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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四、发现传统经济中的积极因素
在对小农进行文化批判的同时，一批严谨的经济史学论著问世。它们在经济实际发展水平、精耕细作的功效、小农家庭与商品经济的关系等问题上对传统经济进行了再认识。
吴承明在《近代中国农业生产力的考察》一文中说：“我国近代农业生产力是有一定的发展的，能够适应同时期人口增长的需要。”(22)这与以往的低调评价显然不同。关于集约型生产方式，《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说：“中国传统农业的基本特点即在于精耕细作，劳动高度集约化……这种生产，从资本利润率角度看也许不合算，但从效果看，它可使土地得到充分的利用，使人民得到足够的食物，对小农经济养家活口来说，仍是可行的。从理论上说，这种生产要待到边际产量等于零时，总产量才达到最高峰。这一点在整个近代时期都尚未达到。”(23)这意味在近代以前的历史时期，以精耕细作为代表的传统农业有相当的积极性。
关于小农与商品经济的关系，吴承明对清代前期国内市场进行了量化研究，他指出“布代替盐，成为在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工业品，市场上工业品总值超过农产品。整个市场已是以小生产者之间的交换为主，传统的劳动产品与封建收入（地租转化形态）的交易已退居不重要地位了”。(24)这意味着传统的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是可以相互兼容的。方行明确指出中国封建社会以至近代中国的小农经济“表现为一种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的小农经济模式”，“这种模式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随着农业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而长期发育，到清代前期臻于成熟”。(25)方氏对小农经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的充分发展，“是中国封建社会在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上，比欧洲封建社会更显得光辉灿烂的根本原因”。(26)
这些新观点与改革开放带来的新气象有关。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突破了原有禁区，引发了学术的生机和活力。农村改革给农民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吴承明在《试论交换经济史》一文中谈到阅读《人民日报》“家庭能量释放之后”此篇报道后的喜悦之情与对农村发展商品经济的希望。(27)
从学术的内在理路来说，传统经济再评价无疑是对“文革”前学术研究的延续和发展。《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编纂从1960年代初开始，经过长期研究第一、第二卷分别于1985、1990年发行问世，可以说是厚积而薄发的产物。研究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分析了大量史料，在史论结合的过程中发现了传统经济中的合理因素。研究的出发点是为了回答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程度及为什么没有充分发展等问题，在研究中“资本主义萌芽”命题被逐步突破，并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无论在实证还是理论层面，这些研究相对于“文化热”来说都较为厚重，容易形成学术积累，呈现出学术上的薪火相传之势。
五、发展还是过密？
20世纪后期，在中国学者反复考量小农经济的同时，西方学界也对中国的农民经济进行了深入研究。民国时日本的“满铁”调查机关曾在中国若干村庄作过详细调查，所形成的资料日后流传到西方，成为他们研究的重要基础。改革开放后，中西学术交流日益频繁，有关著作陆续被译为汉文，对中国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珀金斯(Dwight H. Perkins)在早先的研究中持乐观态度，他说“六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口在增长，而中国的农业总算跟得上步伐”，“即使可资利用的肥沃的未耕土地的减少已经开始对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粮食消费标准施加压力，而中国传统农业还是没有完全丧失增长潜力，从1911年到1957年，倘若人口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或者每年增长稍少于百分之一，那末，农业产量大概还能够跟得上这种步伐”。(28)马若孟(Ramon H. Myers)基于满铁材料的微观研究持类似观点，他说：“华北的农民有理性地、精于算计地利用他的有限的资源，从土地获得生活资料……人口的持续增长和农场产量的逐次上升可能恰好使农民维持住他们的生活水平”；“华北的农民经济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在不降低生活水平的条件下养育了膨胀着的人口（战时除外），为不断扩大的城市经济提供了劳动力，向城市输送了粮食和工业用作物”；“没有证据显示农村中有较大范围的地区贫困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生活水平低于19世纪90年代的程度”。(29)在他们的笔下，农民是有理性的经营者，类似于资本主义体制下的企业家，农民经济与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相协调。
这些观点后来遭到黄宗智(Philip C. C. Huang)的强烈挑战。黄氏观点主要可归为“过密化”。在关于1350年到1988年长江三角洲的论著中，黄氏写道：“解放（指1949年——笔者注）后的情况实际是解放以前6个世纪同样状况的缩影，农业产出的扩展足以赶上人口的急剧增长，但这主要是通过密集化和过密化。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劳动力收入不是密集化过程中的停滞，便是过密化过程中的萎缩。过密化必须区别于现代经济发展，因为它不会把农村引向结构性质变。”(30)黄氏承认在1949年以前的商品化过程中和此后的集体化时期，农民通过增加劳动力投入实现了总产量的增长，但他认为在单位劳动投入带来的收入停滞（或萎缩）之下这仅是“增长”，而绝非“发展”，也没有带来乡村发展的质变。在关于华北小农的论著中，黄氏谈到了两种农民的三种经营逻辑：大规模经营式农场的合理化经营，“糊口小农”要么在粮食种植之外依靠佣工或副业收入“两条腿走路”，要么种植大量的高投入性商品性作物，试图获利而承担高度的风险——这也是一个“过密化”的过程。该书格外关心下层农民的命运，书中写道，“一个完全无产化了的长工，他的工资……不足以维持一个家庭”，“结果一个完全‘无产化’了的雇农，一般只可能是光棍一个，而成为他家最终的一代”，大多数雇农“不是参入一个正在成长的新生产方式的人，而只是快要从旧社会底层掉下的人。他们的人数将由其他下沉中的贫农填补”。(31)与珀金斯、马若孟等“乐观派”不同，黄氏笔下的农村是灰色的——无论是乡村发展前景还是个体农民命运。这种差异也引起了马若孟与黄宗智等人的论战，具体文章如马若孟的《现代中国经济何以发展》、黄宗智的《对马若孟的答复》等。(32)双方的交锋涉及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农民实际生活水平等多个问题，而农民遵循的经济逻辑是马氏主张的“理性发展”，还是黄氏所谈的“过密化”，则是其中的核心。
现实的社会环境也制约着国外学者的研究。珀金斯、马若孟等人的研究进行于1960、1970年代，当时中外交往相对较少，他们只能通过满铁等资料开展研究，而无法进入中国大陆旅行以获得第一手资料。他们把现代西方的经济活动逻辑套用到所研究的对象身上，其笔下的中国农民染上了资本主义农场主的色彩。作为改革开放后较早来华的西方学者，黄宗智在研究上有独特优势——长期处身美国学界使他对西方各种流派的社会科学理论（形式主义、实体主义、马克思主义）运用自如，多次来华使他能充分利用国内的研究成果，和农村实际的接触又使他有了现场的感受。他在论著中注意到小农的顽强性，重视农民家庭在充分利用家庭劳动力、适应商品化潮流方面的功能——这体现了社会科学理论在研究中的运用，与吴承明、方行等在传统经济再评价中的工作有相通之处；另一方面对小农经济给予较低的价值评判，认为在“过密化”过程中农村没有出现亚当·斯密和马克思所说的发展——这使它与国内长期的主流观点有契合之处，异于珀金斯、马若孟等人早先的观点。
黄氏本人在农村的调查访问（特别是在农家的长期生活经历）使他的论著有着更丰富的内容，也更贴近那个时代的农村实际。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调查正值人民公社解体前后——该体制具有尽量动员劳动力以追求高产出（有时伴随着极低的生产效率）的特点，且越到临近解体时越趋于激烈。这一特点会给乡村居民和调查者留下极深的印象。“过密化”指经济活动中某种资源的过量投入引起的边际回报递减，它是经济生活中常有的现象，而黄氏将此作为核心命题，并建构起一个绵延六百年的体系，从中依稀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独特印迹。但一项长时段的研究，所依赖的经验证据要受到多方检验。关于20世纪前期的满铁资料仅是若干个案的集合，洛伦·勃兰特对同一批材料的研究得出了与黄氏完全不同的结论。(33)明清经济史的继续研究也出现了与“过密化”不同的观点，下文将详谈这一问题。
六、区域史视角下的小农经济
对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国家来说，宽泛的研究往往容易忽略不同时空范围中的个性差异，从而漏掉了许多重要的历史内容。随着学术研究从大而化之到细致入微的发展，区域史研究受到了重视，我们也藉此了解了更丰富的历史信息，看到了与以往“不同”的小农。
江南长期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也吸引了学者们的特别关注。早在1980年代，李伯重在研究明清经济时即强调该地区的集约型生产特点，并引起了国际学界的关注。(34)此后，李氏在研究中发现该地区的农业生产力水平在许多世纪中处于不断上升之中，到清中期仍能够在合理利用本地资源（耕地、劳动力）和外地资源（肥料、市场）的基础上实现劳动生产率的发展，从而避免了“过密型增长的陷阱”。在小农家庭内部有着合理的分工，“农妇之专力于纺织，对农户家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有促进”，“‘男耕女织’的分工模式下农民家庭的劳动生产率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所以，那里的生活水平“在中国各个地区中首屈一指”，“在当时的世界上也名列前茅”，农民家庭还能够“运用种种方法控制人口增长，使得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保持了一种至少是同步前进的和谐关系”。(35)在经营规模方面，他注意到人地关系虽发生过激烈变化但“人耕十亩”的经营规模仍保持下来，认为这是经济效益“比其他经营规模更佳”的标准模式，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些因素中，农民耕作能力的变化、农家妇女脱离大田农作和农民的‘中农化’等，都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36)
曹幸穗对1949年前苏南农家经济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他认为：“20世纪上半叶，本区已经普遍出现农家经济收入多元化倾向，兼业农户占全体农户1/3以上……农户兼业经营有利于充分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社会财富……兼营副业可以增加农户特别是狭小规模农户的收入，补充农场收入的不足，从而使大量的贫农家庭得以维持最低的生活，支撑起一个人口稠密的小农社会。”(37)林刚在《长江三角洲近代大工业与小农经济》一书中分析了当时大工业与小农经济的相互补充：“通过一定的适用技术，资本与劳动力相互替代确实产生过，并对生产力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在各方谋求自身利益的驱动下，通过市场，大工业和小农经济、商人商业资本与小农经济、小农经济本身产生了经济联系，由此产生不同生产方式、不同生产要素配置的生产组织间的原料、产品等的交换。适用技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38)
改革开放以来，江南经济的快速发展无疑为学者提供了再研究的动力和思考的启迪。李伯重说：“尽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过去’仍然存在于‘现在’之中，历史仍然在延续，江南仍然是江南。由于今日江南农业经济近代化中的主要传统因素大多源自清代前中期，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离开了清代出现的那些变化，就很难想象今日江南经济的近代化。今日江南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给我们历史学者提供了一个重新认识过去、重新评价过去的良机。”(39)从学术演进角度看：这些研究继续了肯定小农经济积极性的工作；与以往囿于解释何以不发展的思路不同，他们在一个发达地区给我们展示另一幅景象——以小农为主体的江南农村实现了长期持续的发展，农民的生活水平也相对较高。“文革”前的研究把小农制与社会经济整体状况一起加以贬斥，1980年代的研究承认小农制的功效但仍对社会经济作负面评述，这些新的研究则让我们看到小生产可以带来普遍的繁荣。
七、中国小农经济研究的国际学术意义
随着知识日益全球化，中国学者的研究带有越来越多的国际眼光，在比较中观察本国独特的发展道路。李伯重从明清江南经济中看到了一条与英国模式不同的“江南道路”，他指出在清代江南“男耕女织”的家庭劳动力分工实现了“农村中工农业生产的分离和男女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在“斯密动力”的推动下，“明清中国国内市场比英国及其殖民地所形成的大英帝国市场要更大……到了清代中期，由地区劳动分工与专业化推动的江南经济发展，还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远未达到其发展的极限”。(40)
这很快影响了国际学界的研究，美国学者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在《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中对18世纪中国与西欧的经济状况进行了全面比较，认为“总的看起来，在中国劳动力利用像土地利用一样，至少与欧洲同样符合于‘市场经济’原则，可能还多少更好一点，‘勤劳革命’看起来至少在欧亚大陆的两端是共同的”，“所有这些核心区域都是在一系列不能只靠市场解决的基本的技术和生态限制下，通过分工的发展实现适度的人均增长”。(41)该书认为工业革命前英格兰与江南的经济发展非常接近，日后二者的“分流”只是由于一些偶然因素——煤铁资源的地理分布、海外拓殖的开展等。
彭氏对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水平估计较高，书中写道：“男性农业工人的工资从来没有低落到养活这个工人的成本，那些有机会得以自己耕种土地的人不可能面临比农业无产者更恶劣的环境。实际上至少在中国的这一地区，农业内卷化的迹象比现代早期的欧洲更少，后者的劳动时间增加，不熟练工人的实际工资则可以证明是下降的。对女性劳动的比较也没有明显表现出欧洲更‘革命’而中国‘更内卷’。”(42)这与黄宗智在“过密化”理论下所描述的内容截然不同，由此引发彭、黄之间的论战，在“内卷”还是发展的争论中，双方详尽讨论了当时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具体生产部门中的劳动生产率、劳动者的生活水平等问题。双方对具体问题的辩论接近于“赤膊”，往往在某一条史料的解读上大相径庭。真实的历史如何发生需要在日后的研究中逐渐澄清，而论战的发生则缘于双方不同的学术意图——黄氏的意图在于维系一个绵延六百年至今不断的“过密化”过程，强调中国农村历程与西方“现代经济发展”之异，彭氏的目的是在具体的时空范围中分析问题，以此强调工业革命前中国与西方之“同”。(43)
杉原薰最新的著作对东亚经济发展道路有了更高的评价。与彭慕兰一样，它强调18世纪及以前东亚经济的重要性。他认为：“在1820年以前，东亚所走的勤劳革命的道路，对于它在全球GDP中的份额起了重要作用，它比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就更为明显一点。如果世界历史发展到1820年时即中止的话，一部假定的‘全球史’中关于经济史的描述必定集中在勤劳革命的成功上面，而西欧当时的发展只能作为一个重要的附录而已。”与彭氏重在分析18世纪“未分流”之前不同，杉原批评了工业革命后西方式的经济发展道路，“西欧工业化是1820-1945年间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但它也造成了世界南北的分化，没有能够保证全球GDP沿着一条更加均衡的道路发展”。他认为能对此形成补充的是东亚开创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强调应采用劳动密集型技术和用工制度，更充分地利用人力资源”，所以“没有西方的影响，东亚很难实现工业化，但是，东亚经济发展方式也使世界上大多数人从全球工业化中受益成为可能”。(44)
杉原薰的命题来自于对历史的经验研究，他认为：“从16-18世纪，东亚人口持续增长，而其生活水平也稳步提高。我们的观点是，东亚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主要是它成功地解决了自然资源约束的问题，特别是通过建立一系列技术和制度方面的机制，充分吸纳了家庭劳动力，从而解决了土地狭小的问题。我们把这种机制概括为劳动力吸纳型制度和劳动密集型技术。”在农业领域，“由于劳动密集的特点，勤劳革命所代表的东亚发展之路与北美显示了巨大的差异。东亚土地的占有规模远比西欧等的农业社会的土地占有规模要小……自从英国小农社会消失之后，农业工人就摆脱了管理事务……对于东亚农户中的户主而言，‘看得见的手’（指家庭的管理——笔者注）的一个好处在于他能按照生产需要配置劳动，对家庭成员的消费、储蓄等活动进行安排，甚至可以控制孩子的数量，同时也控制家庭的规模。因此，这些独家经营的农户即使没有土地，他们也比那些大型农场主们更有理由通过努力获得回报，增加支出和收入，只不过差异在于他们并不经过市场，而是个人直接配置劳动。东亚农民对理性的、精英统治的和市场取向的追求一点也不比欧洲同行差”。这一研究不仅具有历史学意义，对今日发展道路的选择也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杉原薰认为：“全球工业化的唯一出路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西方模式除了与东亚模式结合起来之外，别无他途”，“如果说‘欧洲奇迹’代表了世界经济生产方面一种奇迹的话，‘东亚奇迹’就是一种分配奇迹，它为世界上最大多数的人口带来了福音”。(45)
上述研究是对近代以前中国等东亚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再认识，也是对它们经济成长方式的再思考。它们受到中国等东亚地区经济重新崛起的影响，也与西方知识界思考自身发展历程和探索未来之路有关。与英国大工业、大农场不同，中国等东亚地区有如下传统——小规模的经营组织方式、精耕细作式的农业耕作、农副业结合的家庭经济、家庭内部的男女劳动性别分工、劳动密集型的生产传统。在未来的社会演进中，这些传统能否得到延续并在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中发挥功效，关乎当下经济发展路径的选择，也关乎每个人的福祉。
未来的展望
总之，小农经济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本身是中西比较的结果。在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大背景下，小农经济作为中国社会历史的一部分而长期备受指责，甚至被定为“罪魁”。在学术探索中，学者们逐步揭示出其中的积极性因素，还观察到在特定环境中它能够适应社会需求，反映最佳的经营规模，带来普遍的繁荣。在对学术史的梳理中，我们看到对问题的讨论日益复杂化，在多种观点的对话与比较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得以开展，也给我们思考经济组织形式与社会经济内容的关系提供了更多空间。
回到本文开头所谈对小农经济的三种理解。比较而言，笔者倾向于第一种观点。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形式的小农能够存在，只能是经济活动主体诉求表达的结果，也需要适应当时、当地社会经济内容提供的条件和提出的需求。在社会经济环境有利时，其积极性可以得到充分发挥，表现出良好的社会效果；当环境不利时，其积极性的发挥受到影响。它能被经济主体选择并广泛存在，证明在长期的历史中是有一定功效的。作为一种经济组织方式，它本身不存在优劣之分，只存在能否适应社会环境的问题，更不必承担道义上的责任。面对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小农经济，研究者需对其间的逻辑关系作出解释，就此问题的探研也成为学术演进的一种动力。
在今日的商品化和全球化进程中，解决好“三农”问题、促进农业生产体制和农村经济制度变革已很迫切；作为现代产业结构中较为弱势的一方，农业如何吸引足够的经济资源以满足社会的食物需求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扩大经营规模以提高经济效益是今日各界的共识，保护承包经营权长期不变以保障农民权益也是一项长期国策。从经营规模的角度看，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经营规模取决于社会经济提供的条件和提出的需求，何者为适则是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的问题。这势必又提出不断反思历史进程的学术要求，也将给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工具。
注释：
①当然这不是唯一的选择，农民会随着资源禀赋的不同而调整自己的行为，如在土地丰裕时采取粗放式耕作。
②卜凯(J. Lossing Buck)：《中国土地利用——中国二二省一六八地区一六七八六田场及三八五二五六农家之研究》，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1941年，第387页。
③卜凯：《中国农家经济》，张履鸾译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562页。
④乔启明：《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01页。
⑤陈其鹿：《农业经济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3、182-183页。
⑥陈翰笙：《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见《陈翰笙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43-44页。
⑦漆琪生：《农业资本主义化之过程》，见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论》，上海：黎明书局，1934年，第105页。
⑧邓拓：《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问题》，见《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36页。
⑨参见邓拓：《再论中国封建制的停滞问题》，见《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第48页。
⑩杨国藩：《农业经营》，上海：大华书局，1934年，第25-26页。
(11)唐启宇：《民生主义与土地政策》，见古楳：《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上海：中华书局，1933年，第232页。
(12)古楳：《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上海：中华书局，1933年，第222页。
(13)马克思：《论土地国有化》，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8页。
(14)孙晓邨、萧鸿麟：《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0页。
(15)毛泽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98页。
(16)许涤新：《中国国民经济的变革》，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30、199页。
(17)范文澜：《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见《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94页。
(18)景苏、罗仑：《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56、157-158页。
(19)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第59、172、112、114、115、126页。
(20)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第295页。
(21)陈平：《单一小农经济结构是我国两千来动乱贫穷的病根》，《光明日报》1979年11月16日，第3版；金观涛、刘青峰：《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贵阳师院学报》1980年第1期，第5-24页，第2期，第34-49页；刘昶：《试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第72页。下文引用时不再详细注明出处。
(22)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48页。
(23)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83-284页。
(24)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63页。
(25)方行：《清代前期的小农经济》，见《中国封建经济论稿》，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25页。
(26)方行：《清代前期小农经济的再生产》，《历史研究》1984年第5期，第141页。
(27)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第241页。
(28)珀金斯(Dwight H. Perkins)：《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宋海文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39-41、34页。
(29)马若孟(Ramon H. Myers)：《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民经济，1890-1949》，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0、242、330页。
(30)黄宗智(Philip C.C. Huang)：《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1-12页。
(31)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10页。
(32)Ramon H. Myers. How Did the Modern Chinese Economy Develop?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0, No. 3, 604-628; Philip C.C. Huang: A Reply to Ramon Myer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0, No. 3, 629-633.
(33)Loren Brandt. Commercialization and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Central and Eastern China,1870-193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34)李伯重：《“桑稻争田”与明清江南水稻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中国农史》1985年第1期；《明清江南农业资源的合理利用》，《农业考古》1984年第1期；《明清时期江南水稻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中国农史》1984年第1期。对国际学界的影响可见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
(35)李伯重：《清代前中期江南农民的劳动生产率》、《“男耕女织”与“半边天”角色的形成》、《控制增长、以保富裕：清代前中期江南的人口行为》，均见《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315-345、313、171、176页。
(36)李伯重：《“人耕十亩”与明清江南农民的经营规模》，见《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第267-268页。
(37)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71页。该书也谈到就“耕作”而言，农户兼业与小规模经营有一些弊端。
(38)林刚：《长江三角洲近代大工业与小农经济》，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77页。
(39)李伯重：《从新视角看中国经济史——重新认识历史上的江南农业经济及其变化》，见《理论、方法与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43页。
(40)李伯重：《英国模式、江南道路与资本主义萌芽理论》，见《理论、方法与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第35页。
(41)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9、100页。
(42)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第92页。
(43)代表性的文章如黄宗智的《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彭慕兰〈大分岔：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黄宗智：《再论18世纪的英国与中国——答彭慕兰之反驳》，《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彭慕兰：《世界经济史中的近世江南：比较与综合观察——回应黄宗智先生》，《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
(44)杉原薰：《东亚经济发展之路——一个长期视角》，见乔万尼·阿里吉、滨下武志、马克·塞尔登：《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和50年为视角》，马援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06、100页。
(45)杉原薰：《东亚经济发展之路—— 一个长期视角》，见《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和50年为视角》，第108-109、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