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恩虎：我为什么开启“客商”研究——《“客商”与近现代中国》前言

    客籍商人（简称“客商”）以及由之而形成的“客家商帮”在近代以前传统中国的商界并不很突出，原因一是“客商”的发展方向主要是东南亚；二是在国内由于区位原因没有取得大宗商品的专营权或垄断权。但是近代以来，“客商”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活跃力量。他们不仅是近现代“实业救国”和“实业兴国”的重要力量，是近现代民主革命和国家建设的积极支持者，也是现代“儒商”文化的积极践行者，更是近现代“华商”网络的倡建者和积极推动者。
    现代商道绝不仅仅是经营之道、赚钱之道或者竞争技巧，而是在一定文化背景下关于社会发展的独特思考。因为商业、商人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代的名称是实业家企业家，已经是创新发展的中坚力量。因此，现代商业文化探讨的就不再是什么买卖公平、童叟无欺之类，而是企业作为社会细胞的健康发展问题。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应该是一个社会活动家或思想家。
    本书研究一个商人群体“客商”在近代以来和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关系，显然，这已经不是一个商业史或一个族群研究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学的问题。“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过任何一个商业组织和商人群体能够像‘客商’这样，近两百年间，深刻影响一个文明古国及其周边国家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进程！”我希望这个个案研究能够对新时期的商业文化学和商业伦理学的构建有所贡献。
    客家人是中华汉族的一个民系，“客商”当之无愧是这个民系近代以来的优秀代表。当前，古老的中华民族正在更开阔的视野中自强自新，中国也以文明古国的辉煌历史和经济建设的独特成就成为世界格局中有担当的大国，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客商”及“客商”文化，对于国家建设具有以下意义：
    （一）以“客商”个案深化中国商业文化和商业伦理研究，促进当前商业文化学和商业伦理学学科建设。目前我国商业理论领域的基础研究严重滞后，国内高校尚没有商业文化学和商业伦理学学科体系，只有个别论著和泛论的教材，有些甚至以营销学代替商业文化，这是目前我国高等商科教育的重大缺陷。在经济全球化竞争的背景下谋求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商业文化学和商业伦理学意义重大。以“客商”研究作为个案，系统探索中国传统商业文化和商业伦理，促进我国商业文化学和商业伦理学学科建设，以坚实的基础研究推动商科教育的发展，培养学养深厚视野开阔的经济管理人才和企业家人才。
    （二）强化中国参与国际商业规则的制定和演化力度。长期以来，国际商业规则主要由欧美国家主导，成为“地中海文明”的专利。中国有着悠久的商业文明和商业传统，从春秋时期齐桓公的“葵丘会盟”就可以看出当时完善的对外贸易规则体系。通过“客商”的实证研究，深化中国商业文明和商业伦理的研究整理，以令人信服的学术成果强化中国参与国际商业规则的制定与演化。
    秦晖先生根据近期欧洲学者的研究成果认为欧洲早期也不存在什么“重商主义”，古希腊古罗马一样是重农抑商的。“所谓‘古代的重商主义’被认为是一种神话，无论希腊还是罗马都以重农抑商为国策，以贵农贱商为正统价值观，商业的发达只不过是一种‘末世’的腐败现象（就像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末世那样？！）。在这一代学者笔下，过去的‘现代主义’者用以宣扬工商业重要性的种种论据几乎都被一一否定；科路美拉开列的农场主经营账只不过是寓言式的虚构，与实际状况了不相干；罗马人消费的埃及小麦以及其他舶来品也不是商品，而是征服者勒索的贡赋；罗马发达的公路系统主要不是用于工商业运输，而几乎完全是为军事与行政服务的；罗马的葡萄酒风行高卢，这并非由于生产葡萄酒的罗马‘企业’通过技术、成本或价格上的竞争而赢得了市场，而仅仅是因为当地富豪出于‘本地的姜不辣’的心理，为炫豪夸奢摆阔气才形成了这种时髦；等等。总之，这里不存在过去被视为西方‘传统’的那种理性的‘经济人’，所谓市场的刺激只不过是今人臆想出来的‘乌托邦’，成本、利润、竞争、投资、需求之类的概念也从未为古希腊罗马人所有”。[1]p305
    （三）弘扬“儒商”文化，进一步提高民族企业家素质。在经济全球化竞争的背景下，发展壮大民族实业，积极的先进的商业文化是重要的促进因素。研究“客商”、“客商”文化，弘扬优秀儒商文化，积极改革和充实民族企业文化，提高企业家素质，增强企业竞争实力。正如著名历史学家李约瑟、黄仁宇所言：“中国商人不缺乏积极主动、诚实、节俭、精打细算、机敏灵活的品格。这已经充分表现在他们作为商人的成功上――在19世纪中国人侨居的所有海外国家，中国商人的成功远远超过当地人。但是，其他中国人所关心的只是政府以及它的难处。这些背景真正反映的是，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更可能要从传统主旨的调整中去寻找，而不是模仿外面的世界”。[2]p15
    （四）有利于促进巩固国家安全。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正在成为海洋大国。由于能源的现代传输体系，国家安全的重心（特别是主权安全、经济安全）已经推移到海洋领域，尤其是南海（历史上的南洋）。由于“客商”在南洋开发中的杰出历史贡献，东南亚各国政府和人民对“客商”领袖充满尊重和怀念，至今，仍以各种形式纪念他们。历史上“客商”领袖担任东南亚国家领导人的有很多，目前正在东南亚主要国家担任国家领导人的“客商”及其后裔也有多人（泰国的他信兄妹、新加坡的李光耀父子、菲律宾的阿基诺母子等）。东南亚各国是目前我国经济贸易与合作的重要伙伴，也是关系我国国家安全尤其经济安全的重要和敏感区域。进行“客商”与南洋开发的历史研究，对于加深友谊，促进我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友好往来，抑制错误的“排华”意识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对于增强东盟“10﹢”合作中中国的参与力度有积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在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重点强调“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
    （五）加强华商网络的联系，促进中国的对外贸易。历来的海外中华商会，尤其是以新加坡、香港为代表的东南亚各国的中华商会中，“客商”有重大的影响。海外中华商会是目前华商网络的核心组织，是发展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桥梁，研究“客商”领袖，对于了解海外中华商会的历史和贡献、增强当前华商网络的团结发展有积极作用。尤其是客籍商会领袖对祖国民主革命和经济社会建设的贡献，对于增强海外华商的爱国精神有积极的促进作用。[3]129-130
    本书是在作者主持完成的广东省人文社科省市共建重点研究基地――客家研究院2009年度招标课题《‘客商’与近现代中国》（课题批准号：09KYKT04；结题证书号：20160405）的成果基础上扩展而成的，并融合了作者前专著《“客商”概论》（文汇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有关资料。感谢政协广东省委员会副主席刘日知先生、嘉应学院原院长程飚先生、副院长薛访存先生等对本课题研究的大力支持，感谢嘉应学院原院长张亮教授、副院长谢友祥教授对我研究工作的长期支持。本书由于时间关系以及本人学识局限，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希望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秦晖.文化决定论的贫困――超越文化形态史观[A].学问中国[C].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
    [2]李约瑟、黄仁宇.中国社会的特质――一个技术层面的诠释[J].Journal of Oviental Studies(Hong Kong),12;1/2 (1974).
    [3]闫恩虎．客家商帮的形成演变及历史影响[J]．社科纵横，2016（11）．
    2017年5月2日于峻修堂书斋
    （本文系《“客商”与近现代中国》一书的前言，作者系嘉应学院县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客商”研究所所长，经济学教授）