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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关键词：工业化 沃尔瑟姆制 企业家精神 美国体系
作者简介：付成双，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天津300071
英国是世界工业化的源头，其他国家的工业化或多或少都受到了英国的影响。而美国的工业化在模仿英国方面可以说是最为成功的。著名科技史专家内森·罗森堡指出：“当19世纪美国开始工业化的时候，它是踏上了一条大不列颠早已指明的道路。”①从技术的引进到纺织工业的兴起，它似乎就是英国工业化的翻版。正因为如此，相比于探讨英国工业化起源的高涨热情，学者们对于美国工业化起源问题的研究并不热心。②人们习惯于接受东部农业的衰退和商业的萧条导致工业化的说法。沃尔特·利希特在其填补了19世纪美国工业发展空白的著作中仍然坚持上述观点：“说来奇怪，上述两个部门的相对停滞导致了另一个行业即工业的显著发展。”③
对美国工业化的起源进行探讨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其一，英国的工业技术为什么能够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而在其他许多国家却发育不良？与它南面的邻居相比，“北美作为西欧新兴资本主义在海外的新试验场和新边疆，跳跃式地越过历史阶梯，成为新的工业中心；拉丁美洲则作为西欧落伍的商业资本主义的海外遗产，仍然保持边缘地位，向世界市场供应初级产品”。④因此，探讨这个问题，不仅可以总结以美国为首的这类白人殖民地成功走向现代化的经验，还可为拉美和其他仍然在现代化道路上苦苦探索的国家提供相应的参照。其二，美国工业化果真起源于东部农业萧条和商业的衰退，还是另有原因？本文在借鉴原工业化理论的基础上，尝试对上述问题做出解答，以就教于方家。
一、殖民地时期的积累：工业化的准备
习惯上，学术界一般把1790年作为美国工业化开始的年份。在这一年的1月，织工塞缪尔·斯莱特(Samuel Slater)突破英国的移民限制，到达普罗维登斯，并在布朗家族的支持下，建立起北美历史上第一家阿克莱特式水力纺纱厂。以斯莱特棉纺纱厂的建立为标志，不仅英国的纺织技术迅速在美国传播开来，而且在棉纺织工业的带动下，其他行业也纷纷转向工业生产，从而引起整个北美经济的巨大变革。然而，北美不是凭空踏上工业化道路的。以新英格兰为代表的东北部之所以能够迅速实现向工业化的转变，而自然条件相对较好的南部诸州以及西印度群岛却在工业化的道路上踯躅不前，其实其分化的种子早在殖民地时期就已经播下了。
首先，北美在殖民地时期不仅缔造了一种外向型经济，并从对外贸易中积累了巨额的财富，形成了一个繁荣富裕的社会，为后来的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和经济基础。
北美13个殖民地的先驱们很快克服了初期不切实际的幻想，根据当地自然条件发展起了以自然资源的开发为特色的多种经济活动。南部基于当地肥沃的土地资源优势，利用黑人奴隶的劳动，依靠烟草、靛青、稻米等少数几种大宗出口作物的商业性生产发展起了奴隶制种植园经济。这种以对黑人奴隶的残酷压迫为代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多种致命的缺陷，如缺乏创新动机，基础设施投入较少。但这种产业却也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1668-1732年，英国北美殖民地五大出口产品是：烟草，76.6万英镑；面包与面粉，41万英镑；稻米，31.2万英镑；鱼类，15.4万英镑；靛青，11.3万英镑。其中南部三大产品占出口总值的68％。⑤种植园经济成就了南方的富庶，1700年马里兰潮汐带6个县的人均资产是205英镑，6个南方殖民地人均拥有资产54.7英镑；到1774年，6个南部殖民地每个资产拥有者的平均资产达到395英镑⑥。而以新英格兰为代表的北部其他殖民地除了发展农牧业外，还利用本地区良好的港湾、丰富的森林、毛皮和渔业资源，因地制宜地发展起了毛皮贸易、木材贸易、渔业、造船和航运等适合本地特点的经济形式，从而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成功之路。“北方殖民地，特别是新英格兰，就没有达到重商主义者的规划要求，除了毛皮和桅杆之外，这些地方生产的产品不合英格兰的需要，而他们又要从母国进口大多数所需制成品，但是为了支付这些产品，他们不得不从其他殖民地或欧洲进行贸易，这样就与英国商船进行竞争。事实上，新英格兰一开始就是英国殖民系统中的一个特立独行的殖民地，它是一个企业中心，其成长和繁荣依靠于不断突破帝国经济法规的约束。”⑦新英格兰商人的足迹几乎遍布全世界，他们既把北美所生产的产品运往欧洲，从欧洲运回本地所需要的欧洲制造产品，也参与了贩运奴隶的三角贸易和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除了受《航海条例》保护的正常贸易外，新英格兰商人还积极开展被英国所禁止的走私贸易。“到18世纪50年代，北方殖民地中很难找到一位与走私没有牵连的商人”。⑧据估计，在1700年这一年，波士顿可能有1/3的贸易，特别是同西印度群岛的贸易是违反某项法律的。⑨航运业是当时北美非常重要的部门，有人甚至认为它是“美国资本积聚的主要来源”⑩。
其次，殖民地时期发展起来的各种各样的制造业为后来向工业化的过渡准备了条件。第一，造船业成为殖民地的招牌产业。早在1624年，荷兰人就在纽约曼哈顿岛建成了第一艘船。英国的《航海条例》规定，只有英国及其殖民地的船只才有资格从事英国及其殖民地之间的贸易，从而促进了本国及殖民地造船工业的发展。根据谢菲尔德的记述：在1769这一年，殖民地共下水了274艘具有中桅帆、适于航海的单桅和多桅帆船。其中以马萨诸塞最多，有40艘中桅帆船、97艘单桅和多桅帆船。(11)据统计，1763-1775年，北美13个殖民地每年造船业的价值为30万英镑，其中以每年大约有价值14万英镑的船只出口。到美国革命前夕，大约有1/3飘扬着英国国旗的船只是在北美制造的。(12)
第二，造船业的进步还推动了捕鱼业和鱼产品加工业的繁荣。最初吸引欧洲人来到北美东海岸的就是这里丰富的鳕鱼资源，鱼被制成干鱼或咸鱼，除了供应本地市场外，销往欧洲和加勒比地区。马萨诸塞鳕鱼罐头的产量从1716年的12万昆特尔(Quital，大约相当于100磅)增长到1765-1775年的35万昆特尔。1765-1775年，马萨诸塞每年从事鳕鱼捕捞的渔船数目平均为665艘；捕捞量达25630吨；从事捕捞的海上作业人员有4405人；每年输往欧洲的鱼为178800昆特尔，输往西印度群岛172500昆特尔。(13)除了近海捕捞外，捕鲸业和鲸油提炼也是当时很重要的行业。鲸油是19世纪中期以前最主要的照明燃料和润滑油脂，鲸蜡用来制造蜡烛，鲸骨是制造工具和装饰品的材料。北美13个殖民地的捕鲸业在1715-1730年间的年增长率为12％；1730-1748年为6％；1748-1772年是4％。仅仅在马萨诸塞的南塔基特港(Nantucket)，鱼油的产量就从1715年的600桶(barrel)发展到1772-1775年的3万桶。从事捕鲸的船只最多时达到150艘。(14)
第三，殖民地的冶铁业也非常繁荣。早在1640年代初，小约翰·温思罗普就在马萨诸塞的林恩(Lynn)建立第一家冶铁厂，每周生产生铁8吨。此后，冶铁业受到马萨诸塞、康涅狄格、马里兰等多个殖民地的支持，逐渐发展起来。1723年，殖民地向英国出口了15吨铣铁(pig iron)，此后对英国的出口不断增长，到1770年增加到4233吨。据统计，这一年殖民地总共出口了13307900磅铣铁和7822800磅铁条(bar iron)。(15)1775年，殖民地的冶铁产量占当年世界总产量的1/7。(16)
此外，殖民地供应本地市场的加工工业也非常重要。比如在1774年的费城，工匠就占了全市应纳税人口的一半，其中包括713个制衣匠，532个建筑师和家具制造匠，361个交通工具制作者，246个食品制作者，103个金属匠。(17)根据考克斯(Tench Coxe)1790年所发表的《美国概览》(A View of the U. S.)，在宾夕法尼亚的兰卡斯特县(Lancaster)，在1786年的700个家庭里，其中居然有234家从事某种制造业，它们包括：14家制帽工，36家鞋匠，4家制革匠，17家马鞍匠，25家裁缝，25家棉、毛、麻纺织匠，3家织袜工，25家黑白铁匠，6家造车匠，11家铜匠，6家钟表匠，6家制烟工，4家染坊，7家制枪匠，5家搓绳工，4家罐头工等。(18)
从原则上讲，英国重商主义政策是为了反对殖民地发展同母国进行竞争的行业，但“只要殖民地商人不把欧洲产的商品带入英国殖民地，只要殖民地商人不从英国殖民地出口任何被列举的商品，那么，在西半球的任何地方进行贸易的殖民地商人就不违反《航海条例》”。(19)在英国也经常可以听到反对殖民地发展制造业的声音。例如18世纪初英国查塔姆爵士高喊：“如果美洲决定制造一只马靴或一个钉子，我将发动英国的全部力量来反对它。”(20)可是，“在大部分殖民时期，英王以赞许的目光关注着北美殖民者制造生铁的努力，因为在英国炼铁用的木炭资源已经不足，生铁变得很贵”。(21)虽然“重商主义的各种条例可能妨碍某些商品如谷物等的出口，也可能限制殖民地的工业制造，但总的来说，殖民地是繁荣兴旺的，当然，限制是讨厌的，但在多数情况下根本就不照它办事”。(22)
殖民地时期手工制造业的发展对于后来工业化的铺垫作用是不可抹杀的。工业化初期的许多产业，譬如林恩的制鞋业，就是在殖民地时期已有基础上持续发展、完成技术更新而实现机械化的，更何况殖民地时期所培养的许多工匠后来都成为了技术革新的先行者。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殖民地时期最为强大的两大制造业——造船和冶铁都没有成为后来工业化的领头羊，这也正是工业化发展道路的复杂性和曲折性的一个鲜明例证。
总之，通过殖民地时期的积累，北美殖民地已初步形成了一种具有地区多样性的外向型经济。它不仅在发展道路上同西印度群岛和拉美分道扬镳，而且各个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异也初步形成，一个繁荣、富裕、开放和多样的社会经济已经在这里牢固地奠基。“到独立战争前，北部殖民地发展的意义不在于其所取得的增长数量，而是其经济所形成的特征。”1700年，北美13州殖民地人口27.5万，到独立前又增加了225万。根据艾丽丝·汉森·琼斯(Alice Hanson Jones)的估计，革命前美国自由人人均财富74英镑(Sterling)，相当于1978年的3800美元。(23)尤其是北部这个“有着强烈的企业家决策精神的地区的发展，造就了多样化的、较少依赖出口单一大宗产品的经济的演变所必需的基本条件”(24)。
二、条条大路通向工业化
同英国一样，美国工业化的突破也发生在棉纺织领域。棉纺织工业的发展引发了工厂制度的革命，美国不仅率先在棉纺织业中建立了现代意义的工厂制生产模式——沃尔瑟姆制，而且还最早从法律上确立了股份公司的法人地位。沃尔瑟姆制“这种先进的体制不是首创于技术先进的欧洲，而是在经济与技术方面都较为落后的美国出现，是发人深思的”。(25)
塞缪尔·斯莱特由于“成功地将阿克莱特棉纺织技术应用于美国，从而使得他成为这一技术的首要传播者”。(26)在这以前，美国的一些商人都曾经尝试过英国的方式，如约翰·尼科尔森家族和卡伯特家族，但都没有取得成功。到1790年，英国有240万枚纱锭，而美国只有2000枚。(27)当时美国工业发展所面临的主要局限是：缺少经验，缺乏有技术的经理、技工和机械师，新机器匮缺，效率低。(28)
其实，斯莱特式的纺纱厂并没有实现生产和技术上的突破，仍然采取合伙公司的形式，实行家庭雇佣制，大量使用童工且成本也比英国高。“在1790年后的25年内，美国的棉布业是一个勉强得以维持的生产部门”。(29)从1790年到1804年，只有4家棉纺纱厂建成；到1808年，总共也只有17家。虽然在1807年美国实行禁运后，由于预计到市场需求的增大，又有27家纺纱厂在两年内建成。但直到1810年，纺纱厂所生产的棉布仍然没有占领美国的棉布市场。这一年，纺纱厂用手工织成的80.1万码布匹仅占当年家庭手工生产的1490万码布的5％。(30)但是，斯莱特式纺纱厂的建立标志着美国工业发展的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普罗维登斯也因此成为美国纺织业的摇篮。
如果说斯莱特式纺纱厂还是美国人在笨手笨脚地模仿英国的生产经验的话，那么，1814年洛厄尔纺纱厂的建立则标志着美国人从模仿中走向了创新。洛厄尔的故事同样广为人知，他原是从事航运业的波士顿商人，利用到英国养病的时间到曼彻斯特去“极其仔细地观察着工厂的结构和操作过程，然后隐蔽在旅馆房间里绘制工厂和机器的样图，并把图样偷运出境”。(31)洛厄尔回到美国后，创建了波士顿制造公司(Boston Manufacturing Company)。该公司在马萨诸塞的沃尔瑟姆建立了纺织厂，这是世界上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工厂，它成功地把几个生产流程集中到一个工厂内，利用机器完成。“从全世界的角度来看，沃尔瑟姆工厂最了不起的一点并非在于它1814年确实开了工，而在于它那道理极其简单明了的改革——仅仅把原有的工序加以组合”(32)。J. O.罗伯逊把洛厄尔工厂称为“美国对工业化的第一个重大贡献(英国企业家到19世纪晚期才开始使用这种办法)。这家工厂本身就是一台复杂的机器，要求把能源、资本、众多人力和许多复杂的机械有机结合成一个配套齐全的工艺流程以利于大批量生产”。(33)
具体来说，沃尔瑟姆制度同以前的生产存在着如下区别：(1)在此以前，纺纱和织布是两个分离的环节，斯莱特纺纱厂里的棉纱要靠手工织成棉布，而沃尔瑟姆工厂则首次使用机器将纺、织、染等生产程序集于一体。“当生产过程需要专门的知识和技术能力时，企业家便有可能将生产的各个不同环节集中在一个屋檐下来进行，于是便创造了工厂”(34)。为了修理机器，洛厄尔的纺织厂又建立了机器工厂，实现了在厂内对机器的设计、制造和维修，从而迈出了机械化工厂制生产的第一步。(2)沃尔瑟姆工厂所使用的工人不再是英国流行而后被斯莱特所引用的那种依靠附近农村的童工进行兼职的家庭雇佣制，而是从新英格兰各地招募来的全职女工。工厂除了为单身雇工提供宿舍外，还提供家庭住房和其他服务。工人们按照严格的时间进行作息，每月固定发放工资。(3)洛厄尔的工厂依靠梅里马克河的水流作为动力，转动纺织机器。为了能够提供足够大的动力，波士顿制造公司不仅买下了当地运河公司的产权，还修建了大坝。当地逐渐发展成为美国的“第一个规划的工业城市”——洛厄尔。(35)(4)与以前合伙制的特权公司不同，沃尔瑟姆工厂是第一家有限责任制的法人公司(corporate)。洛厄尔的工厂实行股份集资，委托沃德公司代理销售，并支付其1％的佣金。沃尔瑟姆制度标志着从手工工场到现代工厂制度的转变。所以，有人认为：“英国奠定了工业结构的基础，即所谓的生产的工厂制，而美国则砌完了形成圆拱门的最后一块石头。”(36)
美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对于其他工业带来了积极的示范和推动效应。1830年第一家采用沃尔瑟姆制的毛纺织工厂开工。不仅如此，“从织布厂和纺织机械厂走出来的那些人为美国的工业革命提供了大部分的工具和机械。因为这些厂子和商店不仅直接催生了机械工具和蒸汽工业，还有一大批金属制造工业。19世纪早期，纺织机械工业在塑造美国金属加工技术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至为关键的”(37)。纺织机械制造是内战前美国最重要的机械制造工业。另外，纺织工业的发展还增加了对能源和动力的需求。虽然纺织工业不是最早使用蒸汽机的部门，但随着纺织工业的发展，水力驱动的局限越来越大。1828年，斯莱特在普罗维登斯建立了第一家以蒸汽为动力的纺织工厂。随后，蒸汽动力逐渐在各纺织厂推广开来。
然而，棉纺织业虽然是美国工业化中率先采用机器和实行工厂制生产的先锋行业，它也仅仅是走向机械化的一条道路而已。美国在向工业化转换的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其转换方式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多样性伴随着工业化的整个过程”(38)。道格拉斯·诺思指出：“美国制造业发展的关键影响不是一两项战略性产业，而是有利于制造业发展的要素禀赋的广泛改进。其最惊人的事实莫过于在各个领域成长起来的多样化的工业活动。”(39)棉纺织以外的其他诸多行业虽然没有前者那么气势蓬勃，但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先后实现了从传统手工作坊到机械化生产的转变，并对美国的工业革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第一，斯普林菲尔德兵工厂在推动美国工业化进步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果说以洛厄尔为代表的这种纺织联合工厂，是将几种生产过程加以内部化的结果。那么，斯普林菲尔德兵工厂就是当时对工业企业内劳动实行专业化和进一步分工而实行标准化可互换部件生产的典型。利用可互换部件进行标准化生产的思想被称为制造业中的美国体系，伊莱·惠特尼阴差阳错地成了美国的“标准化之父”。标准化思想同样来源于欧洲，甚至当时的农具制造商西蒙·诺斯的贡献也比惠特尼大得多，不过真正大规模利用标准化进行生产的却是斯普林菲尔德兵工厂。“从1830年到内战前，斯普林菲尔德兵工厂不仅在发展实用的、机械化的、统一规格的武器制造程序方面，而且在传播这种程序方面都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40)除了生产标准化外，斯普林菲尔德兵工厂还是现代管理制度的源泉。美国著名的企业管理史研究专家小阿尔弗雷德·钱德勒认为：“现代的工厂管理起源于美国斯普林菲尔德兵工厂。”(41)他甚至还进一步指出：“兵工厂乃成为比纺织联合工厂更为重要的现代工厂的原型。”(42)
第二，林恩的制鞋业所经历的是另一条演化道路。著名的制鞋业中心林恩在18世纪后期就已经非常著名，但采用的一直是传统的家庭外包制生产方式。随着市场需求量的增加，制鞋从业余活动变成专业化生产，并且出现了小型工场。19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需求的进一步增加，生产也随之进一步集中，从中心商店演化为工厂制，并逐渐采用机械化生产。19世纪70年代，林恩的制鞋业完成了从分散生产到机械化工厂制生产的转变。与洛厄尔从一开始就是集中的机械化生产不同，林恩及其代表的制鞋业所经历的是从自足生产、家庭外包制、集中和分工，到最终的机械化工厂制这样一条循序渐进的路子。(43)如果原工业化的理论可以引用到美国的话，林恩的历程实际上就是从原工业化走向工业化的一个成功的例证，因而有人认为林恩是美国近代工业演化的典型。(44)
第三，美国冶铁行业的发展道路也颇具典型意义。在殖民地时期就一直非常发达的冶铁行业，在工业化的初期不仅没有成为向大规模机械化转化的先锋，相反却一直沿用传统技术进行生产，远远落在了英国后面。早在1709年，英国的亚伯拉罕·达比(Abraham Darby)就试图用焦炭代替木炭炼铁。到1806年，英国173家冶铁厂中只有11家仍然使用木炭炼铁。而美国则继续沿用旧技术，到1847年，宾夕法尼亚州3/4的铣铁仍然是采用传统方法生产的，(45)扩大规模，却未带来技术的更新。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美国森林资源丰富，利用木炭冶铁具有价格优势。这也是丰富的资源禀赋要素反而阻挠技术进步的一个典型。只是到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贝西默转炉炼钢法以及马丁平炉炼钢法的发明、应用及不断的技术改进，美国的钢铁工业才快速崛起。
总之，以棉纺织业的发展为契机，美国的工业化在19世纪上半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到1859年，美国共有大小制造业企业140433家，全国制造业的总增加值达到8.54亿美元，(46)10个最大的制造业部门按照产值依次是棉纺织、木材加工、鞋类、冶铁、制衣、面粉加工、机器制造、皮革、毛织品和马车制造。虽然农业仍然占国民经济产值的半数以上，但工业已经占到了1/3，美国工业已经渡过了脆弱的襁褓阶段，大踏步地朝着工业强国的方向前进。
三、美国为什么会成功
工业化起源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长期以来存在着供应说和需求说的激烈争论。霍布斯鲍姆在批判了所谓气候、地理、生物等外部因素，如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等历史事件促成了工业化起源的传统解释后，指出了国内外市场的需求和政府的推动在工业化起源中的作用。根据他的说法：“由政府作为后台的对外贸易提供了动力。对外贸易还推动了海外交通方面的主要进步。国内市场为普及工业经济准备了广泛的基础，并通过城市化为内地交通的改善提供推动力，后者又是煤炭工业和一些重要科技创新的强大基础。而政府又为商人和制造业者提供了系统的支持、技术创新和机器生产工业所必不可少的激励因素。”(47)但霍氏也不能确定英国为什么能够在18世纪60年代而不是其他时期才实现工业化的突破。
传统上，学者们强调工业革命是随着蒸汽机的发明和工厂制生产的出现而引起生产和社会结构所出现的急剧的革命性变化。近些年来，随着原工业化理论的引入，人们在探讨欧洲工业化起源问题时，摒弃了工业化是对前工业社会的突破和断裂的所谓“革命”的观点。用约翰·沃尔顿(John Walton)的话说，“工业化是一个由智慧和矛盾所驱使而不断出现新的组织形式的连续化过程，而不是在各个独立的社会中随着时间的变迁，积聚必要的先决条件而不断重复先行者的各个发展阶段的革命性事件”(48)。原工业化被认为是“工业化以前的工业化”。这样，工业化的起源问题就变成了从原工业化向工业化过渡的问题。有的学者从原工业化内部固有的矛盾的角度分析向工业化过渡的必然性。这类说法虽然有一定道理，但经不起仔细的推敲，与历史事实不符，也不能解释“非工业化”问题。王加丰和张卫良在总结上述说法的基础上，指出了市场扩大在向工业化转变中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由于市场的扩大和需求的增加，原工业化的生产体制已无法满足世界市场的需求，只有发明机器加快生产速度才能解决问题，而使用机器又必然需要生产体制的创新，这是一个用相对丰富的资源如资本、蒸汽、煤，取代已相对稀缺的资源如劳动力、水力、木材的过程。”(49)另外，著名学者道格拉斯·诺思也十分重视工业化起源过程中市场的作用，认为：“产业革命始于市场规模的扩大。”(50)由此可见，无论是从工业革命的角度，还是从工业化的角度去理解，市场需求的扩大都是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得以诞生的关键因素。
对美国来说，殖民地时期的制造业或多或少地扮演了原工业化的角色，林恩的制鞋业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种原工业化的生产形态。但是，由于英国工业化的原发性，美国的问题就由欧洲的原工业化向工业化的过渡，变成了新的生产技术如何在这片土地上播种和成长的问题了。
关于美国工业化的起源问题，除了前面引用的由于向西部的拓殖带来东北部农业和商业的萧条导致制造业的兴起这一传统说法外，流行的解释还有如下几种。第一，南部棉花的扩张在拉动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同时，刺激了北部制造业的发展。著名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思是这种思想的代表。他虽然看到了市场扩大对于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重要作用，却错误地把北部的工业化归结为南部棉花这样一种地区外的力量。他认为：“是棉花及时启动了国内市场规模的扩张，并创造了东北地区的社会一般性投资，从而便利了随后的制造业的快速增长。棉花还加速了向西部移民的步伐，并推动了人们走出自给自足转向市场经济”(51)。第二，将工业化的发生归结为19世纪初期欧洲拿破仑战争所引起的经济危机。小基斯·L.布赖恩特和亨利·C.戴斯洛夫所编的《美国商业史》即持这一观点，认为：“美国制造业的崛起可以部分地归因为美国独立战争和拿破仑战争而导致的英国和欧洲传统供应线路的紧缩。”(52)第三，将工业化的原因归结为资源禀赋丰富与劳动力缺乏之间的矛盾。“只要有可能，美国公司就千方百计试图用机器设备代替劳动力”(53)。罗森伯格指出：“美国科技创新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被指引着尽可能地以相对较少的劳动力去开发大量的资源，或者是它以丰富的要素投入——自然资源来代替稀缺的要素投入，即劳力(还有就是资本)”。(54)此外的原因还有政府的政策扶持、科技创新、铁路的拉动作用、传统因素等。
上述几种解释中，西部拓殖和南部棉花经济拉动工业化的说法，虽然看到了市场扩大对于制造业发展的关键作用，但找错了对象。因为在工业化起源的关键时期，西部和南部对东北部市场的贡献非常有限。“即便1839年，北部只有不到1/6的产品运到了南部”，“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西部既不是东北部食物的主要供应者，也不是东北部制造产品的主要消费者”(55)。而海外市场对东北部制造产品的需求又没有实质性增加，美国出口的大项依然是粮食、棉花、木制品等初级产品。因此，导致东北部工业化的市场压力只能是来自本地区以内了，“地区内部，而不是地区间的贸易才是国内经济更大的专业化的最初动力”(56)。
东北部繁荣的农业带来的旺盛的市场需求是当地转向工业化的基础。“持续的生存农业同工业化通常是相互排斥的……具有高效率农业的社会中，可以看到特别有力的工业化过程”。(57)在东部工业化的过程中，“东部农业不仅没有衰落，还在殖民地时期成功发展的基础上，在1790年到1860年间依然保持着繁荣”(58)。繁荣的农业为工业发展提供了两方面的便利：一是农产品加工工业的发展。殖民地时期由于交通不便，运费高昂，离市场略远一点儿的农村就把农产品就地深加工以后再运往市场。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交通的初级状态对于小规模的制造业来说是一个刺激，而不是制约，它就如同高关税对进口物品的作用一样”(59)。农民们把小麦磨成面粉，谷物变成威士忌，苹果变成果酒，牛和猪变成腌肉，奶变成奶油和奶酪，然后再销往市场。二是农业为工业品的销售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富裕的农村经济为工业品的交换提供了一个巨大的需求市场。从1793年到1807年，英国30％的纺织品输往北美，价值增长了6倍，平均每年增长14％。“从1820年到1860年，对制造品的主要需求市场仍然是乡村市场”(60)。诺思认为：“美国东北部工业发展的成功取决于许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国内市场的扩大。”(61)只是他错误地将这个市场扩大的原动力归结为南部的棉花种植园。
市场需求仅仅为美国东北部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机会。同样，拿破仑战争所导致的经济危机的影响、资源丰富与劳动力昂贵之间的矛盾、政府的鼓励、英国率先推行工业化的示范效应等因素，也只是为美国走向工业化提供了一种可能。在英国的示范效应下，美国既有可供借鉴的后发优势，也有后发劣势。因此，除了这些有利的因素外，还存在着一种把上述可能性变成必然性的无形力量，那就是美国东北部自殖民地时期就已经萌芽的企业家精神。诺思指出：“如果说是市场规模的扩大为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能的话，那么企业家精神和劳工素质则有效地利用了这些优势……虽然英国和德国的移民是一个重要的补充，但上述企业家精神和劳工素质的主要来源还是东北部广泛流行的自由教育制度。”(62)
根据熊彼特的理论，企业家是具有超常创造力的人，他们结合现有资源，创造新的方法，以提高生产效率或制造新产品。那么，企业家精神就是有利于企业家创业和发展的一种社会氛围和文化观念。美国人的这种企业家精神首先是对欧洲尤其是对英国优秀商业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不同于处在封建社会的伊比利亚半岛和法兰西，英格兰是当时西欧思想和政策最为开放的国家，它自身蕴涵了后来的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许多优秀的传统和理念。虽然北美殖民地中的一些移民是为了追求思想和信仰自由，或者是为了寻求比较理想的生活，但是，“就其主要方面来说，英国的殖民地是商业性的冒险事业”。(63)这些移民们“首先是英国人，他们带来了在17世纪就已经根深蒂固的英格兰民族意识，向新大陆注入了一个卓有成效的理念，即经济发展，人人有责”(64)。其次，美国人的这种企业家精神还表现为积极的谋利。虽然清教徒们在普利茅斯殖民地的初衷是建立上帝的“山巅之城”，不过，人们很快就积极投身于同世界贸易紧密相连的各种经济活动。到富兰克林撰写《给一个年轻商人的忠告》的时候，“赚钱的热情已经从孕育了新英格兰精神的道德理想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了，并且在无视这些理想的情况下，得到了极大的回报”。(65)据估计，到18世纪70年代，费城商人仅仅从海运中就积累了50万英镑的财富，(66)出现了像纽约的库伯(Revere Cooper)、波士顿的汉考克这样一批富商巨贾。再次，美国人的企业家精神还表现为开拓创新的冒险精神，新英格兰逐渐成为美国企业家精神的摇篮。欧洲人向北美的殖民本身就是一项海外冒险事业，愿意向海外移居的人们大多有着某种程度的冒险精神。北美的实际情形与殖民者初期设想的巨大差异使得其中许多人迅速适应形势，并根据情况做出调整和创新，如契约劳工制、《五月花号公约》中所体现出来的自治民主的精神等。北美人的这种企业家精神还表现为对未知领域的探索精神。纽约、费城、波士顿的商人积极卷入世界经济的各项活动之中，开拓经济发展的新领域，“这些新英格兰人的足迹遍及世界的每个角落”。(67)例如，新英格兰商人所开创的与西印度群岛之间的小三角贸易，不仅把没有人愿意要的糖浆变成了获利丰厚的商品，甚至还创造性地把北美的冰作为谋利的商品运到了西印度群岛。新英格兰人的这种冒险精神还表现为对科技的积极创新和探索精神，如渔业中新的飞剪船的发明和使用，生产中可互换标准件的应用和推广等。“很明显，不断更新设备，不断创新技术，已成为美国企业家精神的重要表征”(68)。最后，北美人的企业家精神还表现为实用主义的参与精神。殖民地时代新英格兰的商人是这种企业家精神的化身。他们与西印度群岛的商人不同，那里是外向型岛屿经济，“种植者可以以一种高度独立的方式经营，依靠长途贸易，而不是地方市场和资金投入，从而导致殖民地的城镇和商人只在当地处于边缘化位置的这种状况”(69)。而北美殖民地的商人则积极投身到北美社会发展的各项事业之中，不仅从事贸易，而且许多商人还投资制造业。例如，马里兰的威迪克制铁公司可以从巴尔的摩港经营铁制品的商人那里得到贷款；马萨诸塞的芒特霍普冶铁公司也从波士顿的商人那里得到资助；罗得岛的布朗家族不仅为斯莱特的纺织厂投资1万美元，还建立了一个蜡烛工厂；而洛厄尔及其波士顿集团则更直接地进入纺织业的生产之中，开创了美国制造业生产中的沃尔瑟姆制度。
正是在这种企业家精神的指导下，美国人巧妙地抓住了工业发展的各种有利时机，在美国东北部富裕的农业所提供的旺盛的市场需求的基础上，率先开始了向工业化的转变。
通过对美国工业化起源问题的研究，我们可以简单地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第一，美国工业化虽然是受到英国的影响而发生的继发性工业化，但是，它与19世纪中期以后的东欧工业化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亚非拉的工业化有着明显的差别。东欧和亚非拉国家是后发现代化的典型，美国并不属于这一类型。北美殖民地从一开始就与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英国站在了同一个起跑线上，移植和培养了欧洲文化中较为先进的元素，并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摒弃其不利于发展的消极成分，不仅建立起了一种外向性、多样化的经济发展模式，还不断突破英国重商主义的束缚，发展出较为发达的手工制造业，培育了一个繁荣、富裕的“新英格兰”，从而奠定了后来工业化的经济基础。因此，关于重商主义窒息北美经济发展的传统观点需要重新界定。
与英国的北美殖民地不同，西班牙的拉美殖民地则不仅移植了欧洲文化中封建色彩浓厚的部分，并放大了其中的消极因素。拉美殖民地也建立起了单纯依靠少数几种经济作物加工和出口为基础的种植园经济，虽然这种经济并不缺乏牟利的动机，也不缺乏效率和繁荣，却是一种惰性极强的维持性生产，既不利于本地市场的扩大，也缺乏创新的动力，逐渐成为工业化中心的附属。美国南部诸州从经济上也基本可以归为拉美一类。
第二，在工业化的起步阶段，一个不断扩大的繁荣的农业市场和有利于企业家精神的培育与成长的社会环境同样重要。东北部繁荣的农业为美国的工业化提供了最初的市场，而殖民地时期逐渐培育起来的以开放的心态、创新、讲求实用为特色的企业家精神则有效整合了美国社会中一切有利于工业发展的积极因素，使得这种可能变成了必然。只是到了19世纪40年代以后，随着交通运输设施的改善和西部的开发，西部市场才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且随着开发西部边疆的推进，五大湖区也追随东北部的模式，在繁荣的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向着工业化转变。
第三，通向工业化的道路是复杂的，也是多样的，不存在一条适合所有国家的康庄大道。英国工业化的道路只适用于英国当时的情形，而且存在着极大的偶然性。同样，美国工业化的道路也只适合于那个时代的美国，而且也仅仅是当时诸多可能性中的一种，棉纺织行业以外的其他诸行业通往现代化大生产的发展道路就是一个明证。因此，现代化论者所谓的所有国家都要按照美国的模式走向现代化的线性思维方式是根本错误的。
第四，美国移植英国工业技术、在本国成功发展工业化的一个重要成功经验就是在移植的基础上不断创新。“起初作为模仿者，而且建立在英国进步的基础之上，美国人迅速地转变成了创新者。”(70)从组织形式上的工厂制、法人公司制，到标准化部件生产，再到1851年水晶宫博览会上英国人对“美国体系”的叹服，这一切都表明美国的工业化在借鉴英国技术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不断进行着创新和变革，走上了一条与英国不同的道路。1899年，一位美国的工程师说：“在美国，趋势是把所有的生产都留给机器去做，而在欧洲，其趋势是引入机器作为生产的补充。结果是：我们在美国发现最有技巧和天赋的人们投身到用于生产的机器的制造之中，而欧洲却是最有技巧的人们投身于产品制造本身。”(71)工业化发展道路上的分道扬镳仅仅是一个方面，自从殖民地建立那天起，殖民者们虽然自认为要在海外重建一个“新英格兰”，其实，他们所建立的是一个经过本地环境过滤和改造、越来越具有自身特色的新社会，而不仅仅是原来社会的翻版。
注释：
①内森·罗森堡：《技术与美国经济的增长》(Nathan Rosenberg，Technology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纽约1972年版，第59页。
②学术界对于以英国为代表的工业革命的研究一直兴趣不断，最近出版的著作有好几部。皮特·斯特恩斯：《世界历史上的工业革命》(Peter Stearn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World History)，博尔德2007年版；斯蒂文·金与杰弗里·蒂明斯：《理解工业革命》(Steven King and Geoffrey Timmins, Making Sense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曼彻斯特2001年版；查理斯·摩尔：《理解工业革命》(Understand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伦敦与纽约2000年版；凯文·希尔斯特罗姆和劳瑞·希尔斯特罗姆编：《美国的工业革命》(Kevin Hillstrom and Laurie Collier Hillstrom, ed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圣巴巴拉2005年版。关于美国工业化问题的著述也异常丰富，除了一般经济史著作外，还有专门研究美国制造业的著作。维克特·克拉克：《美国制造业史》(Victor S. Clark, History of Manufactures in the United States)，纽约1929年版；布鲁克·辛德尔和斯蒂文·鲁玛：《变化的引擎：美国工业革命》(Brooke Hindle, Steven Lubar, Engines of Change: The American Industrial Revolution)，华盛顿1986年版；沃尔特·利希特：《美国19世纪工业化》(Walter Licht, Industrializing America：The Nineteenth Century)，巴尔的摩1995年版，都是近年来研究美国工业化的优秀作品。不过对于美国工业化的起源，学者们探讨得却较少。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除了道格拉斯·诺思的《美国经济的增长1790-1860年》(Douglas North，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United States 1790-1860，纽约1966年版)以外，戴伟·迈耶教授的《美国工业化的起源》(David R. Meyer，The Roots of American Industrialization，巴尔的摩2003年版)，是最具代表性的一本。作者通过对18世纪末、19世纪初期美国东北部经济发展的研究认为：东北部繁荣的农业所造成的旺盛市场需求，才是新英格兰工业化的真正推动力。
③沃尔特·利希特：《美国19世纪工业化》，第5页。
④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89页。
⑤洪朝辉：《社会经济变迁的主题：美国现代化进程新论》，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1-62页。
⑥斯坦利·恩格尔曼、罗伯特·高尔曼：《剑桥美国经济史》(Stanley L. Engerman, Robert E. Gallman,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U. S.)第1卷，纽约2000年版，第190页。
⑦张崇鼎：《加拿大经济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8-49页。
⑧张崇鼎：《加拿大经济史》，第96页。
⑨施莱贝克尔著，高田寸译：《美国农业史1607-1972：我们是怎样兴旺起来的》，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第56页。
⑩B.塞利格曼：《美国企业史》，复旦大学资本主义经济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6页。
(11)小基斯·L.布赖恩特、亨利·C.戴斯洛夫：《美国商业史》(Keith L. Bryant Jr. & Henry C. Dethloff, A History of American Business)，恩格尔伍德1990年版，第40页。
(12)洪朝辉：《社会经济变迁的主题：美国现代化进程新论》，第32-33页。
(13)美国商务部、美国人口统计局：《美国历史统计：殖民地时期到1970年》(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 to 1970)，华盛顿1976年版，第1195页。
(14)美国商务部、美国人口统计局：《美国历史统计：殖民地时期到1970年》，第1195页。
(15)美国商务部、美国人口统计局：《美国历史统计：殖民地时期到1970年》，第1186-1187页。
(16)柯蒂斯·P.内特尔斯：《国民经济的形成1775-1815》(Curtis P. Nettels, The Emergence of a National Economy 1775-1815)，纽约1962年版，第44页。
(17)西德尼·拉特纳等：《美国经济的演变：增长、福利与决策》(Sidney Ratner, James H. Soltow, Richard Sylla, The Evolution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Growth, Welfare and Decision Making)，纽约1979年版，第68页。
(18)西德尼·拉特纳等：《美国经济的演变：增长、福利与决策》，第184页。
(19)斯坦利·恩格尔曼、罗伯特·高尔曼：《剑桥美国经济史》第1卷，第356页。
(20)M. M.波斯坦、H. J.哈巴库克主编，王春法主译：《剑桥欧洲经济史》第4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2页。
(21)冈德森著，杨宇光等译：《美国经济史新编》，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04页。
(22)B.塞利格曼：《美国企业史》，第31页。
(23)西德尼·拉特纳等：《美国经济的演变：增长、福利与决策》，第64页。
(24)西德尼·拉特纳等：《美国经济的演变：增长、福利与决策》，第52页。
(25)李庆余等：《美国现代化道路》，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页。
(26)戴伟·R.迈耶：《美国工业化的起源》，第93页。
(27)戴伟·R.迈耶：《美国工业化的起源》，第90页。
(28)古蒂斯·P.纳塔尔斯：《国民经济的形成1775-1815》，第125页。
(29)冈德森：《美国经济史新编》，第219页。
(30)戴伟·R.迈耶：《美国工业化的起源》，第95页。
(31)冈德森：《美国经济史新编》，第219页。
(32)丹尼尔·布尔斯廷著，谢延光等译：《美国人：建国的历程》，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37页。
(33)里亚·格林菲尔德著，张京生、刘新义译：《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31页。
(34)M. M.波斯坦、H. J.哈巴库克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5卷，第425页。
(35)里亚·格林菲尔德：《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第535-536页。
(36)洪朝辉：《美国现代化历史经验》，第9页。
(37)道格拉斯·诺思：《美国的经济增长1790-1860》，第162页。
(38)沃尔特·利希特：《美国19世纪工业化》，第21页。
(39)道格拉斯·诺思：《美国的经济增长1790-1860》，第174-175页。
(40)戴伟·A.豪恩谢尔：《从美国体系到大量生产1800-1932：美国制造业技术的发展》(David A. Hounshell, From American System to Mass Production 1800-1932: The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in the United States)，巴尔的摩1984年版，第45页。
(41)小阿尔弗雷德·D.钱德勒著，重武译：《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86页。
(42)小阿尔弗雷德·D.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第83页。
(43)沃尔特·利希特：《美国19世纪工业化》，第29页。
(44)丁建弘主编：《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一种历史社会学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73-474页。
(45)皮特·特明：《钢铁与19世纪美国：一项经济研究》(Peter Temin, Iron and Steel in
Century America：An Economic Inquiry)，剑桥1964年版，第14-34页。(46)美国商务部、美国人口统计局：《美国历史统计：殖民地时期到1970年》，第666页。
(47)霍布斯鲍姆：《工业与帝国：英国1750年以来的经济史》(E. J. Hobsbawm, Industry and Empire：An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50)，伦敦1980年版，第34-35页。
(48)约翰·沃尔顿：《关于工业化的理论与研究》(John Walton, Theory and Research on Industrialization)，《社会学评论年刊》(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第13卷(1987年)，第106页。
(49)王加丰、张卫良：《西欧原工业化的兴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9页。
(50)道格拉斯·C.诺思著，陈郁、罗华平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8页。
(51)道格拉斯·诺思：《美国的经济增长1790-1860》，第68页。
(52)小基斯·L.布赖恩特、亨利·C.戴斯洛夫：《美国商业史》，第72页。
(53)M. M.波斯坦、H. J.哈巴库克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6卷，第647页。
(54)内森·罗森堡：《技术与美国经济的增长》，第25页。
(55)西德尼·拉特纳等：《美国经济的演变：增长、福利与决策》，第223、224页。
(56)西德尼·拉特纳等：《美国经济的演变：增长、福利与决策》，第224页。
(57)亨廷顿等著，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243页。
(58)戴伟·R.迈耶：《美国工业化的起源》，第11页。
(59)西德尼·拉特纳等：《美国经济的演变：增长、福利与决策》，第184页。
(60)戴伟·R.迈耶：《美国工业化的起源》，第183页。
(61)M. M.波斯坦、H. J.哈巴库克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6卷，第643页。
(62)道格拉斯·诺思：《美国的经济增长1790-1860》，第175-176页。
(63)B.塞利格曼：《美国企业史》，第15页。
(64)里亚·格林菲尔德：《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第479页。
(65)里亚·格林菲尔德：《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第498页。
(66)西德尼·拉特纳等：《美国经济的演变：增长、福利与决策》，第56页。
(67)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人：建国的历程》，第12页。
(68)丁建弘主编：《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一种历史社会学的研究》，第468页。
(69)斯坦利·恩格尔曼、罗伯特·高尔曼：《剑桥美国经济史》第1卷，第300页。
(70)理查德·布朗：《现代化：美国生活的变迁1600-1865》(Richard Brown, Moderniz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Life 1600-1865)，纽约1976年版，第128页。
(71)西德尼·拉特纳等：《美国经济的演变：增长、福利与决策》，第2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