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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内容提要：首先，作者给出了制度的定义并指出经济史及经济发展的中心议题是解释能够创造一种可以引发持续的生产率提高的经济环境的政治与经济制度的演进。经由简明论述一种经济发展的阶段理论，作者强调从原始交易形式向高级交易形式的演进并非必然发生。经由比较多种未能成功演化的原始交易体系与最终导致了西方世界兴起的近古欧洲的长程贸易，作者指出这些稳定与变迁的形成对比的故事触及到解释人类经济状况的改变这一难题的核心。最后，作者强调经济表现与经济变革关键取决于基本制度框架以及缘于一种制度框架的报酬递增特质的路径依赖。
关键词：制度 演进 原始交易形式 长程贸易 近古欧洲 路径依赖
作者简介：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s C. North)，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翻译：李志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商学院。）
一、引言
制度是由人类设计的用以安排政治、经济与社会交往的约束。它们由非正式的约束(制裁、忌讳、习俗、传统、行为准则)和正式的规则(章程、法律、财产所有权)组成。在历史的长河中，人们已经设计出各种各样的制度以建立秩序并降低交易中的不确定性。结合以经济学的那些标准约束，制度给出了选择集合，从而决定了交易与生产成本及由此而来的参与经济活动的获利状况与可行性。制度以累积性的方式逐步演进，将过往与当今及未来连接起来。由此，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关于制度演化的故事，而在这个故事中经济的历史表现只能够被理解为一个连续的故事的一个部分。制度提供了一个经济的激励结构。随着其逐步演进，这种结构决定了经济变革的方向是趋于增长、停滞还是衰退。在本文中，我意图详细论述制度在经济表现中的作用并从经济史的角度来阐明我的分析。
什么使得运用制度来约束人类的交往成为必要？这一议题可以在一种博弈理论背景中得到最简明地概括。当博弈是重复性的、参与者拥有关于其他参与者过往表现的完全信息且参与者的数目很少的时候，财富最大化的个体通常会发现与其他参与者进行合作是值得的。不过，若我们将这种博弈倒转过来，当博弈是非重复性的(或者是一种终场博弈)、参与者缺乏关于其他参与者的信息且参与者的数目很多的时候，合作就很难持续。
这些极端状态反映的是真实生活中形成了对比的经济环境。存在着很多允许在前一种环境中进行低成本交易的简单交易制度的例证。但是，允许在一个存在着劳动的分工与专业化的世界中进行低成本交易与生产的制度要求解决在后一种环境中人们之间的相互协作问题。
拟定与执行交易合约是需要花费资源的。即使每个人拥有的是同样的目标函数(比如说最大化企业的利润)，交易也将会消耗相当大的资源。但是，在个体财富最大化行为及存在关于被交易的对象(或者经济行为人的表现)的有价值特征的非对称信息的背景中，交易成本是经济表现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制度及其执行效果(结合以所采用的技术)决定着交易的成本。运用博弈理论的术语，有效的制度提高了合作性结果的收益或者说背叛的成本。运用交易成本的术语，制度降低了每项交易的交易与生产成本从而源于贸易的潜在收益是可以实现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都是一个有效的制度框架的绝对必要的组成部分。
关于制度与交易成本的文献一直以来的主要关注在于将制度看成关于处于一种竞争环境中的组织的问题的有效率的解决方案(Williamson, 1975; 1985)。由此，市场交易、产品经销特许权出售或者纵向合并在这一文献中被认为是在多种多样的竞争环境中企业家所面临的复杂问题的有效率的解决方案。尽管这方面的研究是有价值的，这种处理方法的假设排除了本文最主要的关切即对不仅时间转变过程中而且当今世界中经济的多种多样的表现的解释。
一个经济如何才能取得在刚刚提及的处理方法中所假设的有效率的、竞争性的市场？正式的经济约束或者财产所有权由政治制度明确规定与执行，而相关文献则简单地视其为给定的。然而，经济史在极大程度上是一个关于未能产生可以引发持续经济增长的相关这种博弈的一套经济规则(及其执行)的诸多经济的故事。经济史及经济发展的中心议题是解释能够创造一种可以引发持续的生产率提高的经济环境的政治与经济制度的演进。
二、从贸易中获取收益的制度
很多读者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熟悉时间演进过程中的经济史是一系列的已发生的故事这样一种思想。最早的经济被认为是在一个村庄内部(或者甚至于在一个简单的狩猎与采集社会的内部)的本地交易。逐渐地，贸易扩展至村庄范围之外——首先扩张到或许类似集市一样的经济的区域范围，然后经由特别的陆上商旅或水上船运路线扩张至更长距离的范围，直到最后扩张至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在每一个阶段，经济涉及到不断增强的劳动的专业化与分工并且持续地利用更加具有生产率的技术。这种从本地自给自足到劳动的专业化与分工的逐步演进的故事源于德国的历史学派。不过，本文并不蕴涵经济的实际历史进化必然与这里所描述的交易阶段的顺序系列相一致。①
我从村庄之内的或者甚至于狩猎与采集社会(其中妇女从事采集工作而男人们则从事狩猎工作)内部的简单交易的本地交易开始。这样一个世界中的专业化是初步的，而自给自足是绝大多数个体家庭的特征。小规模的村庄贸易存在于由有利于本地交易的非正式约束组成的一种“密集”的社会网络之内，而在这一背景中进行交易的成本是不高的(尽管部落与村庄组织的基本社会成本可能是高的，这些成本将不会在交易过程的附加成本中得到反映)。人们彼此之间非常了解，而由于其对社会其他成员的暗示作用，使用暴力的威胁是一种持续的维持秩序的力量。②
不过，随着贸易扩张至超越单一村庄的范围之外，针对交易的冲突的可能性增加了。市场规模不断扩大，而交易成本则因为那种密集的社会网络被替换掉了而急剧上升。由此，更多的资源必须被用于度量与执行。在缺乏一个执行契约的政府的情况下，宗教戒律通常对交易的参与者施加了行为规范。不用说，取决于这些戒律在多大程度上被认为是具有约束力的，它们在降低交易成本方面的有效性差异非常大。
经由或许是陆上商旅或者长途水上船运的长程贸易的发展要求经济结构特征的一种剧烈的改变。它涉及到其生活限制于贸易的个体的相当大的专业化于交易以及贸易中心的发展，而这些中心可能是暂时的商品聚集地(类似欧洲的早期集市)或者更为永久性的集镇或城市。某些比如说在耕作农业方面的规模经济效应是这一世界的特征。地理上的专业化开始成为一种主要特质，而某种形式的职业方面的专业化也正在发生。
长程贸易的发展产生了两个明显不同的交易成本问题。一个是关于代理的传统问题，而其在历史上是通过在长程贸易中使用亲属得以解决的。也就是说，一个坐镇指挥的商人会派遣一个亲戚压送一批货物去商定一项出售协议并带回另一批货物。衡量表现的花费、血缘关系的强度以及“背叛”的成本一起决定了这类协议的结果。随着贸易规模与数量的增长，代理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主要的置人于两难境地的问题。③ 另一个问题由在世界陌生的地方的契约的协商与执行构成，而在这些地方并不存在容易获取的达成协议与执行契约的方法。执行意味着不仅仅契约的这种执行而且商品与服务的沿途免受海盗、土匪等的侵扰的保护。
商品与服务沿途执行的问题经由保护商船或商旅的武装力量或者经由向地方上的强力团体支付通行费或保护费而得到解决。在世界陌生的地方的协商与执行典型地涉及到标准化的重量与度量、会计单位、交易媒介、公证人、领事、商业法庭和以收入作为回报的由外国实力巨子保护的外国商人的飞地等等的发展。经由降低信息成本及提供合约履行的激励，这种由制度、组织与工具组成的复杂体系使得长程贸易的交易与从事成为可能。自愿性团体与半强制性团体的一种结合，或者至少能够有效地导致未能遵守契约的商人的被排斥的团体，使得长程贸易能够发生。④
市场的这种扩张使得更加专业化的生产者成为必要。规模经济导致了有等级之分的生产组织的出现，其中全日制的工人或者在一个集中的地方工作，或者在一个连续的生产进程中工作。集镇和一些中心城市开始出现，而且除此之外人口的职业分布现在显示，尽管从事传统农业的劳动力在数量上仍然占优势，从事制造与服务业的劳动力的比例有了相当大的提高。这些不断演进的阶段也反映了社会向城市化的一种显著的转变。
这种社会需要有效的、客观的契约执行，这是因为当更加复杂、更客观的交易形式出现的时候，私人关系、自愿性质的约束与排斥不再有效。这并非指这些私人与社会方面的替代性选择不再重要——甚至在当今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它们仍然是重要的。然而，在缺乏有效的公正的契约签订的情况下，源于“背叛”的收益将会大得足以阻止复杂交易的发展。两个实例探讨的分别是资本市场的创立及制度与所采用的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
资本市场涉及到时间变换过程中财产所有权的安全，并且其在政治统治者能够人为地没收财产或者大幅度地改变其价值的地方将不会有所发展。建立保障时间转变过程中财产所有权的安全的、可信的承诺，要求一个统治者在使用强制力量方面表现出宽容与克制或者对这位统治者的权力进行约束以防止对财产的任意没收。长久以来，面临普遍存在的统治者的财政危机(很大程度上是不断重复的战争的结果)，第一种选择很少获得成功。后者则涉及到政体的一种根本性的重构，例如发生在英国的作为1688年光荣革命的成果的政体变化，而这种变化导致议会拥有了超越于王权之上的至高无上的权力。⑤
与制造业的发展相关联的技术使得工厂与设备方面的固定资本投资的增加、不受干扰的生产、训练有素的劳动力及一个发达的运输网络成为必要。简而言之，这种技术要求有效的要素与产品市场。约束与支撑这种市场的是稳固的财产所有权，而这使得允许低成本的契约签订的一套政体与司法体系、允许范围广泛的多种多样组织结构及限制等级组织中代理问题的复杂管理架构的建立成为必要。⑥
在最后一个阶段，即我们在现代西方社会所观察到的这个阶段，专业化程度已经提高，农业只需要劳动力的一个很小的比例并且市场已经成为全国性或世界性的。规模经济意味着不仅在制造业中而且在农业中的组织规模的庞大。每个人经由从事一种专业化的工作并依靠由相互依存的部分所组成的巨大网络所提供的他们所必需的大量的产品与服务而生活。劳动力的职业分布逐渐地从由制造业占优势转向最终由被刻画成为服务业的行业占优势。社会的城市化程度极其的高。
在这一最后阶段，专业化要求社会的越来越大比例的资源被运用于交易，从而交易部门成长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一个大的比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贸易、金融、银行、保险及经济活动的简单协调的专业化需要越来越大比例的劳动力。⑦ 由此，高度专业化形式的交易组织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国际范围的劳动的专业化与分工需要可以跨国界保障财产所有权的制度与组织，从而资本市场(及其它种类的交易)能够以参与者可信地遵守承诺的方式进行。
这些非常概要的阶段看上去相互融合成为一个关于逐步演进的相互协作的完整故事。然而，它们真是如此吗？有一种必要的联系将参与者从较为不复杂的交易形式转向更为复杂的交易形式吗？在这一进化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不仅仅是信息成本与规模经济及改进的契约执行的发展，是否允许且事实上鼓励更为复杂的交易形式，而且是组织是否具有积极性去获取可以鼓励它们沿着具有更高社会生产率的方向进化的知识与信息。
实际上，在整个的历史长河中，这种发展态势发生的必然理由并不存在。事实上，我在这些章节中提到的早期组织形式的绝大部分当今仍然存在于世界的某些地方。原始的部落社会依然存在，肃克(Suq, 阿拉伯式传统集市，一种从事地方性贸易的集市经济)在世界的很多地方仍然繁荣昌盛，而且尽管陆上商旅贸易已经不复存在，其消亡(及其它两种“原始”交易形式的逐渐衰落)反映的是外部的力量而非内部的演进。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欧洲长程贸易的发展开创了更为复杂形式的组织的一种顺序发展进程。
本文余下部分将首先检查一些未能演进的似乎是原始的交易形式，然后考察发生于近古欧洲的制度发展。本文的结论部分将试图阐明为什么某些社会及交易制度会演进而其它一些则没有，并将这种框架运用于十八、十九世纪期间西半球的经济发展这一背景之中。
三、何时制度不会演变？
在每一种交易体系中，经济行为人拥有投资其时间、资源及精力于可以提高其物质水平的知识与技能的积极性。然而，在一些原始的制度环境中，会带来收益的那种类型的知识与技能将不会导致可以达至具有更高生产率的经济的制度演化。为了阐明这一论点，我考虑了不大可能从内部演进的三种原始的交易类型，即部落社会、经由集市进行贸易的地方性经济及长程的陆上商旅贸易。
正如早些时候指出的那样，部落社会的交易依赖于一种密集的社会网络。Colson(1974，p. 59)是这样描述这种网络的：
所有这些人们生活于其中的集体由一种微妙的权力平衡所支配着，总是处于危险之中并且从来都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每个人要经常性地在其不得不显示自己好的意图的环境中保障自己的位置。由于关于某个人的行为是否正确的判断会随着情况的不同而改变，惯例与习俗看起来具有弹性与灵活性…但是这是因为被审判的是这一个体而非所犯下的罪行。在这些情况下，对普遍接受的标准的公然蔑视相当于对非法权力的一种要求，从而会成为反对某个人的证据的一部分。
Colson的分析的涵义及Posner(1980)的对原始制度的解释的涵义是违背常规与创新被看成为对群体的生存的威胁。
第二种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并且当今仍然存在于北非与中东地区的交易形式是肃克，而在这种集市上存在着普遍的、相对而言较为公正的且高成本的交易。⑧ 基本的特征是多种多样的小规模企业且大约整个镇子的40％到50％的劳动力从事于这种交易过程、从租金与机器设备方面来看的低固定成本、一种划分得非常精确的劳动分工、不计其数的小的交易活动且每一个与接下来的一个之间多多少少是相互独立的、面对面的接触及并非同质的商品与服务。
专门用于收集与派发市场信息的制度并不存在。也就是说，报价单、生产报告、就业代理机构及消费者指南等等并不存在。重量及度量体系是错综复杂的并且其标准化并不完全。交易技能是非常精心地发展起来的，并且是谁可以在集市上成功、谁不能成功的主要决定性因素。就交易的任何一个方面或状况的条件的讨价还价是普遍存在的、艰难的和不间断的。买与卖实际上是没有明显区别的，本质上是单一的活动。交易涉及到对特定对象的连续不断的搜寻，而非仅仅为面向大众提供商品。争议的处置涉及可靠的目击者就事实方面的作证，而非对竞争性的、法律方面的原则的权衡。政府对市场活动的控制是微不足道的、分散的，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形式上的。
概而言之，肃克的主要特征是：(1)高度量成本；(2)建立客户关系的持续努力(与其他对象发展无论是多么不完美的重复交易的关系)；(3)在每一个边际上密集的讨价还价。本质上，关键是提高对方参与交易活动的成本。一个参与者可以经由拥有较之于对手而言更好的信息而获利。
理解为什么在一个部落社会创新会被视为对生存的威胁并不困难，但是理解为什么在肃克中这些“没有效率”的讨价还价形式会持续就比较困难一些。人们可能会预期，在我们所熟悉的社会中，自愿性组织会不断演进以防止这种类型的信息不对称的危险性与不确定性。然而，那正是问题所在。肃克缺乏的是使得这种自愿性组织富有活力并有利可图的根本性制度基础。这些基础包括一个有效的法律框架与法庭体系以执行契约，而这又转而依赖可以建立这样一种架构的政治制度的发展。在缺乏这些制度的情况下，改变交易体系的激励并不存在。
第三种形式的交易即陆上商旅贸易阐明的是使得在一个保护是必不可少的且不存在有组织的政府的世界中贸易成为可能的非正式约束。Geertz, Geertz和Rosen(1979，p. 137)提供了一个关于世纪之交存在于摩洛哥的陆上商旅贸易的描述：
在一种狭隘的意义上，一个遮塌塌(zettata, 来自于北非柏柏尔语TAZETTAT，意指“一小块布片”)是一种通行费，付给地方实权人物的一笔资金…以换取当通过这些人物掌握权力的地方的时候的保护。不过，它事实上是或者更恰当地说在过去是不仅仅为一笔简单的支付。在过去，它是由诸多道德仪式即具有法律的力量与神圣的分量的风俗习惯构成的以客人-主人、客户-赞助人、申诉人-受诉人、流亡者-保护者、祈愿者-上帝等等关系为中心的一整套综合体的一部分，而在摩洛哥的乡间所有这些习俗在某种意义上缠绕成了一团。当其身体意义上地进入这一部落世界的时候，远道而来的商人(或至少其代理人)也必须文化意义上地进入其中。
尽管他们表现自己的特定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位于阿特拉斯山脉中、高部地区的柏柏尔人的社会的保护特征是清楚而不变的。保护是人际关系意义上的、无条件的、明确的且被认为是以某个人的名誉来担保另一个人。这种名誉可能是政治上的、道德上的、精神上的、或甚至特异上的、或常常四者皆有。然而，最基本的交易是，某个人心里想对那些人说‘站出来说话’(quam wa qal, 一句经典成语)，而那些人则是该人心里想对其说‘这个人是我的，伤害他等于侮辱了我，而侮辱了我你就要承担后果’的人。祝福(著名的baraka)、好客、庇护以及护送在这一方面是相似的。它们都依赖于这样一种或许多少有一点矛盾的观念——即使个人身份在根源及表现上绝对是个人特有的，其并非不能被印在另一个人的身上。
尽管部落首领认识到保护商旅是有利可图的，他们既没有军事力量也不具备政治结构去提供、发展并执行更为永久性的财产所有权。
四、近古欧洲的制度演化
相对于许许多多的原始交易体系而言，从公元11世纪到16世纪这一近古时代的欧洲长程贸易是一个关于最终导致了西方世界的兴起的顺序意义上越来越复杂的组织的故事。让我首先简明描述相关创新，然后考察它们的一些根本性来源。⑨
降低了交易成本的创新包括组织变革、工具及减少了从事长程贸易的成本的专门技术与执行特征。这些创新在三个成本边际上发生：(1)增加了资本流动性；(2)降低了信息成本；(3)分散了风险。很明显，这些分类相互重叠，不过它们提供了辨别交易的减低成本的特质的一种有用的方法。所有这些创新都有着其更早期的渊源。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是从中古时代的意大利城邦或伊斯兰世界或拜占庭等地借用过来的，并在后来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
那些提高了资本流动性的创新包括了经过进化的以规避高利贷法律的技巧与方法。多种多样别出心裁的伪装利率的方法包括了从“延迟支付的惩罚”，到汇率操纵(Lopez和Raymond, 1955, p. 163)，到早期形式的抵押贷款。不过，所有这些都增加了契约签订的成本。高利贷法律的成本高昂表现在不仅其使得契约拟定因伪装利率的需要而变得更为复杂与繁琐，而且这类契约的可执行性更加成为问题。随着资本需求的增加及规避行为越来越普遍，高利贷法律逐渐地失去了效力而利率则开始被允许存在。由此，拟定及执行契约的成本均下降。
第二种提高了资本流动性并受到了最大关注的创新是交易汇票(一种标明了日期的支付命令，比如说发行后120天，通常由卖主针对商品被送达的买主而签发的)的演进以及特别是允许不仅这种汇票具有可兑现性而且折现方法的发展的技术与工具的发展。可兑现性与折现转而又依赖允许其使用的制度的创立及相关作业可以在其中展开的中心的发展。这类作业先是发生在集市上，比如说在十二及十三世纪的欧洲经济交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香槟酒集市，然后是通过银行，而最后则是经由可以专门从事折现业务的金融商行。这些发展不仅是特定制度的结果而且也是经济活动的规模效应的结果。业务量的不断扩大明显使得这类制度性的进展成为可能。除了交易汇票的发展所必须的规模经济效应之外，改进的契约可执行性也是关键性的，而会计及审计方法的发展与其作为证据在债务收回及契约执行中的使用之间的相互关联是这一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Yamey, 1949; Watts和Zimmerman, 1983)。
影响资本流动的第三种创新源于与维持对介入长程贸易的代理人的控制相关的问题。在中古及近古时代这类问题的传统解决是经由使用亲属关系及家庭纽带将代理人与委托人结合在一起。然而，随着商业贸易企业的规模与范围的扩大，相机行事权向委托人亲属之外的其他人的延伸，要求发展出更详尽的会计程序以监视代理人的行为。
信息成本领域的主要发展包括多种多样商品的价格目录的印制和提供了关于重量、标准、赋税、佣金、邮政制度及特别是欧洲各国货币与贸易所到之地货币之间的复杂兑换率等等方面信息指南手册的印制。显然，这些发展主要是国际贸易量增长的产物从而是规模经济的结果。
最后一种创新是不确定性向风险的转化。不确定性这里指的是一种一个人不能够判断某项事件发生的概率的情况，从而也就不能找到可以为这项事件的发生进行保险的方法。风险则指具备可以对某项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作出精算确定的能力从而能够对这样一种结果进行保险。在现代世界中，保险与资产组合分散是将不确定性转化为风险从而经由对不稳定性的防范而降低交易成本的方法。在中古及近古时代的世界中，完全一样的转变也发生过。比如说，海运保险就是从零星的承担部分损失的个别契约演化成由专业化公司所推出的契约。De Roover(1945，p. 198)描述道：
到了十五世纪，海运保险已经建立在一个稳固的基础之上。保险条款的措辞已经模式化，并且在接下来的三、四百年间很少变动…在十六世纪，通行的做法已经是使用印制好的表格并留有一些空白以供填写船名、船长姓名、保险金额、保险费及其它一些倾向于随着契约的不同而变化的项目。
精算的可清楚确定的风险的发展的另一个例证是经由资产组合多样化或允许大量投资者从事风险活动的制度来分散风险的商业组织。例如，康孟达是长程贸易中所采用的一种坐镇指挥的合伙人与护送商品的活动着的合伙人之间的契约。经由意大利人之手的运用，这种契约从其犹太、拜占庭及穆斯林渊源(Udovitch, 1962)逐渐演变成英国式受管制的公司，最后到股份公司，从而提供了关于风险国际化的一个进化故事。
这些特定创新特别是制度性工具是从两种根本经济力量的相互作用演化而来的。一种力量是与不断增长的贸易量相关联的规模经济，另一种则是以低成本执行契约的改进的机制的发展。因果关系是双向的。也就是说，长程贸易量的不断增长提高了那些设计用以执行契约的有效机制的商人的回报；反过来，这类机制的发展降低了交易成本并使得贸易更加有利可图从而增加了贸易量。
发展新的契约执行机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尽管多种多样的法庭负责商业纠纷的处理，具有重大意义的是商人们自己对执行机制的发展。可执行性似乎最早开始于合乎行会内商人之间兄弟般关系的内部行为准则的发展。那些未能遵守准则的商人面临着受到排斥的威胁。更进一步的发展是商法的逐步形成。商人们在长程贸易中随身带有商业行为准则以至于比萨法律被传承于马塞的航海准则中，奥勒隆与卢贝克赋予了北欧以法律，巴塞罗那给南欧带来法律，而意大利则产生了保险与交易汇票的法律原则(Mitchell, 1969, p. 156)。
更精细的会计方法及公证记录的发展提供了在争议中认定事实的依据。经由商人内部组织的自愿性架构的契约执行与经由政府的契约执行的逐渐融合是关于提高契约的可执行性的故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商法从其自愿性质的起源开始的长期演化及其与不仅普通法而且罗马法在裁决方面的差异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
政府在这一整修过程中起着一种主要作用，而且在政府的财政需要和其在与商人及一般大众的关系上的可信度之间存在着持续的相互作用。特别地，资本市场的演进非常关键地受政府政策的影响。这是因为若政府在相当程度上受其不没收财产或运用强制性手段来增加交易的不确定性的承诺的约束，政府就使得金融制度的演进与更有效率的资本市场的建立成为可能。对统治者专横行为的束缚及成功地约束着不仅政府而且自愿性组织的客观规则的发展是这一整体进程的关键组成部分。经由其政府债务得以周转、成为正规资本市场的一部分，并透过正常的赋税来源获得资金支持的一种制度性程序的发展，也是这一整体进程的关键组成部分(Tracy, 1985; North和Weingast, 1989)。
荷兰，尤其是阿姆斯特丹，是这些多种多样的创新与制度被结合起来以创立使得交易及商业的增长成为可能的有效率现代市场的前身的地方。开放的移民政策吸引着商人。为长程贸易提供资金融通的有效率的方法被开发出来，而同时被发展起来的还有资本市场及降低了这种长程贸易的承保成本的金融商行的折现方法。同样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的还包括分散风险及将不确定性转化为精算的、可清楚确定的风险的技术的发展、可以降低信息成本的大规模市场的创立及可转让政府债务的发展(Barbour, 1949)。
五、稳定与变迁的形成对比的故事
这些稳定与变迁的形成对比的故事触及到解释人类经济状况的改变这一难题的核心。在前一种情况中(原始的交易形式)，参与者的最大化活动并没有引发可以修正制度框架以产生更高生产率的知识与技能的增加。在后一种情况中(近古欧洲的长程贸易)，演变是一个前后一致的经由可以提高生产率的组织及制度方面的变革得以实现的私人财富的增加所引发的递增性变迁的故事。
什么使得西欧的制度背景有别于其它例证？经济史学家的传统答案是迫使统治者寻求更多收入(经由与选民讨价还价)以维持生存的不断发展的军事技术所强化的分裂的欧洲各政治单位之间的竞争(North和Thomas, 1973; Jones, 1981; Rosenberg和Birdzell, 1986)。这当然是答案的一部分。近古欧洲为生存目的的政治竞争肯定要比世界其它地方的类似竞争更为激烈。然而，这只是部分答案。为什么在西欧内部也存在着形成对比的结果？为什么作为十六世纪欧洲强权的西班牙衰落了，而荷兰与英国却成功地发展起来？
为了开始获取一个答案(且其仅仅是一个开始)，我们需要更深入地研究这一困惑的两个关键(且相互关联)的部分。第一个是基本制度框架及因之而来的组织结构与制度变革之间的关系。第二个是经济变革的缘于一种制度框架的报酬递增特征的路径依赖性质。
在早先给出的制度性解释中，个人与组织所从事的经济活动的方向与形式反映的是由习俗、宗教戒律与正式规则(还有执行效果)构成的基本制度框架所提供的机会。无论我们所考察的是肃克中的贸易组织还是香槟集市中的组织，在每一种情形中贸易业者受到制度框架及经济理论中常见的传统约束的限制。
在每一种情形中，贸易业者会在知识及技能的获取方面进行投资以增加其财富。然而，在前一种情形中，由于有利可图的机会来自于相对于其他贸易业者而言的对情况的更好掌握及成为一个更为熟练的讨价还价者，改进的知识与技能意味着获取了关于机会的更好的信息及具备了相对于其他贸易业者而言更高的讨价还价技能。两种活动均未能引起基本制度框架的改变。另一方面，尽管中古时代欧洲集市上的一个商人肯定会经由获取这种信息与技能而获利，他也会经由设计可以与同行业的商人建立密切关系的方法、设立商事法庭、以收入回报诱导实权人物保护其商品免于土匪的侵扰、设计可以折现交易汇票的方法等等而获利。他在知识及技能方面的投资会渐进地、累积性地改变基本制度框架。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客观的交易使得对于缺乏有效强制力量的自愿性组织而言，契约的执行代价变得越来越高昂，制度演化不仅需要可以扩展贸易并使得交易更加富有效率的自愿性组织，也需要可以接管保护及财产所有权的执行的政府的发展。制度演化的另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涉及到约束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恣意妄为。
路径依赖不仅仅是昨天的制度框架提供了今天的组织与个体企业家(政治的或经济的)以机会集合的这样一种累积性的制度演进过程。制度方阵包括了一个相互依赖的制度网及因之而来的以巨大的报酬递增为特征的政治与经济组织。⑩ 换句话说，组织的存在归因于制度框架所提供的机会。网络外部性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初始设立成本(类似1787年美国宪法从零开始式的创立)、上文描述的学习效应、经由与其它组织签订契约而产生的合作效应以及基于现存制度的契约签订的普遍性的适应性预期。
由此而来，当经济确实演进的时候，关于那种演变进程的任何一个方面都没有保证经济增长。通常情况下的情形是这个样子的，即基本制度框架所提供的激励结构为因之而起的组织的演进创造了机会，不过组织发展的方向却并非是促进可以提高生产率的活动的展开。相反，经由建立垄断、限制进入与资本流动及确立重新分配收入而非增加收入的财产所有权的政治组织，私人的获利状况已经被增强了。
以荷兰及英国为一边与以西班牙为另一边的形成对比的历史，反映的是每一种情形中参与者不同的机会集合。为了感受路径依赖的这种无所不在的影响，让我们将关于西班牙与英国的历史解释，拓展至关于新世界的经济历史及格兰德河北部与南部地区的历史的鲜明对比。
就北美而言，那些英国殖民地形成于当议会与王室之间的斗争达到白热化的那个世纪。母国的宗教与政治多元化在殖民地中得到了极为相似的反映。本地政治控制及立法机构的增强这样一种方向的整体发展是清楚明确的。同样，殖民地开拓者结转了土地的自由与普遍的圈占保有权(付费一样简单的所有者权利)，并且在其它要素与产品市场中巩固了财产所有权。
1755-1763期间的法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战争是美国历史中为人所熟悉的极点事件。英国向殖民地臣民征收非常温和的赋税及约束西向移民的企图引起了一种激烈的反响，而经由一系列的步骤，在个人与组织的推动下，这种反响导致了美国独立战争、独立宣言、邦联条例、西北律令和美国宪法等，构成了一个尽管过程中充满着危险然而前后一致的演进模式的制度性表现的一个顺序系列。尽管美国独立战争创立了美国，战争后的历史只能说是一种从战争前继承而来并渐进地有所修正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约束的延续(Hughes, 1989)。
现在，让我们转向西班牙(及葡萄牙)在拉丁美洲的情形。就西班牙的印第安属地而言，征服正值卡斯提尔议会的影响日渐衰微及西班牙权力所在地卡斯提尔的君主统治正在西班牙及其属地稳固推行中央官僚控制之际。(11) 征服者在原有的农业社会中施行了单一的宗教与单一的官僚行政。官僚统治者不拘繁琐地详细规定了政治及经济政策的各个方面，源于代理问题的危机一再发生。组织与企业家(经济的与政治的)的财富最大化行为需要控制住官僚体系或对其具有影响力。尽管十九世纪的拉丁美洲独立战争最后变成一种本地殖民势力与帝国势力之间为控制官僚体系及因之而起的政策的争夺，不过这种斗争仍然充满着源于美国及法国革命的意识形态气息。独立虽然带来了受美国启示的宪法，但是结果却完全不同。与美国的相反，革命之后，拉丁美洲联邦方案及分权化的努力具有一项共同的特点，两者都没有成功。这种渐进的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回到集中官僚控制是十九世纪拉丁美洲的特征。(12)
尽管存在有共同意识形态的作用这种居中促成性的因素，英国与西班牙在新世界中确立的有差别的路径仍然未能趋于一致。在前一种情形中，一个制度框架已经逐渐形成以允许对于维护政治稳定及获取现代技术的潜在经济收益是必不可少的复杂的客观的交易。在后一种情形中，各种各样的“私人”关系仍然是大部分政治与经济交易的关键。它们是一种仍然处在演变中的制度框架的产物。这种仍然处于演化中的制度框架已经在拉丁美洲产生了不规则的经济增长，不过既没有带来政治或经济稳定，也没有实现现代技术的潜力。
上述比较性的概述可能引发了更多的问题，而非阐明了制度及其在经济表现中所起到的作用。在何种条件下，一种路径会像现代时期西班牙的复兴那样被逆转？关于非正式约束的什么样的特质赋予了其对经济的长期特征的如此深刻的影响？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联？一个经济如何才能够发展出可以让个体约束自己的行为，从而使得政治与司法体系成为供第三方执行的更有效力量的非正式约束？很明显，为了获取完整的答案，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不过，现代制度研究提供了关于经济表现与经济变革的激动人心的新的洞察力的希望。
李志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商学院。
注释：
①在很久以前写就的一篇文章中(North, 1955)，我指出很多地方性经济是从最初作为出口经济演进而来的，并且围绕着出口部门发展起来。这可以类比并对照于源于德国历史学派的历史的旧的阶段理论。依据这种阶段理论，演化总是从本地自给自足到劳动分工与专业化的逐步发展。这里所描述的正是这种早期的进化模式，尽管其可能并没有刻画出实际发生的特定演变。
②若想了解关于探讨部落社会中贸易的人类学文献的一个极为优异的总论，读者可参阅Colson(1974)。
③十一世纪地中海周边的犹太商人经由他们之间一种密切的社群关系而“解决了”代理问题。这种关系降低了信息成本，并且使得他们能够以一种团体的方式采取行动以排斥并报复那些违背了其商业准则的代理人。参阅Greif(1989)。
④Curtin(1984)的《世界历史中的跨文化贸易》总结了这一领域的大量文献，不过缺乏关于对于这种贸易的结构是至关重要的机制的分析与考证。《剑桥经济史(第三卷)》(1966)拥有关于这种贸易的组织的更多有用的详尽描述。
⑤North和Weingast(1989)提供了逐渐引向1688光荣革命的英国17世纪的政治制度及其对英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影响的一个历史与分析。
⑥参阅North(1981)，特别是第13章，和Chandler(1977)。Stiglitz(1989)的论文“市场，市场失灵与发展”详细探讨了一些理论方面的议题。
⑦美国经济中交易部门(经过市场的交易成本的比例从而是可以度量的)在1870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而在1970年则占45％(Wallis和North, 1986)。
⑧关于肃克的研究文献蔚为大观。专注于摩洛哥塞夫戎这个地方的肃克的一个缜密的分析(我所依靠的)包含于Geertz, Geertz和Rosen(1979)。
⑨若想了解关于欧洲贸易演化的一个更为详细的描述与分析，读者可参阅Tracy(即将出版)，特别是第2卷。若想了解关于这种贸易的兴起的一个方面的博弈理论分析，读者可参阅Milgrom, North和Weingast(1990)。
⑩路径依赖这一概念是由Arthur(1988，1989)和David(1985)为考察技术进步的路径而发展的。我相信这一概念在帮助我们理解制度变革方面具有同等解释能力。在所有两种情形中报酬递增是路径依赖的关键，不过就制度变革而言由于政治组织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这一过程更为复杂。
(11)North和Thomas(1973)概述了西班牙随后的兴衰史。
(12)若想了解关于拉丁美洲经验的一个总论，读者可参阅Veliz(1980)或Glade(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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