盛,又不乏禾草秸秆燃料的地方,使用煤炭并不普遍。中国早期冶铁行业燃料主要是木炭,烧瓷用煤也是逐步增加的。但这种情况到了唐宋,特别是宋代以后就逐渐改变了,煤炭在燃料结构中的比重逐渐加大。
    唐代以后,尽管各类手工业作坊都可以烧用煤炭,但煤炭用量最多的还是取暖做饭,即古代官吏经常讲的“民生日用炊爨”。这是一个基本情况,这种状况到明清时期就十分突出了,这是中国用煤史的一个特点。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一是社会发展了,“生齿日繁”,燃料需求大大增加;二是城镇增多,城镇规模扩大,城市居民无林木可樵采,无秸秆可利用,煤炭消耗量必然相应增加;三是京城和军队驻防地用煤量很大。元明清时期京城居民包括皇宫用煤量是惊人的。在宋代首都“汴梁(开封)数百万家,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四是由于人口增加,环境的变迁,山林资源越来越少,薪木燃料逐渐缺乏。正如宋代学者沈括所讲,“今齐鲁间松林尽矣,渐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大半皆童矣”。许多地方出现米珠薪桂情况,从使用植物燃料转而利用煤炭是历史的必然。因此民生对煤炭的依赖,是刺激煤炭生产的又一诱因。需求越旺,开采越盛。而煤炭一旦紧张,价格一定上涨,造成社会波动,如此互为因果,循环往复。
    正因为如此,每当煤炭供应紧张之时,当地高官就采取措施,推动煤炭开采,以保证民需。乾隆五年(1740年)山东巡抚朱定元向朝廷奏称:“东省生齿日繁,山林所产樵苏价值倍于往昔,必须煤炭接济。”乾隆四年(1739年)直隶提督永常也因“边地之生齿日繁,柴薪之昂贵特甚,谨请开设煤窑,以济兵民艰窘。”两江总督德沛在乾隆七年(1742年)也向朝廷申奏:“煤利实广,极宜开采,则无业之民有糊口之资,居常之户无薪桂之苦矣”。这类地方大吏的奏折,都无一例外地说明必须加大开煤力度,以济保民生。
    而一些皇帝从满足民生所需出发,对开采煤炭表现出较大的热情,比较典型的就是乾隆皇帝。每当京城用煤紧张,煤价上涨,民心不稳之时,他就命令工部、步军统领衙门、直隶总督和顺天府“前往逐细踏看”,“凡西山一带产煤处所未经开采者,”“照例招商开采”。
    第三,煤炭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直接推动和促进了煤炭开发利用的发展。
    我们从煤炭开发利用的历史过程中,看到了科技进步的力量和贡献。中国古代煤炭科技成果,是中国科技宝库中的明珠,放出异彩。其内容大致可以分成三部分。
    一是煤炭地质知识。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了初步的煤炭赋存知识。明清时期,对于煤炭的岩石性能、物理化学特征、煤的成因、煤系地层与煤层构造、断层与尖灭现象、与煤的共伴生矿物、煤的分布规律和勘探方法等都有明确的认识和技术成果,这就为煤炭勘查与开采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明清煤炭的普遍开采提供了资源条件。
    二是煤炭开采技术。早在魏晋时期,我国就出现了深八丈的煤井,宋代煤井已深达46米,至明清时期,开采技术到集大成阶段。在煤井(包括平硐、斜井)开凿、开拓布署、支护、井下运输、通风、排水、提升、照明、瓦斯抽放等许多方面都可以系统配套。在保证安全生产方面也有一些技术措施与防范方法,为采煤安全提供了一定保证。当然,古代的煤炭开采,主要是靠人工作业。
    三是对煤的深入认识与利用。在这方面,我们的祖先有独到之处。对各类煤炭的各种性能、特征认识十分深刻,并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把煤炭广泛利用到生产生活的各个层面。特别是煤炭分类、煤炭燃烧技术、炼焦技术、煤炭成型加工技术、对煤气中毒及瓦斯的知识、从煤炭中提取各种有用物质的技术方法、把煤炭广泛利用于冶金、陶瓷、升朱、烧砖和石灰、煮盐、医药、建筑、肥田、制墨、漂白、书写、祭祀、制成工艺品等门类与领域,从而为中国近代煤炭综合利用奠定了基础。中国古代的煤炭科技知识,不仅推动了煤炭行业自身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有关用煤行业的发展。
    中国古代的煤炭开发利用技术,是系统而全面的,其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是很强的。同时造就和锻炼出无数找煤、采煤和开办煤窑的技术能手与土专家。他们的经验是丰富而切合实际的,能从“土面而知炭之有无”、“测石(炭)之层数”,能在井下复杂而多变的地质环境中解决开采中的各种难题,处理各种突发性变故,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然而,记载和反映古代煤炭科技的资料却是非常少的,“种种情形,罕所传述”,这也为我们的研究工作带来困难。
    第四,政府的矿业监督管理制度与措施为煤炭开发提供了体制性的保证。
    我国在周代就有了矿业管理专职人员,以后矿业机构与管理人员延续设立。宋代建有石炭务或石炭场的管理机制,还一度实行了煤炭专卖制度。到了元代,特别是明清两代,煤炭矿业管理机构得到健全,人员得到充实,以采煤执照制度为核心的监督管理制度逐步完善,监管措施也相对到位。
    历代官府对煤炭业加强监管,是从便于煤税征收,保证民生,防止聚集滋事,维护社会安定等多方面考虑的。许多监管措施与政策是在长期的矿业管理实践中探索演变而来,因而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加上政府的集权性与权威性,因而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有效性。
    概括起来,明清时期的矿业管理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几项:
    1.资源管理制度。包括办矿的申请、资源核查、审批、发证、日常稽查、到期吊销证照、不得越界开采等内容。
    2.办矿规划制度。包括上报采矿“章程”(妥议规条)、绘具图形、保证措施、防止纠纷与事故发生的措施。
    3.税收管理制度。这方面有许多经验与办法,以保证国库税收。
    4.雇工管理制度。包括招募工人的条件、建立底簿登记制度,实行地方联保、劣迹审查、日常抽查、不得凌虐克扣矿工等制度。
    5.日常监管制度。包括官员驻在矿区、定期巡查、抽查等措施。
    6.安全管理制度。有些地方要求非常具体,比如,乾隆年间浙江长兴县令就明确规定,“煤窑开挖不得过深远”、“支护板木俱用坚壮”、油灯必须有“明角外罩”,以免油火外溢引起火灾。
    7.环境保护与矿区保护制度。如规定挖煤不得伤及民宅、庙宇、水源、名胜、坟墓等。为保护矿区安全,规定要有兵弁驻扎守护,不得闲杂外人混入,处理好煤矿与当地村民的关系等。
    特别要指出的是,明清时期有两项基本的矿业制度——即采煤执照(窑照制度)和民办煤业政策——是行之有效的。采煤执照制度是一项综合性制度,其内容及具体监管措施大体上涵盖了煤炭开发的各个方面,这项制度健全和规范了我国煤炭开发中的资源、税收、生产、雇工、安全等方面的管理。而招商开采政策则调动了广大商民的办矿积极性,吸引了社会资本对煤炭业的投入,且大大提高了办窑效率。
    上述煤业监管制度、政策、措施,有利于规范煤炭开发秩序,使古代煤炭业初步走上制度化轨道,促进了我国古代煤炭业的发展。在今天仍有可借鉴之处。
    当然政府有些措施也有一定的不利影响,如北宋时期的煤炭官卖制度,使煤业人士的利益受到影响,民怨不少,最后不得不取消。明朝的“中使四出,强征蛮索”,弄得怨声载道,成为“矿税之祸”。此外,任何制度,都赋予了官员一定的权力,这就为一些污吏蠧役贪赃索贿,枉法寻租,敲诈煤商,提供了可乘之机,滋生了腐败,这些也都是在古代煤矿史研究中值得注意的。
    第五,古代煤业工人为煤业发展付出了重大牺牲,做出了宝贵贡献。
    一部古代中国煤矿史,也是煤矿工人的血泪史、创造史和贡献史。煤炭工人如牛似马地挖煤,流血流汗,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是他们把煤窑事业推向前进,把煤炭贡献给社会,保证了国计民生。然而他们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他们的境遇之悲惨程度,社会地位之低下程度,以及社会对他们的漠视和轻蔑程度,是难以想象的。我们不可忘记他们的苦难与牺牲、创造和贡献。这是煤矿史志研究者应予注意的问题。
    中国古代煤矿工人的特点十分明显。一是从来源来讲,多数是贫穷的农民、因灾害而外出的流民,还有一些逃逸人员。在军队煤矿和少数官矿中还有一些遣送的罪犯,即“煤徒”。他们特别能吃苦、能忍耐。二是文化程度低,基本上是文盲,不识字,更无话语权,较易被愚弄驱使。三是招募形式极不规范。人们普遍不愿进窑下井,因而在用工紧缺时,就诱诓拐骗,甚至强捉路人,以充苦役。为了防止其逃跑,就采取种种强制性措施,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甚至设立人圈,由歹徒看守,羁押不放。甚至有的终生关在井下,永不见天日。四是工作环境多数是十分恶劣的。窑主为追求利润,对改善劳作条件并不真心用力。五是待遇低下。一些地方开办煤窑的是一些具有黑社会性质的人物,为非作歹,殴打、凌辱矿工,设局搜刮之事多有发生。家在当地、体力强壮且技术熟练的窑工处境稍好一些,年幼无知的童工、流民、被抓骗的外地人和年老体弱、不懂技术者,其处境则更悲惨。六是病死率高。生产生活环境的恶劣、安全措施的不足、医疗救助条件的缺失,造成大量的病死、事故伤亡者。在新疆一个军矿,仅嘉庆五年至八年(1800-1803年)不到四年间,死亡率就高达33%。而抚恤赔偿制度极不健全,特别是流民矿工、外乡矿工死亡后,往往被当做无主尸体,抛弃山野。七是从对他们的称谓也颇可说明问题,一般称井下矿工为“煤黑子”、“煤鬼”、“没尾巴的黑驴”,这表明他们的地位是何等的低下。
    上述种种情况,有许多文人、地方官吏纷纷以各种形式予以揭露,在各地方志中也不乏记载。从朝廷到地方官吏,也采取了一些纠正、制止的措施,处理了一些残害矿工的案件,但其效果是有限的,有些措施也是无力无奈的。因为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下,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矿工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
    当然,煤矿工人也不断地反抗、争斗。因为没有组织,得不到支援,结局都不妙。还有些矿工在农民起义军中成了骨干,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这些都充分表现处于社会底层的煤矿工人富有反抗性的一面。
    (二)古代煤矿业发展中几个值得注意的情况
    在了解中国古代煤矿史的时候,还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特殊情况,这对于研究和了解古代煤矿业的特点有所帮助。
    一是古代后期军队办窑、寺院开矿有一定的普遍性。
    古代边疆地区驻军较多。由于驻地人员集中,为解决燃料问题,且补充军费,故军队也开办煤窑。在其他军队驻地附近有煤炭出产的地方,也出现一些军办煤窑。这有一定普遍性。这些军窑一般聘请经营管理者代办其事,或承租给他人。工人中有一部分是罪徒,或受惩罚的兵丁。军办煤窑凭借军力军威,在矿区地位较高。
    僧人办矿基本在寺院所在的产煤山场。“天下名山僧占多”,有些煤炭资源富集之地本来就为寺庙所有。有些寺庙的煤炭产业办得很大,也有的同当地业主、官府相结合,以使寺庙煤窑得到庇护。一些寺院的上层僧道人士还与当地权势人物、军界人士、官吏相勾结,擅据产煤山场,这种现象连朝廷都不得不下令制止。
    军办、僧办煤窑,是中国古代后期煤窑中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是一个值得注意与研究的现象。
    二是煤炭业与相关产业关联紧密、互相促进的特点十分明显。
    中国古代煤炭的发展与用煤量较大行业的发展有很大关系。煤炭业保证了这些行业的用煤需求,改变了其燃料结构,促进了其发展。这些行业反过来又刺激了煤业的扩展。这在煤铁的联手、煤瓷的共荣(俗称有瓷窑就有煤窑)中表现得很充分。就冶铁业而言,煤炭的加入,改变了消耗大量木炭的局面。正如苏轼在石炭诗中所讲:“南山栗林渐可息,北山顽矿何劳煅”。而用煤炼焦技术的出现,更是极大地促进了冶炼业的跃进。一些地区煤炭得以开发,煤窑得以开办就是由其他产业而引发的。如广西乾隆年间罗成县冷峒山煤垅(窑)就是为解决炼铅之需而开办的,把其他地方的铅矿运至冷峒山“就煤煎炼”。
    煤业与相关产业联动的做法,不但取得共同发展、双方受益的好效果,也具有方向性的意义,在今天也值得借鉴。
    三是煤炭业中腐败寻租、势要横霸现象比较突出。
    由于煤炭业在明清国民经济中占有一定比重与地位,且煤窑收益颇丰,这就助长在煤业管理过程中的权力腐败,以权寻租现象滋生。特别是监管制度的完善,每项具体制度与措施都赋予官吏相应的管理权,而每项权利都可作为寻租的机遇与手段。比如审批和发放、检验煤窑证(执照)、处理煤窑纠纷、日常巡检、处理死亡案件、吊销证照、征收煤税,都可以作为敲诈勒索、中饱私囊的时机。此类事项层出不穷,且花样翻新,手段卑鄙,其后果十分严重。有的窑户被损伤元气,甚至家破人亡,流落他乡。
    在煤窑业中,当地黑恶势力、权要人物雇佣打手帮凶,霸占产煤山场,霸开煤窑,侵夺窑业利益,虏杀人命等事情屡见不鲜。更为可怕的是贪官污吏与黑恶势力的勾结与纠集,其对煤窑业的破坏性、对窑业人士的掠夺性更为恶劣,后果更为严重。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特别是今天更要加强法制,强化教育,避免这类历史性毒瘤的再生或死灰复燃。
    四是传统观念、敬神习俗对煤炭业的影响不可小视。
    在生产力水平不高、科学技术不发达、矿工知识水平低下的情况下,一些愚昧观念有时会左右煤炭的开发。比如认为开矿就会挖断龙脉,破坏风水之说,在煤炭业和一些官吏中很有市场。许多合法煤矿被无端封闭,许多燃料紧缺且煤炭资源丰富的地方不准开煤矿,当地士绅组织村民闹事,阻挠办窑等等,有一定普遍性,也制约某些地区的煤业发展。
    而煤窑的敬神明、拜老君、祀窑神活动十分普遍。通行的说法是煤炭为老君所赐,神灵可以保证煤矿安全,可以使煤斤出产旺盛。各矿区、大的煤窑几乎都建窑神庙,塑老君像,顶礼膜拜,十分虔诚。一些主管官员也在开矿过程中焚香默告,祈祷求愿,成功之后还要还愿,为煤炭开发罩上神秘的色彩。这些虽有心理上的安全需求,但毕竟是愚昧理念使然。
    五是古代后期煤窑业的商品化、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
    比如,煤业资本雏形的出现、雇佣关系的建立,煤业的合伙搭股经营、联合经营,窑业股权、经营权的转让、出租,煤窑的出租与买卖,煤炭资源向煤商大户集中,煤业公会的出现等等,都是应予注意的倾向。
    此外,在考察煤矿史时,要适当留意煤炭名称、煤窑称谓、与煤炭有关的地名、对煤层的俗称、旧煤窑的作业俚语,这些情况不仅有趣,也可从中得到许多古代煤窑业的讯息,发现一些煤炭开发利用的佐证。比如从煤炭的每(烸)、石涅、石墨、石炭和许多异名、怪名及其演变中可以发现煤炭开发的历史线索,从焦炭被称为炼炭、礁炭、枯炭、兰炭(岚炭)这些异名中,也可以看出古代人民对焦炭的认识。还有,古代文学作品、美术作品、碑刻、楹联、神话传说中都有不少有关煤炭开发利用的资料,其史料价值是不可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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