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砚峰：陶孟和先生对社会科学事业的开拓和守护

    调查部运行三年期间，主要调查劳动和农业问题，这开创了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先河，在短短三年时间里，出版了一批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社会学研究成果，社会研究的重要性也开始为社会所重视。到1929年6月，美国社会宗教研究院的三年捐款期满，而社会调查事业正值蒸蒸日上，“同人等一本实事求是之精神，搜求社会事实，分析研究，编述成书，计今已有刊物九种问世矣。”鉴于调查部的工作成果和价值，1929年6月29日，中基会召开的常年大会决定将调查部改组为社会调查所（以下简称调查所），继续隶属于中基会，陶孟和任所长。 
    调查所的成立，使之由一个“临时试办之机关一变而为独立永久之团体”，人员也随即迅速增加。按照历年统计，调查部第三年时为13人，调查所成立第一个年度末即1930年6月底达到31人，到1933年6月底增加到47人，加上临时工作人员已达六七十人之多。 
    随着机构的扩张和人员的增加，从1930年起，社会调查所的研究项目明显增加，在此前已有的社会调查与农村经济诸研究项目之外，又增加了近代经济史、人口研究、工业经济、财税研究等学科。1932年11月，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将财政经济等方面的研究、调查工作委托调查所进行，每月拨付一定数量的补助经费。这样，关于人口、粮食、地方财政、棉纺织行业、物资流通、对外贸易以及税制、货币、国民所得等研究随之兴起。此时的北平社会调查所，一方面领全国社会调查与社会学研究之先，另一方面逐渐形成了现行部门经济问题及经济史的研究相提并重的经济学研究格局，与国内外的学术合作也日益增多。 
    早在1928年中研院成立之初，蔡元培曾有意请陶孟和主持刚组建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当时未能实现。但社会调查所与社科所之间的平等合作则迅速展开，比如合作开展著名的“无锡、保定（清苑）农村调查”等等。1933年6月，丁文江就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长，为集中人才，统一发展起见，在调整中研院机构时遂有将平京两所合并，仍由基金会拨付经费，而由于中基会计划意图合并后逐渐减少补助，陶孟和为维护科研工作，寸步不让，宁可取消合并事，不能缩减经费，最终经胡适等斡旋，方完成合并计划。 
    改组合并后，社会调查所将关防及图书资料、设备以及管理人员接受后，即由民间学术机构变为国立中央研究院的一个研究所。此后，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范围，进一步偏重现实经济问题的调查和研究，同时仍然继续延续经济史和社会调查等领域的工作。 
    1934年7月1日正式更名后，社会科学研究所实际上有半年多时间分处北平与南京两处办公，内部称为“平所”与“京所”。除了工业和金融两个研究组迁往南京外，其余各部分研究人员仍由陶孟和所长带领，留在北平办公。1935年4月，为了工作方便，又将南京部分迁回北平，合为一处。可惜此后随着华北局势紧张，到了当年12月份，又遵照院方指示全所迁往南京，只留下当时主持档案抄写工作的汤象龙等人，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才彻底离开了北平。 
    为了研究事业的发展，陶孟和几乎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了管理上，争取经费支持、拓展研究项目、开展国际交流、延揽研究人才。社会科学研究所也不断壮大，鼎盛时期在册人员约达六、七十人。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各研究机构和教育机构纷纷向后方撤离以避战乱，当时的社会科学研究所也奉命于1937年8月底从南京向湖南长沙、衡阳迁移，随后于12月再迁至广西桂林、阳朔，至1938年12月开始直到1939年冬，又迁往云南昆明，最终则于1940年秋天迁至四川宜宾南溪的李庄。1945年，社会科学研究所更名为社会研究所，1946年秋天由四川迁回南京。抗战八年，以陶孟和为首的社会科学研究所，辗转数千公里，期间既要力保人员之安全，又要保全重要图书、仪器等财产，更要延续研究工作不致停顿，其过程之艰辛，可想而知。而最终栖身于李庄，虽稍安于战火，但蜀中乡村的诸种艰难，时时困扰着陶孟和与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同仁。陶先生仙眷沈性仁于其间的1944年不幸患病离世，留下陶先生此后只身一人孤灯清影18年，又何尝不是当时艰困生活的缩影呢。 
    即使艰困如斯，陶孟和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所仍不辍学术，抗战八年，除了原有的研究项目，又重点研究战时经济，1939年至1946年间，集中调查研究工厂的迁移情况，编纂抗战以来经济大事记，出版对沦陷区的经济调查报告及沦陷区经济概览，专题研究战时物价变动情况，使用国际通用的科学方法计算抗战损失等。当抗战结束后，1946年，陶孟和担任了国民党行政院抗战损失赔偿调查委员会委员，是委员中唯一一位学者。 
    陶孟和主持社会调查所和社会科学研究所期间，广纳人才，着力培养，除了部分海归留学生外，他更注重扶持国内学子，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延揽了大量“知道中国情形”的人才，加以倚重和培养。在研究过程中，陶孟和给予他们在研究方向上相对自由的空间，确定研究计划后，放手让研究人员去工作，很少横加干涉，但又在内部和外部条件上给予竭力地支持。如严仁赓、王子建等先生都曾回忆说，陶先生在商定研究项目多数让参加工作的人自己选题，但当他们外出调查时，又总是利用各种关系，争取多方面的协助，而研究人员需要参考书的时候，陶先生从不问价，总会批准采购。 
    在研究方法和人才培养上，陶孟和极力主张并引导和组织人员多参加调查，使他们实地了解和掌握社会经济情况，梳理突出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让研究能够“接地气”，锻炼能够真正了解中国国情的研究队伍；另一方面，陶孟和又积极主张与国际接轨，不仅多方与国外研究机构合作，并想方设法派遣研究人员出国深造，“与世界学术之进步同进步”，“造就胜任之研究人员”，经陶先生推荐出国的人员即不下四、五名。而且陶先生还不拘一格提拔人才，如后来成为副研究员的韩啟桐，初入社会调查所时，只是一名初级的计算员、剪报员，但由于勤奋好学，来所三年后被调到统计组，成为研究人员。而后来成为经济研究所图书馆馆长的宗井滔，当年也是中学毕业，作为暑期临时计算员入所，此后靠自己的努力，最终成为人人尊敬的一位图书馆专家。 
    而当年被陶孟和延揽门下，日后不乏成为知名学者诸公，包括历史学家罗尔纲，经济学家张培刚、巫宝三、章有义、刘国光等，经济史学家汤象龙、梁方仲、严中平、李文治、汪敬虞等等，均是各自专业学科的楚翘。此外，诸如千家驹、吴半农等，亦为学政界之佼佼者。而这其中很多学者认为，陶孟和的治学和管理方式，对他们的学术研究影响深刻。如千家驹就曾说，陶先生颇有“兼容并蓄”的民主作风，他信任每一个研究人员，评判一个人研究成绩的好坏，是看他的研究成果，而不是他的政治立场。而且，陶先生认为，研究工作应以自愿为原则，只要对研究有兴趣，并不需要用什么签到制度来约束，照样会夜以继日来钻研的，成绩的好坏要由专家和社会来评价。当年的社会调查所并没有签到制度，但很多人并没有因此而偷懒，而是在公正竞赛的气氛中自觉上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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